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东云

(安徽新华学院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研究部，合肥　230088)

全局视域下的初期皖中抗战

赵东云

(安徽新华学院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研究部，合肥230088)

摘要：抗战爆发后，战火很快燃烧到皖中。鉴于皖中重要的战略地位，敌我双方在皖中地区展开角逐。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指引下，皖中广大民众被动员起来，投身到抗日热潮中。新四军四支队东进抗日，在敌后开展游击战，袭扰日军，配合正面战场，壮大人民抗日武装，很快打开了皖中抗战的新局面。

关键词：抗日战争；新四军；皖中；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37年7月，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悍然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华大地惨遭践踏，具有光荣斗争传统的中华民族，与入侵的日本法西斯展开了长期的殊死搏斗，最终赢得了抗战胜利，谱写了民族斗争史的新篇章。在这场决定民族前途命运的斗争中，皖中地区的抗战虽没有淞沪战场、徐州战场那样空前规模的大会战，但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艰苦卓绝的长期斗争，为中国抗战的最终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抗战初期形势与皖中正面战场

皖中地区一般有两个概念：一是指安徽位于淮河以南与长江以北的江淮地区，位于皖南、皖北之间；二是指以巢湖、合肥为中心包括舒城、桐城、无为、庐江、含山等县域在内的地区，即所谓“八皖之地”的皖中。本文所指的皖中地区主要是指前者。皖中地区，东南紧邻南京，东北接近徐州，西北毗邻中原，西南与武汉相望，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因此，抗日战争期间，皖中地区为敌我反复争夺、控制的地区。

1937年底日军在加强了对京沪杭地区的控制之后，结集重兵向当时的政治、军事中心武汉发动进攻，以图“摧毁国民党政权的中枢”，“以此威逼蒋介石屈服，或将蒋政权变为地方政府，为建立伪中央政权准备条件”[1]。由于当时黄河花园口决堤形成千里黄泛区，日军北路进攻的企图破灭，便重新部署兵力，经皖中和长江沿线向武汉攻击。日军在占领武汉之后，皖中更成为连接南京、武汉的重要地带。因此，对皖中地区的控制，一直是日军的重要战略目标。

抗战初期，国民党军队对日军的反击总体而言是积极的，但由于蒋介石害怕真正发动人民群众起来抗日，国民党内派系林立时有争斗，加之指挥不当，武器落后，战术思想陈旧，屡屡丧师失地，这些问题，在皖中抗战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在国民党的战区序列上，皖中地区属于第五战区。日军在向武汉进攻之前，皖中地区先后驻有徐源泉第二十六集团军、廖磊第二十一集团军、李品仙第十一集团军、杨森第二十七集团军、于学忠第五十一军等大量国民党军队，但是，日军在向皖中进攻过程中，并没有遇到强有力的抵抗。以合肥沦陷为例，1938年5月，国民党第二十六集团军第四十一师、四十八师奉命“向合肥地区集结，以配合杨森第二十七集团军所部防守合肥等地”[2]，此外，当时防守合肥的还有警备司令宋世科所部，而日军进攻合肥的并不多，“当面之敌不过2000，并无飞机坦克助战，照理大可解决”，但因国民党将领指挥无方，援兵行动迟缓，加之“有一部叛变”，故合肥城“不战而陷”[3]。皖中地区的初期抗战，国民党军队除了在大蜀山、六安、霍山等地组织了较有力抵抗外，其他地区防御均不堪一击。

1938年11月，日军在占领武汉、广州后，由于战线过长，兵力不足，维系战争的资源有限，于是对国民政府改为以政治诱降为主，以军事进攻为辅的方针。1939年1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五中全会，确定了“防共、限共、溶共”的方针，此后不久，还制定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处理异党实施方案》等反共反人民的法令。自此以后，特别是蒋介石任命李品仙为安徽省主席主政安徽期间，国民党在皖中更是消极抗日，积极反共，限制和打压人民抗日力量。

2新四军东进与打开皖中抗战局面

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面对着民族矛盾的骤然激化，国共双方经多次谈判，决定将南方八省14块根据地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全军四个支队一万余兵力。其中，鄂豫皖根据地的红二十八军和鄂豫边的红军游击队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由原红二十八军领导人高敬亭担任司令员。

中共中央十分重视皖中地区的战略地位，新四军成立不久，中共中央即有关于新四军未来作战进军方向和作战区域的指示，明确要求“(新四军)长江以南各部队……可向东开，长江以北高敬亭支队暂留江北，不必北开，以便在该地准备沿江游击”[4]62。1937年12月28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项英，要求“高敬亭率部沿皖山山脉进至蚌埠、徐州、合肥三点之间作战”[5]95。1938年2月15日，毛泽东在回复项英请示电中，同意江南新四军在苏浙皖边开展游击战的行动原则，同时强调：“目前最有利于发展地区还在江苏境内的茅山山脉……如有两个支队，则至少以一个在茅山山脉，另一个则位于吴兴、广德、宣城之线以西策应”。[4]212

上述文电表明，中共中央从抗战全局出发，把皖中与皖南、江北与江南视为一个相互支援、相互策应的战略支点。

1938年3月8日， 新四军四支队在鄂东七里坪举行誓师大会，随即挥师东进。4月初到达皖中舒城一带。这是新四军四个支队中最先出发东进的部队。5月12日，四支队9团2营在巢县蒋家河口首战告捷，歼灭日军一部，此为四支队东进皖中的第一仗，也是新四军挺进敌后的第一仗，从而“拉开了华中敌后抗日游击战的序幕，在新四军抗战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5]18。

6月上旬，日军占领了皖中重镇合肥、桐城、舒城等地，控制了淮南铁路全线，接着日军以长江为中轴线，分江南、江北两翼，采取水陆并进、空军协同、多路进攻的方式向武汉进击。驻合肥地区的日军一个师团直扑安庆，配合溯江而上的日军进攻；另外一部日军向皖西六安进攻，意在通过大别山进犯武汉。为确保进攻武汉的战争需要，日军沿着合安、合六公路运输大量士兵和物资给养。为牵制敌寇，支持正面战场，新四军四支队在公路沿线广泛开展游击战：

9月3日，四支队特务营和7团3营一部在棋盘岭设伏，袭击日军运输队，此役共击毙日军70余人，击毁汽车50多辆，缴获一批枪械、子弹，以及防毒面具、指南针、照相机等军用品。

9月12日，四支队特务营在范家岗袭击日军，毁敌汽车60多辆，俘虏敌运输队长1名。同日，四支队7团1营在舒六公路沿线的椿树岗埋伏，再次袭击日军运输车队，歼灭日军100多人，烧毁汽车4辆，缴获战马5匹、长短枪10多支。

9月15日，四支队7团袭击日军骑兵露营，杀伤敌军近百人，缴获战马3匹。

此外，四支队还在铁岭铺、大小关、三十里铺、运漕等地进行了数十次战斗，共毙伤日军1000余人，毁敌运输汽车150多辆，缴获了大批武器和军用物资。新四军取得如此众多的战果，狠狠打击了日军侵略的嚣张气焰，也有力地配合了保卫武汉的正面战场。[5]19-20

3皖中地区党组织的发展与人民游击战争

鉴于皖中地区的重要战略地位，抗战爆发后，中共中央对皖中地方党组织的发展工作极为重视。

1937年11月，时在南京与国民党谈判的中共中央代表团派李世农到无为，成立中共皖中工委，李世农任书记，张恺帆、桂蓬为委员。皖中工委活动区域包括无为、巢县、和县、含山、舒城、庐江、合肥等地。皖中工委吸收了一批优秀青年加入党组织，还在无为成立了第一支抗日游击队。这支队伍不断发展壮大，成为“活跃在无为的一支影响很大、战斗力很强的部队”[6]。

1937年12月，为打开工作局面，中共中央把在延安学习的曹云露、张如屏提前派回安徽工作。次年1月，以曹云露为书记的安徽工委在寿县杨家庙成立。当时安徽工委的活动区域主要在寿县、合肥、霍邱、凤台、六安等地。安徽工委建立后，发展了一批党员骨干，组建了抗日武装，积极开展游击战争。1938年1月，工委集中200多人枪，成立皖北抗日游击支队，3月更名为凤阳抗日游击大队。5月4日，由张如屏率领这支游击队袭击凤阳县城，这是安徽工委所领导的抗日武装在安徽的首仗，产生了很大的政治影响，当时《武汉日报》对此仗给予了报道。

1938年8月，根据长江局指示，成立中共皖东工委，刘顺元担任书记。皖东工委积极发展地方党组织，活动区域由巢县扩展到含山、和县、全椒、定远、凤阳、滁县、寿县等地，仅半年就发展党员800多名。1939年4月下旬，皖东工委改组成苏皖省委。7月，成立以李世农兼任书记的津浦路东工委，与新四军五支队相互配合，开辟路东，建立党的组织，发动人民群众，组建并发展游击武装。

到1939年夏，皖中各地普遍建立起各级党的组织，在党的领导下，组建和发展了数目众多的人民抗日武装，在皖中大地上开展游击战，打击日伪军，为后来的抗日根据地的建立打下了基础。

党组织的建立与发展，抗日游击队的活动，新四军的战斗，三者之间紧密相联。各地建立党的组织，积极开展活动，动员了广大人民群众，确保了抗日游击队的正确发展方向；人民游击战争的广泛开展，既配合了新四军主力部队，也为新四军输送了大量兵员；新四军的战斗，打击了日伪军，为党及其所领导的抗日活动开辟了新的空间，也鼓舞了广大人民抗战必胜的信心。

党的优秀地方工作领导人鲍有荪在回忆当年在皖中地区开展工作的经历时说：1937年12月，长江局领导、负责湖北和安徽党组织的董必武在汉口召见鲍有荪、傅承铭，为她们恢复了组织关系，董老很赞成她们回舒城搞地方武装，开展抗日游击战争。董老要她们回去后先建立党的特支，然后建立县委，同时要组织工农武装，搞好统一战线工作，迎接新四军四支队的到来。

1938年1月，鲍有荪回舒城后，即根据董老指示，建立舒城特支，不久改为舒城工委，还成立了舒城县党领导下的第一支抗日武装——东沙埂抗日游击大队。东沙埂抗日游击大队有200多人、700多条枪。8月，舒城工委改为舒城县委，鲍有荪为县委书记，另外两位女同志徐平、林轩为县委委员。游击大队在“舒城女县委”的领导下，多次开展游击战。到11月，这支武装发展到700多人，分设两个营，已成为有很强战斗力的队伍。遵照上级指示，这支队伍编入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奔赴到抗日最前线——皖中、皖东地区。“这是地方党组织为新四军成长壮大历程中作出宝贵贡献的一个突出范例。”[7]

同时，新四军部队挺进皖中，也为中共地方党组织的活动创造了条件。新四军四支队进驻舒城后，积极支持舒城县委和东西港冲区委开展工作。1938—1939年间，舒城县委先后在四支队司令部、留守处举办4期党员培训班，培养了一批党的干部，结业后分配到各地工作。舒城县委还在四支队司令部所在地钝斧庵建立了东西港冲区委、东西港冲中心区委。“东西港冲随之成为皖中、皖西抗战的中心”[5]23。

4东进战略的贯彻实施与抗战新局面

新四军组建成军不久，就挥师东进，但新四军的东进战略及其贯彻实施，却经历了一个较长时期的过程。1938年9月29日—11月6日，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召开，会议批评了党内在统一战线问题上存在的关门主义和投降主义错误，再次强调中国共产党必须独立自主地领导全国人民进行抗日战争。为传达六届六中全会精神，1939年2月，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赴皖南云岭新四军军部视察，经过同新四军主要负责人反复研究，周恩来提出新四军发展方针为“向北发展，向东作战，巩固现在阵地”(即“东进战略”)，这一方针后经中央批准通过。 4月24日，中共中央在给东南局、中原局并转四支队8团的电报中指出,“目前，我党我军的中心任务是建立皖东抗日根据地……并积极向东、向北发展，建立后方”[5]109。

1938年3月，高敬亭即率四支队誓师东进，首战蒋家河口，四支队是新四军所属四个支队中最早东进的部队。高敬亭率部到达舒城后，一边在合安公路、合六公路沿线开展游击战，一边着意建立以舒城为中心的皖中抗日根据地。四支队在游击战中取得了很多胜利，高敬亭为皖中抗日根据地的建设付出了很大努力。

为推动四支队进一步东进敌后，1938年11月，新四军军部派参谋长张云逸率部分武装从皖南渡江北上。张云逸给四支队干部分析抗日形势，积极鼓励高敬亭率部东进皖东。但高敬亭想在皖中建立根据地，他向张云逸陈述“在舒、桐、庐地区建立根据地，具有地势地形有利、党组织和群众基础好等六大优势”[8]。在这种情况下，张云逸只得率领四支队8团东进，希望以此影响和推动整个四支队的东进敌后。

1939年5月，叶挺军长偕邓子恢、罗炳辉、赖传珠等由皖南军部到江北巡视。在四支队司政机关所在地西港冲召开的连以上干部和各游击队负责人会议上，叶挺分析了江北抗战形势，重申新四军实施东进战略的重大意义。高敬亭在会议上也举手表示同意，但当部队开进途中，高敬亭却又写信令部队回撤。一向以治军甚严著称的叶挺，对高敬亭的行为难以容忍，高敬亭被招至合肥青龙厂褚老圩扣押，不久即被处决。高敬亭在土地革命时期长期坚持大别山斗争，为革命建立了卓越功勋，在抗战初期的皖中抗战中也付出了努力，他没有坚决贯彻军部意图，是对抗战大局的认识水平问题，但将其处以极刑是错误的。

6月底，原江北部队重新整编，原四支队分编为第四、第五两个支队，徐海东、罗炳辉分别担任司令员。整编后的江北部队，很快开进到津浦路东、津浦路西地区，经两个多月的连续作战和发动群众，初步打开了皖东敌后抗战的局面。

六届六中全会后，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原局，刘少奇任中原局书记，长江以北河南、湖北、安徽、江苏等地区党的工作，均由中原局负责领导。12月初，刘少奇一行南渡淮河，经正阳关抵达定远藕塘，与新四军江北指挥部领导人张云逸、邓子恢、郑位三等会合，并以此作为华中敌后抗战的领导中枢，指挥江北敌后工作。此后两个月内，刘少奇三次主持召开中原局会议，强调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又团结又斗争的方针，提出“放手发动群众，发展人民武装，建立抗日根据地”[5]54-56，明确了在华中首先在皖东建立抗日根据地的任务。

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四支队开辟了以藕塘为中心的路西抗日游击根据地，五支队也开辟了以半塔集为中心的路东抗日游击根据地，江北游击纵队也建立了以无为、和县、含山为活动区域的抗日游击根据地。新四军四、五支队进入皖东后，经过数月发展，部队就由原来7 000人扩大到15 000余人。[5]56

5省动委会与皖中民众动员

抗日战争是一场决定民族前途命运的战争，面对日本法西斯的疯狂侵略，各族人民自当同仇敌忾，团结御辱。1937年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次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指出团结抗战的必要，事实上承认了共产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也标志着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国共再度合作，“在中国革命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对于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发生决定的作用”[9]。

安徽属于第五战区(皖南除外)，战区司令官为国民党桂系领袖李宗仁，桂系在抗战初期对日作战是比较积极的，对待国共合作的态度也较友好。1938年2月，李宗仁到六安就任安徽省府主席，他在发表施政演说时，提出“政治与军事打成一片，政府与人民打成一片”[10]34。

在李宗仁支持下，第五战区成立了民众总动员委员会，安徽也筹备成立动委会。中共中央长江局和各地党组织陆续派出周新民、张劲夫、罗平、陈国柱等党员干部到六安，参与筹建动委会的各项具体工作。1938年2月23日，安徽省动员委员会正式成立，这是国共合作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产物，动委会内各派势力都有，张劲夫回忆当时情况说：“我们党当时首先是团结地方进步力量，把桂系作为中间力量，对CC系则作为顽固派而与之斗争”[10]36。经过共产党等进步势力的影响，抗战初期动委会在唤起民众、团结各界、凝聚民心、抵御外侮等方面是发挥了很大作用的。

早在动委会筹备期间，周新民、章乃器、朱蕴山等已开始组建安徽民众总动员推动队，以地下党员为骨干，吸收当地进步青年300多人参加，经短期培训编组后，于1938年3月派往六安、舒城、合肥、寿县等地开展民众动员的推动工作。他们抵达当地后，积极宣传抗日，动员民众，调查社情民意，联络青年学生参加抗日。动委会成立后，李宗仁接受动委会的建议，将各地流亡青年组成抗日工作团，经过短期培训后分配到安徽长江以北各县，专门从事民众动员工作。于是，先后抽调近700人组成34个直属工作团派往六安、合肥、舒城、寿县等26县，每团10～20人，这些工作团在开展抗日宣传和民众动员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省动委会驻六安期间，先后向桐城、合肥、巢县、庐江等28县派出了指导员，组建了各县动委会，各区、镇也纷纷建立动委会。据1939年10月统计，江北35个县共有124个区、798个镇组建了动委会。[10]391938年夏，中共安徽省工委委员张劲夫、谭光廷、黄岩以省动委会视察员的身份，前往皖西、皖中各县视察，他们一边巡视、指导和整顿各县动委会、工作团，一边帮助各县恢复、发展组织，调整组织关系。他们指导的县和工作团大都成为动员工作的模范县、模范团。[11]

在1938—1940年初的两年中，省动委会、工作团的工作是卓有成效的：他们用多种宣传形式，极大推动了抗日救亡运动；打击顽固势力，支持进步力量，推荐进步人士担任要职；许多中共党员通过动委会系统，秘密进入各地政府机关，直接掌握了部分基层政权；大力支持新四军，积极支持发展抗日武装。1938年11月，省动委会总务部主任干事唐晓光调任六安县长，他依靠中共的支持，处决了一些汉奸，建立了抗日武装和民众团体。次年，唐晓光调任合肥县长，他与中共合肥工委书记、县动委会指导员田兰田密切合作，消灭破坏抗战的土匪，惩治汉奸，为中共开展活动提供大量款项和便利，使合肥地区的抗日运动蓬勃发展。爱国人士陶若存先后出任皖中地区舒城、无为、怀宁县长，他与新四军积极合作，为新四军提供钱粮、枪支。寿县县长何德润到任后，积极支持新四军四支队淮南抗日游击队在杨庙、高塘集一带招兵、筹款。

可以说，1940年3月之前的省动委会，作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种特殊组织形式，“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不朽的贡献，在安徽抗日战争史上有着重要地位”[10]57。

6皖中地方武装的抗战与国共合作

抗战初期，鉴于日军企图灭亡中国，在安徽主政的李宗仁将军提出：中日战争就是整个民族求生存的战争，因而是“整个民族的战争，是全体国民性的战争”。他主张“联合各抗日党派、各抗日友军和一切抗日民众力量举国抗战”[12]。许多桂系将领也认为，安徽向来为产兵之区，尤其江北皖中、皖北各县人民素称“淮上健儿”，抗日情绪高涨，编组十万武装当不成问题。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安徽各地有声望的人士、回乡军官，在各级动委会、工作团的支持下，积极动员民众出钱、出人、出枪，很快组建了六路抗日人民自卫军，兵员达5万之众，并得到五战区司令长官部批准，由省政府统辖。此外，还组建了人数同样可观的7个抗日人民自卫军模范大队和游击大队，进步人士石寅生、李武德、余亚农、郑抱真、童汉章等分别担任这些武装的领导人。在中共领导或影响下的一些地方武装，如曹云露领导的凤阳抗日游击大队、桂俊亭领导的合六舒抗日游击队、汪伯民领导的舒城县秦家桥游击队等，也被编入自卫军序列。

抗日人民自卫军在各地成立后，配合正规军，破坏敌人交通，侦探敌情，袭击敌人，扰乱敌人后方。

1938年，以抗日人民自卫军第一路军担任主力，为收复寿县立下大功；第一路军第一支队王筱文部，在九龙岗与日军激战，牺牲过半，深获民众赞誉。李武德率领的第二路军，在瓦埠湖以东、合肥、六安一带活动。1938年夏，第二路军所部在合六公路沿线多次袭击日军，在花子岗、五十铺、桃溪等地，烧毁日军军用油库、仓库，炸毁汽车多辆，毙伤一批日军，缴获大量军用物资。当时重庆的国民党《中央日报》报道了第二路军的抗日大捷，省政府传令嘉奖。

但是，抗日人民自卫军力量的发展壮大，是国民党顽固派所不愿看到的。代表新桂系势力的廖磊深恐“同他们同床异梦，不利于自己对皖省的统治”[13]，欲将各路自卫军指挥官撤换，对他们的抗日活动多方刁难。在皖中合肥、肥西一带活动的第二路军，指挥官、合肥县长李武德被免职并遭软禁，部属除第三支队在龚意农率领下参加新四军外，其余全部解散。在寿县、霍邱地域活动的第一路军，也被迫解散，所部只有第二支队在郑抱真率领下，投奔新四军，后被编为江北游击纵队。

抗日人民自卫军和地方保安团队在皖中地区积极配合正规军，骚扰、打击日军，鼓舞了皖中人民的斗志，尤其是在武汉会战期间，国民党军队西撤的情况下，这些地方武装成为开展敌后抗日斗争和维护地方治安的主要力量。[14]

皖中地区的团结抗日，还表现在新四军与国民政府、国民党友军的团结合作上。1938年10月，无为、庐江两县县长勾结日伪，破坏抗战，被安徽省政府下令罢免，并任命由省动委会推荐的进步人士胡竺冰、翟宗文为两县县长。新四军四支队护送胡竺冰、翟宗文前往上任，原县长拥兵抗命，于是，四支队发起无为、庐江讨伐战，歼灭两县反动武装。两位县长到任后，迅速打开了当地国共合作抗战的局面，无为、庐江、 巢县、和县、含山等县很快都成立了动委会，皖中地区成为四支队进行敌后抗战的战略支点。

1940年1月，驻守合肥的三浦中佐带一支日军到肥西“扫荡”。驻肥西农兴、聚星一带的国民党军412旅、414旅和驻肥东褚老圩一带的新四军联系，包围、伏击日军，全歼出城“扫荡”的日军。新四军在十里庙设伏，击退援军。后龙炎武412旅又在合肥大西门外击毙小琦少将。是役国共密切合作，歼敌300余人，击毙少将、中佐、联队长各1名，缴获一批弹药和军用物资，在皖中地区产生很大影响。

1941年腊月初一，日伪军4 000多人向肥东梁园扑来。驻守国民党军171师511团奋起反击，付出重大牺牲后被迫撤出战斗，梁园失陷。几乎同时，新四军一部在政委高志荣带领下赶到，向日军发起猛攻，日军招架不住，仓惶撤出梁园向合肥逃去。此役，国共合作抗击日军，歼灭日军800余人。

在抗战爆发后的近两年中，国共合作较为密切，国民党正规军在正面战场抵抗日军，共产党在敌后开展游击战袭击日军，双方在一些战役上还直接配合，给日军以很大杀伤。但因顽固势力的破坏，双方在皖中时有摩擦，这大大削弱了民族抗战的威力，便利了日军对皖中地区的侵略，这也是日伪军能够长期盘踞皖中，宰治人民的一个极重要原因。

综上所述，在抗日战争初期，面对日寇侵略，山河破碎，皖中地区人民生灵涂炭。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指导下，皖中人民积极开展抗日宣传动员，广泛发动人民群众，组建并不断壮大人民抗日武装，骚扰敌人的后方。尤其是新四军四支队东进皖中后，广泛开展游击战、运动战，屡屡袭击日军，有力配合了正面战场，沉重打击了敌人，不愧为皖中地区抗击日寇的中流砥柱。同时，新四军大力支持党领导或影响下的地方武装，打击日伪顽军，深入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根据地，打开了皖中抗战新局面，为抗战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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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杨立平]

A Case Study on the Anti-Japanese War in Central Anhui from Wide Perspective

ZHAO Dong-yu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Course Teaching and Research Department,Anhui Xinhua University,Hefei230088,China)

Abstract:After the Anti-Japanese War broke out, its flames soon reached central part of Anhui province.Because of its important strategic position, the central Anhui region was contended between Chinese and the enemy.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Anti-Japanese National United Front of the CCP, people in central Anhui were widely mobilized to join in the anti-Japanese upsurge.The 4th branch under the New 4th Army advanced to the East, carried out guerrilla warfare in the enemy’s rear area, a-ttacked Japanese troops, cooperated with the frontal battlefield, expanded Chinese anti-Japanese armed forces, and opened the war situation in central Anhui region .

Key words:Anti-Japanese war;the New 4th Army;central Anhui;the Anti-Japanese National United Front

收稿日期：2015-12-08 修回日期：2016-01-12

作者简介：赵东云(1970—)，男，安徽泾县人，安徽新华学院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研究部讲师，硕士；研究方向：党史、军史、文化史等。

中图分类号：K265(2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2371(2016)02-0089-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