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北雁

(中北大学朔州校区,山西 朔州 036000)



【文学评论】

浅议克里斯蒂娃的卑贱理论

熊北雁

(中北大学朔州校区,山西 朔州 036000)

朱莉亚·克里斯蒂娃是法国当代著名的文艺理论家，在《恐怖的权力——论卑贱》一书中围绕“abject”展开理论分析，指出卑贱作用之时即为主体产生之时，主体的形成开始于它对母体的抗拒。指出尸体作为卑贱的顶峰，人类对尸体等污秽的恐惧实际是对主体与客体之间界限消失的恐惧。克里斯蒂娃认为塞利纳的狂欢化写作揭示了人性中隐藏的阴暗面，是表现卑贱文学的典范，也是她建构卑贱理论的有力证据。

克里斯蒂娃；卑贱；界限；恐怖

在《恐怖的权力》(Powers of Horror: An Essay on Abjection)一书中，作者朱莉亚·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从精神分析出发，围绕“Abjection”展开论述。在法语中“Abject”作为形容词是指“令人讨厌的、应该唾弃的、卑贱的、恶劣的”，“Abjection”作为名词意味着“卑贱化、卑污”，由于前缀ab有“分离、远离”的意思，ject是推开、抛出的意思，似乎强调了推离、排斥之意，因此在这里将“Abjection”翻译成“贱斥”可能更合适，但本文为引文方便，依然采用“卑贱”这一译法。

一、Abject与主体的形成

在该书中，克里斯蒂娃赋予了“Abjection”一词多重含义，卑贱这一概念是在主体和客体的概念出现之后产生的，但它本身既不属于主体也不是客体，它是由情感和思想组成的，具有客体的一个属性，即“与我对抗”的品质，从根本上来讲它是一个“被排斥物”。它也是一种“边界”，是“先于文化、先于语言、先于俄狄浦斯的原初压抑的客体，一种既非主体又非客体的混合物”，属于无意识的、本我的层面。

卑贱最基本、最原始的形式是食物憎厌，作者以牛奶表层的奶皮为例，奶皮在这里代表父母欲望的符号，奶皮的出现引起了我的一种强烈的厌恶排斥，促使我呕吐，在这一过程中我成为一个真正的主体。在这里奶皮使我与给我这种东西的父母产生隔阂，它作为父母欲望的符号对我造成了威胁，使我产生一种厌恶感，我对这一外在的威胁进行了强烈的排斥与抗拒，然而它对于那个只存在于父母欲望中的自我而言又不是一个他者，为了抗拒父母强加给我的东西，我呕吐、抗议。只有把它吐出来，我才能以驱逐的暴力成为“他者”，我才可以成为真正的主体进入象征秩序之中来表达自我，否则主体永远不会产生。身体通过抗拒排斥的行为确立了异质物，这本身是一个卑贱化的过程，这一过程对于主体的确立是必不可少的。其实主体所推离排斥的是原本属于自己的一部分，但是要想进入象征秩序，主体必须将其排除。

克里斯蒂娃的卑贱理论是对佛洛依德的俄狄浦斯情结和拉康镜像理论的批判与吸收。克里斯蒂娃引用了柏拉图在《蒂迈欧篇》中提到的“chora”，一般将其译为“母性空间”。在原文中，蒂迈欧在明确万物生成的结构时，将“存在的容器”(the receptacle of being)隐喻母亲，将“胚膜”比作父亲，两者产生子嗣。在这里“chora”就是万物被授予秩序之前准备其基础的场所和空间，指称一种混混沌沌的和无边无界的宇宙原始状态[1]。克里斯蒂娃以拉康提出的“象征界”(the symbolic)和自己提出的“符号界”(the semiotic)来说明母性空间。前者代表社会体制理性秩序，与父权文化相连，后者指还没有语言规范介入的原始阶段，也就是佛洛依德所说的无意识原初过程，与女性、自然有密切关系。母性空间除了“位于符号界之内”，它“更中介了象征律法与组织社会关系的原则”帮助主体的形成。克里斯蒂娃因此而提出“想象之父”(the imaginary father)，由母亲对阳具的渴望使孩子感知父亲的存在，让其慈爱的形象使孩子脱离母子共生的状态以形成进入象征秩序的独立主体。母性空间在这里就处于符号界和象征界的中界。因此，为了进入象征界，主体必须打破母子同一和谐的状态，对母亲转为排斥，连同来自母体的杂质也要强烈驱逐。

根据克里斯蒂娃的理论，卑贱作用开始之时便是主体产生之时，主体的形成开始于它对母体的抗拒，开始于与母体的分离。婴儿为了成为主体，获得认同并进入象征秩序，对来自母体的杂质表现出一种“reject”，后来这个词发展成为“abject”。主体为了给自己建构出合法、干净、恰当的社会身份，必须排除卑贱的不合法的客体，推离自身来自于母体的杂质进入象征秩序，否则主体永远不会发生，但是这些客体(母体子宫膜)永远无法被驱逐出去，因为它构成了主体自我真实的身体存在。所以克里斯蒂娃认为，主体与母体的分离，主体的推离排斥始于自身的原始压抑与卑贱，如同呕吐自身不洁之物。

二、对界限消失的恐惧

克里斯蒂娃指出尸体是“卑贱的顶峰”，它代表来自身体外部的威胁，“自我受到非自我(non-moi)的威胁，社会受到其外部的威胁，生命受到死亡的威胁”[2]，是不能被容忍的，是一个“被抛弃物”。当我们看到流血流脓的伤口，闻到体液的味道，感受腐烂的气息时，这并不意味着死亡，因此我们可以接受并理解，而当我们面对一具尸体时，对死亡的恐惧会让我们如此害怕。为了生存下去，我必须时刻将“这些体液，这些污秽，这些粪土”等生命无法承受的东西分离出去，此时我还位处作为人所在的边界。但当一个人失去生命成为一具尸体，我与那些污秽、粪土之间的界限就消失了。当人类死亡成为一具无生命的腐尸，回归尘土，与自然界所有无生命体一样，人类就会产生一种意义崩溃时的恐惧。尸体在这里将克里斯蒂娃的理论具体化了，对尸体的恐惧，实际是对主客体之间界限消失的恐惧。“使人卑贱的并不是清洁或健康的缺乏，而是那些搅混身份、干扰体系、破坏秩序的东西。是那些不遵守边界、位置和规则的东西。是二者之间、似是而非、混杂不清的东西。”[3]进而引发我们对生命和死亡的思考。

三、塞利纳的狂欢化写作

虽然塞利纳被人称为反犹太人的法西斯主义者，但克里斯蒂娃认为塞利纳的写作文本恰恰是表现卑贱文学的典范，她用大量篇幅对法国超现实主义作家塞利纳的创作主题、写作风格、叙事技巧等进行分析，“撇开小说内容、写作风格、作者自传或他那站不住脚的政治立场不谈，正是阅读的效果……形成了塞利纳真正的‘奇迹’”[4]，她认为塞利纳的身体、语言达到了道德、政治等方面的顶峰。

塞利纳作品中有许多疯狂与血腥的场面，并把犹太人当做排斥厌恶的污秽对象极尽诅咒，暴力、鲜血、死亡等超越一切幻想以外的东西便是他认为的最根本的东西。阅读塞利纳可以使我们意识到人类主观性的脆弱场所，污秽、憎恶、原罪在他的文本中得到充分展现，严酷的笔调使他的写作深入到了最根本的非人道。“狂欢本身就有意义上的二重性，它善于搭配高潮与低潮、高尚与卑贱”，而塞利纳还“增加了世界末日这个残酷无情的毁灭”，恐怖、死亡、疯狂、狂欢、逃犯、战争、女性威胁、爱情中可怕的甜蜜、厌恶、恐惧等主题在他的文本中总是具有双重的立场，它们处于厌恶和欢笑之间，处于世界末日和狂欢节之间[5]。

当我们阅读这些描述血腥、恐怖的凶杀场景、战争场景等文字的时候，我们震惊于他残酷的叙述手法，这些文字让我们看到了人性中的阴暗面，以及驱逐的暴力与疯狂。塞利纳的《伦敦桥》《从城堡到城堡》《北方》《黎高登》等作品充分展现了战争的恐怖，抓住了创伤的本质，通过揭示痛苦与创伤，揭开了战争可怕的反面，在塞利纳看来这正是人类物种的真相，这也是他写作的出发点。塞利纳的视像是一种世界末日式的，世界末日意味着一种显圣，它具有与揭示哲学真理相反的意义，与真理相反的意义，但塞利纳并不展示一种哲学意义上的“邪恶”，他所展现的世界末日式的视像是由痛苦、恐惧及其它们向卑贱的汇集所构成的。

对于克里斯蒂娃来说，塞利纳正是以他近乎疯狂的狂欢化写作方式揭示人性被压抑的阴暗面，即卑贱的恐怖，文学中表现出来的“恐怖”也就是人性中被压抑的恐惧对象的复出。他以自己疯狂独特而又充满血腥恐怖的笔调打破传统写作，直逼人性中的恶魔与黑暗，通过对“恐怖”的言说，引发我们对人性的思考。正如克里斯蒂娃所说，“表象并非本质，而个人在精神病或心理倒错的压迫之下所展露的虚伪人格，掩藏着欲望的深渊；寻根究底，此欲望即为死亡欲望”，我们应该“重视人类行为的潜意识深度”，而她之所以对塞利纳的作品如此推崇，正是由于他的作品引发了她的思考与探究，即文学究竟是恐怖主义的共谋，还是它的解药？但她认为文学也是恐怖的一种形式，并且可以成为“一种有助于思考恐怖自身之内在成因的恐怖形式”。

四、结语

刘纪蕙认为克里斯蒂娃在《恐怖的力量》一书中提出的根本问题是我们的文化为何会发展出以激烈而凶残的攻击性来驱逐异己者，在书中克里斯蒂娃从个体的精神分析逐步展开对于集体文化里暴力驱逐异己的探究，揭示出主体如何形成，人类对尸体等污秽排斥抗拒的深层次原因，指出人性之下可能隐藏的阴暗面，为我们理论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考路径。

[1]刘铭.克里斯蒂娃的母性论[J].山东行政学院学报，2009,(2).

[2][3][4][5][法]朱莉亚·克里斯蒂娃.张新木,译.恐怖的权力——论卑贱[M].北京:三联书店,2001.

【责任编辑：王 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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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3-7725(2016)12-0087-03

2016-10-12

熊北雁(1986—)，女，山西朔州人，助教，主要从事汉语言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