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　健，陈爱丽

(安徽师范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0)



大众传媒与集体记忆的构建
——以安徽当涂民歌文化记忆阐释为例

魏健，陈爱丽

(安徽师范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安徽 芜湖241000)

从古至今，大众传媒一直是集体记忆传承及延续的重要方式，而现代社会的多变性为安徽皖南地区的当涂民歌集体记忆的书写和阐释带来了新的挑战。大众集体记忆的判断偏差、“断裂性失忆”现象及“小众”群体失语等问题成为现阶段当涂民歌集体记忆缺失的重要表现。鉴于新时期大众传媒的传播优势，可通过再现文化记忆和再造传播语境两种方式重构大众对当涂民歌记忆的集体认同。

大众传媒；集体记忆；当涂民歌

集体记忆的研究首先源于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对“集体意识”的相关表述，其学生莫里斯·哈布瓦赫在《记忆的社会性结构》一文中将其定义为“一个特定社会群体之成员共享往事的过程和结果”[1]58。之后德国学者扬·阿斯曼将集体记忆延伸至文化领域，集体记忆研究获得了更加细致的表述：注重个人记忆在集体沟通中如何实现的“沟通记忆”，侧重文化传承的“文化记忆”。在当下现代社会中，作为集体记忆的延伸，文化记忆的传承及延续始终伴随着大众媒介的更新与演变。在此基础上，我们聚焦于安徽省内皖南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当涂民歌在新媒体时代中的延续及传承，不仅可以探寻大众媒介对“非遗”文化记忆的建构过程，更为重要的是有助于深掘在社会化进程中人们对集体记忆的判断偏颇及群体断裂性失忆等问题背后的成因，利用大众传媒的优势重新构建对当涂民歌的文化记忆信念。

1　媒体记忆当涂民歌的方式演变

记忆是伴随着人类思维的产生而存在的，它不只是保护回忆的容器，同时具有创造性和可变性的，正如哈布瓦赫所述，“记忆不是一个既定的概念，而是一个社会建构的过程”[1]39。在此过程中，记忆方式和记忆的载体往往随着时代的变迁与传播手段的更新不断发生变化，从古代的口头传播至现代影像记录，大众媒介承载了对集体记忆的记录、再现与恢复功能，成为当今传承及延续集体记忆的主要途径。富有江南水乡独特风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当涂民歌自春秋战国至今，其文化记忆的传承及延续与媒体的变更息息相关，在此，笔者将记忆的传承记载方式分为3个阶段。

(1)口头传播。

当涂民歌最早发源于春秋战国时期，当时称之为“吴吟”。安徽省当涂县自古为吴国故地，吴人以龙为图腾，划船为祭奠的重要形式，因此，“龙船号子”等民歌诞生于此。两晋时期，著名的“白纻歌”和“白纻舞”红极一时。春秋至两晋时期，当涂民歌正处于萌芽阶段，由于当时科技水平有限，当涂民歌的集体记忆多以口头传播的方式延续。口语记忆灵活多变，其文化传承的持久性与真实性有待考察，传播不慎则会导致群体的“结构性失忆”①现象，即口语文化会导致忘记过去。因此，春秋至两晋时期的当涂民歌的集体记忆传承弊端显现，日后书写文化的兴起成为一种历史记载的必然。

(2)文字记载。

唐宋之际，当涂民歌的相关记载在诸多诗人词人的作品中体现，最为著名的如宋代词人李之仪被“编管太平州(当涂)”时所著20多首“田夫踏歌”，而此刻当涂民歌的集体记忆多以文字记载的新方式得以保留下来。扬·阿斯曼认为，文字是被作为存储的媒介物而非交流的媒介物发明出来的，[2]唐宋时期记录当涂民歌的记忆常见于文人著作中，这解放了人们思想承载的重荷，在时间上延长了记忆的存储，但有关当涂民歌的集体记忆却呈零散状分布，这必然会引起未来的质疑与批评。因此，随着日后媒介的更新换代，随着媒体科技的不断发展，经过几代群众文化人的搜集、整理，当涂民歌集体记忆的传承方式到现代进入了系统性的书籍出版阶段。2010年由南任主编，朱龙绪、徐家桢任执行主编的《当涂民歌》一书成为迄今为止最为全面、系统性记录当涂民歌文化记忆的书籍。除此之外，《安徽民间音乐(第一集)》《安徽民间音乐(第二集)》《中国民间歌曲集成(安徽卷)》等书籍中都有关于当涂民歌文化的具体记载。

(3)录音录像。

随着电子时代的到来，以电影、电视、录像等为代表的主导性媒体逐渐成为传承记忆的中心舞台，进一步推动了当涂民歌集体记忆的传承方式步入录音录像阶段。新的存储媒介使历史经验的新方式成为可能，正如阿莱达·阿斯曼所说的，电影电视在存储、恢复记忆、回顾历史等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已经远远超越了历史教课书的作用而成为群体记忆的一面镜子,它们远比历史教科书的描述、阐释来得清晰、生动、客观和真实。[3]20世纪以来，当涂民歌的部分曲目出版了CD光碟对外发布，光碟封面配以图片、文字式的相关解说方便大众的购买。除此之外，媒体对相关活动进行多次的跟踪报道和录像，如2006年举办的“中源杯”民歌比赛和以市政府及省文化厅名义在马鞍山和合肥举行“当涂民歌大型演唱会”等活动，无疑推动了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当涂民歌的传承与保护并使之步入新的阶段。

2　现代社会中当涂民歌集体记忆的缺失表现

处于信息时代的人们，每天与QQ、微信、微博为伍，接受着来自微博、微信等平台提供的各种信息，记忆的存储每天都在不断地更新与替换，而与之相对的另一面遗忘也在时刻发生。根据笔者对当涂县本地的多方考察，当涂民歌中“打夯”“插秧”“车水”“划船”等人工体力劳动早已被机械化所取代，旧时车轮年代的终结伴随着电子时代的到来，都市生活中快节奏的生活方式，使当地人关于当涂民歌的集体记忆出现断裂、扭曲甚至是遗忘。记忆，尤其是集体记忆在现代社会中的缺失问题日趋显著，正如哈布瓦赫指出的那样，“我们的记忆，特别是最早的记忆，确实是属于‘我们’的记忆：那些可能如同我们自己一样了解我们这些记忆的人，不是消失了，就是离开了”[1]87。

(1)集体记忆判断偏颇。

这个焦虑与淡漠的时代，在城市间快节奏的流动及大众传媒无节制的熏陶与感染下，更多的年轻人在时间的消磨中迷失了自我，同时也减少了关于过去记忆的存储空间，扩大了对现存记忆的接受空间，割断了历史经验与现存记忆之间的血缘联系。处于都市生活的现代人更多的是通过大众传媒来了解新鲜事物，补充缺失信息。而“大众传媒之所以能产生如此强大的影响力，原因就在于它们拥有图像和空话的威力，”[4]尤其是现代大众传媒为了追求眼球效应，更多的是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新”“奇”“怪”等内容联系在一起，导致现代人对“非遗”的理解产生误区。关于当涂民歌的集体记忆，当涂县本地人多会将当涂民歌的整体印象与其内心对“非遗”的刻板印象画上等号，与“过时”“陈旧”等相联系。如当今其他都市人一样，更多的当涂县本地人在没有接触具体事物之前，已对当涂民歌的集体记忆产生了偏激的判断，导致日常生活中更不愿去触碰这一类事物。

(2)“断裂性失忆”现象突出。

之所以用“断裂性失忆”一词来形容当涂县本地人对当涂民歌集体记忆的表现，其中包含两方面含义：

一是指当地人对当涂民歌记忆呈断裂、零散状。在现代，当地人对当涂民歌的宣传工作主要以开辟专题展览、音像制品出版、图书编辑出版、汇演等方式为主，但时下人们的欣赏趣味等使得愿意停下脚步了解欣赏当涂民歌的人群少之又少。再加上当涂民歌的老一辈传承人如夏贵常、张善葆等人已年过七旬，身体各方面素质已不及当年，演唱当涂民歌的机会日益减少，致使当地人欣赏原汁原味民歌的机会不断减少。由于接触和了解的机会甚少，当地人关于当涂民歌的集体记忆多数呈片段记忆甚至空白记忆。

二是不同年纪的人对当涂民歌的了解程度呈两极分化趋势。自2006年当涂民歌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后，当地政府也给予了相应的鼓励与支持。为了更好地发展当涂民歌文化，将当涂民歌引入学校，普及了学龄期学生对当涂民歌的了解。相比之下，中老年人往往会怀恋过去，怀着一份怀旧情愫去追忆过去的“记忆”，而在后现代情景中过去的记忆往往和音乐、唱片和老歌等有关，这促使中老年人通过大众传媒了解到关于当涂民歌的相关信息。处于中间阶段的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学龄期时缺少当涂民歌的普及教育，工作学习的繁忙使其没有过多的时间去关注相关媒体节目，年轻人对当涂民歌的集体记忆多数呈空白记忆，成了最尴尬的“中间人”。学龄期的少年和中老年人对当涂民歌的了解程度远超于中间年轻人群，当涂民歌集体记忆的了解程度在年龄上呈现出沙漏状前后密集、中间断裂的失忆现象。

(3)“小众”群体失语问题凸显。

哈布瓦赫认为记忆是在与他人的语言交流中构建的，人们有多少回忆，取决于我们有多少机会对别人叙述他们，即记忆大部分是在人们的沟通交流中产生及延续的，因此后期德国学者扬·阿斯曼将集体记忆细分为“沟通记忆”，即侧重个人记忆在集体沟通中获得实现。在当涂民歌“沟通记忆”的实现过程中群体失语问题普遍存在。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当涂民歌文化本身反映了处于县乡级“小众”人群的优秀文化，而“非遗”的确立引领着更多的现代人去关注、去学习“小众”人群的优秀文化内涵，侧面反衬出城市话语权的“下放”。若是将“小众”文化记忆预设为小单位个体集体记忆，将现代都市人群所拥有的“大众”记忆预设为大单位集体记忆，则有关当涂民歌集体记忆的传承过程即具体表现为小单位集体记忆在大单位集体记忆的沟通融合中获得实现。而当今社会群体间最显著的特点是沟通变得愈发困难，人们缺少对共有记忆的认同性，因此加大了“小众”文化的普及阻力，使“小众”群体的“话语权”无法成功上达，“小众”群体普遍处于一种失语状态。

3　新时期的大众传媒对集体记忆的建构

现代社会中有关当涂民歌集体记忆的缺失问题日益凸显，作为新时期传承与延续的主要载体——大众传媒，可以利用其传播的优越性，多种方式创造历史经验与现实构造之间的联系，通过媒体再现和媒体再造建构人们对“非遗”当涂民歌记忆的集体认同。

(1) 媒体再现文化记忆。

传播知识，交流经验，传承文化遗产，介绍最新科技，历来是大众传媒的主要任务，[5]也是大众媒体可以再现文化记忆的原因所在。鉴于新世纪网络科技的发达，媒体再现当涂民歌文化记忆的方式呈现多样化，但无论如何传承文化记忆都必须要遵循两条原则：一是注重受众接受程度；二是尊重地域传播规律。在此基础上，大众传媒才可以发挥其应有的特质，受众对当涂民歌集体记忆的理解才不会发生偏差。鉴于此，媒体再现文化记忆需要有更为贴近生活的方式。

一是借助新闻报道破除大众理解误差。大众对当涂民歌集体记忆的判断偏颇大部分是源于其自身对事物理解的偏差。大众传媒作为人们了解民歌文化的主要途径，它能为纠正偏差发挥一定的作用。新闻报道是塑造公众记忆的关键环节，一方面它的真实性可破除大众的理解偏差，使当涂民歌文化的报道不断以真实的画面展现在大众眼前；另一方面新闻报道有助于唤醒大众对当涂民歌文化的集体认同，有助于公众关注历史起源，建立对自身文化的认同性。

二是制作符合现代人审美的民俗纪录片。电影及电视纪录片具有强烈的写实主义记录风格，不仅可以全方位立体化地为观众展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历史渊源及生存环境，还可以形象化地阐释和解读文化记忆。因此，纪录片是呈现文化记忆、唤醒公众关注的重要方式之一，也是符合现代人审美情趣、乐于接受的方式之一。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的成功经验值得借鉴，其生动的画面解说为大众普及了中国“食”文化的博大精深，引起了全世界人民对中国美食文化记忆的共鸣。

三是通过网络媒体在线宣传解疑。德国民俗学家保·辛格尔认为，互联网的通讯技术可传递到超地域的领域中，并为不同社群的认同和联谊提供机会。[6]因此，利用网络媒体，建立当涂地区文化宣传网站，在线宣传当涂民歌文化记忆，解答公众相关疑惑，是破除大众观念误差，建立文化共识的有效方式之一。

(2) 媒体再造传播语境。

集体记忆作为一种“过去”在“当下”的再现，经由媒体的介入呈现出积极主动的建筑力量。现代媒体不仅成为再现记忆的载体，还扮演了再造传播语境的角色。当涂民歌集体记忆经由现代媒体的有效介入与干预后可以趋利避害，创造有利于文化传承的氛围特质。

一是创造文化接触机会。哈布瓦赫认为集体记忆反映着当今社会的需求和当今社会的状况，而当涂民歌集体记忆的缺失大部分源于当今社会需求少，人们日常接触和使用范围更少所致。的确，目前社会上暂没有推出一个专业的传统民歌选秀节目，也没有相关民歌的专业演唱会，人们接触当涂民歌的范围永远只限于“旁观者”的视线而没有经历“参与者”的历练。当今社会需要相关媒体创造文化接触的机会，为那些感兴趣的人们提供专业舞台传播民歌文化。事实证明，将民歌文化深入日常大众生活，才能让大众准确把握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质和文化内涵。

二是融合节日狂欢文化。依照巴赫金理论，节日是狂欢化的结果，狂欢使人们在节日中载歌载舞，并在狂欢中获得了文化和精神上的强烈认同。[7]涂尔干认为纪念仪式是反映集体记忆的一种形式。当今端午节、中秋节等中国传统节日具有寄托民族情怀、缅怀历史记忆的功效，尤以近些年党和政府赋予重视态度，并以假期、电视晚会等形式加强了大众对民族文化的认同性。因此，利用中国传统节日文化氛围，再造当涂民歌的集体记忆传播语境，通过节日文艺晚会现场直播等形式，传唱当涂民歌，将当涂民歌搬上节日舞台，是宣传和报道文化记忆的有效途径。

三是建立网络交互模式。网络传播所具有的交互性、时效性、海量性等特点，为传统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手段的单一化、不及时、传播对象局限在少数分散群体等问题提供了有效的改善途径。国内的微博、微信等社交网络媒体为大众了解文化记忆开创了新的互动平台，而当今数字电视的普及突破了时间、地点的束缚，使“人机”结合更加紧密，传播与接收同步进行，一切都处在当下直播状态。因此，建立网络交互模式可以在时间和空间上延长大众接收信息的维度，为传达小众声音创造了传播条件，使“小众”群体话语权得到有效传达。

4　结　语

自古以来，大众传媒便承载了当涂民歌集体记忆的记录、再现与恢复功能，进入21世纪后，大众传媒利用其自身独特优势不断为集体记忆的传承与延续创造新的有效途径。尽管大众传媒在时间和空间上不断突破创新，克服传承困难，但随着时代的变迁，现代人心的变化是最大也是最难琢磨的，这是未来利用大众传媒传承将面临的最大难题。反观大众传媒对当涂民歌集体记忆的再现和再造过程，无时无刻不透露着刻有高新科技时代标签的“非遗”文化外包装，而其内部所含有的集体记忆却往往脱于现轨，远远滞后于当代社会的发展。正如哈布瓦赫所述，集体记忆不是停滞不前的记忆，而是一个社会建构的过程，因此，当涂民歌的集体记忆传承中也需不断加入具有时代特征的新文化，克服自身传播弊端，才能将当涂民歌集体记忆有效地传承下去。

注释：

① “结构性失忆” ( structural amnesia )是人类学上的说法,基于英国人类学家古利弗对非洲田野调查分析研究所得出的结论。它意指个人无法全然参与文化传统，使得某些家族或族群的发展 ( 融合或分裂 )，多由特别记得一些祖先及忘记另一些祖先来达成。

[1]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M].毕然，郭金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2]扬·阿斯曼.有文字的和无文字的社会：对记忆的记录及其发展[J].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6):72-74.

[3]阿莱达·阿斯曼.回忆有多真实[C]//哈拉尔特韦·尔策.社会记忆：历史、回忆、传承.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65.

[4]摩西·齐默尔曼.以色列人日常生活中的迫害神话[C]// 哈拉尔特韦·尔策.社会记忆：历史、回忆、传承.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244-245.

[5]邵培仁.传播学(修订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156.

[6]仲富兰.民俗传播学[M].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7:451.

[7]肖琼，颜桂英.大众传媒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以云南花灯为例[J].中共云南省委党校学报，2014(3):146-149.

[8]刘燕.国族认同的力量：论大众传媒对集体记忆的重构[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6):77-81.

[9]曼纽尔·卡斯特.认同的力量[M].夏铸九，黄丽玲，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10]胡百精.互联网与集体记忆构建[J].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4(3):98-159.

[责任编辑：刘跃平]

On the Collective Memory in the Age of Mass Media

WEI Jian,CHEN Ai-li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s,Anhui Normal University,Wuhu241000,Anhui,China)

Historically,mass media have been an important way to inherit the collective memory.However,it is a challenge to the collective memory of Dangtu ballad because of the changeable modern society.Biases of judgment in the collective memory,fracture amnesia,groups of aphasia have been the important performance in the loss of Dangtu ballad collective memory.In view of dissemination advantage of mass media in the new period,representing the cultural memory and communication contextual reproduction are good ways to reconstruct collective identity in the memory of Dangtu ballad.

mass media; collective memory; Dangtu ballad

2016-03-28

2016-05-05

安徽师范大学2015年度研究生科研创新与实践 “当涂民歌文化的现代传播危机探析” 项目研究成果(2015cxsj043)。

魏健(1991—)，女，安徽马鞍山人，安徽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14级学术型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新闻传播学；陈爱丽(1992—)，女，安徽庐江人，安徽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14级学术型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新闻传播学。

G206.3

A

2096-2371(2016)03-0047-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