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颖丽

(淮阴工学院，江苏 淮安 223001)



【文史论苑】

袁世凯北洋政府时期克利斯浦借款签订始末及夭折原因探析

王颖丽

(淮阴工学院，江苏 淮安 223001)

克利斯浦借款是袁世凯北洋政府为摆脱西方强国在善后大借款谈判中对中国财政大权的把控及要挟而做的一次尝试。借款虽最终夭折，但推进了袁世凯北洋政府在后期的善后大借款谈判，为中国争取到了缓和某些借款条件的机会。

克利斯浦借款；刘玉麟；莫理循；善后大借款

1913年4月26日，袁世凯政府和英、法、德、日、俄五国组成的国际银行团签署了善后五厘借款，按合同计算共2 500万镑，这是我国近代史上数额最大的一笔对外借款。由于善后借款涉及政治、经济、军事等多方面因素，情况复杂，影响了民国初年的政局及中外关系。因此，学术界对善后大借款有着较多研究，如《近代中国外债史稿》《中华民国史》《民国盐务史稿》等，相关的论文更是从多个层面分析善后大借款[1]。但善后大借款谈判最终陷入僵局，中国政府试图寻找其他途径借款。克利斯浦借款就是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政府为摆脱列强在善后大借款条约上对中国政治、财政的把控而做的尝试，在一定程度上使中国政府在善后大借款谈判中有了据理力争的可能，但学界对此次借款少有论述。本文拟从克利斯浦借款签订背景、过程、六国银行团对克利斯浦借款的抵制，以及因英国政府的压制和袁世凯政府的妥协最终导致克利斯浦借款流产等几方面来展开分析。

一、克利斯浦借款签订始末

民国初年，政局异常不稳，财政危机、党政危机、边疆危机频发，社会动荡不安，袁世凯政府和南方政府面临分裂的局面。袁世凯政府为了摆脱困境，维持政局的稳定，开始向外国大举借款。为此，袁世凯政府三易内阁总理，借款也就成为当时举国关注的焦点。袁世凯借款用意十分明显：如果借款顺利，就能为其取代南京政府加重筹码。在外国政府和资本团看来，袁世凯掌握的北京政府似乎更能“负责任”，因此，他们也更乐于为袁世凯提供贷款。

1912年3月，袁世凯北洋政府与英、法、俄、德、美、日六国银行商议善后大借款问题。6月六国银行团成立，并向中国提出善后大借款必须以监督中国财政和军权为前提，中方的谈判代表及财政总长等人认为六国借款条件过于苛刻，无法接受；7月14日，财政总长熊希龄辞职，善后大借款谈判中止；9月，新任财政总长周学熙开始与六国银行团谈判[2]。在北洋政府与六国银行的善后大借款谈判未取得进展之时，急需资金的北洋政府，在1912年7月至9月间，先后向德商借银300万两和800万马克，接着又向美商借取英金30万镑。但在当时，这些小额借款根本无法满足北洋政府的资金需求，于是在1912年8月30日，由中国驻英公使刘玉麟代表财政部与英国伦敦一家财团——克利斯浦公司签订借款1 000万英镑的合同，承借人是英国伦敦克利斯浦公司，所以这笔借款称“克利斯浦借款”或称“伦敦新借款”。借款以整顿政务及兴办实业为名，以盐税作担保，年息五厘，折扣八九；合同约定1912年内交款300万镑、1913年2月交款200万镑、9月交款500万镑，但实际到款只有前期的500万英镑，另500万额度并未兑现，1912年9月26日，在英国伦敦发行总额500万英镑的克利斯浦债券。

六国银行团得知中国政府与英国伦敦的克利斯浦公司签订了1 000万英镑的借款合同，其借款担保品竟是盐税收入。假如中国政府与克利斯浦公司借款成立，中国政府在善后大借款谈判中态度将变得强硬，不但中国借款的担保品盐税、关税、烟税等利益会流失，还会影响六国银行团控制中国财政的能力，损害列强在华利益。于是，六国驻北京公使在10月23日联合向北洋政府提出抗议，他们的理由如下：在六国银行团与中国政府善后大借款谈判期间，已垫借给中国政府180万英镑，这些垫借款对盐税担保有优先权；由于六国政府的反对，在英国发行的第二期克利斯浦五厘英镑债券信誉大损，购买者甚少。最终，中国政府屈于六国压力，在10月24日由中国外交部答复六国公使，表示愿意取消克利斯浦借款合同，并答应与六国继续善后大借款谈判。

二、克利斯浦借款流产的原因

(一)以英国为首的六国政府阻挠克利斯浦借款的达成

由于英国政府只许汇丰银行代表英国参加国际银行团与中国政府谈判，所以，被排除在外的其他英国银行对此愤愤不平。克利斯浦借款打破了银行团的垄断，引起了六国银行团和六国政府的反对。银行团通过各国政府向袁世凯施加压力：英国公使朱尔典一再向袁世凯政府表示抗议，并开单逼债，追索拖欠的庚子赔款等债务。英国外交部在得知刘玉麟和克利斯浦公司签订了1000万英镑的借款时，宣称：“大英帝国无法压制克利斯浦公司向中国政府提供贷款的欲望，但他(英国政府)可以让中国政府考虑一下接受这笔贷款是否明智”。法国政府更是无理要求赔偿辛亥革命时外侨所受的“损失”。日本公使提出要“抓住足以充分刺入中国要害的问题和机会”。银行团通电在华各地分行，阻止金融汇兑，并相约不准买卖参加克利斯浦借款的麦加利银行汇票。在银行团的压力下，袁世凯政府付出对克利斯浦财团赔偿15万英镑的代价，废止了第二期克利斯浦借款。

(二)中国崩溃论

在中国政府和克利斯浦公司谈判期间，虽然莫理循通过多方渠道宣传中国政府的良好局面，但当时的英国一致认为革命“使得中国陷入一种无政府和混乱状态”，对于中国的未来感到悲观。有关“中国崩溃论”的各类消极报道被刊登在头版头条上[3]：《北华捷报》就指出：“莫理循的论点只不过是作为一种工具来引诱英国公众将钱投入到中国所急需的贷款中”[4]舆论的力量是巨大的，消极的报道严重动摇了袁世凯政府在西方社会的信誉，使得克利斯浦公司发行的第二批债券在英国市场上的推行受阻。

(三)英国在华地位发生变化

20世纪初，英国面对其他国家的竞争，在华的强势地位开始下降，对华贸易地位从19世纪六七十年代的40%下滑为1911年的11.6%。[5]在善后大借款谈判中，英国政府在权衡多国利益后，选择汇丰银行作为英国的独家代表，并且不允许本国国民向中国政府或中国各省当局垫借任何款项，从中足以看出汇丰银行在英国当局眼中的地位。汇丰银行在当时的英国金融界实力并不雄厚，但英国政府却压制其他财团的贷款，是因为汇丰银行是一家兼有英、德资本的合资银行，且汇丰银行在华时间长久，19世纪以来与其他在华银行有着良好的合作关系。所以，英国政府将其作为善后大借款中英国的独家代表，这在英国国内也遇到众多不赞同的声音。种种迹象表明，英国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下“只求稳而不求变”[6]，在借款问题中与其他五国达成统一战线，这也是英国政府不支持克利斯浦公司与中国达成借款协议的原因之一。

(四)袁世凯的妥协

袁世凯政府在善后大借款中，主要依靠的还是银行团。虽然克利斯浦借款的条件比较宽松，但对袁世凯而言，政权的稳定是第一，而政权的稳定依赖的是六国银行团身后各国政府的支持，如果外国政府转而支持南京政府，对其打击较为惨重。因此，当他得知各国政府对克利斯浦借款持反对态度时，就已做好了放弃克利斯浦借款的准备。同时，因为六国政府的反对，在英国金融市场上发行克利斯浦公司发行的债票信誉大为受损，购买者甚少。对袁世凯政府来说，与克利斯浦公司打交道，本意在于开辟借款渠道，多一点选择的机会，减少六国银行团的挟制，并不是要彻底摆脱六国银行团。即便已经签署了合同，但袁世凯政府对六国银行团仍留有办理交涉的余地，最后仍要以它为靠山。在一定意义上，袁世凯政府是把克利斯浦借款作为筹码，用来向六国银行团讨价还价。在此情况下，随着克利斯浦借款合同的签订，尽管形势变得复杂化了，但中国与六国银行团之间并不是从僵局走向决绝，而是走上重开谈判的道路。

三、结语

纵观克利斯浦借款的交涉过程，可以看出袁世凯政府在与六国银行团谈判中的态度：谈判前期，六国银行团态度强硬，咄咄逼人，袁世凯政府采取迂回战术，表面态度友好，暗中寻找他径，力求突破六国苛刻的附加条款，打破谈判僵局。克利斯浦借款证明，这种策略取得了一定成效：借款合同签订后，打破了善后大借款谈判的僵局，袁世凯政府获得了一笔500万的款项；在后期的谈判中，袁世凯政府对于某些触及近代国人敏感主权意识的问题，开始持强硬态度，对于某些苛刻的附加条款有了据理力争的勇气。虽然，克利斯浦借款最终夭折，但不能否认借款对中国后来的盐务改革起到了促进作用，在某些方面也开启了中国近代化的步伐。

[1]陈礼茂，马军.妥协与抗争：熊希龄与善后大借款[J].史林，2003，(4)：23-29.123.

[2]贺水金.重评善后大借款[J].江汉论坛，1995，(5)：46-50.

[3]杨晓娟.民初新闻舆论与政治格局演变——以“善后大借款”事件为例[J].河北经贸大学学报(综合版)，2010，(1)：96-99.

[4]杨木武.莫里循与清末民初中国政情[D].苏州:苏州大学，2004.

[5][6]束世徽.中英外交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3.167.167.

【责任编辑：王 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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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3-7725(2016)12-0223-03

2016-10-20

本文系2015年度江苏省教育厅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社会资本理论视野下的晚清留美幼童群体性研究”(项目编号：2016SJB7700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淮阴工学院校级课题“民国初年社会转型期的留美幼童——以台湾中央研究院馆藏档案为视野”(项目编号：HGC1230)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王颖丽(1980-)，女，陕西渭南人，讲师，主要从事历史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