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泉

珍惜劳动关系的和谐

□寒泉

本期发表劳动关系研究学者张建国的文章《当前我国劳动关系状况与发展趋势》，意在引起人们对建设和谐劳动关系的关注。

张建国的文章对当前我国劳动关系做出了“总体上是和谐稳定的，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社会主义新型劳动关系正在逐步形成”的概括。这是令人兴奋，也是需要我们珍惜的！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些年来，中国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都与劳动关系的和谐有直接关系。

劳动关系在人的全部社会关系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劳动关系不和谐，不但会给劳动者个人带来痛苦，也会给企业带来损失，弄不好还会给社会带来震荡。现在四五十岁的人都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有一段时间因改革力度加大引起局部的劳动关系紧张，出现了劳动者与企业管理者严重对立的情况。幸好，在随后发生的“政治风波”中，工人阶级识大体、顾大局，发挥了“压舱石”作用，保持了社会的稳定。之后，党重新强调“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而且提出改革、发展、稳定，稳定是压倒一切的。经过二十几年的艰苦努力，目前我国已颁布60多部劳动法规，初步形成了以《劳动法》为主体、多层次法律规范并存的劳动法律保障体系。这就为社会政治稳定和劳动关系和谐奠定了法律基础。

然而，最近网上却传出另一种声音：有些同志对《劳动合同法》提出质疑，认为《劳动合同法》对企业保护不足，对解雇工人设置门槛较高、对工人工资硬性规定等，是“以一种不合理的方式增加了企业用工成本”；有些同志甚至对最低工资的设置也提出异议。

这些同志似乎觉得，企业效益下滑是劳动法规“惹的祸”。我们对此应该有清醒的认识，改革开发之初那种凭着低工资实现低成本的日子已经渐行渐远了，企业应该依靠技术创新、管理创新来提高效益，而不应再留恋“人口红利”给自己带来的好处。产业、产品升级这一关是必须要过的。

在法制社会里，企业与职工都应该是法律规范和保护的对象。但是，与企业比起来，职工属于弱势群体，更应该加大保护力度。况且，除了法律之外，我们还在努力进行着制度建设。比如，在具有中国特色的企业职代会的基础上，我国又借鉴并创立了集体协商制度。据张建国文章披露，截至2014年9月底，全国共签订集体合同252.4万份，覆盖企业686.4万家，覆盖职工2.99亿人，集体合同覆盖已建工会企业保持在80%以上。

应该说，集体协商制度是“舶来品”，但来到中国就有了中国的特色。在一些西方国家，这一制度叫“集体谈判”，是工会代表工人与资方谈判，主要是进行工资标准的谈判，过去有的国家有“春斗”“秋斗”之说，甚至罢工游行；而在我国叫“集体协商”，重在劳资之间的平等协商。中国的职工和工会在企业遇到困难时，不会一味追求提高工资标准，会考虑企业的难处的。因此，现在许多地方工会或产业工会针对不同企业制定不同的集体协商策略：效益好的企业主要谈提高工资；效益一般的谈保住现有工资；困难企业需要减员的就不谈工资，争取少裁员。

就说目前我国进行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吧，也不是“不顾一切”地一味推进，首先要考虑去产能企业下岗职工的安排问题，特别是所在地方工会和产业工会，更要关心下岗职工的困难。比如，河北省钢铁、煤炭产业去产能任务比较重，该省总工会就筛选出了近5万名家庭生活困难的下岗职工，给予重点关注。符合困难职工条件的，及时建立帮扶档案；不符合条件但暂时确有困难的，纳入工会自有资金帮扶范围，确保不因去产能造成新的贫困。另外，对去产能下岗困难职工中有创业就业意愿和能力的，但缺乏资金和条件，就把他们明确为帮扶的重点群体，组织实施创业就业扶持专项行动。通过小额借款或贴息借款、资金入股、物资支持等4种方式，扶持困难职工自主创业、脱贫解困。为了做好下岗职工工作，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推进速度也许要慢一点，但只有下岗困难职工工作做到家了，保持了社会的稳定，改革的质量才会高，那么“慢”也就是“快”了。

笔者在七八年前曾参加一个座谈会，有位民主党派人士的发言我至今记得。他说，许多经济部门在谈自己部门产值占GDP的比例，但有谁计算过民主党派、政治协商占GDP的比例呢？他的意思是，政治的稳定是经济发展的重要保证和前提。换个角度讲，有谁计算过和谐劳动关系在企业效益中的比重呢？那些认为《劳动合同法》的某些条款影响企业效益的同志，是否注意到了和谐劳动关系在创造企业效益中的作用呢？

通过劳动法规的贯彻实施和劳动关系的制度建设，实现劳资两利、企业和谐、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是完全可以期待的。

珍惜和谐的劳动关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