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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小说中女性人物形象的悲剧性研究

2016-03-15何宗龙

关键词:悲剧命运

何宗龙

(安徽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安徽合肥230051)



张爱玲小说中女性人物形象的悲剧性研究

何宗龙

(安徽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安徽合肥230051)

摘要:现当代文学中,许多作家关于女性形象的描写,都带有悲悯色彩。张爱玲作为一名女性作家,其对于女性形象的描写更是细腻而别致地突出了悲剧性,这些悲剧性的人物构成了张爱玲小说的主体。本文将从曹七巧、白流苏、葛薇龙、顾曼桢这四个张爱玲小说中的悲剧性人物入手,展开对张爱玲小说中女性悲剧命运根源的探析,解读特定时代女性视角与女性立场下的女性悲剧,并就张爱玲小说中女性悲剧的价值进行探索,以期丰富张爱玲小说的理论研究。

关键词:张爱玲小说;女性人物;悲剧性人物;悲剧命运;悲剧价值

一、引言

张爱玲是现当代文学史上不得不提及的一个女性作家,她创作所取的独特视角及其非凡的艺术表现力不仅使她在文坛自成一格,而且使她的作品获得了长久的生命力。而她的文学作品(尤其是小说)也以女性所特有的细腻与独特的视角为我们呈现了一个又一个动人而深刻的故事。纵观这些故事,都有一个共同点——有着形色各异的悲剧女性,及其各不相同的悲剧命运。这些悲剧女性与悲剧命运构成了张爱玲小说苍凉的底色和哀婉的风格。因此,多年来对于张爱玲的研究虽各抒己见,却有着对张爱玲小说悲剧意识的共同认识。

二、美丽而苍凉的手势——张爱玲小说中的悲剧性女性人物掠影

张爱玲的小说,无论结局是好是坏都给人以一种悲凉的感觉。其文笔冷静,小说常用第三人称即“他”来描写,以一种全知的视角来叙述,虽然没有掺杂太多作者个人的情感,但悲凉却是小说中的感情主基调。纵观张爱玲的小说,里面描写了各种各样的女性,她们都卑微地生活在一个动荡的年代和一个压抑的环境中,所以她们是悲哀的。无论是曹七巧、白流苏还是顾曼桢、葛薇龙,她们虽然身份不同,个性不同,却都是传统意义上的毫无生存能力的个体,她们的结局都是不幸的,都成为了张爱玲小说中那个美丽而苍凉的手势。

(一)曹七巧

曹七巧是麻油店老板的女儿,在出嫁前,她是有着“滚圆的胳膊”、“洁白的手腕”、“丰满的身子”的小家碧玉,是一个充满了青春与活力的姑娘。然而,在被迫嫁给姜家骨痨病人之后,她不得不戴上了黄金的枷锁,欲爱而不能爱,30年的姜家生活,使她在财欲与情欲的压迫下,性格扭曲,行为乖戾,强烈和被压迫的情欲,使她的窥淫欲与施虐欲疯狂增长,在折磨死了儿媳之后,又对女儿的爱情进行摧残,断送了女儿的婚事,亲手为儿女戴上了枷锁。可知,曹七巧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悲剧,而她的悲剧不仅来自她个人的遭遇,更导致了悲剧的重复与延伸。

(二)白流苏

《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是一个有着不彻底的反抗精神的女性。她在摆脱了第一次不幸婚姻之后,久久无法再嫁,遭受到兄长嫌弃,决定“找个有钱人嫁了”。最终,她与华侨富商之子范柳原结合,远走香港做了范柳原的情妇。白流苏想找到一个终身的依靠,而范柳原却仅仅把她当做长期的情妇。然而,峰回路转,香港的沦陷使范柳原回心转意,使白流苏最终如愿以偿获得了她期盼的婚姻,但这场婚姻注定是功利性的婚姻,是为了生存而存在的婚姻,这是白流苏的悲剧,也是白流苏的宿命。

(三)葛薇龙

《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葛薇龙原本是一个纯洁而又有个性的女学生,然而在投靠富孀姑母之后,成为了姑母钩钓男人的工具,而她也却被金钱、酒宴、舞会、郊游等物欲浸染,完全失去了自我,终沦为浪荡的交际花。在爱上浪荡公子乔琪之后,她又沦为乔琪的赚钱工具。原著中说道,“从此以后,薇龙这个人,就等于是卖给了梁太太与乔琪,她整天忙着,不是替乔琪弄钱,就是替梁太太弄人”。葛薇龙的悲剧是其个体的悲剧,也是一个时代的悲剧,是时代和物欲横流的社会将其推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

(四)顾曼桢

《半生缘》中的顾曼桢是张爱玲小说中为数不多的坚守人性之美的女性,她热情、直爽,乐观、善良,她对沈世钧的爱执着而坚定,却由于造化弄人,违心嫁给了祝鸿才,造就了自己一生的悲剧命运。顾曼桢的悲剧是由于她的善良与旧思想所造成的,生活在那个时代,她无法摆脱自己的悲剧命运。

三、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上面爬满了虱子——张爱玲小说中女性悲剧命运的根源

(一)历史社会根源

1.男权社会导致的女性悲剧命运

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一直都是男权社会,即便是30年代经历了一些新的思潮,男权社会的根基也是牢固而不可撼动。在男权社会,女性经济上难以独立,导致人格与心理都无法摆脱对男性的依附,这种依附与不独立是造成女性悲剧的重要历史根源。

2.物欲膨胀的社会环境

19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的社会化大生产刚刚开始,在上海这个物欲横飞的城市,金钱与欲望可以代替一切。曹七巧嫁给骨痨病人,不得不说是那个时代与社会环境的一个缩影,在那个社会环境中,女性不过是一个附属品,是可以拿来交换金钱甚至粮食的工具,青春年少的姑娘嫁给有钱的骨痨病人是一个再正常不过的事情,这也注定了女性的悲剧命运。

(二)人性根源

1.男性掌控欲与舆论压力

男权社会中的男性是有着绝对的掌控欲的,社会道德标准和社会舆论也偏向于男性,而女性自身都会认为自己只不过是男性的附庸,所以即使“五四运动”以后女性地位得到了改变,但依然受到了来自大众的“三纲五常”与“三从四德”标准的审视与批判。

2.女性自身的不彻底性

易卜生的话剧《玩偶之家》被称为妇女解放运动的宣言书。这部话剧以娜拉的出走为最终结局,而至于娜拉出走之后会怎样,易卜生没有给出答案。对此,鲁迅先生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文艺会上的演讲《娜拉走后怎样》中指出了娜拉出走之后的命运——不是堕落,就是回来。娜拉出走意味着女性摆脱男性束缚,走向社会,走向独立,而鲁迅对当时无法独立的女性命运斩钉截铁地预测:“正是由于女性自身的不彻底性——她们反抗得不彻底,出走的不彻底,所以命运只能如此,只能充满悲剧色彩。”就像白流苏,虽然勇敢地结束了第一次婚姻,却迫于压力因为金钱又嫁给了一个不爱的人,这就是“回来”的结局,也是悲哀又无奈的结局。

(三)女性人物自身特点

1.为情所羁绊

由于心理与生理特征,女性是重情的,古语“痴心女子负心汉”,更是一语道破女性的痴情与男性的善变。就像葛薇龙爱上了乔琪,一句“我爱你,关你什么事?千怪万怪,也怪不到你身上去。”,既宣告了自己的爱之深,也为乔琪的不爱找到了借口。虽然葛薇龙最终与乔琪结了婚,却无法摆脱成为乔琪附属品与赚钱工具的悲剧命运。

2.为欲望所困

葛薇龙在姑母的利用下爱上了纸醉金迷的“上流社会”,白流苏为了找到长期依靠而与范柳原结合,曹七巧为了维持生存嫁给了骨痨病人,她们都表现出了对金钱和物质的迷恋,而这些金钱和物质的欲望深深地困住了他们,使他们深陷其中,无法自拔,也是她们的悲剧性得到了定格。而这一把“金锁”又何止戴在了曹七巧一人身上?也应证了那一句“这些女性的生活犹如一袭华美的袍,却爬满了虱子。”

四、因为懂得,所以慈悲——女性视角与女性立场下的女性悲剧解读

作为一名女性作家,张爱玲的视角与立场都是女性化的,是与男性作家的批判不同的。因为懂得,所以慈悲,因为身为女性,她才更懂女性,使作品中布满了悲悯色彩。

(一)张爱玲的人生经历

张爱玲出身显赫,但童年却多波折与磨难;她天资聪颖,却又奈何女儿身;她与胡兰成坠入爱河,却与其发生婚变……一生大起大落、大悲大喜的经历使她潜意识里对爱情与婚姻持有质疑态度,她冷眼旁观这个世界,感悟其苍凉,抒写其悲悯,作为一个女人,她懂得女人的无奈,了解女人的命运难以由其自己把握,所以她对悲剧女性更多的感情是怜悯与同情,还有懂得。

(二)张爱玲的女性体验

作为那个新旧思想交替时代的一名女性,张爱玲是郁郁寡欢的,也是冷漠淡然的,她以女性特有的体验领悟到了历史与社会环境对女性的压抑,使女性无法彻底摆脱悲剧命运,所以她为女性弹奏了一首悲凉的古曲,曲中饱含独特的人生体验。

五、尘埃里的花朵——张爱玲小说中女性悲剧的价值

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悲剧具有一定的文化意义,是对生命本真的不断寻索,这些使其作品在尘埃里开出了花朵,在悲剧中别有一番风味。

(一)具有独特的文化意义

“五四”以来,诸多的女性作家开始书写女性生活,虽文学语言与文化内涵不同,却共同构筑了一部女性的文学史。而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悲剧,却是这部女性文学史中的一朵奇葩。张爱玲因为时时感到“惘惘的威胁”而逐渐形成了苍凉的心态、感伤的情调以及极具悲剧意蕴的文学气质,她在体会人生的不纯粹与不完全之中,将美好的东西毁灭给大众,又将女性形象的“一种生命存在”演绎到“无以更改的残缺”的地步,把女性的悲剧意蕴升发到人类生存苍凉凄美的总体境界中,并由此为读者展示“人性”这一亘古不变的主题,让其笔下的女性艺术形象成为警醒人们深度思考的艺术媒介。

(二)对生命本真的寻索

张爱玲对于人性与生命本真的寻索是其他女性作家难以达到的。其小说中,女性形象有着顾曼桢式的纯真善良,有着曹七巧式的扭曲变态,也有着许小寒式的畸形……在这些女性形象中,人性的本真与扭曲、畸形与软弱被无限放大,揭示得淋漓尽致。这虽然揭示的大多是人性的弱点,却又是生命的本真,是对生命本真的不断寻索。

当然,张爱玲的小说中对于女性悲剧的描写也存在一些局限性。鲁迅对于国民性的批判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巴金与曹禺小说中对于国民性的批判是“吾与汝皆亡”的愤慨,他们都有着改造国民性的抱负,而张爱玲则自称:“我甚至只是写男女之间的小事情,我的作品里没有战争也没有革命,我以为人在恋爱的时候是比在战争或革命的时候更素朴也更放肆的。”她的女性视角恰恰限制了其思维方式与写作意图,她的小说中只有同情,只有冷漠,只是复杂的爱恨情结,和那一堆剪不断、理还乱的难以明言的依恋。对于张爱玲,认识人生,就是认识人生的悲剧性。但是获得这种认识,既不能给人带来安慰,也无助于现实处境的改变。相反,它将人放置于空虚、幻灭的重压之下。因此,张爱玲的小说成了没有多少亮色的无望的彻头彻尾的悲剧。

六、结语

本文中我们对张爱玲作品中女性的悲剧命运进行了分析与论述。在张爱玲的笔下,女性悲剧产生的原因不同,有个人方面的,也有社会方面的,还有时代方面的,有些女性的悲剧命运是由一方面原因造成的,也有些女性的悲剧命运并非一个因素所致。在描写这一个个悲剧的女性时,张爱玲融入了其自身“苍凉”的写作手法,表达了她对人生的特殊感悟。在其身处新旧时代交替之际,依然深切关注着社会上众多女性的命运,并用细腻的笔触塑造了众多的女性形象,表现了她对人生尤其是对女性的人生与命运的特殊感悟。可见,张爱玲笔下众多女性人物形象的悲剧命运,也正是当时特殊时代的产物。

参考文献:

[1]周爱华.苍凉的胡琴:《倾城之恋》《二段琴》[J].创作评谭,2008,(2).

[2]白春香.女性怨曲二重奏——对《倾城之恋》的另一种解读[J].社科纵横,2010,(5).

[3]杨洁.繁华里的苍凉——张爱玲小说中的坚忍与重生[J].青年文学家,2015,(3).

[4]李掖平.生存悲剧的苍凉书写——论张爱玲小说的悲剧意识[J].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2).

[5]马雯.浮华的美丽绝世的悲哀——浅析张爱玲的悲剧意识[J].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3).

[6]熊学敏.张爱玲小说中女性形象的悲剧意识[J].黄石理工学院学报,20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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