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志毓



廖仲恺与国民党左派的社会思想

李志毓

［提 要］国民党左派的社会思想，代表了20世纪中国一种不同于共产主义的社会主义思想与现代化方案。其中，廖仲恺的社会思想又独具特色。他信仰社会主义，秉持激进农工立场，但反对阶级斗争；他从集合生产和社会平等的角度理解社会主义的优势，希望在发展国民经济同时，避免资本主义带来的阶级分化，为全体中国人谋平等的自由。相对于国营事业，他更重视社会合作组织，认为在人民缺乏有效监督和约束机制的情况下，国有公营事业难以避免腐败危机，而合作组织既可解决生产分配问题，又可养成人民的自治能力，培养民主基础。这些思考在今天仍具有借鉴意义。

［关键词］国民党左派 廖仲恺 社会主义 合作社

关于国民党左派，在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曾作过如下定义：“指拥护孙中山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前后根据中国共产党的建议所确定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的国民党人”，其著名人物有廖仲恺、宋庆龄、邓演达、何香凝等，“以宋庆龄为杰出代表”。①受到这一决议的影响，中国大陆的研究者，往往以联共或反共作为区别国民党左右派的依据，而对国民党自身的左翼思想、政治与组织脉络等则关注较少。②事实上，国民党左派的问题内涵丰富，它既包含20世纪20年代中国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复杂关系，又反映出国民党内部在思想和组织上的分化，以及各种不同政治力量对于中国革命前途的探索。廖仲恺是国民党左派的杰出代表，他对于社会主义的探索是研究者一直关注的问题。③本文将廖仲恺的社会思想放置在国民党左派社会思想的整体脉络中，对比廖仲恺与其他国民党左派代表人物的思想异同，阐述廖仲恺社会思想在二十世纪中国社会主义思想实践中的独特意义。

一、重新认识国民党左派

国民党左派，作为一个政治概念，产生于1924 - 1927年间的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当时，共产国际和苏俄政府，为了要在中国造成激进的革命形势，曾主导过一种政治策略——通过在国民党政治高层、军事领导人和下层群众中，发展出一个亲苏亲共的“左派”，来发动和领导国民革命，并进而将国民党改造成一个亲苏亲共的群众型政党。从国共合作之初，中国共产党就开始在国民党中发展“左派”。随着不同时期革命形势的发展和革命目标的变化，中共眼中的“左派”的标准也随时发生变化和调整。这种“发展左派”的策略，对于国民党的组织、成分、政策和党内权力结构的变迁，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也主导了我们今天对于国民党左派的认识。

上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大陆学界对于国民党左派的认识日益深入，许多研究者开始关注国民党左派在思想、政治上的独立性和复杂性，关注国民党左派的发展、演变，及其自身的政治纲领。在90年代初，就曾有学者撰文指出，国民党左派经历过复杂的分化演变过程，大致可以分为4个阶段：1.从“一大”至“中山舰事件”之前，是“左派”的形成发展阶段，这一时期的领袖是廖仲恺和汪精卫，其特点是支持国民党改组、拥护“三大政策”。1925年8月廖仲恺遇刺后，汪精卫借助蒋介石的军事实力巩固了领袖地位，蒋介石则借助汪精卫的政治庇护成为军事领袖，形成汪蒋合作局面，直至“中山舰事件”爆发。2.从“中山舰事件”汪精卫出走，到1926年10月，是“左派”的“受挫阶段”，“左派”受到蒋介石的打击，组织涣散、彷徨无主；3.从1926年北伐战争开始后，“左派”开始进入复兴阶段，形成了以宋庆龄、邓演达、徐谦为政治首领、张发奎、唐生智为军事支柱的新的“左派”中心，其主要任务是反蒋和发动“迎汪复职运动”。10月，“左派”在广州召开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及各省区党部联席会议，规定了“左派”的四条政纲，包括：（一）拥护总理联俄联共政策；（二）拥护孙（中山）、廖（仲恺）农工政策；（三）反对西山会议派；（四）拥戴汪精卫为领袖；4. 1927年汪精卫返国之后，拉拢陈公博、甘乃光、顾孟余、孙科等人，又取得了唐生智、张发奎军事集团的支持，最终“叛变革命”。作者认为，汪精卫集团是“假左派”，宋庆龄、邓演达为首的是“真左派”。④

然而，国民党左派的内涵，却远远超出大革命的局限。就思想层面而言，从1894年孙中山在檀香山成立兴中会开始，在国民党内，就始终不乏具有社会主义性质或社会主义色彩的思想论述。但抱持不同程度社会主义思想的人，却并非都是主张联共的“左派”，有些甚至还是积极反共的“右派”。例如胡汉民、戴季陶都有唯物主义思想，也都关心社会问题，对劳工运动也曾予以关注，但是在大革命期间，两人都反对联共政策，反对中共主导的农工运动。因此，社会主义思想在国民党内的回响和国民党左派的问题，是相互关联的两个问题。大革命期间被认为是国民党左派的人，思想非常复杂，并不都关注社会主义，被认为是“右派”的人，思想也很复杂，并不都反对社会主义。

国民党内部还持续存在着一种自觉的建设独立的国民党左派理论与组织的努力。1926年底在广东成立的以甘乃光、陈孚木、王梦一等人为代表的“左派同盟”，就是一个试图打造独立的国民党左派组织的团体。共产国际的一份报告说，左派同盟有几十个人，几乎包括了广州所有著名的国民党左派，按其社会成分来说，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大半是大学生，和群众没有组织联系。甘乃光经常同陈延年等当时中共广东的领导人谈论群众问题，责备中共从国民党左派那里夺走了群众，左派同盟的主要任务是同共产党进行斗争，他们的政治纲领的核心是阶级合作，为了全民族利益放弃狭隘的阶级利益，以“全民革命”而非“阶级革命”作为国民党的纲领。⑤

甘乃光这种在理论上和组织上使国民党左派摆脱中共定义、确立“左派”独立性的努力，在国共分裂后得到了延续。汪精卫和他的追随者不但接过了国民党左派的身份，而且试图赋予这一身份以新的理论内涵。在1928年，汪精卫的追随者——陈公博和顾孟余，先后来到上海，分别创办了《革命评论》与《前进》杂志，在民生与民主两个方面，表达奉汪精卫为精神领袖的国民党左派的政治立场。1928年冬，又在上海召集了“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第一次代表大会”，提出“恢复十三年改组国民党精神”的口号，在1928 - 1929年之间，有数十种自称国民党左派或与“改组派”观点相近的杂志出版。⑥海外学术界往往将改组派及其所代表的思想路线，称为国民党左派。⑦

可见，历史上的国民党左派，在思想系统和组织脉络上，都是复杂的，变动的，他们的思想与政治实践，反映了一种不同于共产主义的社会主义和国家现代化建设道路的思索与探求，在今天，这一历史实践，仍为我们思考历史与现实，提供了思想资源。

二、廖仲恺的社会思想

在国民党左派的社会思想与政治实践中，廖仲恺具有独特而重要的意义。无论是从国民党内社会主义思想的角度，还是从联俄联共的角度，廖仲恺都是国民党左派的核心。他在同盟会时期，即翻译各种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理论在《民报》发表，例如亨利·乔治的《进步与贫乏》，布利斯（W. D. P. Bliss）的A Handbook of Socialism中的章节——《社会主义史大纲》、《无政府主义与社会主义》，等等。不仅如此，在1920年代，廖仲恺担任广东省长期间，还曾尝试将亨利·乔治的思想资源付诸政治实践，于1923年在广州市颁布了实现亨利·乔治土地税方案的《广东都市土地税条例草案》。

廖仲恺一生对于在中国推动社会革命抱持热情。1924年国民党改组之后，他更表现出鲜明的扶助农工立场，在广东各地民团与农会的冲突中，全力援助农民。1924年11月广宁县农会因为减租要求与民团发生冲突，民团以武力收租、锁人，并烧杀了两个村庄。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部长廖仲恺“派大本营铁甲车队开赴广宁，保护农会，剿办匪徒”，⑧历时三个月，攻下民团的炮楼，迫使广宁地主承认农民的减租要求。同年12月，民团400多人武装袭击花县农会驻所，捣毁农会，将农会委员长王福三重伤后割耳断手。廖仲恺亲自接见受害农民代表，并通知兵工厂，按成本价售给农会七九步枪40余支，每只配足子弹200发，又从省府抽调驳壳枪7支赠给花县农会。⑨在1924年5月江门油业工人与油东和商团的冲突中，廖仲恺以工人代表会主席身份发出支援工人的通电，严厉斥责油东及商团“仇恨工人，借端伤杀，围困工会，拷打无辜，此等行为，直同野兽。”号召广州工人“协力声援”，“与此万恶东行及蛮横商团对抗”。并提出赔偿损失、抚恤伤毙、电请政府保护工人、成立工团军、严惩江门油东及商团的要求。10

当时的国民党还制定出各种劳动立法，保护工人利益。1924年9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命令廖仲恺、邵元冲、汪精卫负责起草《工会条例》，同年11月由孙中山以大元帅名义正式颁布实施。条例规定了工人组织工会、参与规定工作时间、改良工作状况及卫生条件等各方面的权力，并用法律的形式宣布：“工会在必要时，得根据会员之多数决议宣告罢工”。⑪

廖仲恺在社会革命问题上的激进态度，使他成为广州政权中公认的“左派”。廖仲恺的传记作者说，这一时期，他同时担任了十三个重要职务，每天办公12至17小时。他对于1924年商团事件的反应，比孙中山更为激烈，对于1925年的省港大罢工，认为其政治性远远超过其经济性，这是反对不平等条约的先声。他对于工农群众在革命中的地位有新的认识，所以在担任农民、工人部长期间，特别致力于农工的组织工作。由于在农工运动中过于激进，他被人怀疑是共产党。⑫因为这一点，他遭到许多人的仇视。同时，又因为廖仲恺担任财政部长，要从军人手中收回财政权，这遭到了军人势力的反对。他不遗余力投入各种实际工作，却并未积极去谋求一个领袖地位，这显示出他真纯的革命精神。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廖仲恺秉持激进的农工立场，却从未信奉和宣传过阶级斗争理论，也极少用阶级话语来分析中国的社会问题和国民党的统治基础。对比廖仲恺和一些自称要建设国民党左派理论之人的思想言论，我们会发现他们的不同之处。例如“左派同盟”的主要领导人甘乃光，他1922年在广东岭南大学经济系毕业之后，担任了该校附属中学的教员，因为学生廖梦醒的介绍而结识了廖仲恺。在廖仲恺担任国民党商民部部长时，曾任甘乃光为商民部秘书。1925 年8月廖仲恺遇刺后，甘乃光得到国府主席汪精卫的器重，代理商民部长。1926年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中央执行委员，后兼任监察院委员、南路行政委员、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委员、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教员、《广州民国日报》社长等职，是国民党左派的一个理论家。⑬在1925 -1927年间，他曾编写过《孙文主义发凡》、《孙文学说驳议之驳议》、《以党建国》、《中国国民党几个根本问题》、《怎样做农工行政》等多部阐释国民党理论和革命方法的著作。

甘乃光在理论上比较多地吸收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话语，擅于应用阶级方法分析中国的社会矛盾，但其目的是阶级调和而非阶级斗争。甘乃光比较重视党的建设，认为在现阶段要做一个真正的革命党人，必须要做一个民众运动者，使民众有政治觉悟、自身运动起来以谋解放，而能够使民众活动起来的组织就是“党”。⑭因此必须重视党的建设，使党有严密的组织纪律和强有力的指挥能力，不但能指挥党员和各级政治机关，还要有能力动员民众。党组织内部应实行民主集中制。⑮国共分裂之后的改组派，更详细地从阶级成分、组织与训练、人才选拔机制等方面，重新阐释“以党治国”理论，援引唯物论和阶级论的视角，讨论党的群众基础问题和党内民主问题。

廖仲恺则很少从“阶级”的角度论述国民党的代表性或社会主义的特性。他对“党”的理解，与其说是阶级的代表，毋宁说是贤人的领导。1924年4月，廖仲恺在广州岭南大学史坚如石像开幕纪念会上发表演说，引用孙中山的理论说：“我们若把社会分为几个阶级，我们可以分为三层：一为先知先觉，二为后知后觉，三为不知不觉……”⑯与列宁主义的党治理论相比，孙中山的党治理论中带有浓厚的精英主义、贤人政治色彩，这与中国传统的政治思想一脉相承，其核心是孙中山的知难行易学说和进化论的历史观。它可以简单表述为：由“先知先觉”的党魁，领导“后知后觉”的革命党人，动员和教育广大“不知不觉”的普通民众，引领中国融入浩荡的世界历史进化潮流。这种“知难行易”、“贤人政治”和进化论的历史观，是孙中山“以党治国”理论的思想基础。在这一点上廖仲恺与孙中山是统一的，而不同于甘乃光、陈公博等年轻一代的“左派”。

1925年3月2日，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刊登了廖仲恺为甘乃光的新书《各派社会主义与中国》所写的序言。副标题为“试从孙文主义出发的一种新研究”。在文中，廖仲恺对中国的国民革命与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的前途，表达了审慎的悲观，但对社会主义却表示出坚定的信念。他说：（中国革命）将来结果如何？“能借革命之机会，将国计民生两个大问题，滚作一团，为比较彻底的解决，不得而知。从目前那方面去看，自然是悲观多，乐观少，便说大话，也难说出一个所以然的道理，使人人相信而生希望。”但是，研究世界文明的人常说，“文明之光往往从暗黑中透出来”，中国将来之光，也是可以隐约寻见的，廖仲恺说：“现今之青年学生，确有倾向于社会主义。中国将来之光，就是在这一点。”⑰

什么是社会主义？廖仲恺认为，社会主义的特点，“是以社会全体动员，来做福于社会全体的。所以在这种主义之下之生产，是社会全体生产的，……生产之利，不归一人，而归社会，所以生产越多，社会全体之享受越多。人人有平等之机会，社会无偏枯之病。”但是，生产成绩如何，社会福利如何，仍要看“所能够利用之资本之大小，知识之多寡，机器之良窳，人民之勤怠”，这与资本主义并没有分别。廖仲恺说：“中国在这时代，自己经济的基础这样薄弱，而所受国际经济的压迫这样深重，若能够有所树立，除非是建一社会主义的国家，依科学的组织用集合的（collective）的方法，解决生产问题不可。生产问题解决，其他一切问题，都可迎刃而解。”⑱廖仲恺从集合生产和社会平等的角度理解社会主义的优势，他说：“在产业私有制度之下，资本主义绝流而渔，操母财而营商贾者，利乎人群生活之需，因钱币以购劳动，缘供给以肆征求，剩余价值之所归，咸趋如一。而嗷嗷待哺之众，乃与牛马牺牲同其命运。于是愤懑不平之气，酿成阶级之斗争，经济革命、社会改造之声，嚣然噪于天下矣。”⑲他希望设法避免资本主义发达、贫富分化带来的阶级斗争，在发展国民经济、对抗帝国主义侵略的同时，解决社会不平等问题，为所有人谋取平等和自由。

“用集合的（collective）的方法，解决生产问题”，调和阶级矛盾、避免阶级斗争，这是国民党左派共同的愿望。1932年出任国民政府实业部长的陈公博，曾表述过建立集中的国民经济体系的构想。他认为，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只要建设国民经济，就离不开大量的资本。在民穷财尽的中国，内资集不起，用外资又恐受制于人。只有两个办法，第一，将一切关乎国民经济命脉的大产业收归国有，建设国家资本；第二，尽量利用现有的社会资本，无关经济命脉的产业，如电话、电灯、电车、自来水等，都可让予私人经营。在农业的方面，则要建立合作化的生产组织，以村为单位，以农民协会为中心，成立生产合作社；同时，在每省设立一种国营公司，利用新型机器与科学技术，凡人民有土地而无暇耕种或缺乏资本而无以购置机械，即可委托此公司经营。国家还要筹办大规模的国有电气和水利事业，以促进生产。⑳国营公司可吸收大量工人，成为国家工人。这样不但可以集中财力物力建设国民经济，还可以避免贫富分化和阶级斗争。

与陈公博不同的是，廖仲恺并不十分推崇大的国营公司。在国营事业与社会合作组织之间，他更重视社会的合作组织，对于大规模的国有资本和国营事业，则表示出忧虑。他说：“近世产业进步之国家，当社会之经济制度未经彻底改革之先，为防资本集中于个人而牺牲社会故，对于交通、食水、煤气、电力、制盐、卷烟、炼钢、织造、保险等事业，其尤进者则并土地、矿山，与夫凡有专占性质或有关于公共卫生者之属”，皆行“共有公营政策”，诚能使其范围推广，则一种集产的社会主义可以达到。又说，当今世界范围之内，“利用机器，扩张工场，振兴实业”，都是为了解决生产问题，“若欲一面改良生活，而同时解决分配问题，以平和渐进之方，达理想组织之域”，则有两种方法：一为履行公营政策；二为广布合作组织。㉑

但廖仲恺认为，在当时的中国，大规模的公有公营事业是很难建立的。因为“政治革命顿挫频仍，腐败势力，以利相结，扫除涤荡，尚不知竟于何时。公营政策之成功，自难企于现行制度之下。”因此，用和平手段解决生产分配问题，就只能依靠人民的合作运动。“倘消费者能互相团结，以谋自助”，则资本主义之跋扈，可以消灭，民主的基础，可以养成。㉒廖仲恺很重视合作社的发展，提倡广泛建立消费合作社，认为这种组织“简单易行”，可小可大，举措裕如，“远则为理想的国家奠定基础于将来，近则为社会除绞取之弊，为人民免生活之困苦”，或可于不知不觉之中，达成经济的自治，“友爱同胞之观念，因以增进，人类社会之本能，因以发达”。㉓

除不易实现之外，廖仲恺还进一步指出公有公营的弊病。他看到，公有公营政策的实施，若非人民在政治制度上，对于国家营业机关能实行有效监督，且能有适当的处理办法，则“其流弊所至，轻则浪费，甚则腐败，名则以利社会，实则有以饱私囊”，在“政治罪恶昭彰之国”，其流弊尤不易避免。而消费合作社则在监督管理方面，比国营事业要有效得多。一方面，“合作社社员，虽仍以营业之任务，委托所选之少数人，然其对于业务之进行，比诸国家都市所经营者，监督之机会较多，且较直接而有力。”另一方面，消费合作社的经营，委托于选任之经营委员会，而社员全体大会，每年召开两次或四次，一切营业情况，均须向全体大会报告，经营职员有不如人意者，由大会改选，“流弊未易滋蔓”。至于国营事业，则人民处代议制度之下，监督办法只能依赖“代表”列席于一年一度的代表大会，加以“会期甚短，而议案极繁”，虽有“贤能负责之议员”，也难以收到好的效果。人民不能直接任免国营事业的负责人，所谓监督精神，亦不免涣散了。㉔

建设国有资本和国营事业，是后发现代化国家通常会选择的发展模式，也是国民党左派的共识，廖仲恺对这一制度之弊端的认识是深刻的。他对合作事业寄予很高的期待，不仅在于其经营范围可大可小，“其广狭大小，惟以社员之众寡、消费者购买额之多少为衡。苟能扩充及于全社会之消费者，则凡为人类所需用之物，合作社皆将有以供给之。”还因为，合作社相比于国有事业，更能发挥民众的监督功能，防止腐败、浪费和经营不善。合作社强调人民的自发性和主动性，“既本于人民之经济的自助，则其所结之果，以较凭借政治之机关，养成依赖之习惯者，佳胜多矣。”㉕

鉴于中国传统社会长久以来的官僚制度、官僚习气和人民对官员的畏惧、依赖及自发自主性的压抑，廖仲恺将互助合作组织与人民自主、自发的能动性结合起来，无疑是一种宝贵的见解。毕竟，所有的国家建设事业都需要依靠一个个的人来完成，而只有当一个人能对自己的生产生活过程施加影响，能经过自己的努力和创造力，改变了、提升了自己的生活，才能让人更加热爱生活，热爱自己所属的那个共同体，才能调动起人的生命力和热情，焕发出人的尊严。改组派的陈公博说，政治的问题就是经济的问题，“我只相信经济，不相信除了经济以外，更有政治。”㉖廖仲恺则看到，经济的问题也是政治的问题，内含人的主体性的问题。这一见解，不仅在国民党左派的思想中是独特而深刻的，对于我们今天来理解民权主义和民主的意义，也具有借鉴作用。

结语

国民党左派的社会思想，代表了20世纪中国一种不同于共产主义的社会主义思想与现代化方案。其中，廖仲恺的思想又具有独特而重要的意义。他信仰社会主义，秉持激进农工立场，但反对阶级斗争；他从集合生产和社会平等的角度理解社会主义的优势，希望在发展国民经济同时，避免资本主义带来的阶级分化，为全体中国人谋平等的自由。就此层面而言，这也是陈公博等国民党左派的共同愿望。但与陈公博不同，廖仲恺更深刻的看到国有公营事业的弊端，相对于国营事业，他更重视社会合作组织，认为在政治落后、人民缺乏民主素养和有效监督、约束机制的情况下，国有公营事业势难避免腐败的危机，而合作组织既可解决生产分配问题，又可养成人民的自治能力，培养民主基础。廖仲恺的社会思想，对于我们今天反思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与现代化建设道路，仍具有借鉴意义。

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06页。

②相关研究主要有尚明轩：《廖仲恺传》，北京：北京出版社，1982年；尚明轩：《孙中山与国民党左派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尚明轩：《何香凝传》，北京：北京出版社，1994年；莫志斌：《大革命时期国民党左派问题论略》，长沙：《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6年第2期。

③相关研究主要有张作耀：《试论廖仲恺对民生主义的宣传、实践与发展》，北京：《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5期；宋士堂：《论“五四”前廖仲恺对社会主义的探索》，北京：《历史档案》，1991年第4期；林建曾：《试论廖仲恺社会主义思想的发展变化及其特点》，惠州：《惠州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5期，等等。

④张光宇、钟永恒：《大革命时期国民党左派的演变和共产党的政策》，武汉：《武汉大学学报》，1991年第3期。

⑤《沃林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书面报告》（1927 年9月20日于莫斯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第7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77～79页。

⑥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教研室编：《国民党改组派资料选辑》（校内用书，1983年编）中有“改组派出版的报刊一览表”，记录刊物71种。

⑦So Wai - chor：The Kuomintang Left in the National Revolution 1924 - 1931，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1。ArifDirlik：Mass Movements and the Left Kuomintang，Modern China，Vol. 1，January，1975.曾玛莉：《经济民族主义：30年代国民党国家的经济建设计划》，［加］卜正民、施恩德编：《民族的建构——亚洲精英及其民族身份认同》，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8年。

⑧《关于广宁农民运动为大元帅草拟的命令》，《廖仲恺集》，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29～230页。

⑨金德群主编：《中国国民党土地政策研究（1905 -1949）》，北京：海洋出版社，1991年，第138～140页。

⑩廖仲恺：《支援江门油业工人通电》，尚明轩、余炎光编：《双清文集》（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639页。

［责任编辑 李振武］

［中图分类号］K2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 -114X（2016）03 -0124 -07

作者简介：李志毓，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历史学博士。北京 100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