既保障 又预防
——适时转行积极的社会保障政策

持续推进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无论是立足当前解决突出矛盾，还是着眼长远谋求可持续发展，无论是深化理论研究，还是引领实践探索，都面对一个共同命题——如何将当下以保障功能为主转向未来更加积极的制度安排。

“积极社会保障（福利政策）”的理念在上世纪80年代的欧美提出，有其历史的必然性。经历了二三十年代世界经济危机的惨痛过程，欧美普遍建立起“凯恩斯—贝弗里奇”模式的社会保障体系，缓解了资本主义的社会矛盾。但遭遇70年代“石油危机”后，既有的社会保障制度暴露出过度福利依赖、政府责任沉重的弊端。于是，“新保守主义”大行其道，中左派也开出了“积极福利政策”的药方。二者殊途同归的政策目标是，强调公民福利权利与责任的平衡；缩小传统社会救济的受益范围，谋求以工作为导向的福利制度；注重人力资本投资，以培训和教育作为普遍的福利形式。这些理念及其实践，显示出几个特征：一是不囿于现金给付范畴，把福利概念延伸到培训、教育、促进就业等非现金服务；二是突破被动救助贫困群体的“后置”模式，将保障功能前移到提升人的自我生存和发展能力，以期预防贫困的普遍发生；三是重新调配政府、社会和公民的责任，谋求实现福利成本分担；四是超越“生老病死伤残”等社会保障传统的项目框架，将其扩展到以“工作”为中心的更广阔领域。

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晚于欧美诸国，世纪之交前后的20多年，由政府主导，着力建立基本保障体系和扩大覆盖面，这是正确的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