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群涛

(武汉大学 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朋克文化身份的“三重变奏”*

吴群涛

(武汉大学 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四十多年来，朋克文化从“地下”走上“地面”，在“边缘”对抗“中心”，其发展经历了“三重变奏”。作为西方60年代反文化运动的延续和发展，朋克文化带有反叛和颠覆的先天基因，具有反文化倾向。随着英国文化研究的兴起和发展，工人阶级文化和消费文化结合后兴起了亚文化研究热，有独特风格的朋克亚文化身份得到了学界的认可。由于朋克族所坚持的边缘和地下的文化身份无法逃脱被商业方式和意识形态收编和同化的命运，朋克文化一度成为流行文化的一部分。朋克文化身份的嬗变既折射出当代青年文化一定的发展规律，也体现出反文化、亚文化和流行文化之间矛盾交织、密不可分的关系。

朋克文化；反文化；亚文化；流行文化；嬗变

“朋克”(Punk)是一种当代青年文化，兴起于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英、美两国，以另类的音乐、服饰为主要表现形式，其影响遍及电影、文学、政治、经济等领域。四十多年来，活跃在世界舞台上的“朋克族”以特立独行的生活方式吸引了越来越多的青少年，朋克风格也逐渐突破青年亚文化边界，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美国学者詹姆逊认为，“朋克”既是风格又是内容，造就了一种生活方式，同时，这种造就本身也成了一种朋克形式，“它比以前的任何东西都新奇而不同”[1]。早在80年代初期，朋克文化就通过多种途径传入中国，并在90年代中后期掀起了一股“朋克狂潮”，是中国摇滚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也是当代中国青年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东西方文化传统、意识形态、审美观念等多方面的原因，人们对朋克音乐、朋克运动、朋克艺术等存在片面的认识甚至误读，造成了朋克文化在中国传播的困境和发展的畸变。本文拟从源头梳理不同时期朋克文化现象，分析其主要特征和影响，以厘清朋克文化多重身份的嬗变历程和内在联系。

一、追根溯源：朋克文化的兴起

根据《牛津英语辞典》，有文字记载的“punk”一词最早出现于1575年，原来指代底层社会的各种边缘人物，具有浓厚的贬义色彩。从上个世纪70年代初期开始，“punk”才既指代朋克摇滚乐或乐迷，也含有小流氓或无用的东西、废物等意思[2]。1970年代的英国，社会民主化舆论与保守的撒切尔主义之间出现了一条巨大的文化裂缝。在1976到1977年间，朋克音乐作为一种对特殊社会和政治背景的回应在英国兴起，其标志是1976年9月20日到21日，在位于伦敦牛津街的“100”俱乐部中，多支具有影响力的英国乐队出场，包括“性手枪”、“冲撞”、“诅咒”、“苏克西女妖”、“嗡嗡鸡”等，进行了持续两天的疯狂演出。他们的音乐以“三分钟、三和弦”为主要特征，简单、快速、喧嚣、重复。成员大多穿着破、旧、露、紧身、深色的衣裤，在安全别针的作用下勉强遮住身体，男性竖起彩色鸡冠头，女性留光头，他们在身上很多部位穿刺、打孔，上饰环。此次联合演出影响极大，从此，这种疯狂的摇滚乐正式被命名为“朋克”，1976成为了摇滚历史上的“朋克元年”。朋克摇滚极大地改变了英国的音乐状况，在西方多国也获得了大批年轻人的响应，朋克运动由此爆发。

然而严格说来，英国并非朋克文化的发源地。朋克运动的根源可以追溯到60年代早中期的一些美国乐团，如MC5乐队、“地下丝绒”乐队、“纽约妞”乐队等，他们反商业化、反传统，是后来英国朋克乐队的原型和朋克运动的先驱[3]。到70年代中期，朋克乐在纽约渐渐从“地下”来到“地上”发展。1974到1975年间，美国青年莱格斯·麦克尼尔与朋友商量创办一本专门的纽约地下音乐杂志，在命名时，他觉得：

“朋克”这个词好像概括了所有我们喜欢的这些事情的思路——酒醉的、可憎的、聪明但不假模假式的、荒谬的、可笑的、讽刺的，以及所有偏向黑暗面的那些东西[4]。

而且，这个词听起来特别有力量，正好表现了当时年轻人的颓废、叛逆与愤怒。于是，一本名为“朋克”(PUNK)的另类杂志诞生了，定位为世界各国前卫青年自由表达思想、交流音乐主张的阵地，至今仍然存在。1975年，长期活跃在纽约地下音乐圈的女诗人帕蒂·史密斯发行《马群》(Horses)，这是第一张正式发行的朋克音乐专辑。史密斯被称为美国“朋克教母”，她在伦敦的演出也引起了极大的反响。正是通过史密斯等美国乐人在英国的频繁演出、《朋克》杂志的流传，“朋克”这一说法不胫而走。1973到1975年间，来自英国的麦克拉伦任美国“纽约妞”乐队的经理，在该乐队解散后，他回到伦敦组建“性手枪”乐队，延续“纽约妞”乐队的音乐理念。麦克拉伦还与韦斯特伍德经营一家服装店，为伦敦地下乐队设计、提供朋克风格的服装，韦斯特伍德后来成为国际著名服装设计师，是公认的英国“朋克教母”，其服装设计将朋克文化传播到了世界各地。此后，朋克“从音乐领域发端，多涉及性、毒品和暴力内容，呈现出颠覆性、叛逆性以及无政府主义风格”[5]11，成为70年代英美最引人注目的文化现象，英美两国在朋克运动的兴起和发展中都发挥了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缺一不可。

二、朋克的反文化倾向：“反主流，反权威，反媚俗”

在诞生之初，朋克文化承载着延续和发展西方60年代反文化运动的使命，先天就带有反叛和颠覆主流文化的基因，具有明显的反文化倾向，因此遭到主流文化和多数人的抵制，但也获得了意想不到的发展契机。比如，在伊丽莎白女王登基25周年之际，“性手枪”乐队以歌曲《上帝拯救女王》、《英国无政府主义》挑战皇室权威，并在电视访谈中口出秽言，直接导致该乐队引起公愤而被主流媒体封杀，却也激发出年轻人对朋克音乐的好奇。无论英国还是美国，热衷于朋克的年轻人主要来自工人阶级家庭，这使得朋克与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嬉皮士群体和以底层黑人青年为主体的嘻哈族明显区别开来。他们是战后“婴儿潮”中出生的一代，普遍受过良好教育，但在70年代遭遇经济衰退的冲击，难以从事满意的工作，整日无所事事，多沉迷于性、毒品和摇滚乐中。

众所周知，在两次世界大战的连续冲击后，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西方社会出现了由现代主义思潮、现代意识和现代派文艺组成的现代主义文化思潮，其典型表现之一就是具有非理性特征的反文化。所谓“反文化”(counter-culture)，一般是指有意识地反叛社会现状、背离主流文化思潮和运动，因其主体大都是青年人，也称青年文化运动[6]，包含60年代发生在美国社会中的一切抗议运动，如同性恋者权利运动、妇女解放运动、黑人民权运动、反集权民主运动、反战和平运动、环境保护运动等政治运动，也包括垮掉派、嬉皮士、嘻哈文化、雅皮士等发生在文学艺术领域的文化运动。各类反文化运动虽然表现形式不同，本质上都是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否定和批判、对资本主义文明及其价值观念的讽刺和抨击，对工业化社会主导价值观念的怀疑和挑战，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人们对主流文化的盲从态度，开始进行批判性反思，甚至深入到理论层面考察反文化与主流文化之间的矛盾张力。然而，这些曾经席卷西方国家的反文化运动似乎在60年代末期归于沉寂，并于70年代开始分崩离析[7]。

随着美国对越战争步入尾声，曾经怀着理性主义梦想的嬉皮士们在享乐主义的泥沼中沉沦，嬉皮士文化运动逐渐偃旗息鼓；英国摇滚也开始走商业化路线，追求利益最大化，变得媚俗和堕落，很多年轻人对此失望不已。在此过程中，嬉皮士队伍内部产生了分裂，“一部分走向平静，另一部分则变成更反秩序、更有杀伤力的朋克青年”[8]。一些激进的年轻人提议颠覆和摧毁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建立起有明晰界定的亚文化群体，并要求其成员言行举止必须符合其独特的价值观和信条，形成与主流文化相对立的朋克反文化。他们用简陋的音乐把叛逆行为和精神提升到哲学层次，试图在当代流行艺术领域表现西方非理性主义哲学思潮。从思想根源上看，朋克文化与法国现实主义绘画流派、达达主义艺术运动、美国垮掉派运动、沃霍尔的“工厂”和众多70年代的摇滚乐队一脉相承，天生“反骨”，而且朋克族们天生所具有的反文化特征——抵抗精神，从一开始就表现得特别强烈。

朋克一族的反文化身份清晰可辨，他们以“符号游击战”的服饰宣扬朋克“身份”，以声嘶力竭的嚎叫呐喊和弹奏粗糙的摇滚音乐演绎朋克“身份”，还用抄袭、拼贴、戏仿、解构等艺术手法标榜朋克“身份”。无论其表象如何复杂，朋克文化的本质都是“强调对中产阶级虚伪或新保守主义概念的反叛”，主张“重新回到最基本的层面来建构真正有用的知识”，希望“将中产阶级的幻象拉回到最基本的层面上”，以抵制整体国家文化意识[9]。事实证明，以“反主流，反权威，反媚俗”为宗旨的朋克运动的确掀起了60年代后青年反叛运动的又一次高潮。凭借其鲜明的抵抗风格，朋克运动不仅在英美造就了“一种强有力的文化现象”，还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朋克风”，对已走入绝境的嬉皮士文化进行了有力的颠覆和批判，使得更多的年轻人相信普通人都可以用简单的三和弦音乐来表达心灵和精神诉求，达到了抨击日趋腐朽的资本主义文化对人的生命力的压抑和束缚的目的。[10]

作为反文化的朋克虽然追求的是批判和摧毁主流文化，但从辩证发展的眼光来看，它剔除了主流文化中过时的、没有生命力的部分内容，代之以极其有活力的新鲜血液，对主流文化起到了一定的积极建构作用。对此，台湾学者张铁志认为，精神空虚颓废、“没有未来”①的朋克们，“头上长角，身上穿刺”②，其实是力图通过标新立异、引人注目的行为和风格将其反文化的身份充分地表现出来[11]71。由于独特鲜明的风格和持续广泛的影响，朋克被公认为“二战以后英国青年亚文化的集大成者”[12]，亚文化研究的首选对象和关注热点。

三、朋克的亚文化特征:“各立门户，自成一体”

“亚文化”(subculture)最早是一个社会学概念，又称次文化或非主流文化，是相对于主流文化而言并从主流文化中衍生出来的新兴文化，“小众文化”。与“在文化权力关系上占据主导地位的”、“反映了占主导地位的社会阶层的意识形态”的和“受到政府支持的主流官方文化”的主流文化截然相反，“亚文化”包含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有别于主流文化，在文化权力关系上处于从属地位，在文化整体里只占据次要地位[13]。如今亚文化已经走出了社会学范畴，进入政治、经济、文化、文学、艺术等多领域，指代拥有不同于主流行为或信仰的一种文化或一个群体，他们有意使自己的服装、音乐或其他生活方式与“大众”不同，从而背离传统价值观。亚文化的作用主要表现在对主流文化造成一定的冲击和影响，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主流文化的积极发展，也可能被主流文化收编和利用，因此，亚文化的形象和地位不是固定不变的。亚文化的产生通常是先获得特定群体的认可，再凭借该群体的力量发展起来，对于这些特定群体而言，亚文化就是他们的“主流文化”。亚文化群体通常“各立门户，自成一体”，为了追求标新立异，“不同的风格之间水火不容”[14]64-65。因此，从风格上就可以界定不同亚文化群体，亚文化的影响和地位也与其风格紧密相关。亚文化和反文化有许多共同点，区别主要在于两者在行为活动中强调政治意义的程度[15]。

在朋克音乐爆发流行之初，朋克族们诡异的妆容、喧嚣的音乐、放纵的性生活、对毒品的滥用等行为，曾激发广大保守中产阶级的反感和抵制，斥之为不可理喻的“民间恶魔”(folk evils)。在主流意识形态看来，朋克族滥用性、暴力和毒品，无疑是极为反动的团体。只有少数文化学者注意到，朋克倡导无政府主义思想和反叛传统、追求创新的精神，并非绝对的反文化。朋克文化之亚文化身份的确立应归功于伯明翰文化学派。早在1975年，伯明翰传统的青年亚文化研究的开山之作，由霍尔主编的《仪式抵抗》就已问世。由此开始，人们视“离经叛道的青年亚文化为资产阶级主流文化的一种叛逆和挑战”，给予亚文化以“认肯”，承认了它们表现出的“风格”，将其重新定位为“带有时代特征的文化范式”[16]121。朋克兴起后不久，英国文化研究中读者最多、流传最广的一本专著[17]，文化研究史上“里程碑式的作品”[18]《亚文化：风格的意义》(1979)问世，该书作者赫伯迪格以朋克文化为主要研究对象，对多种青年亚文化现象进行综合考察后，指出朋克表征着当代问题的整体症候，应被称为一种成功的文化“奇观(spectacle)”[14]109，由此，朋克惊世骇俗的表象下所蕴含的精神价值被发现和关注。青年女学者默克罗比更是推波助澜，强调朋克元素几乎已经遍布音乐、服饰、发型、图像、文字等社会各个层次和角落，在艺术和大众媒体领域皆受瞩目，其影响不容小觑[19]。

具体而言，在赫伯迪格看来，作为亚文化的朋克区别于其它流派的最主要特征是朋克族的“DIY”③精神和创新意识。例如，由于过分强调高超的演奏技巧、炫丽的舞台效果和玄奥晦涩的概念表达，60年代兴起的摇滚乐发展到70年代已经与年轻人的生活脱节，无法表达年轻人的迷茫、失望、挫折和愤怒，失去了广大年轻人的热爱。而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新兴的朋克音乐对表演者的音乐素养、演出场地的规模没有要求，使人们相信人人都可以玩音乐[5]379。可以说，“朋克音乐使音乐的产生到表演都具有DIY的精神”[11]71。此外，朋克在服饰和发型上更是将DIY发挥到极致，具体表现为对精细、工巧的对抗，呈现出极其简单、直接、粗糙的形式。朋克族一般不修边幅，外表邋遢，以对抗矫揉造作的嬉皮士摇滚明星，并在这种抵抗过程中形成了别具一格的朋克美学。为了区别于精致典雅的摇滚明星，“朋克族”经常带着锁链、双颊凹陷、穿着皮夹克、透明T恤，操着粗言秽语，通过“流浪儿般的修辞”和“对阶级意识的痴迷”，表现出“颠覆了前一代摇滚音乐家们的理性姿态。”[16]123赫伯迪格断言，“没有哪一种亚文化比朋克具有更坚定的决心，让自己脱离由种种正常化形式构成的、被视为理所当然的景观，也没有哪种亚文化会给自己招致如此激烈的非议”[14]21。赫伯迪格的论断只是基于短时间内的朋克现象，存在片面、武断的问题，却奠定了朋克在众多亚文化流派中的重要地位，使得朋克文化的亚文化身份牢固确立。对此，陆扬认为，“赫布迪基朋克美学恰恰就是在艺术家与受众之间日益扩大的隔阂中发展成形的。故而它可以被解读为揭示迷幻摇滚诸多内在矛盾的一个尝试”[16]122。作为亚文化的朋克文化与主流文化对抗的立场没有动摇，而是通过向公众展示朋克文化内涵，加强与主流文化的接触和互动，得到了大众的关注和了解。

一般而言，人们对于亚文化现象持有矛盾的看法。一方面，主流意识形态和大众传媒将亚文化极度丑化，完全忽视其积极面，意图通过夸大亚文化造成的“道德恐慌”来对其进行打压。另一方面，在现代社会商品化浪潮中，大量的亚文化风格与元素被商业生产收编，批量商品的制造和无处不在的广告使得具有亚文化风格的东西变成大众流行文化的一部分，消弭了亚文化的独特性和反抗性，导致众多亚文化风格走向终结。朋克文化也概莫能外。伯明翰学派主张以折中的方式解读亚文化，一方面承认它对主流文化的反抗性并肯定其积极意义，另一方面也中肯地指出亚文化的负面影响、发展困境和暗淡前景。自从赫伯迪格首次为其“正名”，朋克与主流文化相疏离的亚文化身份逐渐得到了人们的普遍关注，随着朋克“反叛、反叛、再反叛”的核心价值观广为人知，其矛盾身份问题也日益凸显。如果说作为反文化和亚文化的朋克在文化身份上出现了部分矛盾的话，被商品方式收编和意识形态同化后成为流行文化则是朋克文化矛盾身份的激化，陷入不知何去何从的困境。

四、朋克的流行文化色彩：“商业化”、“时尚”

“流行文化”(popular culture)，有时也称为大众文化，顾名思义，即在社会上广泛流行、获得普遍认可的文化现象或生活方式，如畅销书、流行色、歌曲、舞蹈、电影等。从70年代初兴起开始，朋克文化就处于时尚前沿，吸引了全世界年轻人的目光，在主流意识形态的严格控制下于70年代末期暂时沉寂。直到80年代末期，朋克音乐才在美国西北地区再度开始流行，著名的朋克乐队有“涅槃”、“绿日”、“傀儡”、“雷蒙斯”、“后代”等，其中“涅槃”乐队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更是在全球掀起朋克旋风，他们的“垃圾乐”(grunge)承续70年代的朋克精神，却具有简洁优美的旋律和打动人心的歌词。他们极力拒绝唱片工业的干预，追求纯粹的反叛音乐，竟然成为音乐公司的生财利器，理想与现实的反讽落差直接导致乐队主唱柯特·科本陷入严重的精神危机，最终走上不归路。“科本之死”是90年代摇滚大事件，引发了人们对摇滚精神、朋克精神的热烈探讨，为朋克的流行加温。

大约同一时期，朋克文化突破音乐单一载体，亮相屏幕，纪录片《1991：朋克突围之年》、影片《发条橙》、《猜火车》、《天生杀人狂》、《搏击俱乐部》等陆续问世，引发极大争议。进入新世纪以来，主流媒体对朋克文化颇多关注。2010年，美国国家图书奖非虚构类大奖颁给了帕蒂·史密斯，表彰其自传《只是孩子》对纽约朋克文化发展历程的记录和反映。2013年5月，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以“朋克：从混沌到时尚”为主题，对1970年代以来具有朋克风格的服装、配饰、电影、音乐等场景进行了精心的布置，甚至展出了朋克“老巢”——CBGB④内厕所的复制品。该展览持续半年之久，吸引了众多时尚爱好者参观浏览。同时，在伦敦维多利亚及阿尔伯特博物馆也举办了大卫·鲍伊艺术回顾展，引起人们对70年代朋克摇滚的怀念和回味。新世纪这股朋克复古风甚至还吹到中国，2014年9到10月，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也以影像资料再现朋克浪潮曾经的辉煌。以上种种，无不显示出朋克文化的流行趋势和艺术价值。

早在朋克音乐兴起之初，主流唱片公司就试图从其中获利，但很多时候遇到来自朋克族内部的阻力，因为朋克音乐的理念在于坚持音乐的纯洁性，唱片公司的牟利动机让朋克歌手们反感，他们联合起来制作低成本的唱片发行，但在商业大潮的冲击下难以为继。朋克文化对流行艺术造成的影响还是无法使其抵挡被商业收编和利用的命运。20世纪末，朋克摇滚依然是一个热门话题，“绿日”乐队在商业上取得了巨大成功，有力地推动了“朋克复兴”。但这一“复兴”已经失去了很多朋克的“本色”，由于大公司操纵的商业运作背景，朋克精神“愤世嫉俗”的一面被压制，代之以“健康向上”的商业流行因素，发展出了“流行朋克”。正式进入主流摇滚后，朋克音乐保持简洁的音乐线条和飞快的速度，音乐却愈发沉重起来。强力流行乐讨好的形象和更加圆滑的音效、讲究的编排使听众再难感受朋克力量。著名朋克音乐人理查德·希尔承认，“朋克本来要成为一种意识与理念的形式，后来却腐化成为一种风格或时尚”[20]。

此外，在朋克文化四十多年的发展历程中，产生了新、老两代朋克族。虽然同为朋克文化的忠实拥趸，新、老朋克族之间仍然存在很多分歧。比如，朋克文化的流行使得很多老朋克族产生了幻灭感，因为在他们看来，朋克按其精神应该是处于社会边缘的文化，理当坚定地拒绝变成流行文化，“流行朋克”是个悖论。然而，对于新朋克族来说，流行才能体现朋克文化的价值。如果朋克不时尚，也不“酷”，就无法实现朋克文化的主张——“打翻世界甚至包括打翻自己”。但是，在流行的过程中，朋克文化的反叛性无可避免地被削弱，其精髓也逐渐被忽视、误读，仅剩符号、象征意义。成为了流行文化的朋克未来将如何保持自身的独特风格、精神诉求和边缘地位，已然成为一个无法解决的难题。无可否认，作为当代流行音乐和青年文化中非常重要的流派，朋克文化已经成为当代文学与文化批评研究的通用词之一[9]211，其内涵和特征随着时代的发展也不断变化。曾经，朋克族的反叛精神令人震惊，将风格迥异、互不兼容的音乐传统和服装风格结合，实现了“神秘的结盟”，从而构成了“震惊的风格”。如今，朋克文化已经从反文化的社会边缘进入了世界文化舞台的中心，代表着反叛和颠覆传统的文化力量，也含有不断创新与超越之义。

五、结　语

曾经被认为不过是“昙花一现”的文化经久不衰，焕发出了新活力，表现出与当初截然不同，却又一脉相通、相反相成的特征。朋克文化虽然曾受到主流社会文化的否定、排斥乃至批判，却不断获得一代又一代年轻人的爱好和支持，发展至今已经不只是时尚的代名词，还具有了主客体统一的审美意蕴、美学内涵和文化身份，从堕落、颓废、边缘的反文化和亚文化地位到进入流行文化的行列，文化身份的变化意味着文化独特性风格的消失。从与主流文化相对立的反文化身份发端，到作为疏离于主流文化的亚文化身份艰难发展，直至成为主流文化的组成部分，其文化身份的矛盾性日益凸显，体现出当代青年亚文化普遍具有的矛盾性身份特征。从朋克文化身份的嬗变历程，不仅可以看出社会观念的变迁和文化研究的发展，对于全面认识和客观评价当代青年文化也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和示范作用。

注释：

①“性手枪”乐队《上帝拯救女王》歌曲中的歌词。

②朋克族的莫西干发型和身体刺青。

③DIY,是do it yourself的首字母缩写，意思是“自己动手做”。

④“CBGB”是“CBGB-OMFUG”的简写，是美国纽约下东区的一家摇滚酒吧，公认的朋克音乐发源地，其名字由代表乡村(Country)、蓝草(Blue Grass)和布鲁斯(Blues)音乐风格的单词首字母缩合而成，于1973年开业，2006年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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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文格)

Triple Variations of Punk Culture Identity

WU Qun-tao

(SchoolofChineseLanguageandLiterature,WuhanUniversity,Wuhan430072,Hubei,China)

After 40 years’ development, punk culture moves from the underground to the over ground and from the margin to the center. Its identity undergoes triple variations. As a later phrase of the 1960’s Western counter-culture movement, punk was born with rebellion spiri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Britain Cultural Studies, the combination of working class culture and consumerist culture, a sub-culture study trend erupted. During which the special styled sub-culture identity of punk culture was acknowledged by the academics. Since the punk could not resist the corporation and assimilation of the market and ideological power, punk culture becomes a part of pop-culture. This evolution history of punk culture identity not only reflects some rule of contemporary youth culture, but also indicates the close relationship of counter-culture, sub-culture and pop-culture in a way.

punk culture; counter-culture; sub-culture; pop-culture; evolution

2015-11-19

吴群涛(1981-)，女，湖北省武汉市人，武汉大学文学院博士生，湘潭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主要从事当代英美文学与文化研究。

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项目(13YJC751017)

B83-0

A

10.3963/j.issn.1671-6477.2016.03.0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