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传播问题主体与拉康精神分析的互释

2016-03-15吴维忆

河南社会科学 2016年11期

关键词：拉康弹幕媒介

吴维忆

（南京大学艺术研究院，江苏南京210093）

数字传播问题主体与拉康精神分析的互释

吴维忆

（南京大学艺术研究院，江苏南京210093）

恶搞视频、表情包、直播、弹幕等诸多乱象反映了数字传播主体的问题化，也标志着当前传播学研究中主体问题的复杂性。对此，拉康精神分析可被用于去中心的数字传播语境下针对传播的本质、效果与实现方式的重新解析。以弹幕视频为例，一方面，“群体”的想象性与表演性揭示了在“信息编制—意义解码”之外的传播目的与效果——个体对自我的治愈和认同；另一方面，“文字（言语）—图像（视觉）融合”的形式特点说明在人类数字化生存和实践的语境下解构、重建拉康思想的关键在于介入实践并考察“媒介—人”融合体这一全新的实践主体。未来针对数字传播的主体问题，仍须尝试更多的理论思路，探索跨学科的多种实证研究方法的融合，关照后人类时代个体的生存与心理。

数字传播；主体；拉康；弹幕；后人类主义

随着手机等移动客户端的普及，当前以互联网为依托的数字传播进入了自媒体蓬勃发展的阶段，相对于传统的媒介受众，高度主动的网众表现出对这一全新传播形式更为开放的态度。与自媒体在数量、多样性和影响力等方面的全面狂飙相对应的，是恶搞视频、表情包、直播、弹幕等种种“无厘头”的传播乱象的盛行，对此，一个常见的价值判断是互联网的去中心作用导致了数字传播的庸俗化甚至恶趣味化。然而，传统“把关人”视角的价值评判只是停留在外围的隔靴搔痒。虽然恶搞视频、表情包、直播、弹幕等形式各异，但它们的传播效果所反映的实为同一个趋势，即“信息编制—意义解码”的传统传播模式正日渐边缘化。与“喧哗骚动”的腠理之疾相比，“信息—意义”的边缘化是更为切肤的问题。如何解读和应对？研究者须首先厘清作为背景的数字传播的内涵、影响，分析其演进趋向，进而探讨数字传播在技术、观念、操作等方面的变革与“信息—意义”传统模式的边缘化之间是否存在某种关联。建立这一确切的论域之后，才能进一步追问：各种无/去意义的内容及形式的病毒式传播究竟源于怎样的心理和社会机制。为了有的放矢地展开讨论，下文将以弹幕为例，通过剖析弹幕传播效果的产生机制，揭示上述问题所指向的一个共同点：数字传播的主体问题。

一、透视弹幕：传播主体的问题化

弹幕最初从日本传入中国，在成为今天广为人知的流行风潮之前，其传播主要局限在二次元爱好者的圈子之内，因而其受众也偏向年轻化。弹幕（Barrage）一词得名于军事游戏，意为像幕布一样密集的炮火，而在弹幕视频中，如枪林弹雨一般覆盖屏幕的通常是不同观众在一段相对短暂的“共同”观影时间里发布的吐槽评论。某单位时段内发布的评论条目越多，弹幕视频的视觉效果就越鲜明，而与这种阵发性遮天蔽日的视效密切相关的是实际彼此孤立的单个观影者在一次次“枪林弹雨”的时间点上获得的近似“群体狂欢”的心理体验。

针对弹幕的传播模式，江含雪认为其主要特点是即时的受众反馈、评论的针对性和碎片化以及表达的多样化，而这种无限更新循环的新型传播模式给受众的观感体验带来巨大的变化，并实现了人与人之间关于视频的实时互动[1]。同样是关注受众，史蓉蓉、张宁强调的是评论本身对视频这一传播媒介带来的改变及由此产生的对受众的影响，他们认为弹幕视频由于评论的嵌入产生裂变,媒介由热变冷,互动性、参与感、卷入感加强，鼓励人们以弹幕对视频进行二次创作，从而让人们重新获得部落式的集体观影体验[2]。大部分弹幕的内容是针对剧情、演员甚至服装等细节的吐槽，这实际反映了弹幕受众/用户的游戏心态和主动疏离的超脱态度，因为与一般的沉浸式的感染或移情所迥异的是，吐槽的叠加所形成的爆点，亦即“枪林弹雨”“遮天蔽日”的视觉效果是孤立的个体观众穿越次元墙，对彼此的互联、互动甚至类群体意识的想象性构建，而又因为弹幕平台上情感宣泄与传达的应激性，这种脑补的社群倾向又呈现出鲜明的表演性质[3]。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想象性构建的一个特点：密集的弹幕评论并不构成严格语言学意义上的对话，换而言之，爆点视效和社群体验都是由个体自说自话形成的众声喧哗，然而当个体观众的腹诽与屏幕上飘过的吐槽弹幕形成某种对应关系（符合、相对或相关等）时，他的内心就会升腾出的“你不是一个人”的呼应感，对孤立的观影者而言，呼应感的不断强化会形成持续观看的心理动力，它驱使着“吐槽—可视化/弹幕刺激—脑补—更多槽点”的回路的持续运转，从而逐渐塑造了具有弹幕偏好的实际观众族群[3]。简而言之，令弹幕的受众/用户沉迷的群体狂欢感实质是个体观众对自身应激性的“呼应感”进行想象建构的结果。

因此，弹幕这一新型传播模式的独特性实际归结于弹幕受众/用户心理机制的特点。肖玮颉通过对弹幕受众/用户心理的分析，指出弹幕传播涉及用户的自恋情结、消除孤独感欲望、打破传统规则的快感以及游戏的心理，由此可以进一步认识群体传播的特性，从传播主体的角度来认识与理解群体传播时代[4]。基于上文对“想象性构建”的质疑，笔者对肖玮颉提出的群体传播的说法持保留态度，但具有独特游戏心理和游离态度的弹幕受众/用户确实揭示了数字传播一个更为普遍的主体问题：观众在观看影像的同时通过发射弹幕而实现集体的狂欢，从而消解了影像固有的主体性，并透过弹幕建立了后现代的主体间性。在弹幕影像的世界，影像的主体已不再清晰可辨[5]。

二、数字时代再谈传播主体

在弹幕视频的传播过程中，影像固有主体性的丧失表明“编码—解码—接受”的完整逻辑线索已经失效，个体观众的参与行为和心理体验取代信息/意义（隐含议程），成为传播的核心及目的。

（一）“信息—意义”的边缘化：数字传播的省思

在技术、操作层面上，数字传播的内涵和影响主要表现在交互、融合两个方面。交互指互联网、物联网基础设施，移动端以及数字化，云技术等手段所实现并推进的人机、人人和机器间的互联、互通与互动。而融合则包括了初阶的多媒体和发展中的媒介融合：前者指文本、声音、图像等多重媒介数据的交互式综合处理，后者指传统媒体（印刷、音频、视频等）和数字交互媒体在组织结构、运营管理和技术运作上的联合与一体化。交互、融合模式的主流化和不断演进催生了一种新的沉浸传播范式。沉浸传播这一概念与以保罗·莱文森为代表的媒介进化理论[6]密切相关，而关于沉浸的含义，以中国人民大学的李沁副教授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已经有过详细的论述，本文不再一一引述。笔者同意沉浸传播相关研究对传播泛在化以及媒介人性化趋势的概括，但对“人与媒介一体化”“人成为真正的超媒介”的泛传播观念持保留意见，原因就在于本文要重点讨论数字传播的主体这一议题。

倘若人即媒介、社会即媒介、环境即媒介，媒介因此可以定义为“以人为中心的一切存在”[7]，那么不仅媒介和传播的内涵发生了爆炸式的扩张，与之等同的“人”的内涵也被无限拓展。换而言之，随着“媒介—人”“传播—生存”等各种界限的消弭，“人”同时也被稀释了。笔者无意否定沉浸传播的研究价值和现实意义，但人与媒介的同时泛化意味着沉浸传播实质上就是一种去主体的传播范式，然而取消主体之后，如何回答谁在传播动力、动机，为谁传播过程和效果这样的基本问题？以上的梳理表明“信息—意义”的边缘化与去主体的沉浸传播和泛传播观念存在着同构关系，因此，对边缘化的追问也就过渡到对数字传播主体的省思。

（二）边缘化解读之一：问题主体的精神分析

思考主体不仅是实践和伦理意义上的，即个人对其行动及身份在一定社会结构中的认知与实践，更是本体论意义上的，即作为个体和类的人的主体性问题。相应地，也有社会认知和精神分析两条讨论路径：前者在承认主体的前提下分析其建构过程和相关问题，后者则从根本上质疑主体的真实性和中心地位。

现阶段数字传播呈现的“信息—意义”的边缘化说明研究主体问题的必要性。另一方面，数字传播，特别是泛传播观念中隐含的去主体化危机也为解析问题主体提供了新的语境和素材，这也是本文选择拉康精神分析视角的意图所在：一方面借用拉康精神分析对主体的彻底解构诠释个体生存在数字传播环境下的境况——主体的问题化是否进一步深化，是否呈现出某些新的特点。另一方面，以数字传播现象重释拉康的主体批判，探讨渐以技术和物质为中心的后人类生存方式能否在拉康所描述的生存缝隙中透出一线人性的幽暗之光。

三、数字传播主体与拉康思想的互释——以弹幕为例

如开篇所述，弹幕是“信息—意义”传播模式边缘化的鲜明表征，为避免由理论到理论的抽象论证，下文以弹幕为例展开数字传播主体与拉康思想的相互诠释。

（一）数字时空的游魂：以拉康精神分析解读问题主体

1.滑动能指链与游离式体验

从整体来看，弹幕视频“枪林弹雨”的景观和“狂欢”式的共同观影感受生动地表明了使用者阅听体验的游离性。所谓的“游”是指视频使用者的游戏心态及其在传播过程中介入（发布）、接收（观看）等行为的流动性与自发性。而“离”是指选择弹幕版本而肢解完整叙事，且不投入、不沉浸的疏离态度。若截取片段来看，与传统观看的投射和移情机制相比，弹幕打断注视、分散视角，不断构成短暂、间歇的刺激，因而整个游离式的体验在情感上就具有断裂、跳脱和离散的特点。

拉康关于能指链和说话的主体的分析可以很好地解释弹幕视频传播过程中的游离式体验——无论是一般意义上的流动、疏离，还是个体情感的断裂、跳脱和离散——传播的本质实际是大他者借空心主体之口的言说，其意义的取得须通过主体间的协洽[8]，而协洽虽然表现为主体间尽力认定、凝固一个稳定的意义，但其实质却只是互涉能指链环的不断替换和转移，因而其指称的“意义”始终是飘浮的、不在场的——这在弹幕上体现得尤为鲜明。换而言之，满屏乱窜且彼此鲜有干系的弹幕看似不可思议，实则透露了一切意义生成与言说的空无本质，只不过因其能指链的运行超出了现实社交场域的规则而显得晦涩和荒谬罢了。

2.“空心人”的表演与意义之外的传播效果

像解构语言和主体一样，拉康也解构了遵循“信息—意义”的传统传播——传播过程和效果（意义）的取得实质是指向空无的能指链自身的不断循环运转。那么“信息—意义”边缘化的数字传播呢？取消意义生产、传递之目的性的传播还具有某种效果吗？弹幕等“不可思议”的传播现象说明，答案似乎是肯定的，那么如何理解这种意义之外的传播效果呢？

张一兵教授在解释拉康对主体际交互关系的论述时曾追溯到其根源的海德格尔的共在观：“人是一种互相聆听的共在。”[9]在与聆听者活生生的交流中参证自己（自我的主体意识）构成了弹幕传播所达成的心理机制。须特别注意的是，弹幕视频平台上的“实时”交流在技术上是虚拟的，在语言上极少构成对话而多是片段的自语。从拉康镜像阶段理论来看，表现为社交互动的呼应感和同理心实际上是主体的反向建构和表演。把描述认识界的镜像理论套用到现实界的传播心理分析的问题在于：自言自语的表演给谁看？这就需要了解拉康对精神分析的过程与功能的阐释。正如John Hollwitz所概括的：通过言语（Speech）和表现（Expressive），个体可以开启那些看似外在于自身的创伤、扭曲和强烈的情感，由这种将自身他者化再重新投射回来的方式，个体在日常的自我呈现中实则扮演着无意识的表演文本，进而在这样的表演过程中实现了对他者的认同并暂时治愈了始于镜像阶段的匮乏和焦虑[10]。因此，拉康意义上的表演也就解答了意义之外的传播效果——治愈和认同。

（二）缝隙处的幽暗之光：以问题主体解构拉康精神分析

1.数字超真实与剩余快感

拉康认为主体只能是功能性的说话的主体，而多媒体融合和泛在化的数字传播已经改变了言语的形式和内涵，这在弹幕视频中就具体地体现为文字（言语）和影音（视觉）的融合，可见的moi是自我存在、时空成形和认同的基点，因此图像在拉康精神分析理论中具有重要意义。可以说拉康意义上的语言就带有强烈的视觉性，那么技术和传播模式上的媒介融合能否成为当前解构拉康理论的起点？

正如巴特和德勒兹所洞悉的，较之象征界的语言，图像和视觉与欲望有着更直接的关联，而视觉文化的盛行则意味着人们对无意识更为坦率的承受和欲望表述方式的突破[11]。基于媒介融合和泛在技术的数字传播通过环境和习惯的塑造使个体的这种“坦率承受”更为顺畅、自然和理所当然。这主要表现在：其一，直观层面的“信息—意义”的边缘化与弹幕等传播的实例均表明拉康精神分析中的欲望这一维度以及作为真实与欲望之间幽暗渠道的言语（欲望的表述）都在为科技和相关的社会结构性力量所重构。其二，数字化、虚拟现实和人工智能等科技的作用已经超出了工具层面的意义而深刻地影响着人的生理机能、感官体验和周边环境，数字超真实正在重新塑造人们对现实的体验、感知和对真实概念的认识，触及了拉康精神分析的真实这一维度并引导我们重新思考拉康对实在界、想象界和象征界的划分。其三，在社会文化话语的层面上，弹幕视频的流行反映了动画、漫画及游戏——ACG文化的长期积淀和商业操作的影响，其吐槽话语模式也折射出大众对“无聊”氛围和“虚无主义”情绪的游戏心态。这就引出了“真实—言说（表述）—欲望”的内在线索之外的另一个问题：如果说主体只有在不被告知其自身空无这一真相的情况下才能生存，那么如何解释梦与疯之间的游离体验？

当然，拉康在断定人的本质是欲望并提出“真实—言说—欲望”的禁锢锁链的同时，亦揭示了锁链上的隐秘缝隙——作为根本驱动的剩余快感，然而剩余快感只是看似支撑你实则毁坏你的机器装置[12]，同样是永不可能实现的。拉康精神分析的衔尾蛇式论述结构时刻提示着批判的双重指向。因此，尽管数字超真实和相关的大众娱乐文化提供了以上三条反思拉康精神分析的路径，但以数字超真实重解拉康的同时，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是：数字超真实能否打破“真实—言说—欲望”的锁链？又或者只是剩余快感的新的变体，是数字时代主体最后的诱惑？

2.“媒介—人”与去中心/主体的实践

拉康的批判针对的是西方哲学体系的笛卡尔“我思”的传统，也就是说，他是在主体的内部肢解主体从而解构了语言和理性。因此，拉康在认识层面的精神分析所针对的实际是一个退缩的主体，而并没有涉及现实中的人类实践，也没有考虑实践与工具、介质在历史时空中的相互作用。鉴于此，如果立足发展拉康主体批判的立场，可以思考这样的问题：是否可能在精神分析的框架中引入实践这一维度，如何在人类数字化生存和实践的语境下重解、重建拉康的思想？

我国台湾学者王宜燕撰文指出，在互联网的强势作用下，媒介和传播学研究正在发生从关注文本和内容生产的语言学转向到关注使用者所说、所做，并且尤为重视浸泡于媒介、社会、文化、生活的交缠结构之中的使用者对自身主体性及多重群体身份的一再建构[13]。因此，在数字传播语境下反思主体问题、解构拉康思想，不单意味着要真正切入实践，更是要考察一种全新的实践样态：“媒介—人”融合体的实践。因为今日和未来的媒介已不只是实践的中介、工具和平台，而同时成为实践的动力和主体。“媒介—人”的实践正在发生演变，而有针对性的理论框架和分析工具仍然缺位，可以说很多的理论和研究范式正在逐渐丧失其研究对象而沦为封闭在自身体系中的自言自语。鉴于此，在当前的媒介和传播研究中引入后人类主义的思路迫在眉睫。然而如何在后人类主义这一基本理念的基础上发展出具有信度、效度和可操作性的分析框架与工具，又是一个新的难题。这可能恰恰是激进的媒介物质主义（Media Materialism）者基特勒（Friedrich Kittler）不厌其烦地强调研究者应掌握信息技术、软件编程等实操技能的初衷所在吧。

拉康对主体的去中心化与基特勒的对人类中心的超越，虽然命题类似但出发点迥异：前者基于主奴辩证法而后者则突出技术唯物主义，从拉康到基特勒的批判线索折射出了近一个世纪以来社会历史的变迁与人类处境的改变。无论是重释拉康精神分析抑或是建立全新体系，恐怕只有彻底抛弃已成碎片的自恋之镜，将“自我”的执着消融到现实世界和实践过程，才或有可能探索拉康一系批判话语的一线生机，在存在的缝隙中寻找幽暗的微光。

四、结语

以弹幕为典型代表，各种新型传播模式的蓬勃兴起及迅速蔓延在反映“信息编制—意义解码”之边缘化的同时，突显了数字传播研究中主体问题的重要性和复杂性。拉康所揭示的所有意义指涉行为的空无本质证明数字传播的研究者应抛弃简单化的价值批判，进入去中心的数字传播语境，重新认识传播效果的本质和多种实现方式。从拉康精神分析的视角来看，表现为社交互动的呼应感和同理心实际上是主体的反向建构和表演，因此弹幕视频的个体观众对“群体狂欢”的想象性建构及其“群体倾向”的表演性实际揭示了意义的“编码—解码”之外的传播效果与目的——个体对自我的治愈和认同。

另外，弹幕视频文字（言语）和图像（视觉）的融合的特点突破了言语传统的形式和内涵，呼应了图像在拉康精神分析理论中所具有的重要意义。从数字传播的图像超真实维度重解拉康则可以看出其精神分析所针对的是不涉及人类实践、不考虑历史时空的认识论层面的退缩主体。而相应地，在人类数字化生存和实践的语境下解构、重建拉康的思想，其难度和意义不在于介入实践的必要性，而在于对“媒介—人”融合体这一全新实践主体的考察。这就意味着必须在针对主体问题的思考中引入后人类主义的思路，并基于此创建数字传播研究新的分析框架与工具。未来的研究仍有待尝试更多的理论思路，探索跨学科的多种实证研究方法的融合，但总的来说，针对数字传播主体的讨论，无论采用何种分析方法或研究路径，目的都是为了在对照中暴露各种抽象的“××主义”所遮蔽的理论盲点，尽可能充分地揭示人类在不同历史阶段面临的重重风险，关注个体的生存和人性这样的终极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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