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 林

(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贵州贵阳，550001)

意志、选择与教诲
——《凯瑟琳伯爵小姐》中“出卖灵魂”的伦理解读

何 林

(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贵州贵阳，550001)

叶芝的《凯瑟琳伯爵小姐》常被人们看成是爱情戏剧或者宗教戏剧，但它其实更是一部道德寓言式的伦理戏剧。此剧通过大饥荒当中“出卖灵魂”这一伦理主线，展现了希摩斯、梯格、普通民众、玛丽、阿里尔、凯瑟琳伯爵小姐等人物身上自然意志、自由意志、非理性意志和理性意志的冲突与博弈。叶芝希望这些具有警示和榜样作用的人物形象的伦理选择，能够激发爱尔兰读者和观众反思自身的思想和行为，提高他们的道德修养和审美情趣，最终推动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解放。

W.B.叶芝；《凯瑟琳伯爵小姐》；自然意志；理性意志；伦理选择

《凯瑟琳伯爵小姐》(TheCountessCathleen)发表于1892年，是叶芝(William Butler Yeats)题献给恋人茅德·冈的一部戏剧，因此作品中阿里尔、凯瑟琳的爱情与叶芝、茅德·冈之间情感纠葛的对应关系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关注。《凯瑟琳伯爵小姐》在爱尔兰社会生活中也引起了巨大的争议。人们争论的焦点主要是如何评价凯瑟琳伯爵小姐“为了善行出卖灵魂”这一行为。民族主义者大多深受青年爱尔兰党思想观念的影响，从理想化的视角来看待爱尔兰民众，认为出卖灵魂这样的描绘是叶芝对这个国家及其民众的诽谤。宗教人士则认为出卖灵魂的凯瑟琳伯爵小姐逃过了下地狱的惩罚，这将为读者和观众树立危险的榜样。还有人将叶芝和魔鬼的言行作了比较,认为魔鬼是叶芝的代言人，魔鬼的观点从某种程度上说就是叶芝自己的观点。为此爱尔兰政治家弗兰克·休·奥当内尔(FrankHugh O’Donnell)专门写了一个小册子，题目叫《为了金钱出卖灵魂！都柏林的伪凯尔特戏剧》，从政治、宗教、文化等方面对这部作品作了全方位的否定。一些政治家和保守的报纸还煽动了四十几个学生，联名抗议叶芝这部作品的出版和上演，认为其完全漠视爱尔兰的历史和宗教传统。红衣主教罗格(Michael Cardinal Logue)没有读过这部作品，但是他说假如这部戏剧真如别人所议论的那样，那它就是在宣扬异端思想[1]。由于在伦理道德方面存在的不确定性和潜在风险，爱尔兰文学剧院创始人之一的爱德华·马丁(Edward Martyn)威胁叶芝一定要修改《凯瑟琳伯爵小姐》，否则他将撤走自己的戏剧和投在剧院里的资金。为了防止抗议和支持的人群引发冲突并维护正常的演出秩序，1899年《凯瑟琳伯爵小姐》上演的时候，叶芝不得不申请了警察的保护。

但是我认为叶芝这部戏剧的重点不在于对现实的真实反映，而在于其通过具有象征意味的伦理环境、人物形象、故事情节等，激发了读者和观众更深入的思考。从文学伦理学批评的角度来看，戏剧中的希摩斯、梯格、普通民众、玛丽、阿里尔、凯瑟琳伯爵小姐等都是斯芬克斯式的人物。“人作为个体的存在，等同于一个完整的斯芬克斯因子，因此身上也就同时存在人性因子和兽性因子。”[2]“兽性因子是人的动物性本能的体现，是人在进化过程中的兽性残留。……兽性因子的表现形式是自然意志和自由意志。”[3]“人性因子即人的伦理意识，其表现形式为理性意志。……其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分辨善恶的能力。”[4]戏剧通过大饥荒当中人们“出卖灵魂”这一伦理主线，揭示了人物身上自然意志、自由意志、非理性意志和理性意志的冲突与博弈。通过这些具有警示和榜样作用的人物形象的伦理选择，叶芝希望爱尔兰的读者和观众能够反思自身的思想和行为，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和审美情趣，最终推动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解放。

一、 爱尔兰民众的自然意志、自由意志和非理性意志

尽管《凯瑟琳伯爵小姐》这部作品特意标明其故事情节发生在爱尔兰的远古时代，但是创伤记忆却让读者和观众不自觉地将其与爱尔兰19世纪中叶的大饥荒联系了起来。在这样一种伦理环境中，希摩斯和梯格父子俩为了生存下去，丧失了基本的伦理底线，甚至不惜召唤森林中和天地间的魔鬼。这是他们自然意志、自由意志乃至非理性意志的体现。

作品一开始就在读者和观众面前展现了一派荒原般的景象。爱尔兰到处田地荒芜，饿殍遍野，鬼魂出没，民不聊生。干旱的气候让所有庄稼都绝收了，老鼠、獾子、豪猪等可以吃的动物都已绝迹，面包、肉类和各种食物的价格猛涨了五十余倍，人们只能靠草根、树皮、蒲公英等充饥，很多人都饿死在家中或者暴尸荒野。出于内在自然意志的驱动，这时候的人们最渴望得到的是食物和金钱，以满足他们生存的需要。“自然意志是兽性因子的意志体现。自然意志主要产生于人的动物性本能，如性欲、食欲等人的基本生理要求和心理动态。”[5]而这样的自然意志又进一步推动他们按照自由意志行事。“自由意志是人的直觉的表现形式，其主要特点是人的活动不受某种固定的逻辑规则的约束。自由意志的动力主要来自人的不同欲望。”[6]在外出寻找食物而不得的情况下，饥饿让希摩斯抛弃了自尊，参与到乞丐的队伍中跪下并伸手乞讨。面对艰难的生活，梯格说希摩斯“接连三个晚上，/做的全是黄金梦，/总是梦见金子”[7]。看到富贵的凯瑟琳伯爵小姐，希摩斯和儿子为了弄到一点可以买食物的金钱，马上哭诉自己忍饥挨饿、痛苦不堪的窘境。有一些民众为了解决食物的问题，翻墙进入凯瑟琳伯爵小姐的庄园，盗走了半车子绿色卷心菜。这里的乞讨、梦幻、哭诉、偷盗等行为都是在自然意志和自由意志的驱动之下，为了生存而作出的本能的生理反应。

在玛丽的祈祷已经不可能带来上帝和圣母的祝福，要找到一点吃的非常艰难的情况下，希摩斯的自然意志、自由意志迅速转变成了非理性意志。“非理性意志来自错误的判断或是犯罪的欲望，往往受情感的驱动。……不受理性意志的控制，是理性意志的反向意志。”[8]出于对金钱的渴望和对死亡的恐惧，希摩斯和梯格父子不顾内心宗教信仰的束缚，竟然试图通过召唤魔鬼来获得自己亟需的生活物资。当玛丽让希摩斯去关门时，他说：“我是不会去闩门的，因为无论是地上走的/还是地下钻的，不管是什么东西，/比起人类来，管它富人还是穷人/我都更欢迎他们走进我的家庭。”只要能给他们存活下去的机会，能让他们摆脱食物与金钱短缺所造成的种种窘境，哪怕这些魔鬼是头长在胳膊肘下的怪物，长着马的尾巴或是长着鸟的羽毛的人都没有任何关系。

当魔鬼提出要收买灵魂的时候，希摩斯和梯格竟然毫不犹豫地同意了。在他们眼中，灵魂只是虚无的空气，像剪下的指甲一样毫无用处，看不见也摸不着。他们甚至将灵魂看作身体的束缚，妨碍他们放纵自己本能的欲望。“因为灵魂——如果有灵魂的话——只会让我们远离肉体带来的欢乐。”希摩斯和梯格从未想到出卖了灵魂之后，失去了理性意志的统领，完全听凭自然意志和自由意志的支配，人类将只剩下动物般的躯壳，展现在眼前的将是一个没有善恶差别的混沌的世界。在丧失了灵魂之后，希摩斯也失去了人类的理性和情感，因此他才会说“我诅咒一切男人和女人”，“我不喜欢与人类有关的任何东西”。面对玛丽的死亡，希摩斯和梯格对妻子和母亲毫无怜悯之心，甚至铁石心肠地骂她是大傻瓜，不知道“死亡是关乎我们自身的最坏的事情”。没有了灵魂，他们也失去了基本的道德判断力，到处兴高采烈地宣扬卖掉灵魂可以得到金钱的事情，还劝说人们都加入到卖掉灵魂的队伍当中去。

在得到两个魔鬼收购灵魂的消息之后，爱尔兰的普通民众趋之若鹜。为了生存不惜放弃自己的宗教信仰和道德准则，这样的非理性意志在民众当中像瘟疫一样蔓延。作品中甲乙丙丁等农夫关于金子的议论，说明普通民众的心灵已经完全被金钱所异化。他们都准备出卖自己的灵魂，换来早已渴慕的金钱和可以填饱肚子的食物。阿里尔和乌娜两人遵从凯瑟琳的嘱咐去劝阻他们，这些人不仅不听劝阻，还拿出刀子刺了阿里尔一刀。其他的人则眼中射出猛禽般的凶光，让好心的阿里尔和乌娜两人感到不寒而栗。作品中写到的大耳朵能够像蝙蝠的翅膀一样上下摆动的男人，没有五官、整个脸像肉饼似的怪人等，这些描绘实际上预示着在大饥荒这种缺吃少穿、无依无靠的伦理环境当中，人们的兽性因子占了上风，听凭自己自然意志和自由意志的支配，理性意志已消失殆尽。由于能够产生伦理情感和伦理意识的口、眼、耳、鼻、舌等知觉器官完全失效，人们已经堕落到了猛禽、蝙蝠等动物的层次。

二、 凯瑟琳伯爵小姐的理性意志和伦理选择

凯瑟琳伯爵小姐是高贵的政治民族主义者的化身。她完全可以过着衣食无忧、幸福快乐的生活，因为她出身贵族之家，拥有自己的城堡、广阔的牧场、茂密的森林、数不清的牛羊和牲畜，这些物质财富可以让她免受饥荒的侵扰。凯瑟琳伯爵小姐有着贵族宽容、博爱和怜悯等良好的道德修养。普通民众偷走了园子里的蔬菜，她认为因为饥饿难耐而做出这样的行为是可以原谅的，深信“没有一个堕落的灵魂是不可挽救的，/即使是世界上最为邪恶的灵魂”。凯瑟琳伯爵小姐看到民众在饥荒中煎熬、受苦和死亡，她非常悲哀，忧虑过度，甚至影响了自己身体的健康。为了拯救爱尔兰和其民众，担负起国家和民族的责任，凯瑟琳伯爵小姐倾其所有，将自己的金钱、城堡、牧场、树林等都献给了她所深爱的民众。后来狡猾的魔鬼将凯瑟琳所拥有的钱财全部盗走，只留下一个空空的钱库。魔鬼还欺骗凯瑟琳，说她派去买牛羊的人病倒在路上，根本无法及时赶回。她派去买谷物的大船，因为寂静无风，停留在远方海面纹丝不动。为了阻止爱尔兰民众走向死亡和出卖灵魂，凯瑟琳伯爵小姐准备牺牲自己来帮助民众渡过难关。

凯瑟琳伯爵小姐首先面临的是民众疾苦与真挚爱情之间的伦理选择。诗人阿里尔深爱着凯瑟琳伯爵小姐，魂牵梦绕的是她的音容笑貌，关心灾荒当中她内心的苦痛和情感的波澜，注意她救灾济困之时身体的健康，等等。这是一份毫无保留、义无反顾的真挚情感。为了用深挚的爱情来抚平凯瑟琳伯爵小姐内心的伤痛，阿里尔还编造了遇到爱神安格斯的故事，并代为转达了对凯瑟琳伯爵小姐的指令：“女士，他让我吩咐你离开这片树林。/你只能带上你年老的奶妈，/以及必要的几位仆人，去生活在那山里头，/伴随着动听的音乐和粼粼的水波，/一直到这邪恶的岁月最终结束。”尽管凯瑟琳伯爵小姐为阿里尔真挚的情感所感动，但是也保持着清醒的头脑，认识到这实际上是对严峻现实的逃避。“他(安格斯)邀请我去那/人迹罕至，却有天鹅戏水的地方，/当树叶在我们的门上投满浓荫，/你就在那儿弹起竖琴，/当黑夜用寂静而苍白的微光/逐走愚蠢的太阳，你就在/沙沙作响的苇丛中伴我呢哝。”凯瑟琳伯爵小姐如果进入永恒而纯粹的艺术世界，音乐和歌谣可以让她逃避不愉快的时光，可以给她动荡不安的思想暂时的消遣，但是她的内心一直牵系的是民众的苦难，无法忘怀大饥荒当中魔鬼的罪恶，根本不能接受阿里尔用爱情和艺术构建的世外桃源式的乌托邦世界。

其次，凯瑟琳伯爵小姐还面临着虔信上帝和打破宗教禁忌之间的选择。在基督教信仰当中，一直存在着善与恶、灵魂与肉体、天堂与地狱、天使与魔鬼等二元对立的两个世界。在这部戏剧中，叶芝写到了笃信宗教、勤劳善良的妇女玛丽。她认为“圣母会护佑我们”，“上帝是万能的”。人们必须虔信基督教，让上帝和圣母来掌管人们的生活，无论这是幸福还是苦难。她对凯瑟琳伯爵小姐非常尊重，把她看成是一个富有而且道德高尚的人。她对丈夫和儿子出卖灵魂的行为深恶痛绝，认为上帝也会憎恶他们的罪恶和愚蠢。她绝不食用他们用肮脏的钱买来的食物，而是以草根、树叶和蒲公英充饥，最后饥饿而死。在玛丽身上，体现出来的是宗教的理性。作品中还写到一个出卖灵魂的老妇。上帝教诲人类要用博爱、隐忍、牺牲、正义等善行去改变这个世界，但是老妇人却用出卖灵魂的手段来满足自己动物式的生存需要。老妇拿到出卖灵魂的一千克朗，感谢商人时提到了上帝，顿时一阵刺痛穿过全身，让她发出了令人恐惧的惨叫。“‘上帝’这名称对被诅咒的灵魂来说好像一把火。”老妇人的理性意志和其自然意志、自由意志之间产生了巨大的反差，从而形成了剧烈的刺痛感。这些人物让凯瑟琳明白出卖灵魂给魔鬼这样的行为是不符合天主教教义的，触犯了宗教的伦理禁忌，他们必将被当作异教徒打入地狱，经受雷霆、风暴、闪电、烈火等磨折。然而这样的惩罚是个体性的，自己作出牺牲，民众就可以得到拯救。所以她义无反顾，因为面对民众的哀哭，她感觉到自己已经没有了思想。

再次，凯瑟琳还需要在魔鬼和人类之间作出选择。两个扮作商人的魔鬼自称来到人间是受到商人之王撒旦的指派，他们来自“第九层也就是最邪恶的地狱”。两个魔鬼是东方商人的模样，像普通人一样有影子，也需要吃饭和烤火。梯格、阿里尔和门房在对话中提到两个魔鬼，他们是长着角的夜枭的形象。两个魔鬼自我描述的是“人头鸟身的夜枭形象”，“我们只是主人派来/侵扰这个世界的虫豸”，“有些人坚持认为那些收买灵魂的商人长着狼的头”。从这些描绘可以看出，他们长着人的头(有时甚至是狼的头)，猫头鹰的身体，山羊的角，实际上是斯芬克斯、孙悟空等人兽一体的形象。他们深知灵魂是人类除了肉体之外的“第二自我”，是人类理性的象征。“理性即人在特定环境中的正确认知和价值判断，是人拥有的使自己区别于兽的美德。”[9]人类要对各种事物具有总体的把握和认识，根据特定的标准作出善恶的价值判断，在客观的条件下进行伦理的选择，这些都离不开灵魂和理性。魔鬼明白灵魂是区分人与兽的重要标志，引诱人们出卖自己的灵魂，毁灭这些灵魂，这样就可以毁掉整个人类社会。凯瑟琳伯爵小姐将灵魂卖给这样的两个魔鬼，失去了灵魂之后，她将下降到魔鬼和动物的层次。

凯瑟琳伯爵小姐衣食无忧，而且还拥有一份真挚的、无怨无悔的爱情，完全可以逃遁到阿里尔给她描绘的那个主观的、没有时间的、异教的梦幻世界当中去，但她却选择了客观的、基督教的、需要承担责任和付出牺牲的现实世界。迫于民众的艰辛和苦难，凯瑟琳作出了自己的伦理选择，在买卖灵魂的契约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凯瑟琳用自己舍己利他的理性意志让那些属于魔鬼的黑暗灵魂得到了赦免，大量的金钱也足以让民众度过饥荒岁月。“理性意志是人性因子的核心和外在表现……它以善恶为标准约束或指导自由意志，从而引导自由意志弃恶从善。”[10]为了处于苦难中的爱尔兰民众，她付出了自己的情感、信仰甚至生命。凯瑟琳伯爵小姐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主要是由于她有着朝圣者的灵魂，内在崇高的理性意志最终战胜了她身上的自然意志和自由意志。

三、 凯瑟琳伯爵小姐自我牺牲的伦理价值

在民众眼中，凯瑟琳就像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或者是像因盗火而遭受惩罚的普罗米修斯一样，用自己的苦难换来了民众的幸福和快乐。当民众的灵魂失而复得、理性意识觉醒的时候，他们才体会到了凯瑟琳出卖自己灵魂这一行为的伟大。此时民众都明白了“她是世界上最美丽的百合花”“她比洁白的星星还要漂亮”。最后连上帝和圣母都为她的高尚行为所感动。她和魔鬼所签订的买卖契约被上帝取消，她的灵魂被圣母接引到了天堂，因为“光中之光(指上帝)/永远只重视动机，而不是行为本身，/黑暗中的黑暗(指魔鬼)才只看你到底做了什么”。受到凯瑟琳善行的影响，很多人认识到灵魂的重要性，不愿意再出卖自己的灵魂；看到凯瑟琳朝圣者的心灵，阿里尔深受感动，准备将无望的爱情深藏在心底；两个魔鬼将她的灵魂与中年男人、美丽的荡妇、丑陋的老妇等作了对比，开出了五十万银币的高价，称她为“有着蓝宝石眼睛的圣徒”，“我们珍贵的珠宝”。由此可见凯瑟琳的超越自然意志和自由意志的理性行为，对戏剧中的人物具有极大的教诲作用。

“文学从来就是人生的教科书，其教诲功能是最基本的功能。”[11]通过人们出卖灵魂这一伦理主线，戏剧中的人物自然而然地被分成了两类：一类是希摩斯、梯格以及爱尔兰的普通民众，他们在自己的自然意志、自由意志和非理性意志的驱使下生活，为了物质和金钱不惜出卖自己的灵魂。通过他们叶芝对弥漫于爱尔兰社会的拜金主义思想和利己主义思想进行了激烈的批判。第二类则是玛丽、阿里尔、凯瑟琳等。玛丽在艰难的生活中保持着勤劳善良的本性，怀抱着虔诚坚定的宗教信仰，哪怕失去生命也在所不惜。阿里尔追求高贵纯洁的爱情，尽管很难看到成功的希望，却执著地付出、奉献，无怨无悔。凯瑟琳为了拯救陷入苦难中的民众，不惜倾家荡产，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他们都用身上的理性意志控制住了自然意志和自由意志，从而成了读者和观众学习的道德榜样。

《凯瑟琳伯爵小姐》这部戏剧中还提到一本大书，用其来强调伦理道德事例对激发人类理性意识的重要作用。约翰生1892年看了《凯瑟琳伯爵小姐》这部作品之后，马上认定“他(叶芝)的作品中充满着理性”[12]。两个魔鬼要收买人们的灵魂，但是他们如何来评判这些灵魂的价值呢？这就必须具有理性意识，具有辨别善恶的能力。在收买中年人、年轻的妇人、阿里尔、丑陋的老太等灵魂的过程中，魔鬼每次都要去翻一本放在桌子上的大书，其中记载着每一个人的言行状况以及具体的评价。他们就是靠着这本大书来确定人们的道德状况的。从文学的起源上来看，文学伦理学批评认为：“文学的产生源于人类伦理表达的需要，文学创作的原动力来源于人类共享道德经验的渴望。”[13]记录人们的道德实践，使之流传下去并供人们学习和借鉴，这是文字、文学和书本产生的最根本动因。为了记载人们的道德经验，人类造出了可以使用的文字；将这些文字连缀起来描摹人生的经历，这就形成了物质形态的文学；而这物质形态的文学(书本)，就是人们理性意识和理性意志永不枯竭的源泉。作品中提到的这本大书能够记载所有人的思想道德状况，恶的行为可以给人们提供道德警示，而善言嘉行能够成为人们学习的榜样。所以这本大书实际上是人类长久发展不断堆积而成的伦理道德观念和宇宙大记忆的象征。作品中的那些爱尔兰民众本来生活在伦理混沌当中，但是魔鬼购买灵魂的行为和那本大书让他们幡然悔悟，让他们看到灵魂才最为珍贵，在对自我行为的反思中逐步产生了理性意识。

四、 结语

这部戏剧中诗人阿里尔和凯瑟琳伯爵小姐两个人物身上融入了很多叶芝和恋人茅德·冈的生活经历。叶芝和茅德·冈都深爱着爱尔兰，然而他们却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叶芝希望通过自己的创作去发现和传达一种生存状态，借以启蒙爱尔兰的普通民众。他就像诗人阿里尔一样企图用优美的琴声、动人的故事、浪漫的想象等让凯瑟琳和民众宁静下来，将爱尔兰的苦难交给上帝。但是在民众处于饥饿和苦难状态时，诗歌和音乐根本不能产生直接的效用。凯瑟琳的奶妈奥娜也看到了这一点，所以她对阿里尔说：“你和我并不比冬天停在/窗玻璃上的苍蝇更有价值。”阿里尔这个人物说明文学和艺术具有这样的两面性：一方面它们是非常重要的，永恒而又纯粹，可以渗入人们的精神世界，改变他们的精神面貌、人生态度、思维方式；另一方面这又是一个先内化再外化的缓慢的影响过程，诗歌和艺术的作用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正因为文化和艺术影响人的这一特点，导致了它们没有受到人们足够的重视。为爱尔兰饥寒交迫的民众、为处于天主教压制下的女性、为被拘禁的政治人物、为爱尔兰的自由和解放，茅德·冈满怀激情地参与到政治活动当中，为之奉献了毕生的心血。她就像面对爱尔兰苦难忧心忡忡的凯瑟琳伯爵小姐一样，想要将自己的庄园、土地、牛羊甚至生命都奉献出来，以挽救处于水深火热中的爱尔兰民众。面对像凯瑟琳一样行动着的茅德·冈，叶芝盛赞她有着“朝圣者的灵魂”，具有为了国家和民族付出一切的高尚品质。但是叶芝又认为“一个女人卖掉自己的灵魂给饥馑的人买面包，这样的故事象征着为政治服务将会失去灵魂的和平和美好以及精神的美丽，而且主要象征着她的灵魂无法安宁”[14]。叶芝曾多次劝告茅德·冈放弃她的政治活动，因为一次次的行动会毁掉她的健康、优雅和在民众中的威望，但最后都无济于事。

《凯瑟琳伯爵小姐》贴近爱尔兰的现实生活，采用的是诗剧的形式，充满着浓郁的抒情色彩，具有神秘和象征的艺术韵味，这为叶芝的戏剧创作定下了思想和艺术的基调。所以罗斯(David A.Ross)认为“叶芝的这部充满激情的诗剧是爱尔兰文学剧场上演的第一部戏剧，因此也被看成是拉开爱尔兰戏剧运动序幕的一部戏剧”[15]。这部戏剧也是叶芝“将个人的情感和思想与基督教爱尔兰的习俗和信仰结合在一起的一种尝试”[16]。在这个戏剧中，叶芝将其对爱尔兰现实的把握、对爱尔兰宗教的看法、对艺术功用的思考、对个人情感的审视等融合在了一起。但是正如艾略特(Thomas Stearns Eliot)所说的那样，叶芝“能用强烈的个人经验，表达一种普遍真理；并保持其经验的独特性，目的是使之成为一个普遍的象征”[17]。《凯瑟琳伯爵小姐》这部作品带着浓烈的私人色彩，但是所思考的意志和选择等伦理问题早已超越了特定的时空。面对金钱、权势、荣誉、色相等的诱惑，我们的灵魂究竟安放于何处，这是每一个读者和观众都值得深思的问题。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建构与批评实践研究”【13&ZD128】阶段性成果。

注释：

[1] See W.B.Yeats,TheCollectedWorksofW.B.Yeats(VolumeⅡ):ThePlays,edited by David R.Clark and Rosalind E.Clark,New York:Scribner,2001,pp.678-679，728-729.

[2]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45页。

[3]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75页。

[4]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74页。

[5]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42页。

[6]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82页。

[7] 本论文所引戏剧文本均出自W.B.Yeats，TheCollectedPlaysofW.B.Yeats,New York:The Macmillan Company,1953,译文为本人自译。

[8]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49页。

[9]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52页。

[10]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53页。

[11]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8页。

[12] A.Norman Jeffares，W.B.Yeats:TheCriticalHeritage，London:Routledge and Kegan Paul,1977,p.82.

[13]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9页。

[14] A.Norman Jeffares & A.S.Knowland，ACommentaryontheCollectedPlaysofW.B.Yeats，London and Basingstoke:Macmillan,1975,p.6.

[15] David A.Ross，CriticalCompaniontoWilliamButlerYeats:ALiteraryReferencetoHisLifeandWork，New York:Facts On File,2009,p.317.

[16] W.B.Yeats，TheCountessCathleenandVariousLegendsandLyrics，London:T.Fisher Unwin,1892，pp.7-8.

[17] [英]T.S.艾略特：《叶芝：诗与诗剧》，《叶芝文集》(卷一)，王家新编选，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年，第40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