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 玉 顺

(山东大学 儒学高等研究院，山东 济南 250100)

当代国学院及书院的任务

黄 玉 顺

(山东大学 儒学高等研究院，山东 济南 250100)

当代国学院及书院的任务，一是“传仁义之道”，即博爱精神与正义原则；二是“授仁义之业”，包括典籍学习之业、伦理政治之业、日常生活之业；三是“解仁义之惑”，包括究中西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民族国家的国学。

国学；国学院；书院；儒学

书院本是儒家的一种教育机构，兴于唐宋；国学院是当代出现的教育结构，其内容虽然不限于儒学，而涵盖了儒道佛、文史哲等，但既然是“国学”，便应当承认，我国文化传统的主流或主体便是儒学。惟其如此，一些国学院径称“儒学院”。因此，这里限于篇幅，主要谈儒学。

国学院及书院是学习国学的地方，即是“学者”讲习之处。韩愈《师说》云：“古之学者必有师。”[1]42所以，讨论国学院及书院的任务，可从“师道”的角度来谈。关于师道，韩愈《师说》指出：“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因此，这里就谈“传道”“授业”“解惑”三点。

一、国学院及书院的任务之一：传仁义之道

当代国学院及书院的首要任务便是“传道”。

1. 何谓“道”：仁义

韩愈《原道》指出：“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凡吾所谓‘道’‘德’云者，合‘仁’与‘义’言之也。”[1]13《孟子》开宗明义：“仁义而已。”[2]2665这就是说：所谓“道”，即儒家的仁义之道。

2. 博爱之谓“仁”：一体之仁

韩愈说：博爱，即普遍的爱，这就叫“仁”。儒家所谓“博爱”不是西方的fraternity，而是universal love：普遍之爱。

儒家讲“仁爱”，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差等之爱”[2]2771，即爱的程度是要区分人际关系的亲疏远近的；一方面是“一体之仁”[3]968，即爱的精神是一视同仁，也就是“博爱”。如果只讲一视同仁，那是墨家的主张；如果只讲差等之爱，那其实是杨朱的道家主张。

仁爱的这两方面，适用范围不同。《礼记》指出：“门内之治恩掩义，门外之治义断恩。”[4]1695“恩”即“爱”①，此处指差等之爱；“义”指公正公平的正义原则，是由“一体之仁”导出的[5]37。这就是说：在私(private)领域，即不牵涉他人权利的地方，应当以“差等之爱”为第一原则；而在公(public)领域，则应当以“一体之仁”、正义原则为第一原则，亦即以博爱的精神来保证公正、公平。

3. 行而宜之之谓“义”：正义

韩愈说：践行博爱、并使之适宜于具体时空条件，这就叫“义”。这其实就是“中国正义论”的正义原则，包括两条原则：

1) 孟子指出：“义，人之正路也。”[2]2721故“义”又叫“正义”(荀子)[6]138。这是正当性原则：在公领域，一切行为都应当是博爱精神的践行，亦即超越差等之爱、追求一体之仁。例如我们制定一种“游戏规则”，不应当是有所偏爱的，而应当是一视同仁的。

2) 《中庸》指出：“义者，宜也。”[4]1629这是适宜性原则：博爱的实现方式要适应于具体的时空条件，例如特定的社会历史时代条件。例如在前现代的社会和现代性的社会，博爱的实现方式就是大不相同的。博爱是普遍的，而博爱的具体实现方式则是特殊的。

总之，当代国学院及书院所传之“道”，不外孟子所讲的“居仁由义”[2]2769。

二、国学院及书院的任务之二：授仁义之业

当代国学院及书院的第二大任务便是“授业”。“授业”乃是“传道”的具体化、载体化，“道”在“业”中。那么，授什么业呢？既传仁义之道，须授仁义之业。进一步说，“业”有哪些方面的具体内容呢？韩愈指出：

夫所谓先王之教者，何也？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其文，《诗》《书》《易》《春秋》；其法，礼乐刑政；其民，士农工贾；其位，君臣、父子、师友、宾主、昆弟、夫妇；其服，麻丝；其居，宫室；其食，粟米、果蔬、鱼肉。其为道易明，而其为教易行也。[1]18

这就是说，所传之业至少应当包括以下七个方面：

1. 经典研读

韩愈说“其文《诗》《书》《易》《春秋》”，只是简单列举；孔子主张“博学于文”[7]2479。对于当代国学院及书院来说，“文”可涵盖儒道佛的经典、文史哲的典籍，乃至“外文”——所有一切人类文明典籍。

为什么要“博学于文”？因为“文以载道”[8]39，道在文中。所以，儒家“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9]1728。仁义是其“道”，六经是其“文”。

2. 政治关怀

韩愈所说的“礼乐刑政”，属于政治范畴。

为什么必须有政治关怀？按司马谈的说法，不仅儒家，而且诸子百家，都是“务为治者”[10]3288。儒家讲“内圣外王之道”[11]345；《大学》外王就是“齐家、治国、平天下”，都是政治。梁启超概括顾炎武的思想：“天下兴亡，匹夫有责。”②学者不能“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而当如顾宪成的著名对联所说：“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③

所谓“国学”，其意在“国”。当代国学院及书院作为现代的设置，其教师与学员都是公民，政治关怀不仅是其权利，也是其义务与责任。

3. 阶层包容

韩愈所说的“士农工贾”只是古代的社会分工、阶层划分；现代社会的分工阶层更为复杂。但无论其多么复杂，当代国学院及书院都应广泛吸纳社会各个阶层，共同“教学相长”[12]1521。孔子主张教育应当“有教无类”[7]2518，就是这个精神。

不仅如此，当代国学院及书院应当培养对于各个阶层的包容精神。我们传授的不应当是“阶级斗争”，而应当是“阶层包容”。这也正是“仁爱”精神的体现、孔子“恕道”的体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7]2479；“己所不欲，勿施于人”[7]2518。

4. 伦理建构

韩愈所说的“君臣、父子、师友、宾主、昆弟、夫妇”，是对古代的人伦关系的概括。在现代社会中，其中一些已经不复存在，例如君臣关系；另外一些则已经发生了实质性变化。尽管如此，任何社会都必须有人伦关系、伦理规范。

按照上述适宜性原则，伦理关系是历史的、变动的，这就是孔子讲的“礼有损益”[7]2463；

按照上述正当性原则，博爱是永恒的，伦理关系也是永恒的，这就是孔子讲的“克己复礼”[7]2502、“不学礼，无以立”[7]2522。

上述几点似乎很“高大上”，其实都落实在下述日常生活之中(这也是龚鹏程教授的“生活的儒学”的精神)：

5. 服饰得体

韩愈所说的“其服麻丝”，那是古代服饰，今天未必如此。

有一种误解，以为儒者应当穿“儒服”：着深衣之服，戴章甫之冠。其实不然，《礼记》记载：“鲁哀公问于孔子曰：‘夫子之服，其儒服与？’孔子对曰：‘丘少居鲁，衣逢掖之衣；长居宋，冠章甫之冠。丘闻之也：君子之学也博，其服也乡。丘不知儒服。’”[12]1668孔子说他自己不懂什么“儒服”。在他看来，儒者在于博学；至于服装，入乡随俗而已。穿儒服的未必就是真儒，不穿儒服的未必就不是真儒。正如墨子所说：“行不在服。”④真正的儒者不在“儒服”，而在“儒行”。

所谓“儒行”，所“行”的就是“仁义”之“道”。服饰也要贯彻“仁义”、特别是“义”的精神，即刚才所讲的适宜性原则。服饰的适宜，就是“得体”，即适合于自己的身份和适应于特定的场合。

6. 居处随遇

韩愈所说的“宫室”，不是什么“宫殿”，更非什么“仿古建筑”，而是今天所说的平平常常的“房屋”。

韩愈的意思，儒家主张积极“入世”：修道不必像道士一般“忘世”于深山老林，得道不必像和尚一般“出世”于名山大川。儒家认为：道在人心，不在彼岸。孔子称赞弟子颜回：“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7]2478这是随遇而安、随遇而乐。寻常居室，均可成为“孔颜乐处”⑤。

当代国学院及书院应当培养这种“安贫乐道”的人生态度。

7. 饮食有道

韩愈所说的“粟米、果蔬、鱼肉”，无非中国百姓日常饮食。韩愈强调：饮食不必如佛教的刻意“吃素”，不必如道教的刻意“辟谷”。

当然，饮食亦有其“道”。饮食之道，其实也是“仁义而已”[2]2665：饮食之“仁”，在于爱惜食物，例如不能暴殄天物、不能折磨动物等等，孟子讲“君子远庖厨”[2]2670，就是这个意思；饮食之“义”，也包括“正当性”与“适宜性”两层意思，兹不赘述。

以上七个方面，可归纳为三类学业：典籍学习之业；伦理政治之业；日常生活之业。

三、国学院及书院的任务之三：解仁义之惑

当代国学院及书院的第三大任务便是“解惑”。这是“传道、授业”的题中应有之义，正如韩愈所说：“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1]42

韩愈曾感叹道：“嗟乎！师道之不传也久矣！欲人之无惑也难矣！”[1]42当今国人，其惑甚多，尤其蔽于仁义之道。当代国学院及书院的一个重大任务，就是为之解惑。

模仿司马迁的说法“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10]2735，当代国学院及书院所需“解”者，有三大“惑”：

1. 究中西之际

目前的国学院及书院，一种很常见的“惑”，就是把“国学”与“西学”截然对立起来，以为学习国学就得拒斥西学，甚至于表现出激进的极端民族主义情绪。这其实并不是中华文化、儒家文化的传统精神。

孔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7]2483子贡说：“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7]2532

中华学术发展的历史，也是一部吸纳异族文明的历史；其中有两次对“西学”的吸纳：一次是古代对佛学的吸纳，是“西天取经”意义上的“西学”；一次是现代对西洋学术的吸纳，是“西学东渐”意义上的“西学”。没有对佛学的吸纳，就不会有宋明“新儒学”；同理，今天，没有对西方学术的吸纳，就不会有现代新儒学，儒学、国学就不可能真正复兴。

因此，当代国学院及书院在传授国学的同时，也不能忽视西学的吸纳。

2. 通古今之变

与上一种“惑”密切相关，目前的国学院及书院还有一种很常见的“惑”，就是将“传统”与“现代”截然对立起来，往往以拒斥“西方”的名义来拒斥现代文明价值，而陷入“原教旨主义”。这是非常危险的。

其实，中国哲学的最高原则就是“变”，也就是《周易》之“易”。《周易》讲“变化之道”、讲“天地变化，圣人效之”[13]82：“昔者圣人之作《易》也，……观变于阴阳而立卦”[13]93；“《易》之为书也不可远，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唯变所适”[13]89-90；“道有变动，故曰爻”[13]90，“爻者，言乎变者也”[13]77；“《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13]86。

《周易》讲“变化”、讲“变通”，关键在“时”：“变通者，趣(趋)时者也。”[13]85最大的“趋时”，就是顺应时代、“与时偕行”[13]16。中国曾经从王权时代变为皇权时代，如今正在从皇权时代走向民权时代，这就是最大的“时”。

要为人解惑，首先得自解其惑。当代国学院及书院，自己必须率先弄清变与不变的关系：礼乐刑政、衣食住行，皆可损益变革；然而仁义之道，亘古不变。然后“拟之而后言，议之而后动，拟议以成其变化”[13]79。

3. 成一家之言

目前的国学院及书院还有一“惑”，就是其“国学”表现为儒道佛、文史哲、乃至参禅打坐、琴棋书画等等的杂凑拼盘，而未形成一个有机的系统，即未形成某种意义的“一家之言”。这里所说的“家”，不是说的诸子百家之“家”，而是说的国家之“家”，即是在国学之“国”统摄之下的“家”。

当代国学院及书院的教育教学内容，诚然所涉甚广，但却应当“吾道一以贯之”[7]2471，此“道”即是仁义之道。笔者曾撰文道：

真正的国学至少应有以下五大基本特征：

第一，就其性质而论，国学既非西方的“汉学”(sinology)，也非原教旨的“经学”，而是一种现代性的中国学术；

第二，就其方法而论，国学并非学术史(史学)那样的对象化或“客观”化的“科学研究”，而是经典诠释；

第三，就其形式而论，国学并非“文史哲”那样的多元的分科研究，而是传统经学那样的一元的统合学术；

第四，就其地位而论，国学并非与“文史哲”等等相并列的一个学科，而是可以统摄诸学科的一门奠基性学术；

第五，就其作用而论，国学作为一种学术，并非现代科学意义上的所谓“学科”，而是一种具有“柔性国家意识形态”[14]37,45-46性质的理论或学说[15]124。

真正的国学，就应当是这样的“一家之言”。

注释：

① 许慎《说文解字·心部》：“恩，惠也。”“㤅（爱），惠也。”《惠部》：“惠，仁也。”（《说文解字》（大徐本），徐铉等校定，中华书局1963年版。)

② 顾炎武《日知录·正始》：“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版)：“顾亭林曰：天下兴亡，匹夫之贱，与有责焉已耳！”(《文集之一·辨法通论·论幼学》）“今欲国耻之一洒，其在我辈之自新，……斯乃真顾亭林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也。”（《文集之三十三·痛定罪言·三》）

③ 东林书院(无锡)对联。

④《墨子·公孟》：“公孟子戴章甫，搢忽，儒服，而以见子墨子，曰：‘君子服然后行乎？其行然后服乎？’子墨子曰：‘行不在服。’”（孙诒让《墨子闲诂》本，中华书局2001年版。)

⑤《二程集》：“昔受学于周茂叔，每令寻颜子、仲尼乐处，所乐何事。”(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6页)。

[1] 马其昶.韩昌黎文集校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2] 赵岐,孙奭.孟子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0.

[3] 王阳明.王阳明全集[M].吴光,编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4] 孔颖达.礼记正义[M].北京:中华书局,1980.

[5] 黄玉顺.中国正义论纲要[J].四川大学学报,2009(5):32-42.

[6] 王先谦.荀子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88.

[7] 昺邢.论语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0.

[8] 周敦颐.周子通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9] 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10] 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2.

[11] 王先谦.庄子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57.

[13] 孔颖达.周易正义[M].北京:中华书局,1980.

[14] 黄玉顺.儒学与中国之命运——纪念五四运动90周年[J].学术界,2009(3):37-46.

[15] 黄玉顺.中国学术从“经学”到“国学”的时代转型[J].中国哲学史,2012(1):119-124.

(责任编校：卫立冬 英文校对：吴秀兰)

The Missions of Contemporary Schools of Chinese Classical Studies and Academies of Classical Learning

HUANG Yushun
(Advanced Institute for Confucian Studies,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Shandong 250100, China)

The missions of contemporary schools of Chinese classical studies and academies of classical learnig include: 1) to preach the teaching of benovelence and righteousness, that is, the spirits of universal love and the principles of righteousness; 2) to give the lessons of benevolence and righteousness, including the lessons of classical learning, ethical politics and daily life; 3) to resolve the doubts of benevolence and righteousness, including the explor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ern countries,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changes from the past to the present,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our own schhol of thought, that is, the classical learning of our own nation.

Chinese classical studies; school of Chinese classical studies; academy of classical learning; Confucianism

G52

A

1673-2065(2016)05-0008-05

10.3969/j.issn.1673-2065.2016.05.003

2016-08-28

黄玉顺(1957-)，男，四川成都人，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