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草原文化之属性辨析

2016-03-15乌尼尔

文化学刊 2016年12期

关键词：游牧草原生态

乌尼尔

(内蒙古社会科学院草原文化研究所，内蒙古呼和浩特 010010)

【文化产业研究】

关于草原文化之属性辨析

乌尼尔

(内蒙古社会科学院草原文化研究所，内蒙古呼和浩特 010010)

近年来，草原文化作为中华文化多元一体说中，与黄河文化和长江文化并列的中华文化之源头而被纳入研究范围，与其相关的研究亦逐渐深入。本文基于前人研究对草原文化之根本属性和基本属性的定位，尝试从文化地理学、生态学、文化人类学的角度去剖析，将对其属性的研究进一步清晰化，以期获得更深刻的解读。

草原文化；属性；地域文化；生态文化；游牧文化；民族文化

近年来，中华文化多元一体说兴起并逐步成为学界的重要共识。随着此研究的深入，尤其是随着大量新的考古发现，人们逐步认识到黄河文化、长江文化之外，广袤的中华大地上还有一些地方同样是古老中华文化的发祥地。这一认识，是草原文化研究的出发点。草原文化，就是世代生息在草原这一特定自然生态环境中，历代不同族群的人们共同创造的文化。它是草原生态环境和生活在这一环境下的人们相互作用、相互选择的结果，既具有显著的草原生态禀赋，又蕴涵着草原人民的智慧结晶。[1]草原文化研究的一个基本观点是，草原文化、黄河文化和长江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三大源头。草原文化被提出至今，随着研究和理解的深入，必然地引发了对草原文化属性的思考。

一、文化属性的概念

因其复杂性，社会科学研究对文化这一概念一直难以给出统一的界定，因此文化属性的概念也长期存在多种解释和用法。从目前学界关于文化属性的研究成果看，普遍存在文化特征与文化属性混用、某种文化的属性和某种事物的文化属性混用、大文化概念与小文化概念混用，等等，且这种混用的情况在同一篇文章中也屡见不鲜，导致前后矛盾者有之，概念不清者亦有之。因此，在草原文化属性的研究上，表述准确、总结全貌，成为主要目标和使命。

世界文化学界观点，总体上将文化属性分为两类。一种认为文化属性具有原生性质，另一种则持文化属性为建构概念的观点，即属性是“被发明的”。由启蒙主义的主体论衍生出来的原生文化属性观于20世纪在哲学社会科学界受到广泛挑战。在以霍尔为代表的持建构论文化属性观的学者看来，属性不是一种先验的存在。族群在具体的历史处境中不断地建构文化属性。所谓属性，并非固定不变的文化本质，而是族群适应环境变化的再创造。

基于以上两种观点的描述可看到，原生主义和建构主义都是针对文化的本质而论的。但无论采用哪一种观点，得到的结论必然都是对文化属性的单一设定。然而，对复杂文化来说，单一属性并不能完整反应其真实面貌，因此引入复合性思维模式来对其本质进行立体式剖析，在研究的方法论上来讲是必要的手段。

在之前的研究中，草原文化被认为不是单一的游牧文化或其他类型的文化，而是一种复合型文化。吴团英先生提出地域文化是草原文化的根本属性，生态文化、民族文化、游牧文化为其基本属性。[2]笔者认为，这一观点符合草原文化的概念、范畴和历史真实以及现实意义，也符合复合性思维模式对草原文化属性的辨析原则。

二、草原文化的根本属性辨析

草原文化的根本属性是地域文化，其理由有三。

第一，符合草原文化这一概念提出的前提与范畴。草原文化概念的提出，是基于中华文化这一大范畴，始终是基于中华文化的大框架下进行研究的。草原文化，是指形成在我国北方草原这一特定历史地理范围内的文化。[3]这里，草原是个历史地理概念，也是文化地理概念，本领域研究所指的“草原”一词具有独特和深刻的象征意义。第二，符合文化地理学或人类地理学的概念和研究方法。不同地域人类社会的活动，以及人类对自然形态的影响和利用，势必通过文化行为对生态环境产生改变，从而影响特定地区文化形态的连贯性。文化地理学研究人类文化活动的空间变化始于19世纪早期的李特尔。拉采尔继他之后提出“人类地理学”概念。他所创建的人类文化地理学研究，其核心观点为“文化地理区是一个独特集团的、各种文化特征的复合体”。[4]索尔认可人类文化对景观会形成的冲击，且这样的效果会在文化景观中有所表现。他还强调人文地理学是与文化景观有关的文化历史研究。[5]这些，无论是对草原文化的根本属性或基本属性的研究，都可以提供极为具体的着手点。草原文化是基于草原天然物质基础而形成的，这决定草原文化具有地域性。文化地理学的研究方法将是草原文化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渠道，而除了地域文化，亦无其他属性可以更准确地囊括作为文化地理学研究对象的草原文化其地域特征和复合文化的性质。第三，符合草原文化研究的方法论。功能主义方法论注重社会——文化体系中的各个文化构件的现实意义，认为所有文化构件共同塑造了社会和文化的整体表现，并为其架构和营造出了内在的功能。功能学派开创人马林诺斯基说：“文化是由部分自治和部分协调的制度构成的整合体。”[6]无论内部构件如何多样和复杂，对于社会文化根本性的把握都应首先基于对文化整体功能的把握之上。因此，整体是跨文化比较的合法单位。每一种社会文化都自求完整性和自足性的特征，以此实现基本的文化整体和其社会实用性。草原文化是个复杂的复合型大文化概念，在方法论上只有将其放置在整体的层面上，才可对其进行有效的把握与解析。在这个意义上，地域文化属性，是对其整体性的最佳概括。

三、草原文化的基本属性辩析

生态文化、游牧文化和民族文化，同为草原文化的基本属性。其中，生态文化属性是贯穿其整个历史时间与空间的主线，游牧文化和民族文化则是草原文化高峰时期所显示出的鲜明特征。

在具体内容上，文化属性在两个层面上反映文化。一个是生存范式，另一个是精神追求。生态文化、游牧文化和民族文化，表现的均为生存范式的不同切入角度——发展的根本限制因素、具体的生存模式以及主体的构成。而在另一个层面上，这三种不同的总结有共同的落脚点——草原文化的精神追求，即草原文化的核心理念。关于草原文化的核心理念，草原文化研究课题组有数篇文章专门论述，本文对此不做重复阐述，而只着重分析在文化属性的生存范式层面上，分类解读草原文化基本属性的理由。

草原文化区域内的文化发展脉络目前已基本清晰。从已出土的考古研究成果看，内蒙古东南部地区和中南部地区的原始文化，在距今4 000～8 000年的历史里，以承继、并行、交融等不同形态在今内蒙古及周边地区和黄河中下游的广泛区域里彼此影响、融合。作为草原文化最重要的物证之一，距今5000年的红山文化，则标志着这里已率先由氏族社会跨入古国阶段。这也正是苏秉琦先生做出“这一发现把中华文明史提前了1000年”这一结论的确凿证据。“辽西考古新发现之前，按照历史编年，中国实际上只有商周以后4000年文明史的考古证明”[7]。目前，考古界比较认可红山文化是内蒙古形成稳定、规模和自觉农业的最可能的起始点。约公元前3700～公元前3000年，以及公元前3000年以降，河套以北地区存在“阿善二期文化”和“阿善三期文化”，都具有明显的农业经济特征。夏商之时，牧业经济开始出现并得到初步发展，其催生的直接原因是气候条件逐渐向干寒转变。朱开沟文化第五阶段遗存出现了象征畜牧业文化的标志物，同时期出土的农业生产工具，说明农业仍然占很大比重，与牧业并行发展形成典型的半农半牧经济类型。而到西周至春秋中期，从夏家店上层文化所表现出来的明显弱化的农业经济特征，被认为可以为推断当时的人采用移动式居住模式提供佐证。内蒙古克什克腾旗龙头山遗址的勘察结果被认为可验证史书中关于游牧民族的记载。内蒙古宁城县小黑石沟墓葬出土大量适宜游牧、狩猎的生产生活用具。内蒙古宁城县南山根墓葬中带倒刺的青铜马衔，标志着马已被驯服和使役。综合来看，在此区域生活过的人类，最晚在西周后期已开始出现游牧经济形态，并形成具有相当影响力的游牧文化，成为草原文化的核心。

总的来说，在新石器时代的内蒙古草原文化区域，原始农业和狩猎、采集是绝对的文化主体形态，游牧尚未出现，气候的变化是造成这一区域内的人们生产方式变迁的重要因素。距今3 000～4000多年，全球范围内整体上出现了一个逐渐趋于干旱的时期。内蒙古的草原文化区域也是在公元前1600年或更早的时候在气候变化导致生态环境巨变的带动下，逐步出现了主要从事牧业经济的民族，进而转向游牧式生产和生活，在此过程中创造了独特的游牧文化。毫无疑问，在中国北方草原相继称雄的阿尔泰语系诸族群共同创造的文化，尤其是匈奴和蒙古民族等游牧民族的影响，无论其时间或空间的占有，都在草原文化中占有绝对优势，是草原文化的集大成者，是权威性代表。

草原文化区域的农耕——畜牧业经济到游牧经济的转变，是以当时的技术条件为支持，在客观气候条件的促使下实现的。这是草原文化区域的人们对环境的适应行为、努力和结果。因为年际、区域间降水、气温变化大、不平均的客观生态条件，草原文化区的族群面对比生态恒定性高的地区的人们，更多的被动选择和主动适应，承担更多的风险。

“在人类文明史上，并不是每一个民族都像匈奴一样在敬重自然的意识指导下，有根据气候和自然资源适时调整生产方式的文化自觉。”[8]世界古文明中古埃及文明、古印度文明和两河文明都相继重蹈过破坏生态导致文明毁灭的覆辙。盖志毅先生如是形容当时身处气候变化与生存形态抉择前沿的匈奴人——“匈奴人轻柔地踏在北部的草原上”，在对地球环境、对不同文化有了更多了解途径的今天，很多人可能仍然无法足够深刻地领会这句话的深意。从草原地区各个族群的生存尝试看，先于游牧畜牧业生产的农业曾是这一区域主导模式。从农业到游牧的主导模式的变化，恰恰说明了草原地区的人民对于生存环境的主动适应，不囿于一隅的能力和人文精神特点，这正是人类发展历程与文化积累中极为厚重而可贵的品质。

草原文化研究是以草原为生存生态背景，研究在这片区域出现、生存、生活过的历代各个族群在草原生态环境中的生存尝试及其变迁、选择过程。这个过程中所经历或正在经历的形式，就是我们看到的包含农耕、渔猎、采集及更广泛的游牧、定牧。当然，文化整体相貌的形成，并非是单纯地去适应生态环境。索尔反对“环境决定论”，认为将文化多样性归结为单一的原因，有悖于其真相。[9]文化是与特定地区和历史时期相关联的众多规范、行为和期待所构成的复合体。文化符号产生于人们的行为方式，反过来符号又可以明确规定人们恰当的行为方式。文化的形成过程是由物质活动促进的，但文化一旦成型、成熟，其文化表现便不再只限于接受这种物质活动的单方作用，而会反过来成为物质活动的主导动力，即成为物质表现背后的文化实质。

普遍的观点是将文化看作特定的服装、上层建筑和某种理性的屏障，或者看作经济范围之外社会生活的剩余部分。但将文化视作游离于经济关系之外或只作为经济关系的派生物都是不正确的。生态环境并非仅仅是物质地貌，而是可从中解读民族与文化故事的库。环境条件既是文化生成的基础，又是文化参与塑造的结果。文化所处的生态景观是种综合景象，从生态景观入手，方可掌握当地文化的整个运转过程。文化是个活生生的整体，而非被拆分出来的诸多单个因素的简单累积。

文化区域和与其相匹配的生态景观可以构成文化分析的基础。目前，我们所主张的草原文化区域中大量的农牧、农林、渔猎与游牧交错地带的存在，以及广义上的农业地区与草原地区包含通商、交流与冲突的各类联系，本身即是文化区域的特征表现。因为文化往往集中在不同自然生态系统的边缘，同时对两者加以利用。草原文化是由处于多种文化“之间”的人，以及由跨区域和跨文化联系创造出的，不是根源于同一文化的“第三空间”。草原文化是不同时代，不同种族的人类，在这个生态舞台上为生存和生活所做出的精彩表演，这又自然回到了草原文化根本属性的判定问题。

四、讨论

草原文化的根本属性奠定了它作为一个新兴概念的依据和根本范畴。而草原文化的几个基本属性，可以从文化属性具体的生存范式层面的不同方面解析其历史作用与现代意义。任何研究的最终着力点，都是为人类的现代发展与将来存续寻求路径。草原文化区域，不仅是中华文化的三大源头之一、中国北方的生态屏障，其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它是中国生态文化的范例，是生态文化的活态展区，它鲜活地展示了不同时期、不同族群的人类在生态环境这一客观存在中的适应、抗争、失败、成功的历史过程。

文化区域不仅仅是地球上的一个地点，它代表的是一整套的文化。研究一个地区或区域，仅仅研究某一特定地区物质、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因素之间的互动过于肤浅。人与地区的关系，或者人与地区的有效联系，应该更多地成为关注的目标。当前，我们越发意识到草原文化研究的紧迫性，其动机正是因为这样的关系正在受到威胁。如果作为生态概念的“草原”和作为文化概念的“草原”被破坏和割裂，广泛的草原文化区域千百年来磨砺、探索和秉承而来的人与环境的和谐关系，以及所形成的独特区域特征亦将不在。文化可以用来识别区域。草原文化作为一种特征鲜明的生态文化，其变迁、发展的历程诠释了其在草原这一特定生态区中所做过的所有尝试、失败与成功以及其中的艰辛与积累的厚重。草原文化的核心理念，是这一区域内所有人的行为准则，而并不只属于某一单纯的族群。草原文化是活的文化，是进行式的文化。积淀取决于历史的选择，未来取决于当下的选择。

草原文化区的历代成员们以其五个千纪的尝试与努力，为中华大地保留了一片良好的生态屏障，传承了一个巨大的文化宝库，这是今日中华文化应当珍惜和继承的，也是深入剖析草原文化属性的终极意义所在。

[1]吴团英.草原文化与游牧文化[J].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06，27(5)：43-44.

[2]吴团英.关于草原文化研究几个问题的思考[J].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3，34(1)：1-5.

[3]吴团英.略论草原文化研究的几个问题[J].鄂尔多斯文化，2006，(2)：6-8.

[4]王煦柽.试论文化地理学的性质和内容[J].南京师大学报(自然科学版)，1985，(1)：4-12.

[5][英]迈克·克朗.文化地理学[M].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7.150.

[6][英]马林诺斯基.科学的文化理论[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55.

[7]张岱年，方克立.中国文化概论[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287-288.

[8]盖志毅.匈奴的生态文明及其现代价值[J].前沿，2011，(5)：4-9.

[9]Sauer,C.Land and Life:A Slection from the Writing of Carl Sauer,ed.John Leighley[M].Caliofornia：University of Caliofornia Press，1962.348.

【责任编辑：王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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