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顺

(南京医科大学 社会科学部，江苏 南京 211100)



生存方式的变革与马克思思想的“幸福”向度*

张国顺

(南京医科大学 社会科学部，江苏 南京 211100)

马克思视域中的“幸福”，不只囿于个人的主观感受和心理体验，它本质上涉及物质生活、精神生活和社会生活在内的全部生活，即个人的总体生存方式，意味着人的全部本质力量在现实“生活世界”中的确证。资本逻辑语境下的片面的、异化的生存方式遮蔽了人之幸福的根本，唯有彻底变革这种病态的生存方式，代之以全面的、丰富的生存方式，有尊严的幸福生活才具可能。时下社会呈现精神家园失落，幸福迷茫现象，当代人所遭遇的生存困境再次凸显了开启马克思在本质意义上所诠释的幸福思想对人之生存的启示所具有的时代价值。

马克思；幸福；生存方式；物化

追求幸福是人类的价值指向和永恒主题，正如恩格斯所说，“在每一个人的意识或感觉中都存在着这样的原理，它们是颠扑不破的原则，是整个历史发展的结果，是无须加以论证的……例如，每个人都追求幸福。”[1]373-374在追求幸福的历史征程中，人类形成了感性主义、理性主义以及宗教幸福论等形形色色的幸福论体系。诸种幸福论的一个共同特征是奠基于抽象的人性论之上，缺乏对“现实的人”的现实生存境遇的关切，因而缺乏对现实生活世界的批判力和建构力。相较而言，马克思从“现实的人”的现实生存状况出发，将“幸福”置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考量之中，把消解一切压迫性的生存情境和对抗性的社会关系，变革不合理的生存方式作为实现“人民的现实幸福”的途径，从而实现了对传统幸福论体系的历史转向和现实超越，也为当下普遍存在的“幸福悖论”和积极倡导的“幸福中国”的建设提供了正确的理论导向。

一、物化的生存方式与幸福的遮蔽

众所周知，在《资本论》的“最初草稿”——《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从社会关系的视角提出了著名的“三大社会形态”理论。笔者认为，“三大社会形态”对应三种不同的生存方式：一是前现代社会的生存方式；二是现代社会的生存方式；三是未来社会的生存方式。三种不同的生存方式中，由于人的社会关系的丰富程度和本质力量展开的程度不同，因而人之幸福的实现程度也不同。

在前现代社会的生存方式中，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和规模都极其有限，因而主要存在两种不同的社会关系：“自然血缘关系”和以“统治服从关系”为基础的地方性的联系。这两种关系的本质是“人的依赖关系”，换言之，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表现为直接的相互联系。恰恰因为人的社会关系的直接性，所以“单个人显得比较全面”，然而这种全面性是以人的“丰富的关系”缺失为代价，因而可以说是另一种意义上的片面性，这就是前现代社会生存方式中人的生存的全面性和现实的不丰富性的辩证结构。由此可见，在前现代社会的生存方式中，“个人的生存状态当然也是低下的，个人没有独立性，只存在于血缘或宗法性的共同体之中。”[2]617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考量前现代社会生存方式中的“幸福”，其实现程度是有限的。所以马克思明确地指出，“留恋那种原始的丰富，是可笑的，相信必须停留在那种完全空虚之中，也是可笑的”。[3]109

现代社会的生存方式是马克思着重分析的对象，可以说，资本主义的生存境遇和无产阶级的生存状况是马克思幸福思想诞生的历史情境。立足于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高度肯定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进步性。它将人的幸福追求置于现实的生产、资本逻辑语境中的“此岸世界”，这一阶段形成的“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体系”使人的幸福具有了现实可能性，它向人历史地敞开着。然而，现代社会是一个充满矛盾的社会，马克思从多维视角全面阐释了这一阶段生存方式中人之发展的矛盾性关系，“如人的独立性和人对物的依赖性、人的全面性和人的普遍异化性、人的孤立性和人的普遍社会性之间的矛盾等，其核心就在于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了条件但又不能将之贯穿到底。”[4]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现代社会生存方式的根本特征，“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可以说是颠倒地表现出来的……它是隐蔽在物的外壳之下的关系”[5]22。“物化”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并且“只有通过这种人的关系的物化与颠倒，才有可能真实地产生人在现实历史发展中进一步全面自由解放的物质可能性”[2]626。但是，物化的生存方式导致了人的生存情境的颠倒，“这种普遍的物化过程，表现为全面的异化，而一切既定的片面目的的废弃，则表现为为了某种纯粹外在的目的而牺牲自己的目的本身”[3]486。

马克思所面对的是一幅“宗教异化”、“政治异化”、“劳动异化”和“资本异化”等为主要特征的全面异化的现代性生活场景，在其中，“物的关系对个人的统治、偶然性对个性的压抑，已具有最尖锐最普遍的形式”[6]。物化的生存方式抽去了人的理想性、超越性之维，使人成为纯粹的物质化的存在物，“变得如此愚蠢而片面”。在这种生存方式中，“在资产阶级社会里，资本具有独立性和个性，而活动着的人却没有独立性和个性”[7]286。“活动着的人”不仅包括无产阶级，同时也包括资产阶级。无产阶级的生存状况一目了然，自由自主性的活动沦为资本赚取利润的工具，它“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8]54作为“资本人格化”的代表的资产阶级同样也处于异化之中，它为资本和利润所奴役，“除了快快发财，他们不知道还有别的幸福”，而“除了金钱的损失，不知道有别的痛苦”。因此，马克思深刻地指出：“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同样表现了人的自我异化。但是有产阶级在这种异化中感到幸福，感到自己被确证，它认为异化是它自己的力量所在，并在异化中获得人的生存的外观。而无产阶级在异化中感到自己是被消灭的，并在其中看到自己的无力和非人的生存的现实”[1]261。由此可见，物化的生存方式使人处于对抗性的关系之中，整个社会处于全面异化的状态，“纯粹外在的目的”遮蔽了人之幸福的“目的本身”。

综上所述，现代社会的生存方式一方面使人从宰制性的生存方式中解放出来，人作为人而开始被发现、发展和健全起来，从而使幸福追求得以可能，但另一方面，人又陷入了孤立的、客体化的碎片性生存状态，走向了一种片面的、异化的、有待变革的生存方式。

二、生存方式的变革与幸福的解蔽

马克思秉持在批判“旧世界”的逻辑中发现和建设“新世界”的精神，其对全面异化的现实生活世界的批判“就是要彻底拉开市场经济厚厚的历史现象幕帘，使这一特定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的本质解蔽出来，从而让真正符合人类生存的共产主义生存境界呈现出来。”[2]629与现代社会片面的、异化的生存方式遮蔽“人民的现实幸福”不同的是，未来社会的生存方式的质的规定性在于“个人全面发展”和“建立在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9]

不同于人类幸福追求的浪漫主义的乌托邦谱系，马克思认为，“自我异化的扬弃同自我异化走的是一条道路”。[8]78如前所述，物化的生存方式表明人作为人自身的历史尚未真正展开，总体上来说，生活在“史前史”时期的人类整体上是不幸福的。既然物化的生存方式造成了劳动的异化、物的关系统治人的关系，从而造成生活世界的全面异化和人的片面的、畸形的发展，使得“人民的现实幸福”成为空中楼阁，那么追求幸福的出路就在于打破这一限制，推翻“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实现劳动的解放，人与人之间真正自由的联合交往，并且“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10]，从而最终展现自身丰富的生存个性。

劳动是人的根本存在形式，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根本标志，“对人类自身来说，不应该把劳动理解为人的一种负担、一种谋生手段或生存条件，而应理解为人类生存本身。”[11]在哲学史上，最早把劳动看作人的自我确证的本质的是黑格尔，马克思对此给予了高度评价：“黑格尔把人的自我产生看作一个过程，把对象化看作非对象化，看作外化和这种外化的扬弃；可见，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他自己劳动的结果。”[8]101但是，与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国民经济学一样，黑格尔只看到劳动的积极方面，而没有看到劳动的消极方面，对现实生活世界中普遍存在的异化劳动视而不见。通过对异化劳动的批判，马克思剥取了劳动异化的外观，指出“自由自觉的劳动”才是人的本质所在。在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历程中，这种体现人的本质的劳动观念陆续表现为“作为人的自主活动的劳动”(《德意志意识形态》)、“真正自由的劳动”(《资本论》及其手稿)以及“劳动不仅是谋生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哥达纲领批判》)等。尽管马克思的提法有所不同，但其主旨是一致的。这种生存方式中的劳动就是“肯定自己”、“感到幸福”，并且“生产劳动给每一个人提供全面发展和表现自己全部的即体力的和脑力的能力的机会，这样，生产劳动就不再是奴役人的手段，而成了解放人的手段，因此，生产劳动就从一种负担变成一种快乐。”[12]

科学技术的高度发达，生产力水平的极大提升，使得人从事单纯的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时间急剧缩短，从而拥有更多的“自由时间”或者说“闲暇时间”发展个人的兴趣、爱好，在“自由个性”的发展中享受幸福。在现代社会的生存方式中，“劳动时间”是财富的尺度，而在未来社会的生存方式中，“自由时间”则是财富的尺度。所谓“自由时间”是指未来社会中个人实质上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也是个人得到全面发展的空间，它是马克思基于社会化大生产对未来生存状态的一种科学预测。马克思指出，“自由王国只是在由必须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因而按事物的本性来说，它存在于真正的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5]307充足的“自由时间”使人摆脱了单纯物质财富生产的束缚，“由于给所有的人腾出了时间和创造了手段，个人会在艺术、科学等等方面得到发展”。[13]这里的“艺术”、“科学”显然意指人的感性需要和本质力量的审美性精神生产活动。如此，人不再是钳制于某种固定职业的片面性“职业动物”，而是“我有可能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这样就不会使我老是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14]“自由时间”丰富了人的自我生活的内涵和纬度，升华了人的层次和境界，充分发展了人的生存个性。也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深刻地指出，“时间实际上是人的积极存在，它不仅是人的生命的尺度，而且是人的发展的空间”[15]。

劳动的解放，“自由时间”的大量出现同时也促进了人与人之间在“真正的共同体”中的自由联合交往。无论是量的方面，还是质的维度，人的社会关系丰富程度都得到极大的提升，人成为“世界历史性的个人”，作为“社会关系的总和”的人之本质力量得到确证。这种全面的、丰富的生存方式超越了物化的生存方式中“关系和偶然性对个人的统治”，确立了“个人对偶然性和关系的统治”，同时也是前现代社会生存方式中人的丰富性的“更高级形式上的复活”。只有从这时起，“人才在一定意义上最终地脱离了动物界，从动物的生存条件进入真正人的生存条件。”[7]323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中的“幸福”本质亦正体现于此。

三、当代人的生存境遇与幸福的图景

马克思曾就“幸福时代”的特征时深刻地指出：“如果一个时代的风尚、自由和优异性受到了损害或者被破坏了，同时，贪得无厌、铺张浪费和荒淫无度充斥泛滥，那么这个时代就不可能称为幸福时代。”[16]以此观之，当下物欲横流所导致的精神家园失落，人文价值迷失，生存品质下滑的时代算不上真正的“幸福时代”。当代人的本质被归结为技术进步和工具理性，归结为财富的无限占有，而人的本真存在却被遗忘、被遮蔽，陷入海德格尔所谓的无边的“沉沦”中。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现代社会和现代理论互相配合着去毁灭人性和人的生活，现代所谓的社会进步其实正是人的退化……所有人想要的无非是同样的物质利益，所有人的思维方式都是利益最大化的理性计算方式，这样的生存方式与动物有什么区别？”[17]当代人借助先进的科技手段创造了巨大的财富，但幸福却未能同步增加，甚至有所减少，这种“幸福悖论”现象表明当代人陷入了一种新的片面的、畸形的异化生存困境之中。

处于技术理性统治和技术异化中的当代人的生存境遇反映了当代社会中人的生存方式的总体性危机，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此给予了尖锐的批判。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从大众文化的视角出发，指出当代社会的大众文化已经蜕变为扼杀自由个性、操纵大众意识的工具，它使人丧失了现实的批判力。马尔库塞深刻地指出，发达工业社会看似是“丰裕社会”，实质是一个不正常的、充斥“舒适与极权的虚假和谐”的病态社会，他用一个新术语——“单向度”来概括当代人被压抑的生存境遇。虚假需要的满足，带有享乐性质的物化活动使人被现实社会所驯服，新的控制形式瓦解了人们变革和颠覆的意志，从而使得人丧失批判性、否定性和超越性的一面，只剩下肯定性的一面，人成为“单向度”的人。面对技术统治和异化下“单向度”的人的生存困境，马尔库塞提出只有通过展开一场对人的本能结构尤其是人的需要和感性结构进行深刻变革的“总体革命”，从而塑造“新感性”，才能实现人的解放和获得幸福。哈贝马斯则从理性的重建角度提出“交往社会的乌托邦”，试图通过“协商”、“对话”等民主程序建立正当、宽容的社会交往体系，把人们从生活世界的全面殖民化中解放出来。应该肯定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继承了马克思的批判精神，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科技异化、理性异化语境下“物支配人”或者说“物役”的生存方式所导致的幸福悖论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但是他们企图从人的本能、心理等文化批判和意识形态层面入手寻求变革社会的动力，因而无力解决现实中的幸福危机。

当今的中国，依然处于资本“冷暴力”时代，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经济全球化所导致的资本强势扩张的逻辑使人沦为物质和金钱的奴隶，幸福被庸俗化为财富占有的多寡，在此背景下，我们党和政府适时提出了“以人为本”的战略。“以人为本”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内容，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重要的成果之一。以马克思主义幸福思想为指导，彻底贯彻“以人为本”原则，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我们认为，构建“幸福中国”，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第一，摒弃“物本”，回归“人本”，克服“见物不见人”现象。马克思曾赞扬古代财富观念的“崇高”，贬抑现代财产观念的“狭隘”，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古代财富观念以人自身的需要的满足当作目的，而不是把财富当作生产的目的。而现代财产观念则相反，它“为了生产而生产”，不是为了满足人的需要而生产，换言之，生产是为了“交换价值”，而不是为了“使用价值”。因此，构建“幸福中国”，必须从“物”的层面深入到“人”的层面，克服这种“见物不见人”的现象，社会主义的生产应该以人民的真实的需要来组织，应该以“人”为中心，而不是以“物”、“资本”为中心。

第二，尊重劳动，切实推进“体面劳动”。劳动是人自身生存发展的根本手段，也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根本途径。奴隶劳动、徭役劳动和雇佣劳动都是强迫性的、无尊严的劳动。在劳动中，人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马克思痛斥此类劳动剥夺了人的生存尊严，设想未来社会生存方式中劳动不再是一种负担，而是一种快乐，是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的手段。因此，构建“幸福中国”，必须树立劳动光荣的道德理念，真正尊重劳动，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让劳动成为“体面的”、“有尊严”的自主性活动，使劳动逐步从谋生的手段逐步升华为确证人的本质力量，作为生活目的本身的生活享受，从而在劳动中发展自身的自由个性。

第三，建立人与人之间相互依存、相互合作的合理的社会交往关系。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社会关系的总和，社会关系的丰富程度决定了人的发展程度，同时也就决定了人的幸福状况。人是“社会存在物”，相互之间的交往关系是人类特有的现象，但是这种社会交往关系存在“合理”与“不合理”之分。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关系不可避免地带有功利主义色彩，社会交往关系蜕变为社会交换，物与物的关系遮蔽了人与人之间真正的社会联系。因此，构建“幸福中国”，必须尽可能地降低市场经济带来的负面效应，促进和谐、共生、互利、友爱的社会关系的形成，从而展现人的本质力量，使人在和谐的社会生存环境中享受幸福美好的生活。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2]张一兵.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4]刘荣军.马克思三大社会形态理论中的社会财富观[J].哲学研究,2009(7)：23-27.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515.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8]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108.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84.

[11]万俊仁.义利之间[M].北京:团结出版社,2003：173.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318.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101.

[1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37.

[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532.

[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825.

[17]赵汀阳.论可能生活[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85.

(责任编辑文格)

The Living Style Reformation and Happiness Dimension of Marx’s Thought

ZHANG Guo-shun

(DepartmentofSocialScience,NanjingMedicalUniversity,Nanjing211100 ,Jiangsu,China)

In Marx’s opinions, happiness not only means individual’s subjective feeling and psychological experience, but also includes material, mental and social life, that is person’s gross living style. In a word, happiness means that people’s all essence is confirmed in the “Living Word”. In the context of capital logic, unilateral and alienated living style obscures people’s happiness. The only way is to replace the pathological living style with comprehensive and rich living style, dignified happy life is possible. Now, contemporary people’s existence dilemma phenomena, which is the loss of spiritual home and the maze of happiness, highlights the contemporary value of Marx’s essential happiness thought.

happiness; living style; materialization; reformation

2016-03-12

张国顺(1981-)，男，南京医科大学社会科学部讲师，博士，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2014年度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金指导项目“马克思思想的‘幸福’向度及其当代价值研究”(2014SJD135)

B038；C970.2

A

10.3963/j.issn.1671-6477.2016.04.00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