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自美国《当代历史》杂志2016年1/2月号乔纳森·基什内尔（Jonathan Kirshner）周岳峰/译



金融脆弱性的国际后果

选自美国《当代历史》杂志2016年1/2月号
乔纳森·基什内尔（Jonathan Kirshner）
周岳峰/译

距2007—2008年灾难性的全球金融危机已有将近十个年头了，经济挑战、国际政治以及与全球治理有关的问题依旧受到这场危机后果的制约。爆发一场新的金融危机这一相当大而且在许多方面并未被充分认识到的危险仍徘徊不去，而由于不同国家对于这场危机起因和结果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各种国际经济关系比以前更脆弱、更复杂了。

这场全球性危机理应已经明确提醒人们，金融是不同的，而且显然易受危机的影响。资本主义是经济增长不可或缺的发动机；它之所以施展其魔力，是因为大多数市场在大多数的时间里运转正常。但是，某些市场则不然。即便就连正统的经济学家也承认，若是让它们放任自流的话，那么经济活动领域将会导致“市场失灵”——只能通过政府干预才能获得纠正的各种病状。

不受约束的金融市场就属于这一范畴。自由放任经济学的创始人亚当•斯密（Adam Smith）虽然在《国富论》（The Wealth of Nations）一书里强调市场力量这只“无形之手”将会带来各种最好的经济和社会结果。但是，就连斯密也要求政府对金融部门——确切地说对各种利率加以监管，以阻止低效投机。

一个蓬勃发展的金融部门是健康的资本主义经济的一个基本特征，但是就如同一座核电站一样，它也产生极其危险的副作用，放任政策在金融业里之所以没有发挥作用，是因为个别理性行为体不协调的行为未能对共同的病症做出解释。安全和稳定的银行业是一种公共产品。就让金融业里的市场规则变得如同让市场来决定处理核废料一样合乎情理吧。

非理性繁荣

这场全球性金融危机爆发的一个原因是，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时候，这一长期存在的真理已经过时了。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是当时受人尊敬的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他倡导如下这种新的传统智慧，即政府对于金融部门几乎不需要看管、监督和（尤其最不需要）监管。“不断增加的杠杆作用看来是技术和基础设施方面大量改善的结果，”他在2007年解释说，“越来越复杂的金融工具已经为一个要比仅仅25年前存在的那个金融体系更灵活、更高效并因此更具弹性的金融体系的发展做出了贡献。”格林斯潘成为一个“拥挤合唱队”中唯一最为响亮的声音。若是放任自流，金融业能够自行管理，这是在华盛顿、华尔街以及在经济学家们当中普遍所持有的观点（而且现在仍旧如此）。

到20世纪90年代的时候，主流宏观经济思想已汇集于理性预期理论以及有效市场假说的周围，这种假说认为，目前的市场价格准确地表达了资产的基本价值，因为它们反映了一种集体的和理性的演算之总和。当接受检验的时候，尤其当被运用于各种金融问题的时候，现实世界的结果是跟各种理性预期不一致的，这种职业对此似乎毫不在乎。显然，更重要的是它对各种复杂而精致的模型的信心。

用一位批评家的话来说，这种有效市场假说“证明放松金融管制有理，而且的确需要”。然而，各种市场自身不会放松管制。金融行业花大价钱游说华盛顿用油脂润滑变化的车轮。在20世纪80年代，这些努力表现为经常遭到国会民主党人断然拒绝的为共和党的各项倡议所提供的资金。但是，在20世纪90年代，这种资金水龙头开得更大，而且，至关重要的是，这种推进得到了两党的支持。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的新民主党人对在过去6次总统选举里已输掉了5次的一个政党建制派提出了挑战，他们推动该党走向中心。这种转变包括毫无保留地拥抱华尔街。

对监管审慎的另外一次致命打击是联邦储备委员会的权杖从老牌保守分子保罗•沃尔克（Paul Volcker）转到了自由主义者格林斯潘的手里。在20世纪80年代，沃尔克坚决捍卫《格拉斯-斯蒂格尔法》（The Glass-Steagall Act），这是在经济大萧条时期颁行的一项法律，它重新安排了整个金融体系并且将其分成几个独立的部分。他认为：“显而易见，如果你拥有一家跟一家大型（商业）银行结盟的大型投资银行的话，那么出现系统性风险的可能性是很明显的。”但是，格林斯潘极力游说废除该项法律。

1999年的《格雷姆-里奇-比利雷法》（The Gramm-Leach-Bliley Act）摧毁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2000年的《商品期货现代化法》（The Commodity Futures Modernization Act）确保政府将不会监督或者监管蓬勃发展的金融经济新领域，包括各种形式的衍生产品以及其他新奇事物（诸如将会在这场全球性金融危机里起中心作用的各种信用违约掉期）。它们产生大量的财富，推动该行业快速增长，而且生来就是系统性风险的载体。这些趋势在乔治•布什（George W.Bush）政府时期加速。金融业成为美国经济里规模最大、增长最快速的部门。虽然各种衍生产品交易价值增加到几十万亿甚至几百万亿美元，但是很少有人停下来，对一个被这类疯狂活动所驱动的经济体是否明智提出疑问。

大金融、大笔钱和意识形态的趋同导致美国政府自愿放弃其监督和看管之责，像证券交易委员会等各种监管机构未能跟上各种金融创新步伐，而且根本不留意正在转移中的影子银行活动，在那里，诸如对冲基金等各种非银行金融机构从事各种曾属于传统银行范围的经营活动。高杠杆的冒险行为，包括各种复杂而且新颖的金融工具，突然走红了。正如对这场金融危机展开调查的美国参议院在2011年4月公布的一份报告里指出的：“存在价值数万亿美元的美国信用违约掉期市场运作，而几乎无一个联邦政府提出任何信息披露要求、任何限制以及任何监督。”事实上，“联邦监管机构甚至无法要求美国金融机构报告各自的信用违约掉期、交易或持有的资产。”

更重要的是，不只是监管机构在金融复杂的“茂盛的野草丛”里迷了路——正如参议院的这项报告观察到的，“没有一个监管机构负责识别、阻止或者管控”系统性风险。金融也许已变成为物理学博士的范围，创建了普通人难以理解的各种模型，但是这场危机各种原因却是如此熟悉，又令人痛苦。美联储前副主席艾伦•布林德（Alan Blinder）言简意赅地总结了它们：“正是可耻的商业惯例，加上监管疏忽让我们陷入这场困境。”

改革屡受阻挠

许多人认为，困境比触发经济大萧条的这场金融危机更加糟糕。根据本•伯南克（Ben Bernanke）的说法，他在2007—2008年的金融危机时期担任美联储主席一职，“在美国13家最重要的金融机构里，12家处于在一两个星期内就会倒闭的状态”。然而，尽管在这种情况下，另外一次经济大萧条却被避免了。超凡出众的公共政策，至少在最初的时候，通过提供实质上没有限制的流动性以及对这些银行实施大规模的救助措施的方式（以及美联储大规模借款给外国的中央银行），结合财政刺激措施，使得危局化险为夷。此外，这一次，更强健的社会安全网通过充当自动财政稳定器的方式帮助阻止经济下降过猛。虽然经济大衰退是80年来美国最严重的经济低迷，但是它本来很可能更加糟糕的。

在经济大萧条时期，华盛顿以及国外的决策者们使一个坏情况变得更糟糕。在胡佛政府和美联储里的那些不作为的“清算主义者”（liquidationists）听任经济“窒息”，美国对于其国际性贷款很吝啬，而亲凯恩斯的经济巫医们则开出了紧缩的处方——道德上等同于用一种饥饿疗法来治疗厌食症。但是经济大萧条是如此具有灾难性，以致于实际改革在政治上是有可能的，包括（面对着华尔街的激烈反对）监督的框架以及重建金融部门，此举宣告了前所未有的长达半个世纪金融稳定的来临。

相反，紧跟着2007—2008年的金融危机，最初的政策反应跟人们事实上原本希望的一样出色，但是，一旦最糟糕情况得以避免，尽管经济依旧伤痕累累而且没有什么活力，出色的公共政策的势头却消散了。在经济从深渊里被拉回来之后，正常的政治回来了。这种现状的各种监护人重新聚集起来并且发动进攻。在2010年《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上发表的一封公开信里，23名立场保守的知名人士警告美联储，“量化宽松之举”将“冒货币贬值和通货膨胀的风险”。虽然自那时以来这5年多时间已经证明那种言论是虚假的，但是这种努力却反映了一次成功地对这场辩论重新构建使其远离所需要的行动和改革的尝试，所采取的经济刺激措施是适度的和短暂的。到2010年年中，误入歧途的紧缩政策当道。即使最糟糕的情况被避免了，但是经济大萧条却得以站稳脚跟并且徘徊不去。

这将把经济从彻底的毁灭当中拯救出来，挫败了根本性的金融改革。在2009年的前9个月里，金融行业每天将数量远远超过100万美元的资金注入于该行业各种游说努力中。这些颁行的措施最终是在边缘修修补补，但是并没有解决根本性问题。例如，不妨考虑一下“大到不能倒闭”这个问题：在2013年，美国最大的6家金融机构的规模比起它们在2008年时的规模大了35%以上。像2010年的《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和消费者保护法》（The 2010 Dodd-Frank Wall Street Reform and Consumer Protection Act）等措施已被各种例外和令人混淆的复杂性自行“废了武功”。《多德—弗兰克法》总计为848页，辅之以长达8843页的规定。“沃尔克规则”是《多德—弗兰克法》里一项旨在限制银行从事投机交易能力的条款，它从一份仅为3页的备忘录逐渐扩充为长达298页的规定。因为这些而错失改革机会，美国今天的金融体系仍然很容易受到一场重大危机的伤害。

欧洲的紧身衣

对欧洲以及全球治理的各个机构可以讲述类似的故事。用英国前首相戈登•布朗（Gordon Brown）2013年12月在《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专栏版上发表的一篇文章里的话来说，“政治上的权宜之计，未能放眼并立足全球，以及缺乏同既得利益较量的勇气，正在不可阻挡地将我们推向下一次危机。”

欧洲的问题远不止那样。比起美国的那些政策，欧洲的公共政策选择是更加缺乏诚意。更糟糕的是，这场全球金融危机暴露了欧元体系的各种缺点。经济一体化节奏大大快于政治一体化进程，而且因此，顺着一条南北欧分界线的身份认同政治导致了政策的瘫痪。而且通过采用一种共同货币的方式，各个成员国放弃了应对经济困境所必要的各种政策工具。在某些方面，这种欧元体系重新产生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灾难性的金本位制的各种病症。在工具箱中所留下的唯一政策工具便是赤裸裸的、严厉的紧缩政策。

欧洲将对付通货膨胀列为首要的承诺，尽管面对通缩犹豫不决导致了谨慎的财政政策，并且导致对于经济刺激所做出的努力不如在美国那么雄心勃勃，以及更加突兀地从刺激向紧缩转变。对紧缩所做出的这种承诺抑制了刚刚出现的增长，并且在南欧的各个经济体里造成了比紧缩的支持者们所预期的更大的痛苦。这些政策的各种后果不仅仅是经济上的，还有可能鼓励政治激进化并破坏欧洲大陆的稳定。

欧元体系的各种折磨是富有启发性的，而且是新近出现且相互关联的，因为它们暴露了在任何一种货币秩序表面下煮沸的痛苦的分配政治。欧洲各种问题提供了一个围绕着由国际宏观经济进程的正常运行所产生的调整负担而引发的各种不可避免纷争的缩影。各种宏观调整好毫无新意——英国哲学家大卫•休谟（David Hume）早在18世纪就曾描述过它。

在20世纪中期，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在出色地描述当时欧洲困境的几篇文章里清楚地阐述了这些根本性问题，他写道，像金本位制等政策实际上是一个“对于债务人是强制性的，而对于债权人则是自愿的”，并因而“将这个包袱扔到最无能力支持它的那些国家的身上，使得穷国更穷”的调整过程，除了是不公平且效率低下之外，凯恩斯指出，这类体系对于社会秩序也可能是具有破坏性的。

出尔反尔

美国未得到修复，而且依旧是脆弱的；欧洲由于其政治经济这件拼凑起来的“紧身衣”而步履蹒跚，并且受到拖累。世界上其他地区不那么直接受到这场危机的影响，正在主动地寻找某种不同的东西。这场全球性金融危机是一次分水岭事件——既令人害怕又令人惊讶——因为美国处于这场危机的中心。在超过75年的时间里，美国是唯一不受各种金融危机伤害的国家，这些危机定期在其他地方发生。2007—2008年的金融危机所暴露的是，即便是美国对不受约束的金融业各种固有的危险也不具有免疫力。它推翻了如下这种普遍性假设，即美国模式是必由之路，更别说它是正确之路。

人们太容易忘记美国并没有停止解除对其自己金融部门的束缚；通过由克林顿政府和布什政府所采取的咄咄逼人的外交努力，它推行一项施压世界各国也拥抱金融自由化的政策。在这场金融危机爆发前夕，美国财政部长亨利•保尔森（Henry Paulson）曾说：“对于中国来说，对金融自由化行动太慢比行动太快的风险更大。”

确实，对于世界许多地区——拉丁美洲、俄罗斯、东亚以及其他地方来说——这场全球性金融危机是一个“出尔反尔”的时刻。它是在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爆发10年范围内到来的，后者暴露了一个深深的意识形态裂痕。在亚洲以及其他地方，那种地区性的情节被准确无误地理解成更可能是由放松管制和自由资本所制造的一场普通的国际金融危机。（这是在中国和在日本的观点，这两国基本上不受这场危机的影响；正如一位日本官员指出的，它揭露了“自由化的国际资本市场内在的不稳定”。）

但是，在华盛顿和华尔街，一种不同的叙述占据了主导地位。例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断然拒绝如下这种观点，即资本自由化该受责备。无论是美国还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那时都对提供给亚洲各国的紧急援助强加了各种苛刻条件，这种方法产生了痛苦和徘徊不去的怨恨。由于规模庞大的美国经济依然出类拔萃，以及美国模式依旧是唯一屹立不倒的模式，所以那些咬着牙的国家无关紧要。但是，当下一场危机不可避免地到来之时，这种经历将会告诉人们，除了西方之外究竟还有多少国家的惨痛经历足以解释这场危机。

中国人的觉醒

在中国以及中国之外的地区，2007—2008年的金融危机已经导致人们对于由华盛顿以及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那样机构对国际经济的管理不再抱有希望了。中国的精英们对美国对于本国经济的管理、美元作为世界货币这种统治地位以及北京在现有的各种国际机构里不够充分的发言权感到不满，他们长期以来已经表达出对更加多极化国际经济格局的偏爱，而且现在正在按照那种偏爱采取行动。

中国有其自身的问题，包括国内金融的风险、各种劳动力和环境瓶颈以及经济管理问题，全都出现在经济增长率减速这一背景下。尽管如此，三个观察结果依旧有效。首先，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二大进口国，中国现在成为国际经济的一个支柱。从经济角度来看，中国不是正在崛起——它已经崛起了。其次，尽管其面临各种问题以及增长减速，但是最可能的轨迹是它将依旧增长，而且增长的速度高于西方。最后，对于世界政治最为重要的是，中国在这场全球性金融危机爆发后不久就已经觉醒并采取了相应的行动，寻求在世界舞台上扮演一个更大的角色、推动更广泛地使用该国货币以及寻求各种领导机会。

人民币要成为一种被广泛使用的国际性货币，存在着巨大的障碍，而且人们必须在谈判桌上小心，不要夸大各种利害关系。尽管人民币正在提升其国际性作用，但是它暂时不可能令美元黯然失色。但是即便远远未变成为头号货币，人民币对美元（以及对于美国秩序）的各种侵蚀将是事关紧要的，中国领导人已经明确决定加快人民币国际化的步伐，推动区域性货币合作，并且鼓励全球货币管理层改革。

人民币处于这一过程的早期，而且作为一种全球储备货币，它依旧是一个相对边缘的存在。但是，北京所采取的各项措施是跟预先安排一种将支持人民币成为重要国际性货币的机制一致的。而且，至关重要的是，这不只是一则有关中国的故事，它反映了一种新的全球动态。北京增加国际性货币选项供应数量的意愿，已跟对取代美元以及同时取代不受控制的金融全球化这种意识形态的各种方案更大的需求不谋而合。很显然，其他许多国家和中国一样对于一个更加多元化的国际经济秩序有着同样的偏爱。

既对这种美国式道路不再抱有幻想，又希望获得更大的国际发言权的一个表现是中国发起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另外一个表现是其他国家一窝蜂地急切签字加入该银行。再者，不让各种根本趋势跑在既成事实前面是很重要的。没有必要赞同前财政部长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对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所做出的夸张反应（他警告说，该银行的创办“也许会成为美国失去其作为全球经济体系的承销商而被人们所铭记”）。但是，清醒的评估则表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及其他倡议）将会提升中国的影响力，这是以削弱美国及其盟友目前占有统治地位的各种国际性机构为代价的。而且，不管利害关系大小，值得注意的是，奥巴马政府尝试过阻碍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出现，但是失败了。

莫衷一是

未来几年各国间可能围绕着国际资金和金融问题出现更大的不一致和更大的争论。与这场金融危机爆发前这一时期相比，当时，美国不受限制的放松金融管制的模式被广泛认为是正确的，有关如何更好地管理金融，现在有一种新的思维异质性。它赞成各种不同的实验，而不赞成一种独一无二的替代模式。

与其他许多国家有关金融的这种经历形成对比，除了华尔街这种巨大的权力和影响力及其与华盛顿的权力掮客们缠绕在一起之外，自由放任经济思想在美国一直存在。这些根深蒂固的利益，跟2007—2008年的这场危机是在美国人共同记忆里的第一次灾难性危机这一事实结合起来，使得将这场危机框定为一次怪异的事件——一次不可能预测、又无计可施的事件——是看似合理的，而且适于宣传的。因此，我们在美国将会看到旧思维，而在国外则将会看到形形色色的新思维。

有关这种全球金融秩序各种不同的理念将会削弱美国的影响力（考虑到对于大量治理选项的新偏爱），而且致使在资金和金融上的合作更成问题。这将是很重要的，因为现在的金融世界依旧是极为危险的——其危险程度甚至超过了这场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前。

这一基本上没有进行过改革的美国金融体系仍然是一个火药桶，理由很简单，即正如历史清楚显示的那样，那就是不受任何监管的金融体系的情形。美国经济的特点是由少数规模庞大的、杂乱纠缠在一起的金融机构组成，其中大部分由金融巨头们来管理，这些巨头的活动绝不是良性的。在经济大萧条时期，美国对一个健康的金融体系的模样做出过一个基本的评估；在最新这场金融危机爆发之后，这类讨论很快就被扼杀了，而且美国很快就恢复如常了。

下一次金融危机也将不会如同最近这场危机那样受到有效的控制。2007—2008年的这场危机发生在一个相对良性的国际政治环境以及一个表现出色的全球经济里。现在，在欧洲、亚洲和中东地区，各种安全困境变得更加剧烈。欧洲长达数年的紧缩已经使得有关国家在协调它们的反应时可利用的一个善意“储存库”变得更加匮乏，若不是变得干枯的话。而且，随着华盛顿不再只是发号施令，围绕着如何分配宏观调整不可避免负担的各种争端可能会变得更加常见和更加尖锐（在冷战时期，美国常常将那些负担强加在其政治盟友和军事依赖国的身上）。围绕着如人民币贬值等问题的长期角力将是一个冲突更加激烈的症状。

最后，易碎的不仅仅是国际政治，美国政治已经“钙化”了。虽然对于2007—2008年这场危机最初所做出的政策反应是明智的和必要的，但是各国诚意不够，且不完全实施这些政策。这类措施现在都背上了各自推测的失败这种包袱——别提受到如下这种（更加准确的）看法的连累，即这些救助措施保护了那些该对这场危机负最大责任的机构和个人，而且忽略了那些遭受这场危机所造成的这种经济困境之苦的机构和个人。对于下一场重大危机所需要的应急措施必不可少的政治意愿可能已经被消耗殆尽了。

原文标题：The International Consequences of Financial Fragil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