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妮姑娘》在我国的译介原因解析<br/>——以傅东华1935年和1959年的翻译为例

《珍妮姑娘》在我国的译介原因解析
——以傅东华1935年和1959年的翻译为例

2016-03-15赵芳芳杨帆

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科版 2016年9期

关键词：译介珍妮诗学

赵芳芳，杨帆

（陇东学院外国语学院，甘肃庆阳745000）

《珍妮姑娘》在我国的译介原因解析
——以傅东华1935年和1959年的翻译为例

赵芳芳，杨帆

（陇东学院外国语学院，甘肃庆阳745000）

基于勒菲弗尔的操纵理论中提出的影响翻译的两大因素：意识形态和诗学，分析了翻译家傅东华两次翻译德莱塞作品Jennie Gerhardt的原因。通过分析认为，意识形态和诗学对于译者的选材有重大的影响，选择Jennie Gerhardt作为译介对象，并非译者的随意选择，而是小说契合我国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与诗学。

意识形态；诗学；翻译

一、引言

Jennie Gerhardt是美国著名批判现实主义作家西奥多.德莱塞的作品。德莱塞的主要作品有《嘉莉妹妹》、《珍妮姑娘》（Jennie Gerhardt）、《金融家》、《天才》、《美国悲剧》等。在这些作品中，Jennie Gerhard在美国国内的影响并不大。然而，它却是德莱塞小说中最早在我国得到译介的作品。早在1935年，傅东华就翻译了Jennie Gerhardt。在新中国成立之后，1959年傅东华又进行了重译。20世纪80年代以来，小说又不断地被复译，译本多达20多种。目前，对于该小说译本的研究并不多。本文基于勒菲弗尔的操纵理论中的意识形态和诗学因素分析研究傅东华两次翻译Jennie Gerhard的原因。

二、意识形态和诗学

传统的翻译研究主要是局限于文艺学和语言学层面去研究翻译，它过多的关注原作与译作的字与字、句与句的对等等问题。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翻译理论界出现了重大转折，译学研究的侧重点从语言层面转到了文化层面，开启了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作为文化学派的代表人物，安德烈.勒菲弗尔在其著作《翻译、改写以及文学名声的操控》一书中提出了著名的操纵理论。他认为，翻译并非在真空中产生，翻译并不能真实地再现原作的面貌。译者在翻译中总是受到一系列外界因素的影响，而对原作进行了改写。究其原因在于翻译始终受到三大因素的操控：意识形态、诗学以及赞助人。［1］意识形态反映一定社会利益集团或特定阶级的观念体系，主要包括人们在政治、法律、道德、宗教等方面的观点。诗学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指一系列的文学要素，如：文学的手段、样式、主题、情节等；另一方面指文学应该在社会体系中起到什么作用。赞助人即促进或阻碍文学创作、文学翻译及发行的人和机构。在这三大因素中，勒菲弗尔认为，意识形态和诗学因素对文学翻译的影响尤为明显。意识形态和诗学对翻译的影响是巨大的，它们无形地影响着和左右着译者的整个翻译过程，包括译者对翻译文本的选择。这一观点也得到了我国学者的认同。正如查明建和谢天振指出：“就20世纪中国文化语境来说，对文学翻译影响最大的还是意识形态和诗学。不同时期的意识形态和诗学（特别是政治意识形态）和诗学（特别是文学价值观）决定了各个时期文学翻译选择和翻译规范。”［2］傅东华两次选择Jennie Gerhardt作为译介对象，是与我国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和诗学分不开的。

三、傅东华1935年的译介原因

在我国，美国文学的译介始于清末，而美国文学大规模地译介始于1917年。1917年在中国文学翻译史上是一个转折点。1917年，胡适和陈独秀分别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标志着新文学运动的开始。新文学运动对文学翻译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它推动了文学翻译的发展，预示着文学翻译在我国发展的新时期。新文学运动在我国拉开序幕以后，一些中国现代学者开始对美国文学重新审视。王建开指出：“中国现代文坛对美国文学的初期和后期（尤其是20世纪以后）的看法截然不同：将前者视为英国乃至欧洲传统的衍生物，无法与之比肩，而后者才是有独立风格的创造性文学。”［3］一定程度来说，当时国内学者对于美国文学的认识是基于事实之上的。正如王建开进一步指出：“20世纪以后，一批表现本土文化的作家出现了，美国文学开始在世界上产生影响。这时中国文坛的评价也随之有了改变，开始有‘新文学’之称。”［4］

新文学运动在我国二十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间蓬勃发展。中国现代文学界急需从异国文学中汲取养分，为我所用，以促进本国文学的发展，进而推动社会变革。在这一时期，各种文学思潮涌入我国，包括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现代主义等。一批新生的美国作家用他们独特的现实主义手法描绘着他们的国家以及人民。他们独特的文学风格自然得到那些深受新文学运动影响的学者们。这一时期，现实主义文学作品得到了大量译介，美国以及苏联的现实主义文学是译者们的主要选择，尤其是美国文学，因为美国文学对我国文学创作的影响更大。美国文学的价值也随之在20世纪30年代得到了完全的肯定。当时的著名学者赵家璧就非常清楚地表达了这一点：

我觉得现在中国的新文学，有许多地方和美国文学有些相似：现代美国文学摆脱了英国的旧传统而独立起来，像中国的新闻学突破了四千年旧文化的束缚而揭起了新帜一样：至今口头语的运用，新字窠的创新，各种写作方法的实验，彼此都在努力着；而近数年来，在美国的个人主义没落以后，从五四时代传播到中国思想界的“美国精神”现在也被另一种东西所淘汰了。太平洋两岸的文艺工作者，大家都向现实主义大道迈进着。他们的成绩也许并不十分惊人，但是我们至少可以从他们的做平离认识许多事情，学习许多东西。［5］

美国文学在我国20世纪30年代得到了充分译介。在那些新生的美国本土作家中，德莱塞被认为是美国现实主义文学的代表。20世纪30年代，德莱塞的作品得到文学研究会和左翼联盟的推介并得到充分译介。作为文学研究会的主要成员，傅东华一人就翻译了德莱塞的五部短篇小说以及长篇小说Jennie Gerhardt。此部小说也成为德莱塞第一部在我国得到译介的长篇小说。很明显，这绝非偶然。王友贵指出，启蒙仍然是新文学运动至20世纪三十年代的主流意识形态。［6］作为一部通俗小说，Jennie Gerhardt的主题与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是不冲突的，而且更重要的是，它的写作手法完全契合当时的诗学：即它是一部现实主义作品。傅东华以题《德莱塞评传》为自己的译本作序。在序言中，傅东华对德莱塞的写作技巧进行了详尽的阐述：

德莱塞是以一个记者的态度来写他的小说的。他不是个作家，而是个历史学家。他抛弃了一切道德标准，不带伤感，不带评论。在他看来，人类的命运是由生物的、以及化学的因素操控的。珍妮姑娘的悲剧就是有生物的或化学的因素造成的。小说中每个主人公都各有其命运，莱斯特以及他的朋友们不应受到道德的谴责。德莱塞的小说很明显是受到了达尔文主义的影响。［7］

傅东华在译者序中强调了德莱塞的写作哲学。在他看来，Jennie Gerhardt很好地体现了德莱塞的创作哲学。因此，也成为他当时的选择。然而，在1935年以后，德莱塞的作品，包括Jennie Gerhardt在我国再也没有被翻译过，这与当时的社会意识形态和诗学也有很大的关系。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救亡存国成为时代的主流意识形态。战争主题的文学作品成为当时译者们的首要选择，而像Jennie Gerhardt这样没有重要主题的通俗文学自然不会成为译者们的选择对象。因此，直到抗战结束时，才有译者对德莱塞的作品进行翻译，如：1945年翻译的《嘉莉妹妹》，1947年的《天才》，同时，朱葆光也复译了Jennie Gerhardt，译本于1949年在上海由晨光出版公司出版。

四、傅东华1959年的译介原因

1949年，新中国成立了。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历史发展的新时期。新政府需要调动一切力量，包括文学以及艺术，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政治标准成为建国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文学创作的标准，这也是整个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文学翻译最突出的特征。在政治意识形态的操纵下，文学翻译完全成为为政治服务的工具。虽然这一时期文学翻译也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是翻译文本的选择却是相当狭窄的。由于政治上的“一边倒”政策，苏联文学成为当时译者们的主要选择。根据数据统计，从1949年10月到1958年12月，外国文学翻译的出版总数达到了5356种，其中，苏联文学有3526种，占到了当时外国文学总数的65.8%。［8］这一时期，一方面，苏联文学得到了大量译介，甚至一些艺术价值不高的文学作品也被译介过来：另一方面，欧洲以及美国文学的译介却是很有限的，一些一流的文学作品也没有机会得到译介。换句话说，一大批欧洲以及美国文学被边缘化，因为它们或是不符合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或是不符合当时的文学创作手法。同时，在当时的政治意识形态下，许多英国以及美国的作家被重新定位，以决定他们的作品能否得到译介。例如，在美国作家中，海明威、福克纳和菲茨杰拉德受到了强烈地批评，而德莱塞、杰克.伦敦和斯特贝克被认为是进步作家，他们的一些作品得到了译介。

正是在这样的社会意识形态和诗学之下，傅东华1959年重译了JennieGerhardt。重译是复译的一种形式。复译在文学的传播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一定程度上来说，复译的必要性在于旧译本无法满足读者的阅读习惯或者不再符合新的社会语境。考虑到《珍妮姑娘》在这一时期的重译，我们完全可以说傅东华翻译的动机在于使小说更加契合新的社会语境，为新政权服务。在这一时期，翻译社会主义国家的一些现实主义作品能够从正面为新政权服务，而翻译一些西方国家的现实主义作品能够从反面为新政权服务。一些西方国家的现实主义作品有被译者阐释的空间，译者们的阐释能够使它们符合当时的主流政治意识形态。也就是说，译者们的阐释能够使这些作品具有“反封建”或“揭露资本主义残酷或者黑暗”的特征。事实上，从译本序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虽然译本序并非傅东华亲自撰写，而是一位俄国作家写的，由候华甫翻译过来的，但将此文作为重译本的序言，足以见得译者傅东华的用意所在。序言中指出，Jennie Gerhardt是德莱塞对美国资产阶级的控诉。通过对珍妮姑娘这一角色的塑造，德莱塞揭露了资产阶级是虚伪的，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是天然对立的。这体现了德莱塞的进步性，这也是小说的力量所在。［9］同时序言还对小说进行了详尽的分析：

珍妮姑娘是一个来自无产阶级的无辜女孩。她有许多优良的品质，比如：温柔、善良和无私。珍妮姑娘的命运就是美国普通人民的写照。她的堕落不能归结于难以抗拒的命运，而是不合理的资本主义。白兰德和莱斯特都是资产阶级的代表。白兰德知识玩弄了珍妮的感情，而莱斯特只是个维护自己利益的伪君子。他们一起毁了珍妮的一生。所谓珍妮的堕落只不过是她的行为违反了资本主义社会所普遍接受的道德标准。［10］

从以上我们可以看出，整个序言对小说的分析突出阶级对立，对德莱塞以及小说的分析是基于无产阶级立场的。小说中的三个主人公：珍妮与莱斯特和白兰德被划分为两个阶级。序言强调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立，强调资本主义的黑暗。这样的解读与译者在旧译本中对小说的解读完全不同，这样的解读可以看作是译者为了使小说的翻译在这一特定时期“合法化”的一种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