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彬彬（中共北京市委党校，北京100044）



“一二·九”运动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的关系研究

杨彬彬
（中共北京市委党校，北京100044）

摘要：“一二·九”运动作为一场深刻的具有广泛群众性的政治思想运动，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推动全民族抗战发挥了独特的历史作用，通过从政治社会化的角度探究中国共产党在“一二·九”运动中发挥的中流砥柱作用，深入分析学生运动的动力因素和斗争策略，进一步揭示“一二·九”运动为抗日战争做的思想、组织、干部等方面的准备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一二·九”运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学生运动；中国共共产党

“一二·九”运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次大规模学生爱国救亡运动，这次运动公开揭露了日本蚕食东三省，吞并华北进而占领全中国的图谋，策略性打击了国民党政府不抵抗主义政策，有力地促进了中国人民的觉醒，激发了全面民族抗战勇气。这一运动与红军北上抗日的军事行动相互配合，促进了国内和平和对日作战，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新高潮的到来。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一二·九”运动“是动员全民族抗战的运动，它准备了抗战的思想，准备了抗战的人心，准备了抗战的干部”［1］，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纵观“一二·九”运动的缘起、动力因素、发展历程及其功能角色的扮演，这一运动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过程中发挥了独特的历史作用，极大宣传了共产党“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主张，并使其日益深人人心，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实现，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一二·九”运动在我国学生运动史及当时的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中具有重要历史地位，重新认识和发现其动力机制、奉行理念及实践经验对于新时期统战工作仍具有积极的现实指导意义。

一、历史沿革：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逐步形成

特定的历史环境蕴含着特定历史事件发生的条件，外部因素的作用是一定历史主体身份认同后的外化行为的重要动力因素，历史背景就是这种外部诱导因素的条件综合。当时国共两党对日本日益猖獗的侵略态势采取的截然不同的政策主张。错综复杂的国内政治生态，为青年学生运动的开展在各阶层、各实力派的力量对比和倾斜中创造了独特的历史契机。

（一）国民党对日政策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占领了东北，接着又对华北地区进行渗透和蚕食。1935年下半年，制造华北事变，进一步控制察哈尔，并在冀东成立傀儡政权。面对侵略者的步步紧逼，国民党政府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政策，先后与日本侵略者签订了“秦土协定”和“何梅协定”，对日本的侵略扩张步步妥协退让，反而为满足和适应日本提出的华北政权特殊化要求，准备于1935 年12月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不仅软弱面对侵略者，国民党当局还对国内人民革命和抗日救亡运动进行残酷镇压，这种人心向背的行为严重背离了广大人民要求抗日救国的历史潮流。

国民党作为当时的执政党，其主张政策对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是国民党的倒行逆施的行为造成了深刻的国家危机和社会危机，从而引发了一些列的社会结构的分化、整合。华北地区政治、经济日趋殖民地化，加深了中国的民族危机，使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逐渐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深刻影响了国内各阶级关系、各党派之间关系的重大变化和各种政治力量的重新分化组合。与国民党坚持自身狭隘利益的退让政策形成鲜明对比，中国共产党以高度的自觉性，适时提出了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并付诸实践。

（二）共产党对日主张

“当着革命的形势已经改变的时候，革命的策略，革命的领导方式，也必须跟着改变。”［2］随着日本侵略势力不断肆意扩张，民族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面对民族危亡，中国共产党有清晰的政治形势分析，“目前形势的基本特点，就是日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3］，并适应形势变化提出“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帝出中国”的主张。1935年8月1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中共中央的名义在莫斯科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呼吁各党派、各军队和各界同胞，无论过去和现在有何政见和利害的不同，均应有“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真诚觉悟，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在与“一二·九”运动的紧密配合下，1935年12月召开的瓦窑堡会议标志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思想的基本形成。

为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中国共产党展开了各种形式、多种层面、不同领域的统战工作，其中包括中国共产党北方局等地方党组织领导的“一二·九”运动。这是一场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治方针指导下的爱国救亡运动，同时也是一场凝聚共识，推动全民族抗战的政治思想运动。

二、来龙去脉：“一二·九”运动的缘起

（一）“一二·九”运动的缘起

“一二·九”运动又称为“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次大规模学生爱国运动。“一二·九”运动诞生于救亡图存的特殊政治环境下，因而具有特殊而重要的意义。当时的形势可谓内忧外患，一方面日本已经占领了中国东北，并酝酿着“华北特殊化”，准备一举灭亡全中国；另一方面在“一二·九”运动前，国民党当局进行了八年多有计划的的反共教育，对青年学生的思想进行压制，钳制其独立自由的进步思想。华北事变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中国共产党发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号召，推动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处在国防最前线的北平学生，痛切感到“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国共两党对日政策形成鲜明反差，当时的进步青年也在自我身份认同中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和奋争。

1935年11月18日，在中共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的领导下，北平市大中学校学生联合会成立，并决定以请愿的方式发动一次抗日救国行动。他们反对华北“防共自治”，要求国民党政府讨伐殷汝耕，动员全国对敌抵抗，切实开放人民言论、结社、集会自由。但是冀察政务委员会将于12月9日成立消息成为了推动这一运动的导火索。北平学联党团决定在这一天举行抗日救国请愿。之后，一批青年学生又组成南下扩大宣传团，深入人民中间宣传抗日救国，杭州、广州、武汉、天津、南京、上海等地相继举行游行示威。

北平学生的爱国行动，得到了全国学生的响应和全国人民的支持，“一二·九”运动广泛地宣传了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抗日主张，掀起了全国抗日救国运动的新高潮，打击了日本的嚣张气焰，揭露了国民党当局的卖国行径，得到了各界爱国人士的支持、响应，促进了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二）“一二·九”运动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

青年学生是一支蕴含巨大潜力和能量的群体，然而由于其自身的特点，没有系统科学的理论指导、强有力的组织者和一定政治实力的支持，因此其历史作用的发挥需要借助各种外在的条件和环境。在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下，青年学生只有借力中国共产党的各种优势和先进性才能将自身的价值得到充分发挥。中国共产党在“一二·九”运动中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毫无疑义，一二·九运动中共产党起了骨干的作用。没有共产党作骨干，一二·九运动是不可能发生的。”［4］这种骨干作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这种作用的发挥充分体现了政治社会化的过程，是青年学生将共产党的理论、主张、政策内化并外化为自觉行动的过程。

1.思想引导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一次成功的运动必然需要先进、科学、系统的理论的指导，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对日政策主张在青年学生中引起了强烈的情感共鸣和身份认同。1935年8月1日发表的《八一宣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关门主义的结束，同时为广大青年学生尤其是位于抗战前沿的华北地区的青年学生以明确的政治方针，从而为其提供了有针对性的斗争目标。这是中国共产党积极通过政治社会化的途径争取进步势力的表现，同时也是历史所趋和民心所向。

2.组织领导

中共北方局等地党组织的直接领导为“一二·九”运动提供了系统的组织策略和有效的斗争战略战术，为其提供了组织基础。并且在地方党组织的积极领导下，抗日救亡运动在全国各阶层开展起来，形成了全民族救亡运动的巨大政治力量。中国共产党不仅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也在用自己的科学理论争取和塑造着运动中的先锋者。基层党组织作为战斗堡垒在学生运动中承担着组织和凝聚的重要作用，不仅仅是重要的队伍构建者，同时也是在共产党对日政策主张下凝聚共识的重要执行者。

3.行动配合

红军经过万里长征到达陕北，在“北上抗日”方针的指导和影响下，这一军事行动有力的支持了北方的抗日救亡运动。体现了军事斗争和政治运动的密切配合。军事行动是政治实力的一种表现，也是政治立场的表达，当时历史条件下，这一行动对于北方学生运动具有重要的配合意义。军事行动和政治行动都代表着一种政治态度，中国共产党和学生的密切配合极大地争取了主张和倾向于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阶级和阶层。

三、催化凝聚：“一二·九”运动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角色功能

学生运动有其独特的表现，其先导性的特点容易引发全局性的政治力量的对比变化和社会各阶层的广泛关注。“一二·九”运动在彼时瞬息万变的历史背景下扮演了独特的历史角色，发挥了关键性的政治作用。“一二·九”运动之所以能够发挥出如此巨大的政治能量，这与知识分子作为先知先觉者与工农民众相结合密不可分的，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然而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5］

（一）“一二·九”运动自觉性的动力因素及斗争目标

学生运动有其自发性的机制因素，同时也是社会发展规律必然性作用下的实然。特定历史契机中历史事件的偶然性固然使其在历史风云中更显神秘性，但是历史必然性却能揭示这种神秘性的所在。

1.“一二·九”运动思想动因

（1）自由主义因素

在日本侵华形势未曾渗透到华北之前，自由主义思潮在广大青年学生思想观念中占据重要的地位，伴随着日本侵华势力不断扩大，中华民族日益处于生死存亡的历史关头，自由主义的倾向有所衰弱，但是仍有一定的影响力。这主要表现为反抗国民党当局利用国家暴力机器限制言论、出版、结社等自由权利。尤其是在面对国家亡国灭种的严峻形势国民党一味妥协退让，固执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主义，并且暴力镇压社会各阶层的抗日救国运动的情况下，广大爱国青年提出“争取救国自由”口号。所谓救国自由就是指言论、出版、结社、集会、游行等自由在内的抗日救国的自由。这表明了学生运动将自由主义既作为目的又作为手段，通过争取救国自由来达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之力量来切实实践救国之目的。这是自由主义这一思潮在特殊历史关头的特殊表现。

（2）民族主义因素

“一二·九”运动还被赋予了民族解放运动的性质，这也是中国共产党的一贯主张将民族解放与无产阶级革命结合起来的必然表现，从历时性的角度来讲，它成为整个民族解放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面对日益紧逼的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当局的妥协政策，“一二·九”运动就不仅仅是青年学生对华北事变的回应和反抗，而是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荣辱感感召下的民族主义思潮的升温。当然，但是中共地方党组织适时地将这种民族主义思潮始置于马克思主义民族解放理论的支配下，实现了二者的有效结合，并使受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影响的广大青年学生成为一支目的性的政治力量，在主体思想观念转变的情况下，“一二·九”运动的内容与方向得到有效的规定。

（3）马克思主义因素

马克思主义分析社会现象一个非常重要的方法是阶级分析法，其对“一二·九”运动的影响集中充分体现在运动中提出的具体要求和目标上。“一二·九”运动的宣传大纲中宣称：“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因此中华民族的前途，是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势力”，“中华民族的自由解放，是我们的目标，扩大民族革命战争，是我们的方针。然而这种重大的任务，绝非学生群众所能单独胜任的。所以为了我们伟大的前途，我们必须联合全国民众，结成统一革命战线，武装全国民众，来扩大民族解放斗争”。［6］由此可见，一二九运动从一开始就被赋予反帝反封建的民族解放运动性质，这是根据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法对中国的社会阶级进行了划分前提下，并且明确了敌我问题之后得出的结论，并且这一认识不断得到青年学生的认同与内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指导是“一二·九”运动取得成功的重要思想指南。

2.“一二·九”运动的斗争目标

由于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经历了漫长曲折的发展过程。国共合作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的基础，它经历了从“抗日反蒋”、“逼蒋抗日”到“联蒋抗日”三个阶段，“一二·九”运动在“逼蒋抗日”的关键时刻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青年学生在这场运动中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起到了先锋作用和催化作用。这是中国共产党这支“核心力量”领导下的一把利剑，是历史必然性作用下的特殊性运动的价值魅力。

“一二·九”运动具体目标是“一、誓死反对分割我国领土主权的傀儡组织；二、反对投降外交；三、要求动员全国抗日；四、争取救国自由。”其直接目标是逼蒋抗日，最终目标必然是进行全民族抗战，战胜日本帝国主义，途径是推动国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坚持的基本策略方针的积极运用，将当时上升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中日民族矛盾展示在广大国人面前，并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最终形成和全民族实践提供了先锋力量。

（二）“一二·九”运动在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中的作用

“一二·九”运动在当时的历史关头催化和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一二·九运动在历史上讲，是抗日战争准备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7］毛泽东甚至将其与五四运动相比较，认为“五四运动的的确确给第一次大革命准备了舆论，准备了人心，准备了思想，准备了干部。至于一二·九运动，它是伟大抗日战争的准备，这同五四运动是第一次大革命的准备一样。“一二·九”推动了“七七”抗战，准备了“七七”抗战。”［8］

1.思想宣传

“一二·九”运动为全民族抗战做了充分的政策宣传和思想准备。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扩大“逼蒋抗日”的声势，使国民党反动派感到民心向背和孤立无援，充分认识到“国共合作，一致抗日”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思想宣传重要的作用是观念同化和主张认同，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及其策略确立后，身体力行迈出从分裂到团结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并借助其组织优势进行了强有力的思想宣传，促使了中间势力和国民党政府对自身的主张和政策作出调整，为最终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实现全面合作抗日提供了重要前提。

“一二·九”运动的思想宣传起到对顽固派的重要的瓦解作用。随着民族危机的进一步加深和中共及学生运动的积极推动，1935年后国民党的内外政策逐渐发生较为进步的变化，对日态度日趋强硬。

2.储备骨干

中国共产党确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根本点是明确斗争的对象和联合的盟友，即首先要解决敌友问题。为此，确立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基本策略方针。“一二·九”运动推动了这一策略方针的执行，“一二·九”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宣传、动员、组织和广大青年学生自觉参与的结果，从政治社会化的角度来讲，涉及到当时历史环境下，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方针在广大青年学生中内化为自身观念进而进行自我身份认同和观念外化为学生运动实践的过程。

“一二·九”运动在中国共产党地方党组织的领导下，将“发展进步势力”这一方针进行了有效的执行，通过地方党组织这一意识形态宣传最有效的方式和平台，通过强有力的政治社会化的过程，有效地动员了广大青年学生，壮大了组织，同时推动了全国抗日救国运动的开展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最终形成及实践。

3.启迪民智

“国民党营垒中，在民族危机到了严重关头的时候，是要发生破裂的”［9］，深刻的民族危机所造成的社会分裂尤其是国民党内部的分化是这次运动得以发挥启迪民智作用的重要基础，也是政治社会化发挥效用的重要条件。“一二·九”运动有力的发动和吸纳了中间势力。将当时严峻的国家形势、突出的民族矛盾、救亡图存的紧迫性充分展现在广大国人面前，有效地启发了民智，在一定程度上宣扬了民族主义，激发了全民族抗战的毅力和勇气。“一二·九”运动中，中间党派团体逐步放弃了反共主张，并提出了与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遥相呼应的主张，并在一定程度上相互协调配合，达成了事实上的合作。

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宣传和主张认同不断深化，1936年全救会宣传的“促成各党派一致抗敌的联合阵线”的政治主张和救国会领袖沈钧儒等四人在《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中对各党派提出的意见得到了中共的赞同和肯定。中共还积极开展争取地方实力派的工作，先后与张学良的东北军、杨虎城的西北军建立了合作关系，与阎锡山结成了特殊形式的统一战线等。这对促进其与中共的局部合作关系、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

纵观“一二·九”运动发展的动因、历程及影响，这一举足轻重的爱国学生运动对当时各种政治力量的对比增消、政治社会环境的变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逐步形成都产生了深远重大的影响。毛泽东甚至将其与五四运动相提并论，“有些人说，一二·九运动不如五四运动，就是说，前者不及后者的政治意义伟大。这对不对呢？不对。我们认为这两者的意义是同样伟大的。”［10］“要拿五四运动和北伐战争的关系相比，那末很明显，一二·九运动和抗日战争的关系更密切，两者相隔的时间更短，因为一二·九运动有红军长征的胜利互相配合。”［11］

参考文献：

［1］［4］［7］［8］［10］［11］毛泽东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53；256；251；252；251；253.

［2］［3］［9］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52；142；147.

［5］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559.

［6］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2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512-513 .

［责任编辑：肖承罡］

作者简介：杨彬彬（1990--），男，中共北京市委党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专业硕士生。

收稿日期：2015-11-07

中图分类号：D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949（2016）01-0066-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