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香立

（商洛学院，陕西商洛726000）

唐太宗的人格魅力

范香立

（商洛学院，陕西商洛726000）

唐太宗是中国古代开明的君主与杰出的政治家，实行文德武功，开创“贞观之治”，为时人及后人所称道与景仰，其对后世影响之大、之广，除与其卓越的领导才能有关外，非凡的人格魅力亦是其为古今中外所称颂的重要原因。唐太宗的人格魅力主要体现在：玄鉴深远，胸怀天下；克己修身，防骄戒躁；以诚待士，以情动人；任人唯贤，不避仇雠；听断不惑，从善如流；赏罚公平，不阿亲贵。

唐太宗；人格魅力；克己修身

唐太宗文治武功，开创“贞观盛世”，被各边疆民族尊称为“天可汗”，去世之时，突厥族将领阿史那社尔“请以身殉葬”[1]（卷109），铁勒契苾部将领契苾何力“欲杀身以殉”，[1]（卷109）足见其得少数民族将领的爱戴程度之深。太宗能听断不惑，从善如流，被史家赞为“千载可称，一人而已！”[1]（卷3）唐太宗作为中国封建帝王的楷模，一直为时人及后人所称道，其对后世影响之大、之广，除与其卓越的领导才能有关外，非凡的人格魅力亦是其为古今中外所称颂的重要原因。

一、玄鉴深远，胸怀天下

唐太宗作为古代杰出的政治家，其见识高明深远，且胸怀大志，非同常人。《旧唐书》载，太宗“幼聪睿，玄鉴深远，临机果断，不拘小节，时人莫能测也。”《新唐书》云“英明神武，有大志”。隋末，天下大乱，群雄逐鹿，唐太宗劝父起兵，说；“今主上无道，百姓困穷，晋阳城外皆为战场；大人若守小节，下有寇盗，上有严刑，危亡无日。不若顺民心，兴义兵，转祸为福，此天授之时也。”[2]（卷183）足见其远见卓识，善观时变。唐太宗还暗中积聚力量，“潜图义举，每折节下士，推财养客，群盗大侠，莫不愿效死力。”[1]（卷2）这为李氏起兵创造了重要条件。

李渊起兵西进之时，与隋将宋老生对峙于霍邑，适逢久雨不绝，粮草用尽，高祖欲还兵太原以图后举。唐太宗谏之“当须先入咸阳，号令天下”，否则“将恐从义之徒一朝解体……何以自全！”高祖不纳，太宗遂号泣于外，再谏云：“今兵以义动，进战则必克，退还则必散。众散于前，敌乘于后，死亡须臾而至，是以悲耳。”高祖终引兵攻霍邑，并取得了对隋作战的重大胜利，这为之后的顺利进军奠定了基础。

唐太宗胸怀天下，视“四海如一家”、“四夷一家”，开疆拓土，“弱水、流沙，并通輶轩之使；被发左衽，皆为衣冠之域。正朔所班，无远不届。”[3]（卷5）出现“百蛮奉遐赆，万国朝未央”、“车轨同八表，书文混四方”[4]（卷1）的盛世景象，奠定了唐朝统一多民族国家格局。唐太宗因为胸怀天下，所以，其视野开阔，思想开明，有视夷狄为一家的进步民族观，为万民所景仰，被边疆民族尊称为“天至尊”、“天可汗”。

二、克己修身，防骄戒躁

克己修身。古人将“治国”比作“修身”，唐太宗亦是如此，认为“安天下，必须先正其身，未有身正而影曲，上治而下乱者。”[3]（卷1）因此，唐太宗常常进行自我反思，认为帝王要以百姓利益为先，如果以损害百姓来满足自己的私欲，就犹如“割肉以充腹，腹饱而身毙，君富而国亡。”[2]（卷192）帝王“耽嗜滋味，玩悦声色”，纵情于雕镂器物、珠玉服玩，既防害政事，又扰乱百姓，更为严重的后果则是怨仇生离叛兴，国家也会随之瓦解。所以，唐太宗一直克制自己的私欲，并以古为鉴。唐太宗曾打算建造一座新的宫殿，建造的材料都已经准备妥当，但想到秦始皇为满足私欲，大兴土木，营建宫室，导致百姓怨声载道、民心大乱、社会动荡的历史情景，就下令停止，不再建造，不因无益于社会的行为而徒增百姓负担。唐太宗认识到了帝王君临天下必须先正身修德，不做无益与虚无之事。君主如能尚“清净”，百姓必得安乐，“王者至公无私”，才能使百姓信服。

唐太宗在克已的同时，推己及人，要求王公大臣“灭私徇公，坚守直道”，[3]（卷1）克欲节俭，令“自王公已下，第宅、车服、婚嫁、丧葬，准品秩不合服用者，宜一切禁断。”因此，贞观年间，风俗简朴，国家财用充足，百姓无饥寒之灾。

防骄戒躁。唐太宗认为治国须“兢慎”，如若骄逸，“必至丧败”。[3]（卷1）而古代帝王因骄矜而败者甚多，如晋武帝平吴、隋文帝平陈之后，“心逾骄奢”，“臣下不复敢言，政道因茲弛紊”。[3]（卷1）唐太宗担心自己骄傲自矜，为克制“骄矜”之态，“恒自抑折，日旰而食，坐以待晨”，对于臣下提出的有益于施政之言论，相当重视，“以师友待之”，认为只有这样，国家才能太平安康。为防止和戒除自己骄逸肆欲的行为，唐太宗还纳忠言以修正错误，并选用贤良，罢除邪佞之臣，不轻信小人之言，以此慎守，即使功德渐盛，也“不敢忘布衣之时”，常以德、仁、功等儒家价值观念自勉。

对于皇族子弟，唐太宗为其选择良师以规谏劝诫，加强子弟自身的修养。自古帝王的子孙都生长在深宫，生来富贵，长大之后，大多骄奢淫逸，不知疾苦，无视法纪，结果招致杀身之祸。太宗于是严教子弟，选择贤才良佐为皇子老师，如，以刚直忠孝的王珪为子之师，使皇子“习近善人，得免于愆过”。并命太子之师于志宁、杜正伦等要经常讲述民间疾苦，使太子了解百姓是天下安危之本，以克己励精，克修德行，不致骄纵。让魏徵辑录前代帝王之子成败故事，命名为《自古诸侯王善恶录》，分发给诸皇子，使诸子据“前言往行”，以为规范，见善思齐，闻恶能改，用之为立身之本。唐太宗经常告诫子弟，“遇物必有诲谕”，使子弟引以为鉴戒。

三、以诚待士，以情动人

唐太宗深知得人心的重要性，将君民、君臣关系形象地比喻为鱼与水、舟与水的关系，认为“君，舟也，民，水也。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为了赢得臣民之心，唐太宗注重情感投资，以民为本，以诚待士，以情动人。

以民为本。唐太宗对君民关系有深刻认识，认为“君依于国，国依于民……赋重则民愁，民愁则国危，国危则君丧”[2]（卷192），主张“凡事皆需务本，国以人为本”。[3]（卷8）批评隋朝“仓库盈溢”，面对灾害，文帝却“不怜百姓，而惜仓库”，继任者隋炀帝“恃此富饶”，“奢华无道”。因此唐太宗吸取隋朝灭亡的历史教训，提出“凡理国者，务积于人，不在盈其仓库”，君王务必使百姓充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3]（卷8）

唐太宗认为君主治国理政的前提条件是“先存百姓”，提出“设官分职，以为民也”，[2]（卷192）因此帝王要“择贤才而用之”，经常召见京官，询访民间之事，了解百姓疾苦和政教得失，去奢省费、轻简赋役、选用廉吏。贞观二年（公元628年），关中旱灾严重，百姓穷困饥馑无法生存，出现贩卖子女的现象，唐太宗怜悯百姓，派遣官吏进行巡检，并“出御府金宝赎之，还其父母”。唐太宗对君民的关系，有深刻的认识，并积极践行其言，慎重选择地方官吏，认为“欲令百姓安乐，唯在刺史、县令。县令既众，不可皆贤，若每州得良刺史，则合境苏息。”[3]（卷3）选贤德之人为地方官吏。

以诚待士。唐太宗一直以隋为戒，认识到隋炀帝为宇文化及所杀，源于其“性好猜防，志信邪道”，致使无辜之人遭受屠戮，损害政事，所以太宗以诚待士，不猜忌臣下。曾有人向太宗上书请去佞臣，但又无法指出谁是佞臣，建议太宗在与群臣聊天时“阳怒以试之”，执理不屈的就是直臣，畏威顺旨的便是佞臣。唐太宗认为治天下当以“至诚”，如果连君主都用欺诈方式，大臣又怎么会忠直呢？而且以历代帝王玩弄权术的做法为耻，因此不取此策，太宗待人之诚可见一斑。

以情感人。贞观十二年（公元638年），虞世南去世，太宗为之举哀，“哭之甚恸”，丧事所需之物皆由朝廷供给。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魏征病重，唐太宗亲临魏征家询问病情，命中郞将在他家值班，以随时汇报魏征的情况，所赐药品不计其数，往来问疾的使者不绝于道。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太宗伐高丽，有士兵生病无法进食，太宗“诏至床前，问其所苦”，又遣州县医生为其治疗疾病，将士莫不为之感动，“欣然愿从”；战争之时，大将李思摩为流矢所伤，太宗亲自为其吮血。契苾何力受伤，太宗为其傅药，将士为之感励；战争结束后，太宗又设太牢祭祀战亡将士，“亲临，哭之尽哀”，将士家属相当感动，说“吾儿之丧，天子哭之，死无所恨”。可见，唐太宗发自内心的真挚情感，是其人格魅力的重要体现，当然也是其统治成功的经验。

四、任人唯贤，不避仇雠

唐太宗认为“致安之本，惟在得人”，终其一生求贤若渴，知人善任、量才授职，举贤不避亲疏与仇雠。

首先，知人长短。任人以知人为前提，唐太宗对所用之人的长处与短处都相当了解。唐太宗认为虞世南德行、忠直、博学、词藻、书翰则相当出色、无无与伦比。贞观十八年（公元644年），唐太宗论群臣之得失，更加印证了其知人之能，唐太宗指出长孙无忌善于“避嫌疑”，反应敏捷，能决断事理，但不善于“总兵攻战”；高士廉则“涉猎古今，临难不改节，当官无朋党”，却不能“骨鲠规谏”；唐俭“言辞辩捷，善和解人”；杨师道“性行纯和，自无愆违”，但怯懦，“缓急不可得力”；岑文本“性质敦厚，文章华赡”；马周“见事敏速，性甚贞正，论量人物，直道而言”。[2]（卷197）唐太宗因知人，所以能任人以长，充分发挥人才的长处。

其次，量才授职，简省官员。贞观元年（公元627年），唐太宗对大臣说“致治之本，惟在于审。量才授职，务省官员。”[3]（卷3）也就是选择官员不在多，而在于精，能得尽其才，否则无益于时。太宗提出任官“唯其人”，量才授职，如戴胄“厚重少文”，但“忠清公直”，太宗以其为大理少卿。为了人尽其才，太宗下诏精简官员，省定庶官员位，共置文武官员640人，使人才各得所任。对于乐工之类的技艺人员，则仅赏赐钱帛以表其能，不再超授官爵。

再次，孜孜求士，命臣下举荐人才。贞观以来，唐太宗命房玄龄、杜如晦等人举贤，然二人因事务较多，尤其是琐事缠身，未能推荐贤才，太宗遂对尚书省职责重新分配，使重臣从琐碎的事务中解脱出来，以求访贤哲。对于右仆射封德彝因“未见有奇才异能”之士，所以没有举贤的说辞，太宗认为使人如器，但取其长，不能求全责备。

唐太宗专心政道，闻有贤能之才，则立即提拔任用。马周是中郎将常何的舍人，有才干，太宗听说之后，立即召见，马周未到，但太宗已经先后四次遣使催促，足见其求贤若渴的急迫心理。马周机智长于言词，所奏均能称太宗之意，因此太宗说：“我于马周，暂时不见，则便思之”。[3]（卷2）

最后，举贤不避亲疏。唐太宗倡导“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的用人原则，认为“但能举用得才，虽是子弟及有仇嫌，不得不举。”即只要是有用人才，不管是子弟至亲还是冤家仇人，都必须举荐。在这一准则之下，太宗任用了一大批近亲与仇雠。如对外戚长孙无忌委以重任，授其开府仪同三司、司空等职，“知门下、尚书事”，高士廉劝谏说“外戚位三公，嫌议者谓天子以私后家”，宗认为“任官必以才，不者，虽亲若襄邑王神符，不妄授。”[5]（卷30）起用一批隐太子李建成的谋士，史载“初，息隐、海陵之党，同谋害太宗者数百千人，事宁，复引居左右近待，心术豁然，不有疑阻。”[3]（卷1）并且引以为心腹，如提拔魏征于“仇虏之中”，任“以枢要之职”，而且魏徵对太宗无所隐，见太宗之过必谏诤。召拜隐太子中允王珪为谏议大夫，王珪能推诚尽节，多所献纳。因此，史家评论唐太宗“拔人物则不私于党，负志业则咸尽其才”，[1]（卷3）可谓是客观公允。

五、听断不惑，从善如流

唐太宗从古代帝王衰亡的过程中总结出一条重要的教训，就是“皆为蔽其耳目，不知时政得失，忠正者不言，邪谄者日进，既不见过，所以至于灭亡。”

以隋为鉴，认为隋炀帝是暴虐的暗主，好自矜夸，护短拒谏，大臣闭口，遂不闻已错，终致国家灭亡。而明主当思短而益善，所以太宗常常静坐自省，思得直谏之臣，匡正自己的过错，使下情上通达，下无怨滞，太宗鼓励臣下谏诤。贞观初，太宗对公卿大臣说“公等看事有不利于人，必须极极言规谏”，臣下匡正，君主方能知道自己的过错，国家才不会有败亡的危险。史载，太宗有一匹最爱的骏马莫名死亡，于是迁怒于养马人，将杀之，长孙皇后以晏子数齐景公以马死杀人的故事为谏，认为马死之错在马的主人：养马而死一罪，以马杀人二罪，诸侯闻而轻之三罪，景公于是释放了养马之人。太宗听后立即释怀，马死之事也就不了了之。贞观八年，陕县丞皇甫德参上书忤旨，太宗认为德参所言是诽谤，魏徵谏曰“自古上书率多激切。若不激切，则不能起人主之心，激切即似讪谤”，太宗翻然醒悟，赐皇甫德参帛二十段。

知错能改。贞观三年，为增加兵源，简点使右仆射封德彝建议将“中男十八已上，简点入军。”[3]（卷2）敕令下达，坚决反对，唐太宗认为中年身体健壮的均可入军，魏征还是不赞同，不肯签署。太宗向魏征询问其如此固执的原因，魏征认为“若次男以上，尽点入军，租赋杂徭，将何取给？”，太宗终悟，并检讨说“我不寻思，过亦深矣，行事往往如此错失，若为致理？”遂停止简点中男入伍之议。

唐太宗外表严肃，官吏都非常担心说错话而惹怒太宗，进见之时常常会表现出紧张不知所措的样子，太宗知道后，对奏事的大臣“假颜色”，希望听到大臣的直言，知政教得失。对不合于心的意见，唐太宗也不责怪，担心谏者恐惧而不肯直言。唐太宗不但自己乐于接受臣下建议，同时也要求公卿大臣能接受他人谏语，认为“岂得以人言不同已意，便即护短不纳？若不能受谏，安能谏人？”贞观时期，唐太宗多次下召书，求直言，以改过求进，正因为其善于纳谏，而大臣能匡正直言，致使唐初政治清明、百姓乐业、天下太平。

六、赏罚公平，不阿亲贵

唐太宗主政，以公平为规矩，赏不贵疏远，罚不阿亲贵。贞观元年，太宗分封公臣，按勋劳行赏，以房玄龄、杜如晦、长孙无忌并列为第一等功。太宗叔父淮安王李神通争功，认为自己领兵助定京师，功劳当最大，而对太宗以文人房玄龄功居第一的封赏存在质疑与不满。太宗认为赏当其劳，房玄龄有运筹帷幄、定社稷的大功，与汉代萧何比肩，功居一等实至名归，而李神通是国家至亲，皇帝不可以徇私将其“与勋臣同赏”。唐太宗公平封赏、不私其亲的作法，得到朝臣一致认可，之后再也没有人质疑封赏的公平性了。

贞观时，有大臣建议对追随太宗的秦府旧兵授以武职，太宗认为君主以天下为家，不能自私利己，而且选官唯才是用，不以新旧为别，此种意见无益于理政，太宗没有采纳。

贞观初，吏部尚书长孙无忌入东上阁门未解佩刀，出阁门后，监门校尉才发现。朝臣议定此事，尚书仆射封德彝认为监门担主要责任，应当死罪，无忌失误则当判刑二年，并交罚金。大理少卿戴胄认为监门校尉与无忌同罪，皆当死。太宗认为法律不是皇帝一个人的法律，而是天下之法，人人都应当遵守，长孙无忌虽是皇亲国戚，也要依法处置。

类似的例子，史籍所载颇多，唐太宗公平、不以亲疏为别的作法，既是其自身修养的体现，也是其作为杰出政治家所必须具备的素质。

七、结语

唐太宗作为封建社会的政治家，虽以维护君臣长守富贵，巩固李唐王朝统治长治久安为目的，不可避免地具有时代和阶级局限性。但他能克己修身，规谏子弟，防骄戒躁，以诚待士，以情动人，任人不私于党，不避仇雠，咸尽其才，听断不惑，从善如流，赏罚公平，不阿亲贵。这种非凡的人格魅力是值得现代的领导者借鉴和学习的，无论是古人还是今人，治国理政须以修身为先，时刻自省，约束子弟，以诚信为准绳，以公平为规矩，能识人用人，善纳人言，只有这样才能不断提高领导水平，从而实现上下和谐，百姓乐业，国家昌盛。

（注：本文系商洛学院科研基金项目，项目编号：15SKY029）

[1][后晋]刘昫.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2][宋]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75.

[3][唐]吴兢.贞观政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4][清]彭定求.全唐诗[M].北京：中华书局，1960.

[5][宋]欧阳修.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