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合力论视角分析袁世凯称帝原因

2016-03-14柯育芳赵慧慧

湖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16年5期

关键词：杨度袁氏称帝

柯育芳赵慧慧

(1.2.武汉理工大学，湖北武汉 430074)

建言立论

从历史合力论视角分析袁世凯称帝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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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武汉理工大学，湖北武汉 430074)

洪宪帝制的出现，并非是一场蓄谋已久的政治阴谋，而是多种社会力量共同推动形成。从历史合力论视角分析发现，袁克定对帝制不择手段的激进推动，身边各怀鬼胎者针对袁世凯迷信弱点定制的各种祥瑞，列强围绕自身利益对帝制别有用心的怂恿，杨度为实现政治理想而对政治强人的找寻，书呆子古德诺不看国情的纯学理研究，这些客观因素激发并坚定了袁世凯对帝位的欲望，而新修订的《中华民国约法》又将袁世凯置于无人可以制衡的权位。这些互相交错的力量，产生出民国初年洪宪帝制的总结果。

历史合力论洪宪帝制袁克定袁世凯

近年来，学术界从不同角度研究洪宪帝制，其中有相关文章分析其产生原因，不过，大多是从一个角度解释。但社会历史的发展不是单线条的，而是由诸多因素一起推动形成的。所以，本文试图从历史合力论的视角分析袁世凯称帝的原因。

一、“皇太子”对帝制不择手段的推动

袁世凯长子袁克定政治野心极强，长期以来，迫切希望袁世凯称帝，然后以袁家嫡长子的身份荣膺太子之位，一直不遗余力地撺掇其父称帝。有文献记载：“项城推翻清廷，夙愿已雪，初无帝制自为之意。惟克定狼与野心，怂恿于项城之侧。”[1](P348)为实现其太子梦，袁克定一方面密谋武装政变，企图强行将袁世凯推向帝位；另一方面利用其父迷信心理和阅报习惯，通过制造祥瑞、伪造报纸传递虚假信息来引诱袁世凯称帝。

南北议和后，袁世凯南下就职条件达成，迎袁使团到京不久，北京即发生兵变。此兵变，本由袁世凯授意，作为他不便南下就职的理由。不过，袁当时并不知道该兵变还有另一层计划，即“某公子与左右亲昵者，密谋由第三镇驻京各营擅入东华门，强挟项城入宫正大位”[2](P74)。某公子就是袁克定，不过此计划因未与禁卫军统帅冯国璋商量遭不知情的禁卫军抵抗而失败。

武装称帝计划失败后，袁克定开始利用其父迷信风水的心理，“制造出无数中国传统帝王最容易用来欺人自欺的所谓祥瑞、所谓显圣等以突破迷信老人的心理防线，使他深信称帝乃天意”[3](P183)。他首先暗示其父，袁家男子超不过60岁的怪圈，需要袁世凯登临帝位，以真龙天子的身份和福气，冲破这个奇怪的宿命。随后，“捏造说，袁氏先茔附近生长一株紫藤树，状似盘龙，长逾丈许”[4](P53)，并使袁世凯相信这是预示其称帝的祥瑞。

在他撺掇袁世凯称帝行为中，最典型的是伪造报纸。彼时，《顺天时报》既是日本的喉舌，又是袁氏政府舆论管制的一块真空地带。对帝制跃跃欲试的袁世凯，每天都有阅读《顺天时报》的习惯。袁克定花钱印制《顺天时报》，刊登大量日本支持袁世凯称帝的消息。在错误信息的诱导下，袁氏误把日本当做是支持他称帝的力量。

恩格斯的合力论强调，人是历史发展的主体，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及个人意志对社会的作用。袁克定的太子梦是撺掇其父称帝的内在动力，如此意志下发挥的主观能动性，对民初洪宪帝制出现发挥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二、帝制祥瑞对袁世凯本人和民意的影响

袁世凯称帝闹剧里，“祥瑞”也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其中玉杯事件极具代表性。袁世凯平日里喝茶惯用的九龙白玉杯，是其心爱之物，却被小书童献茶时失手摔碎。为逃避惩罚，小书童说他进房后，看到床上睡的不是袁世凯本人，而是一条五爪金龙盘旋其上，受惊吓之余，不小心打碎茶杯。此般解释不过是脱罪的借口，可惜，迷信的袁世凯却未识破，反而在心底认可了这份天意，当其对帝制举棋不定时，祥瑞的暗示，趁虚而入消解其理智。

类似的祥瑞，还在继续上演。当时北京城的一位天文学家呈文袁世凯，说他多日夜观天象，发现三更以后，有帝王之星朗照某纬度，经仔细勘探发现正是河南项城。现在帝星已向北而来，一个月后就可以到达北京，这是上天的垂象。[5](P45)还有人说，袁世凯老家的坟地，“一边是龙，一边是凤，龙凤相配，主我家应该出一代帝王”[6](P48)。这些针对袁氏迷信心理定制的祥瑞，口耳相传，成为民间茶余饭后的谈资，文化素养有限的普通百姓，开始相信这是预示袁世凯称帝的吉兆，也是不可违逆的天意。

历史合力论认为：“我们自己创造着我们的历史……其中经济的前提和条件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但是政治等的前提和条件,甚至那些存在于人们头脑中的传统,也起着一定的作用。”[7](P619-620)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两千年的帝制，但没有消除与其共生的“传统”，普通民众依然愚昧，他们并不适应当时的共和。辛亥革命之后社会更趋动荡，普通百姓的生活水平非但没有像革命者宣传的那样上升，反而下降，这促使他们认为民国不如大清，共和不如专制。当这些朴素却强大的信念在遇到铺天盖地的预示袁世凯称帝的祥瑞后则更加坚定，然后内化成支持帝制的民意。所以，孙中山才说：“民众愚昧，惑溺邪说，义理不辨，向背失所，袁氏势位赖以得保。”[8](P373)

三、列强对袁世凯别有用心的怂恿

洪宪帝制出现的原因，也有列强基于自身利益对袁世凯称帝的怂恿。最早怂恿袁世凯称帝的是德国。朱启钤回忆：“项城自1913年以后，深感国会政党政治之不可行于中国，浸寻而思求帝制。帝制之兴，盖造端于德国。”[2](P80)1914年一战爆发，德国向俄、法宣战，“为维持中、德和平关系，青岛总督有秘密承认袁氏称帝之文件，青岛被日攻克后，此项文件落于日本之手，日本始悉袁氏称帝之决心，视为奇货可居”[9](P208)。自此日本开始了支持袁世凯称帝的系列活动，有贺长雄数次对袁表示，中国应当实行君主立宪，劝袁登上皇帝之位。首相大隈重信也表态：“袁氏，面对中国今日之难局，绰绰有余地显示其统治能力，不失为中国现代一大伟人，其皇帝自为，任何人亦不至引以为怪。”[10](P33)

日本、德国的明确支持，给了袁世凯称帝的信心。初始不赞成帝制活动的英国，为与日本争夺对袁世凯政府的控制权，也开始支持帝制。英国公使朱尔典表示：“若中国无内乱，则随时可以实行(帝制)，此中国内政，他人不能干涉，行君主立宪政体，是中国不能逃避之举，且系根本解决之法。”[11](P378)甚至将美国拖入，“尔典与美使嘉乐恒亦曾主张君主立宪，前驻京美使柔克义，亦屡言之，南北讨论之时，唐绍仪因一时之感动，未察国家万年之计，主持共和，不可谓非失策”[11](P380)。美国政府旋即申明：“决定我们态度的诸因素中应该包括这个改变是否为人民所接受，以及由此产生的维持秩序的能力，这个见解得到了国务院的赞同。”[12](P135)这些国家的态度，让袁世凯相信，国际方面均支持其称帝，所以才表示：“此事在外交一面，我已办妥，汝等可不必管。”[13](P20)

历史合力论认为，人们的意志各异，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独特的动机和目的,并进行着不同的活动，“其中的每一个都希望得到他的体质和外部的、归根到底是经济的情况(或是他个人的、或是一般社会性的)使他向往的东西”[7](P620)。彼时，帝国主义各列强在他们所“向往的”国家利益驱使下，对袁世凯的怂恿，成为推动洪宪帝制的重要力量。

四、古德诺和杨度对帝制客观上的推波助澜

精通法国议会制度和美国总统制的政治学家古德诺，于1913年5月担任袁世凯政府的法律顾问，协助民国宪法的起草和政治改革。刚到北京协助制定宪法草案时，古德诺尽力维持行政权和立法权的平衡，但随着对中国实际政治情况的了解，他对天坛宪法草案中责任内阁制的设定提出怀疑，认为“中国无论在气候方面，还是在地理方面都呈多样性，缺乏足够的交通、通信手段。而且，在中国解决全国性问题时人民缺乏政治参加之经验，政党发展也不够”[14](P117)，并不具备实行责任内阁制的条件；从辛亥革命后的实际执行情况看，该制度在中国也没有充分发挥其功能。基于这种认识，1915年7月中旬，古德诺在评价共和与君主的优劣，并分析中国适合何种国体时建议：“当日最善之策，莫如保存君位，前渐行之于立宪政治。”[14](P123)这位政治学知识过硬的美国顾问对中国国体的意见，对帝制运动产生了重大影响。据美国来华外交官芮恩施回忆，时任袁世凯秘书的顾维钧曾告诉自己，对于称帝“袁世凯本人也是很迟疑的”[12](P160)，后之所以下定决心，古德诺的这篇《共和与君主论》是一个因素。这篇纯学理的文章，流传出去后成为“人们用来支持实行帝制的特别有力的证据，因为这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共和国的公民的意见”[12](P162)。

杨度精通帝王之学、醉心于君主立宪，他将目标锁定在政治操纵能力强悍并青睐君主立宪政体的袁世凯。民国初年，杨度在看到内阁更迭频繁、政局动荡不安、社会秩序混乱时，将自己“非立宪不足以救国，非君主不足以成立宪”的思想，整理成《君主立宪论》转交给袁世凯。袁世凯阅后立即批复：“姑密之。然所论列，灼见时弊，可寄湖北段芝贵精印数千册。”[15](P458)杨度用学理上的政治学术语，包装了袁世凯上不了台面的君主制思想，袁世凯强悍的政治操纵力，为杨度提供了实现其政治理想的机会。二人一拍即合，筹安会成立，帝制运动“未几则全国风行，如野火燎原，一发难收”[3](P172)。杨度组织的筹安会，在学理方面对国体的讨论和对民意的炮制，给袁世凯造成一种错觉，不管是从学术研究的客观性上，还是政权基础的民众支持率方面，称帝都是大势所趋。

历史合力论认为，每个人的文化背景、利益需求不同，个人利益之间必然存在着冲突，每个人都不可能完全按照自己的意志办事。只关注学术研究的古德诺，一心实现自我政治理想的杨度，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都没能按照自己的意志办事，不自觉间沦为洪宪帝制的帮凶。

五、《袁记约法》对压制袁世凯皇帝梦的力不从心

洪宪帝制最终出台，关键还在于袁世凯的皇帝梦。那么，袁氏的皇帝梦是从什么时候正式露出苗头的呢？通过分析，笔者认为是《袁记约法》出台之后。在这之前袁世凯的政治理念虽更倾向于君主立宪制，但对于共和制尚有期待，并积极践行过[16](P363)，只是在具体的执行过程中感受到它的诸多弊端之后，才将目光重新放回君主立宪制。

《临时约法》赋予袁世凯的权力相当有限，责任内阁制下，内阁代元首对国会负责，大总统几乎成为虚职。在实际运作过程中，内阁又几乎自成体系，重要的是，内阁对政府的不配合，并非出自国家利益，而是来自于政党偏见，这导致政府的执行力大打折扣。对此，有激进派如章太炎者，曾急呼：“大总统纵览政务，责任攸归，此存亡危急值倾，国土之保全为重，民权之发达为轻，国之不存，议员焉托？宜请大总统以便宜行事，勿容拘牵《约法》，以待危亡。”[17](P72)此话虽略显偏激，但也指出《临时约法》对当时中国现实政治的诸多牵绊。

在此背景下，天坛宪法草案中责任内阁制对总统权力的制约，引起袁世凯的强烈不满，遂要求增加总统权力，但这一要求被国会搁置，并再三拒绝听取政府方面的陈述。国会的乖张，坚定了袁解散国会的决心。故他公开陈述自己对宪法草案的意见，借整个社会的力量，解散了国会，并取消了国民党党员担任议员的资格。随后组建由清末官僚和守旧分子组成的咨询机关，对袁世凯的提案几乎一致通过，而根据袁世凯的意见炮制出的《袁记约法》，完全消除了责任内阁对总统的制约。

历史合力论认为：“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历史合力,即历史结果。”[7](P620)

袁世凯最终走向洪宪帝制的这个“历史结果”，确是由“许多个单个的意志在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民国初年，青睐君主立宪制的袁世凯为时势所迫，顺应了民主与共和的潮流，开启了践行共和的历程，结果发现标榜民主的政治力量对他处处掣肘，并非出于国家利益，而是党派之争，失望之余，袁世凯开始了与“共和力量”的斗智斗勇，用强硬政治手腕通过的《中华民国约法》，将自己置身于无人制衡的权位。而杨度用专业的政治学知识包装了自己不够激进却足够稳健的君主制思想，于是，二人在对政治理想的共同追求下开始心照不宣的合作。在袁世凯尚游移不定之际，古德诺对帝制更权威更专业的学理论述“恰到好处”地坚定了其称帝的决心，洪宪帝制在多个意志的推动下最终登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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