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　圆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北京　100089)



全球环境治理：国际关系中的环境问题研究

周圆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北京100089)

【摘要】当今全球环境治理已经成为较为成熟的研究领域。从最初的环境问题进入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发展至环境问题进入全球治理研究，随后全球环境治理概念问世并迅速发展，研究内容从最初的国际制度、非国家行为体的作用等，不断扩展与深入，至今展现出多角度多层次的特点，既迎合了当下国际形势发展的需要，也能够为未来的全球层面上的环境治理工作提供前瞻与指导。

【关键词】全球环境治理；全球治理；国际关系

环境问题进入国际关系研究视野的时间比较晚，远不如对于战争、冲突的研究历史悠久。它的逐渐被重视，正是环境问题日益严重的反映。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曾言：“人类若要避免毁灭自己，只有从现在起彻底治理自己造成的污染，并不再使其发生。我相信，这只有靠世界规模的合作才能实现。”[1]国际关系学界对于环境问题的研究，对于全球环境治理的研究，正是对于这一担忧的回应。

1972年6月，在瑞典的斯德哥尔摩举行了第一次全球政府间环境会议——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世界各国政府在会上共同讨论当代环境问题，探讨如何更好地保护全球环境，会议通过了《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宣言》，呼吁各国政府和人民为维护和改善全人类共有的环境，造福后代而共同努力。这次会议后，总部位于肯尼亚内罗毕的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建立，标志着全球环境治理进程的启动。

经过四十多年的发展，随着全球性环境问题的凸显和国别性环境问题的恶化，随着对于全球治理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全球环境治理(Global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已经成为国际关系学界以及环境政策学界学者共同推崇的一种系统性的分析范式，而建立合理有效的全球环境治理系统，更是全人类的共同期盼。

2015年8月2日，联合国193个会员国就2015年后发展议程达成一致，形成了题为《变革我们的世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共识文件[2]。 这份共识文件既反映出国际社会对于环境问题日益重视，亦反映出以联合国为代表的国际社会对于建立更加行之有效的全球环境治理制度的呼吁。2015年12月，巴黎气候大会成功举办，巴黎气候协议出台，这份协议在一定程度上代办了人类在全球层面上对环境的治理与管理进入了一个新的层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巴黎大会上的演讲中提到中国要“推动建立公平有效的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机制，实现更高水平全球可持续发展、构建合作共赢的国际关系”[3]。

本文正是基于此背景，首先分析环境问题是如何进入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其次分析全球治理中的环境治理是如何兴起的，最后介绍全球环境治理理论的发展与历史。

1国际关系研究中的环境问题

早在古希腊著名的历史学家修昔底德(Thucydides)所著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和著名哲学家柏拉图(Plato)的《理想国》中，都曾将雅典和斯巴达进行对比，斯巴达人在自然条件的限制下消耗资源，而雅典主要依靠进口，对于资源的消耗并不加以限制。虽然贸易进口带来的相互依存发展模式为雅典带来了活力，然而同时也使其安全具有脆弱性。因此从安全角度来说，修昔底德和柏拉图都认为自给自足的城邦更为安全，也都更为认可有节制消耗资源的发展模式[4]。18世纪英国人口学家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更是提出如果人口增长超过于农业产出，供不应求会导致饥荒、疾病和战争。这些都体现出早期思想家们具有的朴素的可持续发展观念，并已经将环境因素纳入安全议题考虑。

进入20世纪之后，随着科技的进步，经济的发展，环境问题的日益严重，国际关系学界也开始关注环境问题，例如出现了大量的新期刊聚焦于环境问题[5]，国际关系理论也开始出现环境和生态的绿色理论(Green Theory)分支，通过不同的研究角度研究国际关系中的环境问题[6]。

首先，新自由制度主义国际关系学者提出国际机制理论，用以分析环境问题。1977年，约瑟夫·奈(Joseph S.Nye)和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O.Keohane)出版的《权力与相互依赖》一书中就对生态环境问题进行了探讨，提出“对联盟、国际经济体系、为工业污染物持续增加所威胁的生态体系而言，采取集体行动预防灾难是必要的[7]。” 1983年厄恩斯特·哈斯(Ernst Hass)强调了国际机制理论的生态进化和生态变革理论取向，他认为生态不单是自然科学的一个概念，它也是反映国际社会发展的一条重要原则[8]。之后，国际制度理论更是成为全球环境治理的核心理论观点。

第二，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绿色转向。国际政治经济学是政治学和经济学结合后产生的一种有关国际问题的理论，它的研究对象是全球范围内政治过程与经济过程的互动，涉及的范围十分广泛。1978年丹尼斯·皮雷奇斯(Dannis Pirages)的《全球经济政治学：国际关系的新内容》中就提到国际政治经济学应向世界政治经济学发展，研究对象包括世界经济、生态、技术、伦理等问题[9]。1989年，英国经济学家大卫·皮尔斯(David Pierce)撰写的“绿色经济蓝图”报告中首次提出“绿色经济”概念[10]，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爆发，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发起了在全球开展“绿色经济”和“绿色新政”的倡议[11]，大量关于环境和生态的研究出现在国际政治经济学中。

第三、安全研究开始重视环境问题。1987年，第42届联合国大会一致通过了布伦特兰委员会提交的著名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该报告强调，安全的定义必须扩展，超出对国家主权的政治和军事威胁，把环境恶化和发展条件遭到破坏包括进来，并首次使用了“环境安全”这一概念。报告明确指出：“传统上理解的安全的整个概念——从对国家主权的政治和军事威胁的角度来认识的概念……必须加以扩大，以便包括日益增长的环境压力的影响……地方的、全国的、区域的和全球的影响[12]。”冷战的结束，以及全球环境状况的恶化，推动了理论学界对于环境安全的研究。在最新关于环境安全研究的著作《环境安全：途径和议题》一书中，丽塔·弗洛伊德(Rita Floyd)认为对于环境安全的研究呈现碎片化的倾向，而缺乏总体上的把握，于是将环境安全领域内的各项研究进行了整合，包括水、食品、可持续发展、能源和气候变化等等多项内容。

2全球治理与全球环境治理研究

全球治理理论的出现是对全球化挑战的一种政治上的回应。“全球治理”一词最早出现在詹姆斯·罗西瑙(James N.Rosenau)的《没有政府的治理》一书中。1992年，28位国际知名人士发起成立了“全球治理委员会”(Commission on Global Governance)，该委员会于1995年发表了《天涯成比邻》(Our Global Neighborhood)的研究报告，较为系统地阐述了全球治理的概念、价值以及全球治理同全球安全、经济全球化、改革联合国和加强全世界法治的关系。之后全球治理这一理念伴随着全球化的迅猛发展，发展成为一个同时包含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的概念，学术界的主流思考从对政府间国际组织和法律的研究转向了全球治理[13]。

进入21世纪后，随着全球形势的变化，对于全球治理的思考与分析在国际关系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许多新的视角和新的研究对象被引入，全球环境治理即是其中之一。它是对环境问题具有地区性、跨国性、全球性等基本特征的回应，是全球治理理念与环境领域的交叉。

全球环境治理现已发展成为政治科学、国际关系、公共政策、法律和环境研究等等学科的突出子领域。它有自己的核心刊物《全球环境政治》，有自己的核心理论支撑，例如加勒特·哈丁(Garrett Hardi)的“公有地的悲剧”[14]，同时也有自己的研究关注，即是全球环境问题。国际关系的两大主流理论，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对于全球环境治理问题都有着各自的解释。现实主义者关注权力的产生，这种权力怎样被非国家行为体使用，霸权国家在环境问题中发挥的作用等等。而新自由主义者则关注怎样通过合作以及确立制度去解决国家间的冲突，也就是国际机制的作用。

3全球环境治理理论的历史发展

国外学者对于全球环境治理的研究基本上开始于1972年斯德哥尔摩联合国人类会议之后。这次会议第一次将环境议题纳入了世界政治范畴，引起了众多学者对于环境问题的重视。在这一年，国际组织杂志出版了一期关于环境政治研究的刊物，但此时的全球环境治理研究尚未成型。

1972年罗马俱乐部发表丹尼斯·梅多斯(Dennis L．Meadows)的《增长的极限》，书中建立了对世界人口快速增长的模型分析，描绘出工业革命以来，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使人类与自然处于尖锐的矛盾之中，给地球和人类自身带来了毁灭，提出需要尽快改变这种增长趋势[15]。对于全球环境治理而言，其最重要意义在于将全球性视角引入了环境治理问题。

此后二十余年，众多领域的学者开始了对于全球环境问题的研究，国际关系领域内的学者也不例外，许多学者将注意力集中于具体的环境治理领域，例如在生物多样性、捕鲸、酸雨等等方面形成的国际条约与国际组织。1989年，奥兰·扬的著作《国际合作：为自然资源与环境构建机制》一书出版，在这本书中对国际机制具有社会制度的属性做了介绍，结合历史事例动态分析国家之间如何达成国际合作协议，并对环境领域的四个案例进行了比较分析，海洋渔业捕捞、深海矿业开采、应对核风险以及美国和加拿大之间因极地航行权力起的冲突。他使国际机制论成为分析全球环境治理的重要理论视角，为后期全球环境治理研究的兴起奠定了基础。

3.1全球环境治理研究的兴起

1992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了联合国环境和发展大会，会议通过了著名文件《21世纪议程》，为人类未来指明了发展方向。在《世界政治的全球化》一书中欧文·格林尼(Owen Greene)撰写的环境问题列在国际问题部分第一章，紧随其后的是核扩散、民族主义、文化、人道主义干涉等等。该章节对国际环境问题和国际环境政治，以及环境治理机制、里约峰会进行了系统性解读[16]。1993年斯蒂文·史密斯(Steven Smith)又撰文指出，全球环境治理会一直处在国家关系研究领域之内。他认为主流的威斯特法利亚国家体系范式与解决全球自然环境问题相距甚远[17]。正如他所言，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全球局势和世界政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对于全球环境治理的研究也进入了一个飞速发展的时期。

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关于全球环境治理的著作增多，研究内容也更加广泛。奥兰·扬1994年撰写《国际治理：无国家社会中保护环境》，在书中提出用国际环境治理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来应对全球环境问题，并对制度的有效性等进行了剖析[18]。罗尼·利普舒茨(Ronnie D. Lipschutz)1996年出版著作《全球公民社会和全球环境治理》，从社会学习(Social learning)的过程来分析全球环境运动对于全球社会产生的影响，类似于建构主义所提及的规则内化的过程[19]。1996年，扬还主编了《全球治理：来自环境经验的透视》一书，书中选择了多位学者关于环境治理的文章，从不同角度论述了全球环境治理，可以看出国际环境治理已经被全球环境治理替代[20]。

3.2全球环境治理研究的多角度发展

从2001年至2010年，对于全球环境治理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两方面。首先是对于国际制度的研究。全球环境治理一直将国际机制论放在其理论核心，将对国际机制的研究扩展至研究机制变革、机制复杂性、有效性等等方面。有学者对2001年至2012年间论文发表情况进行了一次有趣的统计。在全球环境治理的主要刊物《全球环境政治》期刊上，12年间总共发表了316篇文章。用“机制”(regime)作为关键词，并排除掉“democra”这一关键词，可以找到75篇文章。而在国际组织期刊上，12年间总共发表了386篇文章，同样进行搜索，只能找到30篇文章[21]。全球环境治理研究学者对于国际机制理论的热爱可见一斑。

另一类研究多集中于世界政治中的非国家行为体，非政府组织、次国家行为体，以及公民社会在全球环境治理中发挥的作用。例如在《环境治理：新的视角》一书中，提到公众、公司以及非政府组织(NGO)在实现有效的全球治理中祈祷了重要作用，而环境治理呈现出的无效正是政府和市场失效所导致的[22]。米歇尔·博迪斯尔(Michele M.Bertsill)关注全球环境治理中由城市组成的跨国网络，使用了气候变化城市计划(Cities for Climate Protection)作为案例，提出当跨国网络能够促进生成知识、形成规则，并提供财政和政治上的资源时，城市参与全球环境治理最为活跃有效[23]。

2010年之后，关于全球环境治理的研究呈现出多角度的发展趋势，关注领域呈现出具体化、专门化的趋势。例如弗兰克·比尔曼(Frank Bierman)等从国际环境官僚机构入手来分析对全球环境变化的管理[24]。沃尔特·贝博(Walter F. Baber)和罗伯特·巴特利特(Robert V. Bartlett)以法制民主性入手，强调民众在国际环境法律制订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认为民众才是国际环境法律合法性的来源，希望能够构建基于集体意愿的全球环境治理法律和制度，解决国际制度的民主赤字问题[25]。2013年，《国际研究评论》(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杂志以全球环境治理为主题刊载了一系列文章进行讨论，文章研究内容包括7篇研究文章，分别对全球环境治理中法律制订技术、机制复合体和相互作用管理、纵向联系和规模研究、私有机构、专业知识与政治之间的互动、治理机制的透明度、有效性的崩溃等等内容进行了分析[26]。这些文章反映出当前全球环境治理的多角度研究趋势，同时也反映出研究深度和广度的增加。

3.3全球环境治理研究的学科建设

当下，全球环境治理研究已经成为十分热门的研究领域，在很多国家多所知名高校均开设了相关课程，例如美国的哈佛大学、加州伯克利大学、威廉玛丽学院、麻省州立大学、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等都开设了名为全球环境治理的课程，据不完全统计，2013-2014年全球有39所大学开设了全球环境治理的相关课程，包括美国、荷兰、德国、英国、法国、瑞士、肯尼亚、新加坡等等国家的知名高校[27]。

关于全球环境治理的研究项目也大量出现。1997年耶鲁大学研究环境法和环境政策的学者丹尼尔·艾斯提(Daniel C. Esty)[28]和玛丽娅·伊万诺娃(Maria Ivanova)进行全球环境治理项目的研究，项目成果之一于2002年出版，名为《全球环境治理：选择和机会》，囊括了对于全球环境治理的多学科多角度研究[29]。之后这一项目一直在伊万诺娃教授领导下持续继续进行。2011年随着她任教于麻省州立大学而迁移至该校，成为研究美国研究全球环境治理十分重要的机构之一。

针对该学科指南性质的普及型教材类读物也出版发行[30]。例如詹姆斯·斯佩斯(James Gustave Speth)，彼得·哈斯(Peter Haas)著的《全球环境治理》，开篇即提出实现行星治理的观点，接下来分析全球环境挑战，对全球环境治理进行历史性回顾，分析其几大主要内容，包括国际条约、国际环境法、主要行为体，现有局限和建议等等，是一部对全球环境治理进行系统性介绍的书籍[31]。该学科的专业词典型读物也得到了出版，该词典包含5000条专业名词，组织名词和缩略语的解释等等[32]。

综上所述，全球环境治理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已经发展成为一个独立且较为成熟的分支研究领域。从环境问题进入国际关系研究开始至今，全球环境治理的研究一直都紧随着全人类所面临的客观环境问题的发展，以及国际实践的需要。现如今，中国所面临的环境问题愈发严重，来自国际国内的压力与日俱增，中国国内学界应进一步加强对于全球环境治理的研究，帮助中国站在全球高度认识以及处理国内、区域、全球的环境问题，服务于中国全方位参与全球治理的长期策略。

参考文献：

[1]阿·汤因比、池田大作：《展望二十一世纪：阿·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荀春生等译，北京：中国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34页.

[2]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欢迎成员国就2015年后发展议程达成一致[EB/OL]，http：//www.un.org/sustainabledevelopment/zh/2015/08/ban-post2015-agenda/

[3]习近平：携手构建合作共赢、公平合理的气候变化治理机制——在气候变化巴黎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EB/OL]，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15-12/01/c_1117309642.htm.

[4]Floyd，Rita，and Richard A. Matthew(2013)，Environmental Security：Approaches and Issues，Taylor&Francis，pp.3.

[5]例如环境政治(Environmental Politics)、全球环境变化(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全球环境政治(Global Environmental Politics)，国际环境事务(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Affairs)，环境与发展(Journal of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环境和组织(Organization and Environment)等等.

[6]关于绿色理论的研究，可详见：Eckersley，Robyn，(2010) ‘Green Theor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ies：Discipline and Diversity. Dunne，Tim. Kurki，Milja. Smith，Steve (eds.)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Vogler，John (2008) ‘Environmental Issues’ in The Globalization of World Politics：An Introduction 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Baylis，John. Smith，Steve. Owens，Patricia. (eds.)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7]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著，门洪华译：《权力与相互依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pp.10.

[8]倪世雄著《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pp.372.

[9]Pirages，Dennis(1978)，Global Ecopolitics——The New Context fo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Duxbury Press.

[10]Pearce，David. et al(1989)，Blueprint for a Green Economy，1989，London，UK：Earthscan Publications Ltd.

[11]UNEP，A Global Green New Deal(2009)，http：//www.unep.org/pdf/G20_policy_brief_Final.pdf.

[12]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我们共同的未来》，王之佳等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pp.23.

[13]Weiss，Thomas G.，Rorden Wilkinson(2014)，Rethinking Global Governance Complexity，Authority，Power，Change[J]，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58，pp.207-215.

[14]Hardin，Garrett (1968)，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Science，162：1243-1248.

[15][美]德内拉·梅多斯、乔根·兰德斯、丹尼斯·梅多斯著；李涛、王智勇译：《增长的极限》，机械工业出版社，2013年.

[16]Baylis，John，and Steve Smith(2001)，the Globalization of World Politics，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7]Smith，Steven (1993)，The Environment on the Periphe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An Explanation . Environmental Politics 2：28-45.

[18]Young，Oran R(1994)，international Governance：Protecting the Environment in a Stateless Society，the Cornell Press.

[19]Lipschutz，Ronnie D.(1996)，Global Civil Society and Global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Albany，1996.

[20]Young，Oran R(1996)，Global Governance：Drawing Insights from the Environmental Experience，the MIT press.

[21]Morin，Jean- Frédéric，and Amandine Orsini(2013)，Insights from Global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15，pp.562-565.

[22]Delmas，Magali A and Oran R. Young(2009)，Goverance for the Environment：New Perspective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3]Betsill，Michele M(2004).Transnational Networks and Global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The Cities for Climate Protection Program，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terly，48，471-493.

[24]Frank Biermann，Bernd Siebenhüner，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in Global Environmental Governanc，Routledge；1 edition (March 13，2009).

[25]Baber，W.F. and R.V. Bartlett (2015)，Consensus and Global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Deliberative Democracy in Nature’s Regime，Cambridge，MA：MIT Press.

[26]详见Morin，Jean Frédéric. and Amandie Orsini(2013)，Insights from Global Environmental Goverance，Trudeau，Hélène，Isabelle Duplessis，and Suzanne Lalonde(2013)，Law-making Techniques in GEG，Graaf，Thijs Van De and Ferdi De Ville(2013)，Regime Complexes and Interplay Management，O’ Neil，Kate(2013)，Vertical Linkages and Scale，Roger，Charles and Peter Dauvergne(2013)，Private Authority，Morin，Jean Frédéric. and Sebastian Oberthur(2013)，The Interface between Expert Knowledge and Politics in a Coproduction Model，Orsini，Amandine and Frank Biermann(2013)，Transparency as a Governance Mechanism，Ohta. Hiroshi and Atsushi Ishii(2013)，Disaggregating Effectiveness，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2013) 15.

[27]Global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and Politics Courses[EB/OL]，http：//environmentalgovernance.org/teaching-geg/course-database/.

[28]丹尼尔·艾斯提最早提出对联合国环境机构进行改革与建立，呼吁建立世界环境组织(World Environmental Organization).

[29]Daniel C. Esty，Maria H. Ivanova，Global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Options & Opportunities，Yale School of Forestry & (December 2002).

[30]Wijen，Frank，K. Zoeteman(2012)，A Handbook of Globalisation and Environmental Policy，Edward Elgar Pub；Second，revised edition.

[31]Speth，James Gustave，and Peter Haas(2006)，Global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Island Press.

[32]Meganck，Richard A，and Richard E Saunier(2007)，Dictionary and Introduction to Global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Earthscan Publications Ltd.

作者简介：周圆，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全球环境治理研究，可持续发展理论研究

中图分类号：X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88X(2016)04-00012-04

Global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The Environmental Stud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ZHOU Yuan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Diplomacy，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Beijing，100089)

Abstract：Global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GEG) has become quite a productive subfield.At the beginning，environment issues entered the IR field，then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entered the global governance field，eventually，the concept of GEG came out and quickly developed.It covers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the role of non-state actors，and so on.And now it is still extending and digging，which show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ulti-angle and multi-level.This trend meets the demands of th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and also provides the guides and prospects of the global practice of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Keywords：global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global governance；international relations

引用文献格式：周圆.全球环境治理：国际关系中的环境问题研究[J].环境与可持续发展，2016，41(4)：12-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