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俊虎，付玉琪

（延安大学文学院，陕西延安716000）



贵族记忆与满族书写
——以叶广芩长篇小说《状元媒》为例

王俊虎，付玉琪

（延安大学文学院，陕西延安716000）

从满民族的文化心理角度透视叶广芩的家族题材小说《状元媒》，可以发现贯穿作品间独特的叙述视角，深入理解作品人物隐秘的内心世界，发掘作品所根植的满族民间文化沃土。满族作家叶广芩的“家族命运系列”作品流露出浓重的悲悯情怀与哀怨思绪，体现了叶广芩对于自身民族的清醒认知和深刻反思，亦可瞥见作者关于满族没落贵族的历史记忆以及作者重构现代民族文化心理的雄心。

满族；叶广芩；《状元媒》

《状元媒》内含十一个中篇，每篇均用经典京剧命名，篇名与现实人物的经历相互映衬，它们被合称为“三字戏名”系列或京剧系列小说。在现今多元文化格局下，作家叶广芩的“家族命运系列”作品所流露出的浓厚的悲悯情怀与淡淡的哀怨思绪，既是出自满族厚重的文化内涵，更是体现了这位少数民族作家对于自身民族的清醒认知和考察。不但延续了《采桑子》中大气淡然的书写态度，其字里行间无不濡染了厚重的满族民间文化，既包括新的历史条件下没落的天潢贵胄的故都京城生活点滴，也有陕北农村的“知青下乡”生活片段，贯穿着满族旗人的丧失尊严与捍卫尊严的总体线索［1］，长篇小说《状元媒》在结构上互相勾连却又自成格局，语言带有京味小说在人物塑造上关于满族的“族性”叙述特点。

一、扎根丰厚的满族民间文化沃土

叶广芩出身于京城叶赫那拉旗人家庭，严格来讲，叶广芩应该属于深受贵族精神气质影响的城市平民，她也正是以贵族和平民的双重身份来审视中国传统文化的。《状元媒》的故事就开始于“天潢贵胄的爱新觉罗家族早已脱离了当年统一女真与各部落顽敌、与大明官兵们战斗的孔武骁勇；那些个浴血奋战，那些个勇猛追杀，早已成了远年故事”的背景下，“金家入关二百年，在京城这片繁华温柔之乡瘫软融化，向着规矩化、程式化、贵族化、完美化靠拢，有着百年不变的生活秩序和套路，有着锦衣玉食的富贵荣华”［2］53-54，他们自尊骄傲，即使贫穷却也清高；面对国内辛亥年间的鼎革枪声与外来国家的侵略炮火，落旗为民的金家子孙纷纷投入到时代的滚滚洪流之中，有人坚守，有人反叛，有人随波逐流，有人顺流而下，演绎着乱世的悲欢离合。在满族文化因子的深入浸润下，叶广芩在作品中除了对旧北京城生活方式和生活状态的追忆，更多是对满族旧习的表述，涵盖了故都北京旗人生活的各个片段。作品通过对历史的不断追忆与怀念，一方面显示了对旗人贵族化审美体验的还原，另一方面也表现出作者对现实生活物欲膨胀的批判。

满族入关后，文学方面不但保持了本民族喜爱长篇叙事文学的偏爱，也被辉煌灿烂的中原汉族文学吸引，满族文学很大程度上接受了包括说书、鼓词等在内的其他民族的民间通俗文学的影响。相对于传统汉人对于此类俗文学的轻视，满族人对此却表现出十分重视和喜爱之情。以京剧为例，满族人对于京剧从产生到发展的贡献不只在审美观念上，而且还直接参与了京剧的完善甚至演出，由清代至今存在的数量庞大的票友即能明显地说明满清一族对于这项传统艺术的狂热。

作家的个人爱好、气质修养都会影响作品的艺术表达和内容风格。叶广芩本人即是个京剧爱好者，幼年时受到深谙传统艺术的父亲影响而开始接触京剧，她曾在散文中这样写道：“我爱戏，爱得如醉如痴。这种爱好，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了。”［3］

《状元媒》主要讲述发生在北京城金家几代人的情感纠葛与命运沉浮，全书十一个章节均以京剧名篇命名并串联全篇，一方面表明了作者对京剧艺术的熟悉和喜爱，另一方面于她来说，京剧不再是一种简单的娱乐手段，更多地成为阐明深义、显性地表达深挚感情的抒情手段。叶广芩通过京剧将读者带入她的怀旧视野，带入特定的时代和环境，更能体现作品对于满族文化精神特质的解读。而京剧与小说的完美结合，使小说具有了独特的韵味与诗意境界。熟悉的京剧剧情与小说情节暗自契合，首尾呼应。以《豆汁记》为例，作者有意或无意间多次闪回京剧场景，戏文与情节的无缝对接，更加深了读者对于“人生如戏，戏如人生”的感慨——然而莫姜终不是莫稽，莫稽攀附权贵而失了本心，莫姜甘于平淡而坚守自我，面对命运和婚姻的多重悲剧，她清静的外表下始终有一颗倔强的内心；相较戏文里苦尽甘来的美满结局，莫姜的一生正是应了“托身已得所，千载不相违”。［2］293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流传在八旗子弟中颇受欢迎的满族曲艺。在“我”洗三的仪式上，赫鸿轩用一只八角鼓临时表演的贺词，作为“祖上世袭着正蓝旗佐领职位”［2］238的地道贵族子弟，他的贺词既解了五哥的尴尬，又给“我”这新生的小格格添了十足的贵族气派。这段“曲子”又称“八旗子弟书”，是由满族的下层知识分子创作的一种俗文学类的民间曲艺形式。“音乐讲究，词句雅驯，既有传统的唱段，也可以临时编写。唱词讲究‘八不露’，唱花不露花，唱雪不露雪，唱月不露月……没点儿文字功底的人还真拿不下来。”［2］238“子弟书”这种用韵演唱的叙事作品，最早带有娱乐和消遣的性质，既延续了满族一贯推崇的长篇叙事文学作品的偏好，又因产生于满语与汉语博弈的背景下而显出独特的京韵京腔的美感。

梁实秋先生在他的《雅舍谈吃》中曾盘点了家乡北京以及全国各地的名吃，无论是下馆子的招牌菜还是属于平民食物的家常菜，对于饮食的审美体验经久不衰，这无疑是饱含了作者对故乡和亲人深深的怀念，也蕴含着中国数千年积淀的文化底蕴。民以食为天，旗人对“吃”始终秉承着贵族化的生活情趣，原因无他，自是出于文化与教养中的精益求精的态度。

对于美食的狂热，并不是满族专属。整个《状元媒》共列举包括故乡北京以及陕北农村在内林林总总近50种食物：永兴斋的点心，月盛斋的酱羊肉，德胜门羊肉床子的西口肥羊，天福号的酱肘子，六必居的小酱萝卜，就连七舅爷在家里一时兴起做出的冰糖葫芦，材料多样而工艺考究，味道自然是无可挑剔。最值得骄傲的就是“我”家的莫姜那双“化腐朽为神奇”的手，她尤擅长做满族口味的事物，任何食材到她的手中都能“变得绝妙无比”［2］282——无论是可做来宴客的醋焖肉、鸽肉包、“熟鱼活吃”等，还是简单家常的零嘴儿炒花生仁、螺狮转、灌肠等，从制作工艺到外形口感，都描绘得细腻生动。一方面，“吃”贯穿着“我”的人生经历，无论是无忧无虑的金家小格格，还是生活萎靡不定的下乡知青，只要有吃的，人生也就有了希望和盼头。另一方面，“吃”就成了“我”的文学理论——“火候到了，饭就熟了；人品到了，文就熟了，就这么简单。”［2］293

《状元媒》根植于满族传统文化的个性化书写，在今昔对比中体现出作者对于过去生活的追忆与眷恋，满含了作者的古典情结和淡然从容的生活态度。叶广芩在为读者营造的怀旧视野下，这种带有古典主义的情愫，将满清民族对高雅文化的追求植根于族性深处，字里行间展现出大家闺秀的遗风与气节。

二、营构具有鲜明满族“族性”的人物画廊

满族苗裔作家叶广芩的家族题材小说，不同于京味小说家如老舍般擅长对于都市底层人民的悲惨命运与苦痛挣扎的血泪书写，身为女性的叶广芩更善于书写大都市中“贵族小人物”柴米油盐的日常生活。她用平淡却深刻的语言建构起滚滚历史长河中的大家族的人物图谱：既有重礼又挑剔的上层满人如闲适优雅又乐天知命的父亲，又如蛮横霸气堪比老佛爷的“姑奶奶”，也有朴实善良的炸花豆老纪、锔碗丁等底层代表，还有离经叛道、大胆突破传统的时代弄潮者老五……叶广芩这个擅于徘徊在现实与往昔的作家，作品中频频“闪回”的民末旗人生存万象图与现代社会旗人湮灭个性的模式图加以对比，涵盖了夫妻、同学、兄弟、父子等同代或隔代人物。从结构上讲，故事之间以昔日固守旗人传统与现代性新思维的冲突来联系，各个故事之间又保持了内在的互相串联，使得长篇小说《状元媒》成为既可抽分为不同单元也可集合成整体的格局。

传统满族女性性格中具有的自尊自强、内心坚定的特点，来源于满族创世神话中至高无上的女神崇拜，这些特点成就了她们引以为傲的做人之本。得益于上层旗人良好的文化教养，父亲这类“北京老爷”们推崇传统伦理道德，正直有骨气，却又不思变通、固步自封。个性鲜明的老五这类“反叛先锋”已然脱离满族传统高尚人格的轨道：与父亲决裂后便妆似乞丐，混迹于三教九流之间，冷漠孤僻、特立独行，实际却看透世事，活得洒脱自在。

对于满族女性的刻画是叶广芩最得心应手的地方。她笔下的女性无论是出身南营房胡同、与弟弟相依为命的大龄待嫁女青年，“麻利泼辣，敢作敢当”［2］12的母亲，或者是“相貌平静像寒玉，神色清朗如秋水”［2］286的拥有一双巧手和一颗坚强内心的莫姜，或者是“自尊自信，敢作敢为，刚愎自用，自作聪明”的在娘家“说一不二”的女“拿破仑”式姑奶奶。这类传统女性寄予了作者最深重的赞赏和同情。莫姜是整个家族系列小说中最具悲剧色彩的人物，她所表现出来的逆来顺受、从一而终和谦卑退让，都代表了传统女性美德的高峰。在清廷分崩瓦解、失去生存依靠的岁月，她坚强地活下去，不记恨不堕落；面对曾抛弃家庭的丈夫，她心软善良，依然接纳了刘成贵残缺的身体和悔改的人格；初到“我”家面对母亲针锋相对的漠视，她识大体懂分寸，与太监张文顺的交往也反映了她知恩图报的良心。她教会“我”的，不只是“大羹必有淡味，大巧必有小拙，白璧必有微瑕”［2］282这样看似简单却是深蕴哲理的偈语，不只是“托身已得所，千载不相违”的坚守，更是无论身处何种环境，始终保持从容淡定的心态的满族精神内核。

母亲这个来自南营房的穷丫头，为了照顾弟弟而拖延自己的婚事，虽大龄未嫁却不愿将就，面对贵族旗人老爷的欺骗，她大闹洞房、逼得父亲远走江西、遂决意前往天津解除婚约，只因不愿贪图富贵生活而自降身份作为姨太太。母亲与贵族出身的父亲之间的差异一直存在，关于“恩爱”的定义，母亲说“‘恩’在先，是责任和义务；‘爱’在后，是基础和铺垫”［2］7；相较于父亲一味追求的优雅的上层知识分子文化，“母亲不在乎文化，母亲在乎日子”［2］7，相较于父亲倾心的京剧，她更喜欢浅显直白的评剧。这个坚强的女人，在日本宪兵队来到家门前的时候挺身而出，站在了全家的前面……母亲这代人所坚守的尊严在新时代里已被历史冲刷殆尽，她所坚持的可贵的民族精神也被人们淡忘，“钱本位”的商品经济环境带给了作者无论是对于民族文化精神或是国民性格都无法回避的担忧，于是有了与母亲所代表的女性理想人格相背驰的博美。这个生长于新时代的侄孙女，人如其名：知识渊博外形美好。与母亲的困窘相比，她有着高学历和良好的家庭背景；与母亲的坚决“不做小”相比，她却秉承“人生得意须尽欢”的原则，与大自己28岁的已婚男子维持情人关系。在作者的笔下，母亲代表的旧式旗人女性传承的循规蹈矩、自尊自爱，无疑是作为女性的理想人格为那些已湮没在人生苦短及时行乐的人生信条中自甘堕落的新女性树立了标杆。

“皇上在位的年间，京师凡是有身份、有能力的旗人家庭，其子弟大都受过宗学或私塾的良好教育，擅长诗书绘画的不乏其人”［2］168，因此以父亲和他的“朋友圈”中的“北京大爷”们正赶上了那个时代的末班车，他们“毫无心计，满腹经纶又永远快乐的北京大爷。懂礼仪，循规矩，尚艺术，爱美食，无忧的生活造就了他放达的性情”［2］54，贵族旗人性格中遗留的满族基因让他们选择对风云变化的政治形势视而不见，而更加沉浸于个人世界：绘画、遛鸟、听戏，示范着与客观社会现实完全背道而驰的浮沉不惊。世袭“镇国将军”从一品头衔的父亲一生都与“雅”相伴：留学日本研习古典学科，后由于喜好书画而成为普通教员进入北平大学艺术学院教习美术，清闲时听戏唱曲作画品美食，交友广泛却性格懦弱，漠视一切政治斗争，为人做事均是兴之所至而放达自由。这并非是他们眼光短浅、不识时务，而是出身为上层社会知识分子代表的他们由于长期接受中国传统文人生存理想的价值观念所造成：他们虽保守固执却心地善良，面对冲突一贯表现出隐忍、退让；他们优雅达观且自尊骄傲，对自我身份的认同以及对市侩商人的嫌恶鄙夷，因而即使在家族破败之后仍维持清高的姿态。这类守旧旗人在中国现代百年文学史中一直作为被批驳鞭挞的对象，多是批判他们对于革命大潮的冷漠与无动于衷。对这类上层旗人老爷来说，从容优雅的贵族气质是他们的标签，安逸享乐也是他们的瑕疵，相比于激烈的批判，作者始终以同情的姿态来描摹他们，将无奈的叹息留在了字里行间。

“我”的五哥甫一出场便带着异于传统旗人重视身份仪表的装扮：“光脚穿着毛窝，棉裤断了一截子，露着脚脖；一张皴脸，两个冻得烂了边的耳朵；棉袍上的纽扣全都豁了，索性不扣，用根带子拦腰一系”，“手上全是口子，指甲大约很久没剪了，缝里全是黑泥”［2］69。这样离经叛道的形象，很难与金家这个没落的贵族家庭联系在一起。他反叛的不只是冷漠的父子之情，更是那个逼迫、束缚了他的贵族身份和时代。而赫鸿轩“细高个儿，粉嫩的一张脸，举手投足透着教养和规矩。……穿着依旧讲究，青绸马褂，灰布皮袄，头戴着一顶自来旧的毡帽，足蹬着八成新的缎鞋，腰里系着绉绣荷包，银链子挂饰，鱼皮眼镜盒，……是个秀丽的哥儿。”［2］237显然与“我”的落魄五哥形成鲜明的反差。已有家庭的赫鸿轩并没有放弃他的至交，反倒将媳妇抛在脑后，“继续跟老五混迹于茶房酒肆，如胶似漆，形影不离，成为当时人们议论的话题”［2］251。年少时调皮捣蛋拼命在家里寻求存在感的老五，赫鸿轩低调地钦佩和倾慕着他，“跟五哥在一块儿，他有种小鸟依人的舒展，有种被呵护的恣意娇憨。五哥带着他玩，他跟五哥坦诚相见，无话不谈”［2］244，两人一起“玩得滋润，活得随意”［2］244，赫鸿轩也只认老五一个，“一门心思地永不分离”［2］244；在老五穷困潦倒的时候，他不离不弃地用自己在茶楼演唱京韵大鼓赚的钱供应着，继而两人变得同样一贫如洗，却还是有着身为知己的默契；老五虽然举止堕落，却心思细腻，对人情世故、政治局势有着清晰而冷静的看法，临死之时便料定了自己的“身后事”……老五的一生都在寻求爱，虽然他生活得很热闹，但内心却始终只有孤独相伴。

老五与赫鸿轩之间的同性暧昧感情不容置喙地挑战了传统的封建伦理道德权威。据民族心理学的研究证实，与传统农耕民族强调顺从与责任的观念不同，作为渔猎民族的满族成员在观念上更为开放，因而具备了较大程度的创造精神与自主意识。这样超越了性别的同性之爱不正是其民族性格的鲜明体现？时隔多年，包容万象的社会居然收回了对于同性之间所谓自由恋爱观的异样审视，借后人之口说出了迟来的“宣言”：“我们从容自我，不刻意隐瞒欺骗自己，坦荡做人，无愧天地！”“我们活着不是给别人看的，爱自己所爱，无论他是谁，只要彼此喜欢，不怕它飞短流长”。［2］264

满族人物性格特征有着深刻的历史传承性，在现代社会的多重民族文化背景下，丰富的生活经历给了作家现代性眼光来重新审视满族历史和人物性格。叶广芩曾说，“在改革开放多方位、多元化全面变更的时代，中国的文化传统也不是静止的，它也处在动态的发展之中。人们的观念在变，人们的行为也在变，因文化所圈起的一切，终会因文化的发展、变化而导致的文化态度的变化而分裂，而各奔东西。”［4］在审视叶广芩家族小说创作时，学界普遍认为她笔下的满族旗人无疑是贵族形象优雅的典型，文学评论家邢小利曾明确评价她的家族题材小说既有文人雅士的风骨和趣味，也具有现代性的史家眼光——以今天的历史高度来审视既往的历史生活，同情、理解中又有批判，重在描绘复杂人物性格的过程中显示小说兼具的丰富历史内涵与文化内涵。［5］

三、探求“别有意味”的个性语言

叶广芩游刃有余地在民族文化的长河遨游，对于那些远去的生活记忆信手拈来，一段段看似平常的满族没落家庭旧事经过作家独特的民族审美视角的审视与过滤，均能形成发人深省的追问。就其极富个人特色的文学语言来说，在她的作品中，既有贵族世家的雅致，又有平民百姓的亲和，还有历经沧桑后的忧郁。委婉的文笔，悲悯的情怀，舒缓的叙述，温和的批判，注定了她的笔触既不同于其他作家批判时的犀利与冷峻，也不像京味儿语言开创者老舍那样的幽默通俗，更不像新时期京味文学第三代作家王朔般的痞气化。她的语言，诙谐幽默中带着无奈，平和批判中透出温情。

她的叙述语言如散文般信笔由缰，闲庭信步式地讲着历史变迁中人物的命运遭际，“文章的极致就是平淡”，她的生活和作品已经浑然一体了。满族没落贵族所保有的高雅与骄傲，并没有随着贵族身份的剥夺而消失，即便他们“肩不能挑”，“手不能提”［6］，沦落为社会底层普通人，也无碍他们清高自尊的性情。这样的身份限定及性格特征决定了她的语言设定与鄙俗无缘，而始终带有文人的高雅：父亲是被母亲的“清素若九秋之菊”［2］37吸引，才有了“状元媒”的佳话；“远而望之，皎若太阳升朝霞；迫而察之，灼若芙蕖出绿波”［2］183是青雨冠绝后世的美……

叶广芩的幽默不同于老舍讽刺式的幽默，而是带有诙谐意味、看似调侃式的。如在描写老五被父亲责罚，大冬天被扒光了衣服在院子里“晒大白菜”［2］88，被众人围观，原以为已经长大成人的老五会知道害臊而不再犯浑，谁知道作者却这样表达老五的不以为然，“他身上的零部件大伙都很熟悉了，宫里的宝贝皇上还得时不常从库里拿出来看看呢，金家也是一样，要不大伙忘了他这个宝怎么办。”［2］88这样的叙述语言与老五本人放浪不羁的贵族范倒是很契合。即使在受制于“文革”的特殊年代，作者讲起极“左”风潮下的运动也是轻松幽默的，“‘评法批儒’，批判宋江，批判孔老二，批判周公，谁也闹不清千百年前的古人得罪了当今哪位，让我们来声讨。”［2］416这样的幽默读来让人掩卷沉思，思绪舒展。叶广芩发掘出没落贵族家庭所代表的整个满族的劣根性，也反思整个中国的国民劣根性。老舍先生曾这样检视满族人的生活状态：“二百多年积下的历史尘垢，使一般的旗人既忘了自谴，也忘了自励。我们创造了一种独具风格的生活方式：有钱的真讲究，没钱的穷讲究。生命就沉浮在有讲究的一汪死水里。”［7］叶广芩的自省显然与老舍这般清醒的审视有所区别，她用一种平缓的叙述语气将人物群像摊开来看，并不刻意摆明自己的观点，而给予读者更加自由的接受空间，从而获得独特的审美体验。

叶广芩出生时满族已经走向没落，她的家族已不复多年前显赫的荣耀，如前文所说，满清旗人由于自身的阶级特权，无论是满清统治的两百多年间，还是一度沦为“故都遗民”之时，骄奢淫逸、腐败没落已成为他们的固有标记。叶广芩并没有站在阶级论的立场去评定历史功过，也不曾局限于底层叙事中诉说不尽的悲苦惨痛，相反，她的笔调是一贯的宠辱不惊和淡然从容——这与她丰富的人生阅历紧密相关。幼年时的北京生活，青年时的陕北下乡，而后的留学日本，丰富的生活阅历使得读者不难从她的作品中发现京城满族文化、陕北乡土文化以及日本大和民族文化的精神特征。从《采桑子》问世到《状元媒》集结出版相隔十余年，作家的笔触朝着更加深入和更加广阔发展，始终不变的是她理性的目光、深重的眷恋，以及矛盾纠结的感情：既批判劣行，又感念温情；既憎恨自己的满族出身，又以满族灿烂的文化遗留而自豪。这种同时具备批判与认同的创作心理始终弥漫在叶广芩整个的家族小说创作中。在文化愈加多元、全球化进一步加剧的时代背景中，作家在怀念渐行渐远的满族文化、探索中原汉族文化、借鉴日本异域文化的同时，显示出作者以文学书写方式重构现代民族文化心理的雄心。

［1］李星.叶广芩的“京派”回归及内心纠结［J］.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10）：23-24.

［2］叶广芩.状元媒［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

［3］叶广芩.颐和园的寂寞［M］.西安：西安出版社，2010：33.

［4］叶广芩.采桑子［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9：337.

［5］刑小利.文人情怀，史家眼光——叶广芩论［J］.中国作家，2010 （5）：83-91.

［6］邓友梅.沉思往事立残阳《采桑子》［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9：3.

［7］老舍.正红旗下［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18.

责任编辑：毕曼

I2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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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4-941（2016）02-0103-05

2015-10-12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项目编号：12XZW020）；延安市社会科学专项资金规划项目（项目编号：13BWXC30）；陕西省高水平大学建设专项资金资助项目（项目编号：2013SXTS01）。

王俊虎（1974-），男，陕西大荔人，教授，文学博士后，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少数民族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