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明（国家林业局警官培训中心，江苏　南京　210042）



现代战争模式提出的警察训练新课题

李明
（国家林业局警官培训中心，江苏南京210042）

摘要：现代战争裹胁警察，把警察变成作战主体之一渐成常态。因此，立足“世界仍然很不安宁”、“中国仍面临多元复杂的安全威胁和挑战”的当下，以现代战争模式为背景，针对战争模式提出的如坚定政治立场、培养敌情意识观念、灵活运用甄别警情中的隐性敌情、民怨疏导、灾害扶助和国防动员技术等警务新课题，提出构建和完善警察“反内乱”技术体系，强化警察在保卫国防安全、社会安全和政权安全中的作用及其发挥，应从新常态下警察思想政治工作创新起步，改革警察训练等观点。

关键词：现代战争新模式；警务新内容；警察训练新课题

纵观当今世界，从前苏联的解体到俄罗斯不断地遭遇经济制裁，从海湾战争到叙利亚还没息灭的战火，从美国的国际反恐到伊斯兰国的“建国”，从美国的中东政策到亚洲的再平衡战略，从乌克兰的“政变”到克里米亚的入俄，从日本国有化我钓鱼岛到菲律宾侵占我黄岩岛，从香港的占中到台湾的台独嚣张，从东欧频发的颜色革命到北约的抱团围欧对手，从美军“误炸”我南联盟大使馆到缅军“误炸”我云南边民，从美国牵头的军演日益频繁到美国牵头的“局部”高技术战争接二连三，等等，虽然不能就此否定“当今世界和平仍是主题曲”的判断和结论，但是，起码能够提醒我们，以前苏联为首组成的社会主义“阵营”被毁灭了，前南斯拉夫被“肢解”了，伊拉克、利比亚等一个接一个主权国家的政权被“更叠”了，下一个目标是谁？身临其境的中国，怎样应对？因此，拟题研究战争模式提出的警察训练课题，希望能为警察在保卫国家安全中积极主动地发挥作用和发挥更大作用，贡献一份力量。

一、现代战争模式

关于现代战争模式，根据不同的标准和依据，可有不同的划分。如，根据战争的作战强度，可以分高强度战争、中等强度战争和低强度战争；根据武器的技术含量，可以分高技术战争、常规战争；根据战争双方的实力大小，可以分不对称战争、不对等战争；根据武器性能，可以分常规武器战争、核战争等；根据具体战法，可以分海空地一体战，斩首、特种兵、策动内乱等加空中打击。回顾“二战”结束以来发生的战争，笔者认为，还可以综合划分冷战、热战、混合战和代理战等四种模式。

关于冷战模式，典型战例如前苏联解体。说冷战是现代战争模式并将其排在首位的理由有四：一是它已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战争最高境界；二是它以战而能胜的军力为后盾，以组织策动制造目标国内乱为手段，同时，配合以经济制裁、道德攻击、舆论围歼、武力威胁、灾难灾害制造和利用等，实现政权更叠（推翻执政当局）的政治目的（类似或就是过去所说的“和平演变”和现在说所的“颜色革命”）；三是它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毁灭人类战争的发生概率；四是它只适用于势均力敌或战力接近的大国战争。它的基本特点是采取“热战”之外的方法手段，运用“热战”之外的对策方略，通过“热战”之外的攻击途径，进行“非热战”的全面对抗、直接对抗和致使打击。

关于热战模式，典型战例如海湾战争、南斯拉夫战争、伊拉克战争等。这种模式虽然适用于所有作战强度、作战规模的战争，但当前条件下，效果好、危险小、后遗症不大的还是“以大欺小、以强欺弱”，就是美军“不对等”、“不对称”的战争。毫无疑问，“外科手术式”的毁灭和铲除，是更换那些无招架之功和还手之力国家政权的最简便的方法之一。

关于混合战模式，是指冷战热战结合和交替的战争模式。典型战例如利比亚战争等。理论上，这种模式应用广泛，可以适用于任何战争；实践中，它却必须考虑目标国的军事对抗能力，特别是抗打击能力和防打反击能力。因此，它虽然仍以“恃强凌弱”为基础，但主要用于针对那些具有一定军事对抗能力、特别具有一定对抗反击能力国家的战争。[1]

关于代理战模式，是指受或被别人操纵的战争。虽然随着前苏联的解体，这种战争模式已经逐渐淡出人们视线，但是现在进行中的叙利亚战争和乌克兰战争，仍应可以归属此类。如乌克兰战争，政府军队，有美国率领“北约”提供的武器援助等等；反对派军队，有俄罗斯提供的人道主义援助等等。虽说是乌克兰的战争，但是如果没有美国或俄罗斯的操控，不仅战争可能早已结束，而且可能根本就不会（不应该）发生。

显然，以上的战争模式，在战争实践的具体应用中，并非楚河汉界那样的泾渭分明，往往大都是一种模式为主、多种模式为辅或多种模式为主、一种模式为辅的“混合体”，而且根据制胜需要，可以主辅换位、轮流主辅。因此，根据现代战争模式探讨警察在保卫国家安全中怎样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特别是怎样才能主动发挥更大的作用等，除了必须结合战争实例，不断提高思想层次、灵活思维方式、正确思考脉络，坚持拓展、联想、分析和综合理念等等之外，还必须牢固政治信仰，坚定政治立场，把握战争本质的正义性和非正义性。对此，不仅要有清醒的认识，而且要有扎实的具实行动。

二、现代战争模式提出的警务新课题

现代战争模式的迅速发展和快速变化，警察被动参战的关口不断前移、被动参战的形式千变万化、被动参战的时间一再提前，如果不能及时认识并积极应对行动，既有可能因警情中的敌情漏判、误判、错判、反判等贻误战机，也有可能被利用变成“帮凶”、被裹胁变成“士兵”。因此，警察要在保卫国家安全中更好地履行保卫社会安全、配合中国人民解放军保卫国防安全和共同保卫政权安全[2]的职责任务，就要研究现代战争发展及其带来的警务变化。

（一）政治立场和政治信仰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1949年美国牵头签订“北约”，建立“西阵营”；1955年前苏联牵头签订“华约”，建立“东阵营”，开始了“阵营”间的冷战。至1991年，终以前苏联解体（分裂成15个国家：东斯拉夫三国、波罗的海三国、中亚五国、外高加索三国、摩尔多瓦）而落下了帷幕。据资料，当时民调有78%的百姓反对解散苏联，但无人坚持“全民公投”，无人阻止领袖“弃阵逃跑”。换句话说，在不能确认“解散苏联”是人民共同愿望和一致选择的情况下，作为国家重要和主要武装力量之一的警察，应该怎么做？做什么？当然，我们不能因此将前苏联的解体责任归咎于是警察的不作为，但是，我们一定要坚持追问，关键时刻警察去了哪里？30多年里警察干了什么？

克劳塞维茨说，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暴力）的继续。[3]在我们还把战争局限在暴力（热战）的时候，美国率领“西阵营”，已经不动声色地摧毁了唯一一个势均力敌的对手—前苏联，土崩瓦解了前苏联率领的“东阵营”，上演了一出“不战而胜”的精典战争大戏。如果我们现在仍然坚持不能确认：冷战就是战争，那么，今天的前苏联悲剧，就有可能变成明天的中国故事。因此，根据长周期的冷战特点和“内乱”的冷战特征，警察首先面对的课题，就是在“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当前社会条件下和周边环境中，坚定不移政治信仰、坚决牢固政治立场和坚持正确政治方向。

（二）敌情观念和敌情意识

在2011年利比亚战争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战争被划作了战前、战中和战后作战的三个阶段。当我们在电视画面中看到美国为首的联军炸弹落在利比亚的时候，实际上战争已经进入第二个阶段即战中作战。换句话说，就是战前作战的战争第一个阶段，已经顺利完成，如高级特工渗透、建立情报网、引导飞机轰炸、设立通讯平台、甄别新政府成员等等；再如用人权或民主名义发动群体性事件、武装反对派势力、造谣诽谤现政权、煽动百姓攻击政府机关机构、操纵打砸烧杀暴力事件等等。而这一切，都会披上合法的外衣，如企业投资、科学研究、旅游观光等等，如人道援助、民主运动、人权运动等等；而这一切，都是完成在警察的眼皮底下。因此，在战争危险仍然存在的当下，现代战争模式不仅已经模糊了战争的暴力属性，而且已经模糊了战场作战的军人界限，作为一名警察，更要强化敌情观念和敌情意识。

（三）警情中的敌情判断

利比亚战争的显著特点之一，可说是反对派登高振臂的呼声，与美国联军炸弹落地的响声几乎同时暴发，[4]而且还能借助境外势力通信装置，以手机通信方式，进行手机用户全覆盖的反政府战争动员，下达战争动员令。首先，反政府势力组织活动需要时间、地点、场所等；其次，境外势力在利比亚境内建设无线电通信系统，要技术、人才和装备，要审批手续和运营监管等；再次，境内外两股势力需要频繁接触、需要巨大信息流量传递、需要前台幕后指挥活动等，难道他们没有泄露一点蛛丝马迹？没有一点引起警方注意和怀疑的地方？即便如此，突然增多的刑事案件、群体性事件、人权和民主运动等，警察还是没有一点点的感觉和警觉？因此，利比亚战法把各种犯罪变成了战争的构成部分之一，把各种罪犯变成了战场的作战主体之一。换句话说，就是利比亚战争非常明确地提出了警察必须具备在警情中分析、判断和识别敌情能力的要求。当然，这个要求，是以排除“故意”或“被策反”等因素为前提的。

（四）反“内乱”技战术

现在的乌克兰，正在进行着变形或变种的混合战和代理战，首先，反对派在外部势力支持下，通过“内乱”推翻了民选的前合法政权，继而在外部势力帮助下，把自己变成民选的现合法政权。接下来，就是俄罗斯支持的克里米亚，脱离乌克兰，投进俄罗斯怀抱；俄罗斯支持的东部民间武装，与美国率领“北约”支持的现政权武装暴发内战；美国率领“北约”经济制裁、武力围困、舆论攻击俄罗斯，俄罗斯则强力反弹，宣称不惜“首发”核武器，坚决保卫国家利益。以至有媒体惊呼“美国正在把世界推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边缘”。因此，放眼国际风云变幻，立足世界警务发展，基于保卫政权安全需要，研究和探讨警察“反内乱技术”并将其纳入警务技战术体系，[5]理应得到更多关注和重视。

另外，美国率领的“北约”集团，不管是之前的冷战，结束不久的南斯拉夫、伊拉克、利比亚的热战、混合战，还是针对“伊斯兰国”正在进行当中的反恐战，参战国至少都有数十个国家。因此，在人类经济社会、在人类文明世界如此这般“和平”主题曲的当下，必须注意，随着现代“复印”技术的“复制化”发展，针对国家安全的隐患和威胁，必然随之扩大，不仅各种犯罪作案的方法、技术、理念等可以复制，而且作案的工具、武器、装备等，也可以复制。对此，必须积极准备，提前防范。

（五）信息捕捉和倒查技术

从已经结束的海湾、伊拉克或利比亚战争中，正在进行的叙利亚或乌克兰战争中，包括即将进行或正在酝酿进行的其他什么战争中，应该都能确认，无论什么样的战争模式、战争强度、战争规模、战争技术或战争阶段，战争信息都会不同程度的有所显露或泄露，不仅军事，在军事之外的其他领域同样如此。如股市、新闻、贸易、跨境旅游、暴力犯罪、民主或人权运动、群体性事件、网络信息以及举报腐败、揭露贪污等等，这些事情中，不仅可能隐含着价值巨大的战争信息，而且这些事情的本身，也有可能就是战争的构成部分之一。因此，随着人口流动、信息流动、物资流动、资金流动等等的不断提速加快，“大数据”、“云计算”正在成为一种新常态，要求警察提高信息捕捉、信息甄别、信息追踪和信息倒查等技术技能，提高信息掌控和灵活运用能力素质，是预防打击犯罪、保卫社会安全的迫切需要，也是保卫国防和政权安全的强烈需求，[6]当然，也是现代公安工作、现代人民警察的基本要求。

（六）民生事情和民怨疏导技术

冷战，为什么能在关键时刻轻而易举地解体了前苏联？利比亚反对派为什么能在美军炸弹落下的时候，扯起建立新政权的大旗？我国有句俗话“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长期的“民恨制造”带来的民气不顺、民怨积累、民愤储蓄，应是重要因素之一。显而易见，民恨制造，既不可能完全的“国内制造”、也不可能完全的“国外制造”，多是本土生产、外力包装加工的混合体。特别涉及民生的事情，如环境污染、空气污染、房价上涨、食品安全等；如贪官腐败、贫富差别、社会不公等；如家族内部纠纷、夫妻之间矛盾、家境贫寒等，实际上都有可能生产“民恨”。面对求助于警察的普通百姓，如果警察不能（不会）展开积极有效的言语疏导、情感疏导、政策疏导；如果不能及时意识到，可能会被坏人利用、会被恶人裹胁、会被恶意炒作；如果不能迅速遏制、强力打击外力的恶意煽动、故意挑唆、有意生事，也许，无意当中就会把原来善良的民众，变成了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或隐患。因此，非常必要特别强调，这里提出的是“疏导”而不是“控制技术”。

（七）灾害救助和国防动员技术

和平时期，自然灾害正在成为威胁人类安全的主要对手之一，而且随着生态环境的不断恶化和灾害后果的日益严重，凭借一个地区或一个国家力量无法克服无力战胜的自然灾害，越来越频繁。在自然灾害易发的西方国家，大多会把灾害救助的社会动员系统，隐性的与战时状态的国防动员系统并轨。如日本，警察通过填收卡片等事宜，就把依靠个人“自助”抗灾，变成了依靠以街区为基础组织的自治会、企业和社会团体等联合的“共助”抗灾，巧妙地把个人、政府和社会“合力”的战争动员理念，植入系统其中，反复强化。[7]日本警察在积极的抗灾过程中，不露痕迹地完成了检验、修正、完善和演练国防动员系统的工作。甚至可以说，日本已经实现了救灾和战争动员系统的互通共用。由此及彼，剖析南斯拉夫等战争，不能进行、甚至根本就没有有效、高效的国防动员，完全可以说是它们的战争“软肋”，导致“战败”的主要原因之一。不过，战争动员、要求动员的是全体国民。如果执政的政府失去了人民的支持、拥护和爱戴，单纯依靠国防动员技术，是不能有效、高效国防动员的。对此，必须深刻理解，必须保持清醒头脑——兵民，是胜利之本。

（八）整体联动和横向支援技术

以习近平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新一代领导集体上任，正式成立了“国家安全委员会”，进一步明确了警察在保卫国家安全中的职责任务，明确了“军警民”三位一体、分工协作保卫国防安全、社会安全和政权安全的具体要求。其实，就“技术”而言，不管是从冷战（前苏联四分五裂）的结果中，还是从南斯拉夫战争（前南联盟土崩瓦解）的结果中，还是从2003年格鲁吉亚的玫瑰、2004年乌克兰的橙色、2005年伊拉克的紫色、2009年伊朗的绿色等一场接一场的“颜色”革命中，都能看出，警察在战争，特别在战前作战阶段中，能够左辅右弼、前疑后承和左提右挈，因此，把警察的这种、这些或各种、种种暂时还未得到应有重视的作用和功能，上升到更高的层面或层次，在对人、物和环境等防范中，在对决策者、指挥者和执行者等防范中，在生物、电子和物理等防范技术中，[8]全面总结、不断积累、反复提炼，以作为警务技术体系的重要构成部分之一，纳入训练内容和训练教材进行研究理论意义重大、实践价值巨大。

三、针对警务新课题的警察训练思考

既然现代战争模式提出了新的警务课题，我们就要积极攻关，迅速解决这些课题。警察训练，当然就要针对性地培养、训练、提高处置这些问题的能力素质。

（一）新常态下的警察思政工作创新

现在，随着“私有”的概念提出和制度跟进，员工薪酬协商、拾金求偿、付出计酬、贫富不均等等，已成新常态之一；随着社会开放度急速增大，人们对生活、工作、环境等的期望值越来越提高，理想和现实的差距不断扩大，已成新常态之一；随着伊斯兰国的“建国”和恐怖主义暴徒的“野火吹又生”，国际和国内反恐，已成新常态之一；随着此起彼伏的局部战争和美国不停的战略调整，一会鼓动中东各国群斗互殴、一会操纵北约抵近威胁俄罗斯、一会拉着日菲等国包围中国，国际安全危机四伏已成新常态之一；等等。而思想政治工作，就是训练警察在各种各样的新常态下，做到不计报酬地奉献、奋勇当先地牺牲、奋不顾身地保卫国家和人民利益；做到受得了委屈，忍得了误解，耐得住平庸，抗得住打击；做到熬得住“贫穷”，抵得住诱惑；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做到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做到人民群众因为有警而放心和安心；做到习近平同志要求的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等等。因此，新常态下的警察思想政治工作，理念创新、理论创新、思维创新、方法创新、内容创新提示我们创新是基础、是前提、是保证。没有对新常态的正确认识、深刻理解和准确把握，就没有新常态下的警察思想政治工作创新，也就没有高质量、高水平、高层次的警察思想政治工作。

（二）因应战争模式的警察训练改革

因应现代战争模式的警察训练改革应着力解决如下几个问题：

首先，要明确现代战争模式提出哪些警务内容，分析什么样的战争模式提出什么样的警务内容，充分保证训练改革目标的针对性和方向的正确性。如冷战模式在目标国制造“内乱”，就是在警察的眼皮底下，策划民主人权运动、煽动暴力事件、污辱国家主要领导者、攻击现行政策制度、强大反政府组织势力和武装反政府极端人员等，显而易见，这时，普通警情、案件、事件、事情中的敌情甄别；普通警情、案件、事件、事情中的敌情发现、追踪、查证和打击；警察的政治立场和信仰、政治敏锐力和洞察力；等等，都是冷战提出的警务内容。换句话说，即因应战争模式的警察训练改革，就是瞄准或针对“反内乱”的具体需求和实际需求，培养提高警察能力素质。

其次，要完整因应现代战争模式提出的警务内容，明确它的身份地位，即构建“反内乱”警务技战术体系或系统。如识别“冷暴力作战”的技术，揭露把推翻政权的政治目的，隐性于舆论攻击、媒体围欧、声誉抵毁、经济制裁、人权监督保护等中的技术；打击藏身在暴力恐怖犯罪、群体性事件、伪民主伪人权运动、民怨民暴等背后的策划和操纵者的技术；还有，耳听和平主题曲，身在和平大环境之下、小环境之中的敌情意识、敌情观念和敌情理念等的培养、建立和牢固。因此，因应现代战争模式提出的警察“反内乱”技术，是以政治信仰政治信念为基础，包括政治敏感性政治洞察力在内的技术体系或系统。这个技术体系或系统是一个完整的整体。当然，这个整体可以拆解，只是拆解后的警察“反内乱”技术（体系或系统），只能是日常的警务技术。所以，训练教材（训什么和练什么）的选择和编写，必须是改革的主要着力点之一。

再次，是关于合理位置和恰当比例或比重的问题。这个问题研究至少应有两个层次的区分和区别。高的层次，是在警察的警务技术体系中，反内乱技术作为构成警务技术体系的技术之一，摆在什么位置、占据什么分量等。低的层次，是在反内乱技术的自身体系或系统中，如敌情意识和观念、警情敌情甄别、事件或事情中的敌情捕捉与倒查等，怎样比例分配、怎样比重组合的反内乱技术，功能更大更强更全，更易发挥。当然，还可有一个中的层次，就是如果不是反内乱技术专门训练，还要合理与其他警务技术的训练比重或比例分配。因此，不管是比例比重还是位置的研究，都与反内乱技术训练密切相关。而且，它还能够间接地体现我们关于“反内乱”的思想程度，对于反内乱技术的理解深度。

最后，是关于反内乱技术在具体警务实践中的实际运用问题。警察所有的训练改革，最终都要“做实”在具体实践的灵活运用。因应战争模式的警察训练改革当然没有例外，重点和核心，就是迅速培养、快速提高警察反内乱技术的实战应用能力。因此，在东西“阵营”冷战和海湾、南斯拉夫、伊拉克、阿富汗、利比亚等热战、混合战中，我们虽然不能找到警察运用反内乱技术的参考方法或借鉴思路，也不能找到警察反内乱技术运用的“模板”或“样本”，但是，我们却能看到一个国家的四分五裂、一个政权的交替更叠、一个国家社会经济基础的急速陷塌和一个国家暴力恐怖事件的此起彼伏，看到一个国家人民的流离失所和一个没有国家人民的背井离乡、到处游荡等战争结果。虽然我们不能说，警察运用反内乱技术一定能够阻止战争的发生，但是我们却能说，警察反内乱技术应用的最高境界，就是能在阻止这种战争结果出现的过程中，发挥更大更积极的作用。

（三）基于战争动态的警务发展研究

军和警，原本同源一家。现在的军警分离，军是军、警是警的楚河汉界、泾渭分明，虽是社会发展的要求和必然、社会文明的标志和体现，但是，跟随人类经济社会发展步伐而来的现代战争，却在竭力地撮合军警结合，不停地演绎着“冷热”暴力结合的战争样式。如美军的利比亚战法（2011年），美军就在利比亚警察目光的注视之下，武装了民间反政府力量，建立了通信宣传联络基地，制造了一系列反政府事件，而且，还裹胁着一些警察成了战争胁从者，策反了一些警察成了“战士”。[9]这就是说，美军成功地瓦解了警察的战斗力；成功地动摇了稳定利比亚社会的基础；成功地缩短了战争的整体进程。因此，现代战争样式带来的警察警事警务新内容、现代战争模式提出的警察训练新课题等等，是研究现代警务的重要内容之一，至关重要、不可或缺。它直接体现着现代警务的研究层次和实践水平，直接关系着国家安全，其中当然包括国防安全、社会安全和政权安全。

不过，警察就是警察，军人就是军人，两者不能混为一谈。理论上既不能把警察研究成了军人，实践中也不能把警察训练成了军人。因此基于战争动态研究警务发展，一要明晰现代战争把哪些军人的事情，转嫁或转移给了警察；转嫁或转移的依据、方法和途径；哪些是显性转嫁、哪些是隐性转移等等。二要探讨转嫁或转移的事情，在警察警事警务中的类型归属或表现形态；可以分属于刑事案件、治安事件、恐怖暴力事件等等的背后，还是可以归类在行政案件、民事纠纷、群体性事件等等的背后。三要探索区别或区分警情敌情的标准和指标，不能说事就涉敌、谈事就涉敌、凡事皆涉敌的草木皆兵、风声鹤唳，但是也不能松掉有敌这根弦、忘掉查敌这件事、去掉防敌这根筋。四要摸索在阻止现代战争灾害发生的过程中，战争想要警察做的事情、警察应该做的事情、警察能做的事情以及警察怎样才能把这些事情做得更好等等。[10]显然，这不是“纯属理论”的纸上谈兵，而是战略战术战法等的具体研究，不管成果、结果还是结论，必须具有针对性和实用性。

综上所述，现代战争模式正在缩小军警界限，客观地提出了警察在阻止战争灾害发生过程中的作用及其作用发挥等课题。根据职业和身份的特殊性质，警察非常可能在国家安全保卫的某一案件、某一事件、某一事情、某一时期、某一阶段、某一节点或某一时刻，举足轻重。因此，现在“世界仍然很不安宁”。现在“中国仍面临多元复杂的安全威胁和挑战”。“恐怖主义、分裂主义、极端主义三股势力威胁上升。”“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制造事端。”“台独分裂势力及其分裂活动仍然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最大威胁。”“重大自然灾害、安全事故和公共卫生事件频发，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因素增加。”[11]研究警察反内乱技术，完善警察反内乱技术体系，不断强化、强大警察反内乱技术在国防、社会、政权安全保卫中的应用发展，意义重大，必须得到关注和重视。

参考文献：

[1]李明.论警察教育训练面临的新课题——利比亚战法思考与启示[J].山西警官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2,(1):82-85.

[2]李明.基于国家安全的警察培训课题研究[J].公安教育,2014,(4):23-27.

[3]克劳塞维茨.战争论[M].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出版社,2005:12-75.

[4]李明.关于警察教育训练的几点新思考——利比亚战法思考与启示[J].山西警官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3,(4):74-78.

[5]李明.基于政权安全的警察培训课题思考[J].河北公安警察职业学院学报,2014,(4):61-66.

[6]李明.基于社会安全的警察培训课题思考[J].河北公安警察职业学院学报,2014,(3):66-71.

[7]李明.日本预防犯罪对策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3:225-229.

[8]李明.警察自我防范系统中的内容体系研究[J].北京人民警察学院学报,2014,(1):108-111.

[9]李明.关于构建“警察培训区划”的几点思考[A].国家行政管理学会警务管理分会年会文集[C]. 2014:67-72.

[10]李明.行政和自然区划结合的警察培训研究——关于新疆“4·23”“6·26”等暴力恐怖事件的思考[J].净月学刊,2015,(2):112-119.

[11]李明.论国防安全提出的警察培训新课题[J].内蒙古警察职业学院学报,2014,(2):22-26.

［编辑：李永新］

中图分类号：D631.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6405（2016）01-0072-06

作者简介：李明(1961-)，男，河北冀县人，博士，国家林业局警官培训中心研究员，主要从事国家公安发展战略和公安民警教育训练研究工作。

收稿日期：2016-0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