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建德

（广东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广东广州51052）



新常态背景下中等收入陷阱相关理论研析及其对广东经济转型的启示

张建德

（广东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广东广州51052）

人均GDP进入中等水平之后，原有发展模式不能为经济发展提供新的动力，经济增长缓慢，各种社会矛盾集中爆发，迟迟不能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即为中等收入陷阱威胁。目前广东中等收入陷阱的本质，主要有两类观点，即“动力衰减说”和“贫富差距说”，相关的理论分析主要包括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和索洛增长模型。广东省在全国范围内率先面临着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其经验对于未来经济转型的探索和发展路径对于我国其他地区具有很高的借鉴意义。

中等收入陷阱；转型陷阱；阶层化陷阱

近年来，“中等收入陷阱”这一概念受到广泛关注。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指的是人均GDP进入中等水平之后，原有发展模式不能为经济发展提供新的动力，经济增长缓慢，各种社会矛盾集中爆发，迟迟不能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我国2010年人均GDP为4400美元，在原来的发展模式中积聚的各种经济社会问题如收入分配不公、腐败问题、城乡二元结构、环境污染等集中爆发，这意味着中国已经开始面临中等收入陷阱威胁。而广东省在全国范围内率先面临着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其对于未来经济转型的探索和发展路径对于我国其他地区具有很高的借鉴意义。

一、中等收入陷阱相关研究述评

对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的研究，存在着很多截然不同的观点，这些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中等收入陷阱的本质及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对策。

（一）中等收入陷阱的本质

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的本质是什么”主要有以下两类观点：

1.经济增长动力不足。印德尔米特·吉尔和霍米·卡拉斯在《东亚复兴：关于经济增长的观点》（2007）中率先提及中等收入陷阱。报告认为经济的发展模式具有惯性，而从中等收入进入高收入阶段的经济发展模式与中等收入阶段的发展模式有比较大的不同，因此很多国家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之后，很难取得突破进入高收入阶段。［1］他们认为，中等收入陷阱的本质是经济发展缺乏新的动力支撑，经济徘徊不前的现象，反映了这些国家探索经济可持续发展上的曲折性。我国学者胡鞍钢（2010）认为，中等收入阶段实质是一国重要的经济社会转型期，如果经济发展的模式能够顺利的转变，就能够使经济保持增长，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否则就会徘徊不前，进入中等收入陷阱。［2］刘伟（2011）认为，中等收入陷阱本质就是经济发展动力的缺乏，主要包括消费拉动乏力、成本上升过快而经济发展模式仍没有及时转变、制度变革的速度太慢，变成了经济发展的阻力。［3］

2.贫富差距问题。迟福林（2011）、王一鸣（2011）、张光亚（2010）等学者的认为：进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有一个共同的情况，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处理欠妥，而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都很好的解决了这一问题。黄泰岩（2010）认为，中等收入占绝大多数的收入分配结构，即“橄榄形”的分配格局仍未形成，中等收入阶层比例偏小，贫富差距过大，这些都是导致社会不稳定的因素，对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是一种阻碍。［4］刘方域、李振明（2011）、［5］陈景武（2010）也持相似看法，他们认为收入分配不公是大多数国家掉入中等收入陷阱最主要的诱因。［6］

（二）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对策

针对中国的实际情况，学者们对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对策，主要有以下两类观点：

1.实现产业升级。多数学者认为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必需先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胡鞍钢（2010）指出，对于中国来说，目前最为关键是转变传统的发展模式。传统的发展方式使中国顺利从低收入过渡到中等收入，但是，在中国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之后，传统的发展方式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越来越弱，而且成为向高收入阶段的顺利跨越的阻力。如果不改变发展方式，原先积累的社会矛盾可能会爆发，进而导致社会发展停滞不前。中等收入国家要促使经济健康发展，顺利跨越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必须努力调整经济动力结构，使出口、消费、投资三者之中，消费程度首要的经济动力。张卓元（2011）认为调整经济发展模式是避开“中等收入陷阱”的最合理选择。刘伟（2011）指出提高内需、加大创新能力和制度改革是加快经济转型的三大突破口。［7］

2.缩小收入差距。蔡昉（2008）认为，越过中等收入阶段，必须合理制定经济、社会政策，推动公平、合理的收入分配机制的形成。［8］张勇（2010）认为一国在制定经济政策的同时必须要充分考虑到社会平等和贫富差距问题，这是从拉美国家得到的教训。刘方域、李振明（2010）认为，要想顺利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必须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调整目前的分配格局，使中低收入人群有能力消费、敢于消费，最终使消费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拉动力。周学（2010）则从经济大循环的理论出发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9］周天勇（2006）认为必须鼓励和扶持中小企业发展，从而提高居民收入、缩小收入差距的重要措施。［10］

二、中等收入陷阱相关理论分析

（一）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解释

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是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源泉，研究“中等收入陷阱”与经济增长理论的相容性可以从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角度进行探讨。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代表人物为斯密、李嘉图和马尔萨斯等。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最早探讨了经济增长问题，其主要观点有：一是引入了劳动分工，二是区分了“生产性”和“非生产性”两类劳动。他认为生产性劳动是促使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11］大卫·李嘉图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指出经济增长最终将趋于停止，即达到所谓的“停滞状态”；而且他还将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联系在一起，阐述了国民收入分配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12］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古典经济学家对经济增长问题的看法是十分朴素的，他们根据收益递减规律得出经济增长在长期将趋于停滞状态的结论，并指出了经济增长的动力为劳动、资源消耗和和资本投入等。但在此后的200余年里，经济发展并没有出现停滞的迹象，这表明古典增长理论关于经济增长的描述并不科学。他们没有观察到技术进步所起的作用，只把增长过程看作是人口增长和资源消耗与资本积累和市场扩大之间的竞赛。

（二）索洛增长模型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索洛（Solow）等在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基础上建立起新的增长理论，考虑了技术进步、人力资源等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即著名的索洛模型。索洛模型认为决定经济增长的因素包括人口增长速度、技术进步和资本折旧速度等。在一定条件下，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经济体能够实现快速地经济增长，并且最终跨入高水平的发展行列。但是，如果在高速发展的同时，这些生产要素未能及时地做出相应的改进和创新以支持进一步的经济增长，这些经济体便不一定能够实现与发达国家的趋同，相反经济体可能会停留在某一较低的发展水平上，即陷入“增长陷阱”。如果经济体处于低收入水平，则陷入“贫困陷阱”；如果经济体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则此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三）转型陷阱和阶层化陷阱之间的关系

“中等收入陷阱”是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其突出表现是原有支撑经济发展的有利因素耗尽而形成的经济停滞。由于城市生活成本增大等因素的影响，人员流动通道变窄，易形成阶层固化，从而进一步拉大收入分配差距，加之城市化进程放缓等因素的影响，消费对GDP的贡献下降无法拉动经济增长。因此阶层固化是经济体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一个重要的内在原因。“中等收入陷阱”现象并非一个单纯的经济现象，而与政治、社会发展，特别是同处于转型期的各种政治、社会因素有着密切的联系。清华大学凯风发展研究院社会进步研究所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发展研究课题组（2012）认为中国现在需要警惕转型陷阱。该课题组认为转型陷阱的主要表现则是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畸形化，并从经济发展步履沉重并日益畸形化、体制改革从变革到将过渡性体制因素定型化、社会结构趋于定型并固化为一种断裂社会、由对社会矛盾误判形成的拘谨心理和维稳政策导向和“社会溃败”日渐明显等五个方面分析了转型陷阱问题。［13］孙立平（2012）认为改革陷阱的实质，是将仿佛完全对立的新体制因素和旧体制因素、“前进”和“倒退”组装成一个有利于既得利益最大化过程的不同环节。［14］在打破转型陷阱逻辑之前，无论哪种呼唤都有可能被既得利益集团借用为完善最有利于利益最大化的混合型体制的手段。可见“中等收入陷阱”和转型陷阱是两个紧密联系的概念，转型陷阱主要是基于社会和政治角度研究发展问题，而“中等收入陷阱”则是这些问题在经济层面的表现。二者属于不同的研究领域，但是互为表里。

三、广东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经验对其经济转型的意义

中国经济经过三十多年的迅速发展，取得了巨大的进步，目前人均GDP已经达到4400美元，跨入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固然是值得高兴得事情，但是这一时期却是矛盾最容易激化的时期，而且面临着转型升级，改变旧的增长模式的任务，如果处理不当，很容易在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徘徊不前。

目前中国部分地区已经不同程度出现经济发展动力不足，社会矛盾凸显的端倪，因此仔细分析其发生的机理，探讨解决路径就很有必要。而广东作为经济改革的先行者，最先面临中等收入陷阱问题，在2014年，广东人均地区生产总值顺利突破1万美元，按照国际通行标准，广东已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但是广东经济增长速率在仍然持续下行，面临动力转换的迫切需求，对其经济发展潜力进行探讨，就更有深远的现实意义和全局意义，具体有如下三个方面：

一是从中国经济增长大局的看。传统的广东发展模式在国内具有很强的代表性，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作为我国过去三十多年发展实践和成果的缩影。按照世界银行2011年的划分标准，广东省属于中上等收入地区；在全国范围，广东省地区生产总值连续24年居首位，因此，广东省在全国范围内率先面临着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其对于未来经济转型的探索和发展路径对于我国其他地区具有很高的借鉴意义，另一方面，广东省作为经济大省，对国内经济发展起着重要作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使省人均GDP达到高收入水平，对提振国内经济，带动其他地区发展具有重大意义。［15］

二是经济持续性增长和经济结构转型的实际需要。广东原有的经济发展模式固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国内外经济环境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国际经济复苏乏力使广东的外贸条件恶化，也反映出经济转型的迫切；自主创新不足，中小企业的利润空间被压缩，粗放型增长在要素成本升高的压力下难以持续；市场和政府边界模糊，过度依赖投资拉动增长而消费不足；受次贷危机和全球经济增速下滑的影响，广东出口下滑，因此，为实现广东经济的持续性增长，需要加快经济转型，培育经济发展新动力。

三是提高居民福祉、维持社会稳定的需要，虽然广东省在经济总量上居全国首位，但人均GDP水平与其他省份、直辖市相较并不高，仅居第八位，落后于天津、北京、上海、江苏、内蒙古、浙江、辽宁。再加上广东省具有城乡、区域发展差距较大的特点，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容易激化社会矛盾、滋生犯罪行为，长此以往不利于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只有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才能够真正地提高居民生活水平和幸福指数，实现社会稳定和谐，达到共同富裕。

［1］印德尔米特·吉尔，霍米·卡拉斯.东亚复兴——关于经济增长的观点［M］.中信出版社，2008.

［2］胡鞍钢.中国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J］.当代经济，2010-08.

［3］刘伟.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在于转变发展方式［J］.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11-01.

［4］黄泰岩.增加居民消费的渠道与措施［J］.前线，2010-02.

［5］刘方域，李振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促进收入可持续增长［J］.消费经济，2010-12.

［6］陈景武.重视贫富分化，警惕中等收入陷阱［J］.中国人力资源社会保障，2010-10.

［7］张卓元.转方式调结构是避开“中等收入陷阱”的正确选择［J］.新视野，2011-02.

［8］蔡昉.中国经济如何跨越“低中等收入陷阱”［J］.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8-01.

［9］周学.经济大循环理论——破解中等收入陷阱和内需不足的对策［J］.经济学动态，2010-03.

［10］周天勇.关于结构转型缓慢、失业严重和分配不公制度症结的比较研究［J］.经济研究导刊，2006，（4）.

［11］大卫·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N］.光明日报出版社，2009-07.

［12］亚当·斯密，郭大力，王亚南等译，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商务印书馆，1972-12-01.

［13］清华大学凯风发展研究院社会进步研究所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发展研究课题组.中等收入陷阱还是转型陷阱？［J］.开放时代，2012，（3）.

［14］孙立平.走出转型陷阱［N］.经济观察报，2012-02-27，（045）.

［15］李杨，裴长洪.等广东经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