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与中国现代散文的“突围”

2016-03-12山西何亦聪

名作欣赏 2016年1期

山西何亦聪

周作人与中国现代散文的“突围”

山西何亦聪

摘要：当代学术界对周作人的文学地位及其创作成就的评价存在巨大分歧。本文认为，除却政治视角所带来的文学评价机制外，周作人作为散文家的身份才是造成这种分歧更为重要的原因，其背后所凸显的，不仅是周作人个人的文学地位的认定问题，更是文学革命之后，散文这一文学体裁所面临的危机。

关键词：周作人文章散文回归

在当代学术界有关中国现代作家的评价和研究当中，周作人的处境最显特异，这种特异，不是在于其地位之高，而是在于“圈内”与“圈外”的评价分殊之大：在周作人研究界，周氏兄弟“双峰并峙”，共同占据民国文学的制高点，这一判断已几为常识；可在周作人研究界之外，或者说，在主流的文学评价机制中，周作人能否跻身“一线文学家”的行列，可能都还是一个有待商讨的问题。尽管在文学研究领域，研究者对研究对象的过度推重比比皆是，早已不足为奇，但是，似周作人这等状况，实属罕见。为何学术界对周作人的评价会出现如此巨大的分殊？恐怕，纯由政治视角出发不足以给出令人满意的解释，更重要的原因或许在于，周作人是一个散文家，终其一生，都无任何小说、戏剧作品问世，其新诗创作亦甚单薄，而在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主流评价机制当中，如何去确定一个散文家的文学地位，已经成为一件颇为困难的事情。因此，当代学术界有关周作人之评价的巨大分殊，其背后所凸显的，不仅是周作人个人的文学地位的认定问题，更是文学革命之后，散文这一文学体裁所面临的危机。

从“文章”到“散文”

从外部环境看，散文作为一种文学体裁，它在20世纪初所面临的危机，似乎更多的是与梁启超倡导“小说界革命”以来，小说之地位和影响力的大幅提升有关，可实际上，散文的危机，自现代“散文”概念成型的那一刻起，就已经隐含其中了。散文是一个现代概念，但是，从最直观的角度看，我们能够比较清晰地在形式上界定什么是小说、什么是诗歌、什么是戏剧，却很难确指什么是散文。可以说，在几大文学体裁之中，散文是最不具有形式感的，这里首先涉及一个散文的“义界”问题。所谓“义界”，指的是什么是散文，什么不是散文，什么是应该放在散文的范畴之内进行讨论的，什么是应该排斥在散文范畴之外的，这里涉及一个界限问题。如果我们将此处所说的“散文”等同于传统意义上的“文章”的话，那么，关于这个问题，历来学者皆有争议，并未形成定论，而根据其所持观点之不同，大体可以分成“主严”和“主宽”两种思路。主严者如阮元，以为“非偶词俪语，弗足言文”①，又云：“凡说经讲学，皆经派也；传志记事，皆史派也；立意为宗，皆子派也；惟沉思翰藻，乃可名之为文也。”②这是希望从一种纯粹艺术性、审美性的角度去解释什么是“文”；主宽者如黄侃，以为“文辞封略，本可弛张。推而广之，则凡书以文字，著之竹帛者，皆谓之文，非独不论有文饰与无文饰，抑且不论有句读无句读，此至大之范围也”③。这是从一种纯粹文字性的角度出发，认为凡出诸文字者皆是文章。

现代意义上的“散文”概念，大抵立足于审美与应用之别，更强调散文的审美维度，这在一定程度上似乎接近于阮元、刘师培的思路（当然，阮、刘在这条路上要走得更远一些，以至于以骈文为文章正宗），另一方面，也隐含了西方文学潮流影响之下所造成的一种“文学的自觉”。随着散文在现当代文学中地位的日趋边缘化，许多关注散文这一文学体裁之前景的作家、学者，都在思索相应的策略，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种策略，就是进一步强调散文的形式感和纯粹性，试图使散文如同小说、诗歌、戏剧一样，具有相对明确的、易于把握的形式和纯粹的文学属性。且不说这种策略成功与否，有一个最基本的事实是不容忽视的，即在现代散文概念确立之前，或者说，在中国古代的文章传统中，并不存在这样一种形式明确的、纯粹文学意义上的“散文”门类。正如钱锺书所说，古人其实没有整体的“文学”概念，诗、文、词、曲，各有各的规律和使命，“吾国文学，体制繁多，界律精严，分茅设蕝，各自为政”④，这就引出了现代“散文”与传统“文章”的分途——我们现在所说的散文，与古人所说的文章，虽然不无交集，但从本质意义上说，基本就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如果说文学革命之后，散文这一文学体裁开始面临危机，原来的“诗文”传统逐渐被以小说为中心的新文学格局所取代的话，那么我想，这一危机的产生，究其原因，首先即是在于由“文章”到“散文”之变，这一变局剥离了本来附加于“文章”之上的宏大意义，使之走向纯粹的同时，亦不免流于狭窄和卑琐。

晚明小品·六朝散文·清儒笔记

一方面是以小说为中心的新文学格局的建立，另一方面是由“文章”到“散文”的义界之变，处此变局和困境，中国现代的散文家大体各有其“突围”策略。具体而言，这种策略往往体现为：撷取传统文章资源中的某一片段，并博采西方或现代文学中的诸多元素，加以适当的调和，进而使之转化为现代散文艺术的一种可能性。诸如鲁迅与魏晋风度、林语堂与晚明小品、朱自清与桐城文脉之间的关系，皆能印证此一策略的可行性。从本质上讲，中国现代散文与现代小说、现代诗、现代话剧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这种差异即在于，它不是主要由西方的文学因素激发产生，而更多的是对传统文章脉络的一种变相的延续，对此，周作人早已有所察觉，在给俞平伯的散文集《杂拌儿》所写的跋中，他说：“现代的散文好像是一条湮没在沙土下的河水，多少年后又在下流被掘了出来，这是一条古河，却又是新的。”⑤在重刊《陶庵梦忆》的序中，他也有类似的表述：“我常这样想，现代的散文在新文学中受外国的影响最少，这与其说是文学革命的，还不如说是文艺复兴的产物。”⑥甚至在具体的文脉之承传、延续上，他也有详细的勾勒，如认为胡适、冰心、徐志摩的散文“清新透明而味道不甚深厚”⑦，颇近于晚明公安派的作品，而俞平伯、废名的散文则“涩如青果”⑧，乃上承竟陵派。

言及中国现代散文的文脉渊源，周作人在其《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一书中也有详细论述，而更加令人感兴趣的是，如果从这种文脉源流的角度考虑，作为中国现代散文第一大家，周作人自己的作品又将如何定位？以周氏散文风格之复杂、多变，要对这一问题做出论断，着实不易。考之当下的学界，我们可以看到三种最具代表性的观点：

最为通行的一种观点，是强调周作人散文与晚明小品之间的关系。这一观点的盛行，一方面是建立在上世纪30年代“晚明小品热”的基础之上——在多数人看来，晚明小品之所以能够在现代中国掀起热潮，与周作人的积极推动关系至深；另一方面，周作人将现代散文的源流追溯至晚明时期的公安、竟陵两派，也令诸多论者误以为他是在自比公安、竟陵。对此，刘绪源曾有过专门的澄清：“他说公安派，是指胡适及广大的追随者；说竟陵派，是指以文字的险僻难懂补救一味清浅的时风的废名、俞平伯等年轻作家。而他自己，虽然对后者颇多称赞，其实是并不置身其间的。”⑨既然并不置身其间，那么又将身处何地呢？刘绪源认为，周作人既不满于徐志摩、冰心散文的清浅流利，也不满于俞平伯、废名散文的险僻狭窄，乃欲集二者之长而去其短，其身份颇近于在行文风格上融合公安、竟陵两派且成就更高的张岱。

然而，并非所有研究者都能够认同周作人散文与晚明小品之间的关系，如陈平原即持相反态度：“周氏文章不以清新空灵为主要特征，其‘寄沉痛于幽闲’，以及追求平淡、厚实与苦涩，均与明末小品无缘。”⑩这是着眼于文章的风格、气象；另一方面，周作人论及晚明小品，态度也与林语堂有别，他不喜“山人笔墨”，谈到公安三袁，也颇有微辞。因此，陈平原抛开晚明小品，以周作人对六朝文人及文章的追慕为线索，试图将周氏兄弟的文学趣味与章太炎、刘师培联系起来，进而标识出现代中国的“魏晋风度”（鲁迅）与“六朝散文”（周作人），这一论断显然更具学术眼光。

六朝距今已远，若仅就精神气象而言，六朝文人如颜之推的“通达温厚，冲和渊雅”，固然最合于周作人的理想，但是，落实到具体的行文上，那又是另外一回事。周氏散文，极重知性与智性，其30年代以后的诸多作品，更是每每以连缀引文的方式成篇，此种文章路数，自然与六朝文章的清俊秀逸、才性自然流露迥乎不同，故而葛飞撰《周作人与清儒笔记》一文，对乃师陈平原的观点有所修正，于“六朝散文”之外，又特别拈出“清儒笔记”，认为周作人30年代以后的“抄书体”“笔记体”，皆更多地取法于清代儒者的学术笔记：“清儒既恶道学，又非风流才子，为文多能‘朴实说理’，不失温柔敦厚之旨。周作人由此转型清儒笔记寻求‘写文章的方法’，可谓水到渠成。”11单就周氏“写文章的方法”而论，较之“晚明小品”说和“六朝散文”说，“清儒笔记”说确是最能落到实处。

回归文章传统

如果说中国现代小说艺术的整体格局为“西体中用”的话，那么现代散文艺术的整体格局可称之为“中体西用”，除梁遇春、徐志摩等少数作家的散文之外，多数散文家的作品在格局、气象乃至具体写作技巧上，皆能很好地融入到古典散文的“文脉”当中。具体到周作人这里，无论认为他的散文是晚明余绪，还是上承“六朝散文”或“清儒笔记”，这些彼此相异的说法，皆指向一个共同的事实，即从散文艺术的角度看，周作人的散文更多地延续着中国古典散文的精神脉络，至于西方文学的影响，诸如许多研究者所强调的英国散文家斯威夫特等人对他的文风的影响，则大抵停留于表层，仅被作为写作技术层面的“元素”吸收进来。事实上，问题并不仅仅在于周作人继承了何种传统或延续了哪条“文脉”，更为关键的是他如何看待“散文”。这就又回到了文章开始所谈到的那个“义界”问题上来。

周作人在很长的一个时期内，都陷入了一种矛盾的心态：一方面，他试图坚持“文学无用论”，并以此种极端的姿态来反抗左翼阵营的以文学为政治工具的主张，所以他不断地说，消极，无所期待，不干预现实，为自己而写，等等，这些才是文学的正途，是自己努力的方向。此外，仅就周作人的文章趣味而言，减少对当下现实的热切关注，淡化火气，追求隽永悠远之意境，以宽阔、舒展、雍容、醇正为审美上的最终依归，也确是其自然而然的趋势，一味强调周氏小品的平淡固然不妥，但若完全忽略其审美追求，执意去挖掘平淡之下的不平淡，以表里之间的判若冰炭为其真正价值所在，却也不免失之偏颇；另一方面，我们也不难看出，周作人在对自己“太积极”的责备当中，固然是有一点点懊丧之情，但更多的，却似乎是一种自傲，也就是说，他内心里是颇以自己的“积极”、热心于当下、未能忘情于社会现实为傲的，虽然这种“积极”使得其行文之际多了几分火气，从艺术性一方面来说未免有失雍容醇正，但是其胸襟气象也正因“未能忘情于世事”而开阔，其身份也由此与那些吟风弄月的文人或埋首书堆的专门学者区别开来。

除了心态上的矛盾之外，还有评价散文的视角问题。周作人品评古人文集著述，屡有“士先器识”之说，如《樵隐集》中写道：“古人云，士先器识，正非迂谈，但翻阅别集，深觉此事大难，结果只能反求诸己，唯读者有器识，乃可杂览，虽不希望拣金，披沙之能则不可缺者也。”12既然作者和读者两方面都讲究的是以器识为上，那么，这就很难说是一种文学性的语境了，而且，周作人在表述此类观点时，也从未使用过“文学”这个概念，其所针对的对象，自然也就并不以文学为限，而是更接近于传统意义上的“文章”。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似乎看到了三四十年代的周作人从“文学无用论”和“文学自主论”到“文章传统”的回归，但是，就事实而言，我们与其说这是一种回归，毋宁说周作人压根就从未脱离过“文章传统”。

研究周作人的文章思想，特别需要注意的一点，是他的“人我之分”，同样的问题，于人是一回事，于己又是另一回事。例如“文学无用论”之说，周作人希望文学家都能秉持此种原则，以维护文学之独立性，但是他自己写文章，却恰恰相反，往往是有所为的，甚至是期望有补救世道人心之效的，这两者之间，无疑存在很大的矛盾——对于周作人而言，要解决这种立说与行事之间的矛盾，最好的办法，莫过于根本不承认自己所从事的是“文学”创作。早在上世纪20年代，他就对外宣称“文学小店”已经关门了，此后，又屡屡声言自己不是文人。在《弃文就武》一文中，他半开玩笑地说：“我自己有过一个时候想弄文学，不但喜读而且还喜谈，差不多开了一间稻香村的文学小铺，一混几年，不惑之年倏焉已至，忽然觉得不懂文学，赶快下匾歇业，预备弃文就武。”13“就武”自是玩笑，“弃文”却似乎是事实，既然自己不是在“弄文学”，那么，“文学无用论”之说，也就不必恪守，在文章里大谈“器识”“世道人心”，乃至“国家治乱之源，生民根本之计”，也就不再与“文学无用论”的宣言发生矛盾。另一方面，以周作人的自视之高，当然也不愿以文人的身份自限。到20世纪40年代，他越来越少提及“文学”这一概念。《药堂杂文》一集中虽将《汉文学的传统》列为首篇，但通读此文后即可发现，其所侧重的仍然是思想问题。文学之第一要义，仍然是要承载好的思想，在此基础之上，才能进一步谈论语言、文体等问题，所以周作人说：“我看人家的文章常有一种偏见，留意其思想的分子，自己写时也是如此。”14

言志与载道、消极与积极、无用与有用、文学与非文学……可以说，这些彼此对立的概念，贯穿了周作人一生的散文创作。我们无法确指他是一个言志派、持文学无用论者或文学独立性、非功利性的坚定维护者，因为说到底，矛盾、含混才是事实，而具体到散文创作方面，这种矛盾，即意味着“散文”与“文章”之间的矛盾——站在中国“文章传统”的大背景下，已经习惯于文章要有所为、有所用或有所依托的近现代文人，他们如何将自己的作品安顿在现代散文的纯文学语境之中，这恐怕才是最真实的困境。因此，散文这一体裁的由古典到现代之变，非但没有带来文体的解放，反而使之陷入泥淖。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散文的困境并不在于小说、新诗、话剧的重重围堵、挤压所导致的边缘化，而恰恰是在于：义界的狭窄、分类的细化以及对纯粹文学性的过度强调所导致的创作活力的丧失。在当下中国，我们再也看不到传统意义上的浑融的“文章”，我们所能看到的，仅仅是文学属性和功能定位日渐清晰的乡土散文、抒情散文、叙事散文、哲理散文、文化散文……因此，如果说，现代散文的创作需要“突围”的话，那么它所要真正突破的，就并非传统经验的重压，而是立意革新所带来的窄化、细化和模式化。反观周作人的散文创作，尽管他一生都处在矛盾、含混之中，甚至有意要摆脱文学家的身份以获取更多的创作自由，但是，他对种种古典文学资源的吸取、他向“文章传统”的回归，都向我们展示了现代散文创作的可能性，以及散文这一文学体裁相对于小说、诗歌、戏剧的独立品质。

①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2页。

②阮元：《书梁昭明太子文选序后》，《中国历代文论选》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339页。

③黄侃：《与友人论古文书》，《文心雕龙札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0页。

④钱锺书：《中国文学小史序论》，《钱锺书散文》，浙江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477、478页。

⑤周作人：《〈杂拌儿〉跋》，《苦雨斋序跋文》，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18页。

⑥周作人：《〈陶庵梦忆〉序》，《苦雨斋序跋文》，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15页。

⑦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7页。

⑧周作人：《志摩纪念》，《看云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65页。

⑨刘绪源：《今文渊源》，上海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第61页。

10陈平原：《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以章太炎、胡适之为中心》，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63页。

11葛飞：《周作人与清儒笔记》，《鲁迅研究月刊》2003年第11期。

12周作人：《樵隐集》，《书房一角》，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74、27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