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早期中国思想中的“第三世界”

2016-03-12上海王晓明

名作欣赏 2016年1期

上海　王晓明

现代早期中国思想中的“第三世界”

上海王晓明

摘要：大约在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的读书人阶层就已经开始形成“中国需要一场革命”的共识，然而孙中山、刘师培、梁启超等人对于革命的论述又是不尽相同的。但“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无疑是他们的共识。中国是“第三世界”，这一意识在改造中国的同时，又催生出对于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思考。但在中国，要坚持“第三世界”的视野和思路，又是非常困难的。

关键词：中国革命第三世界孙中山刘师培梁启超

1955年周恩来在万隆会议（Asian-American Conference）上强调亚洲和非洲人民有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共同经验和要求；1974年毛泽东在会见赞比亚总统时提出“三个世界”的判断，说日本以外的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都属于“第三世界”。

如果只是以这两个事件为标志，就很容易得出这样的判断：在中国，这一种今天很多人习惯于用“第三世界”这个词来概括的、强调“发展中国家”有与发达资本主义世界不同的共同的历史经验，因而应当开拓自己的革命/进步道路①的思想，主要是上世纪40年代以后才逐步形成的。

实际情况当然不是这样。在现代早期（1880—1940）的中国，这一思想已经发展得相当完备，进而推动了一系列对后世影响深远的社会实践。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有关“第三世界”的论述，其实只是延续了现代早期的这一思想，有些时候，还延续得相当粗糙和肤浅。

限于篇幅，这里只粗略地介绍有关现代早期中国“第三世界”思想的两个方面的论述：一个是“如何理解世界革命”，另一个是“如何创造新的中国”。限于篇幅，本文不能较为全面地介绍这两方面的论述，只能选当时流行的两个思想概念，来勾勒这两方面论述的大致轮廓：一个是“中国革命”，另一个是“农国”。

大约在20世纪初，中国的读书人阶层（当时中国社会的主流阶层），至少是其活跃部分，已经开始形成这样的共识：中国需要一场革命。因此，“革命”及其派生词“中国革命”，开始成为流行词。

中国革命的基本内容是什么？它和其他国家的革命是什么关系？1905年，中国第一个规模较大的革命党——国民党——的创始人孙中山，在日本发表了一套影响深远的论述②，大致的意思是这样的：

世界各地的情况不同，社会进步的道路也就不同：“夫缮群之道，与群俱进，而择别取舍，惟其最宜。此群之历史既与彼群殊，则所以掖而近之之阶级，不无后先进止之别。”因此，中国革命与欧美资本主义发达地区的革命不同，重点不是反资本主义，而是反帝国主义和反专制，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今者中国以千年专制之毒而不解，异族残之，外邦逼之，民主主义、民权主义，殆不可以须臾缓。而民生主义，欧美所虑积重难返者（指资本主义——作者注），中国独受病未深，而去之易。”也因此，中国革命不能跟着欧美式的革命走，要开辟自己的革命路线。正因为是走自己的路，中国革命反而可能同时完成两个任务：一是反对帝国主义，争取民族解放；二是控制资本主义，避免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地区那样的社会矛盾。孙中山认为：“夫欧美社会之祸，伏之数十年，及今而后发现之，又不能使之遽去；吾国治民生主义者，发达最先，睹其祸害于未萌，诚可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还视欧美，彼且瞠乎后也。”

三年以后的1908年，持无政府主义立场的刘师培，又从另一个角度解释“中国革命”及其与世界革命的关系：中国革命是一场以农民为主体、以官僚地主土地所有制（田主之制）为主要革命对象的“农民革命”③。他特别强调，之所以这么理解中国革命，是因为中国的社会实情：“中国大资本家仍以田主占多数，田主之制覆，则资本阶级之大半亦因之覆”，“中国人民仍以农民占多数”，“中国政府之财政仍以地租为大宗”，“农民者有团结之性者也……含有无政府主义者也……保存共产制者也”。虽然用了一堆西式概念，他实际表达的，却是一般人对于当时中国社会常识性的理解。

正是根据对这些近乎常识、表达得也很粗糙的理念的理解，刘师培提出了一条其后半个世纪（不只是中国）的许多革命方案（包括毛泽东式的方案）都不同程度地沿用过的革命路线：在亚洲这样的农业国家里，以“农民革命”为桥梁，进入世界革命（他称之为“无政府革命”）。

1921年，老资格的革命家梁启超再次讨论中国革命（他称之为“社会主义运动”）“与欧美最不相同之一点”及其全球意义：中国的资本主义还没有怎么发达，就已经成为全球资本主义祸害的最后集中地了。他说：“吾国国内，未曾梦见工业革命之作何状！而世界工业革命之祸殃，乃以我为最后之尾闾。”他这么说的依据，同样是基于对中国和全球实际状况的认识，例如中国国内资本主义的不发达，以及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创造的全球结构的不平衡。他说：“所谓阶级者，非自国内纵分，而自国际上横分。”虽然他没有像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毛泽东那样，在“国际资产阶级”和“国际劳工阶级”这两大世界之间，多划分出一个“中间”部分，但那种将“阶级”之类概念运用于把握全球情势的思路，已经非常清晰。他由此估计：“在稍远之将来，必有全世界资本家以中国为逋逃薮之一日。而中国劳动阶级最后之战胜，即为全世界资本主义根株断灭、全世界互助社会根本确立之时。”④身为大陆中国人，今天重读梁启超写于差不多一百年前的这个估计，很难不感慨万分。

了解中国现代思想史的人都知道，以上三位论者，在政治、思想和人生道路上，都是明显不同的。但是，当阐释什么是“中国革命”的时候，他们却凸显出一个明显的共同之处：他们都认为中国这样的资本主义不发达地区的革命，和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地区的革命，是互相联系、相互支援的；但他们都更强调，由于历史和现实条件的不同，这两类革命的主要内容，是有重大不同的。他们因此都认为，中国革命，以及其他地区的类似革命，应该在思想、动力、对象、政治路线、行动模式等方面，都开创了适合自己的道路。最后，他们也都坚持，那种要把在欧美式社会革命中发展起来的理论拿到中国来教条式地指导革命的做法，是不合适、弊大于利的。⑤

在现代早期，将这一套共识表达得最为清晰的，是施存统发表于1928年的长篇名文《中国革命底理论问题》。此文在一开头就说，中国的各派革命者，在如下认识上是意见一致、“没有什么大的不同”的：“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世界革命包含两个部分，一是西方的无产阶级革命，二是东方的民族革命，而中国革命是后者“最重要的根本的部分”。但是，“追究到这一部分究竟是什么性质，在世界革命中有没有其独立的地位，意见便不一样了”。文章概括得非常准，分歧的焦点正在这里：如果中国革命——以及整个东方的革命——与西方的革命有不同的性质，那接下来的一切就都应该不同，不能照着西方的路子走。

作者逐条列出他对中国革命的理解：“出发点”“社会基础”“革命势力”“革命对象”“根本理论”和“革命政党”……限于篇幅，这里不做具体介绍，只引出他的主要结论：“中国革命是一个——带有社会主义性的国民革命，适合中国革命的主义是一个——革命的三民主义……”也就是说，中国革命是与欧美的革命根本不同的。

施存统是中共早期的重要成员，后来加入国民党，成为该党左派的重要论者。他这篇长文的基本内容，有相当广泛的代表性。就“三民主义”这一路向的思想论述来说，它不但可以代表胡汉民那样的左翼思路，也与戴季陶式的右翼思路，共享一些社会判断的基本前提。而在20世纪20年代，“三民主义”式的社会认识和政治诉求，是构成了大多数革命者的思想底色的，即便一些属于中共或其他规模较小的政治组织的人，其基本的思想意识，实际都还是“三民主义”式的，尽管他们自己不一定承认。⑥

有意思的是，在施存统概括的这一分歧焦点上，当时站在上述论者对面的，恰恰是一批共产党的思想家，尤其是那些有意识运用马克思、列宁、托洛茨基、斯大林式的理论的年轻人。他们依据对当时全球资本主义的认识，根本否认中国革命有什么特殊性质，或者虽然承认中国革命有自己的特点，但认为这只是较为次要，或者只是初步阶段的特点。⑦因此，在论述中国（东方）革命与西方革命的关系的时候，他们总是走到这样的结论：前者只是后者的初级阶段或从属于后者，后者才代表了整个世界革命的核心或关键。毛泽东写于1940年的名文《新民主主义论》，就依据源出于斯大林的“中国革命必须分为两个步骤”的思路，明确得出结论：中国（东方）的革命不是与西方的革命（此时这个革命已经被认为是以苏俄为中心）一起构成世界革命，而是本身成为西方的革命的一部分，因为西方的革命正体现了世界革命的方向。⑧

今天可以看得很清楚，“第三世界”的视野/思想最可贵的一点，就在于不盲从那些主要依据欧美式的社会历史经验而形成的革命理论，而要从本地的历史、社会和现实状况出发，开拓自己的思想和社会解放道路，并由此互相启发和结合，形成与西方式革命不同，但可以互相支援的，范围更广阔的视野、思想和行动空间。地处美苏两大集团空间之外的万隆，在1955年成为亚非会议的举办地，印尼总统苏加诺致开幕词的时候，之所以强调这是第一个有色人种的洲际会议，万隆会议之后，之所以更进一步形成了以“不结盟”为旗号的全球运动，都是凸显了“第三世界”论述/实践的这一个特点。

从这个角度看，现代早期的那些自觉地从实际国情出发、探究中国（东方）革命的特别性质的论述，虽然各不相同，却合力形成了中国人的相当稳定的“第三世界”的思想视野，反倒是一些被欧苏版本的革命理论捆住了手脚的论述，明显欠缺“第三世界”的意识。

1924年孙中山说，中国革命的目的并非只是建立一个共和政权，而是要“改造中国”⑨。这是现代早期几乎所有革命派别的共同认识。因此，一旦形成了“第三世界”的视野，就自然会在如何改造中国的方案设计中，发展出各种富于启发性的思路，20世纪20年代中期由老资格的革命思想家章士钊首倡的“农国”论，就是其一。

作为一种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整体构想，章士钊说，“农国”的关键在于“农”的精神，要以这个精神立国。⑩这是与“工”相对的一种精神，其核心意思是两条：第一，家里有多少米，就煮多少饭，不要想着把别人家的米也抢来，煮成自家的饭。用他的话说，就是“凡国家以其土宜之所出、人工之所就，即人口全部，谋所配置之……而不攫国外之利益以资挹注”。第二，煮饭是为了全家人吃，而不是厨师自己赚钱，因此，重要的是全家老小都有的吃，可以有人吃得多一点，但差别一定不能大。用他的话说，就是“取义在均，使有余不足之差，不甚相远”。

“工”的精神和以此造就的“工国”，则是完全相反。他认为：“其人民生计，不以己国之利源为范围，所有作业专向世界商场权子母（即投入/产出——作者注）之利，不以取备国民服用为原则，因之资产集中，贫富悬殊，国内有劳资两级，相对如寇仇……”他特别强调，“农”“工”之别的关键，在于你是不是要去抢别人的米，即“以财源是否在于本国为断，由此勘入，思过半矣”⑪。一种与站在发达资本主义地区把握世界的眼光明显不同于现代被压迫民族的视野，也即“第三世界”的视野，在这里凸显得非常清楚。

正是沿着这样的思路，从1910年到40年代，一系列更为具体的社会进步的主张和构想，相继成形。

其中有晏阳初式的“农村运动”的主张：视上海那样的都市和西式学校教育为病态之物，因此号召城市知识青年大批下乡，与八千万农村青年一起奋斗，在乡村创造真正的“现代化”——他称之为“民族再造”——的基础12；也有梁漱溟那样的“乡村建设”的构想：以“复兴农村”为起点，从乡村开始构造新的社会组织，以此重建中国社会，从根本上结束中国因为“文化失调”而四散崩坏的局面13；还有费孝通式的“乡村工业”道路的设计：既然“在现代工业世界中，中国是一名后进者，中国有条件避免前人犯过的错误”，就应该从“恢复农村企业”开始，开辟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乡村工业”的道路，“以合作为原则来发展小型工厂……防止生产资料所有权的集中”14；更有潘光旦那样的“乡土的史地教育”15的方案：根据“乡村是本，城市为末”的原则，发展聚焦于本地历史/地理的系统教育，培养青年人熟悉和热爱乡土的能力和情感，以此打破有为青年纷纷“轻去其乡”的失衡局面……

这些都不只是写在纸上的方案，更是以各种方式、在大小不同的范围内展开的改造现实的行动。例如，从20世纪20年代中期开始的将近十年间，单是投入晏阳初或梁漱溟式的乡村建设运动的知识青年（大部分都是在城市接受西式教育），就达十万人次。即便在各种条件都极为艰苦的抗战时期，这个运动依然在西南地区坚持下来。它是到了20世纪50年代，才被中共领导的以“统购统销”和“人民公社”为主要内容的乡村改造所取代。但到20世纪90年代，随着“人民公社”制度的废除和“三农”困境的蔓延，类似的乡村建设运动又再度复兴，并且与经历了西式现代化社会巨变以后的更大范围的反思相结合，开始形成在广阔的历史和社会框架内重构人类——不仅是中国的——生活前景的思想的可能。

即使从上述这个例子也可以看出，“第三世界”的视野和思想，是如何在一百多年的中国现代历史，尤其是其早期阶段中，激发和落实为各种社会运动和群体实践的，虽屡受打击，仍以各种思想火种和社会遗存的形式，留存在我们今天的生活中。

需要说明的是：至少在整个现代早期，大多数中国的革命思想家，都是把“中国”和“世界”16联系在一起考虑的，他们改造中国的许多具体的构想和方案，常常都从属于他们对整个人类未来的宏观理想。因此，现代早期中国思想中的“第三世界”意识，并不只是落实为改造中国的具体方案，也同时催生出对于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如何交往的理想，甚至发展出对于整个人类生活乃至更大范围的未来的理想。

比如，就在强调中国革命的独特性质的同时，一种“中国不能变成欧美式的帝国主义强权”的警告也持续出现。1907年章太炎说，中国人要实现自己的民族主义理想，就必须去帮助其他被压迫的民族获得解放，但谁要是借此牟取中国自己的利益，就是犯了不能赦免的死罪，即“有……假为援手，藉以开疆者，著之法律，有诛无赦”17！1924年，孙中山演讲“民族主义”的时候，也一再告诫，以后中国强大了，绝对不能学西方列强，“也去灭人国家”，蹈其覆辙……18

对内对外，中国世界，唯其从这些不同的方面，都长出了打破强势力量与流行理论的束缚，依实情与己力去开创新天下的理想，我们才可以说，现代早期的中国思想中，真是有“第三世界”的意识。

但是，在中国，要坚持“第三世界”的视野和思路，又是非常困难的。极多的障碍和打击接踵而来，其中最难克服和抵抗的是这么两项：思想能力本身的薄弱；严酷现实的逼迫。

现代世界的一大可怕之处，就是形成了知识/文化生产向西方一面倒的畸形结构。现代中国人自不例外，也被推进了这个结构，于是一方面深陷难以用西方知识切实把握的现实，另一方面又日益丧失传统智慧的支援，在这两面夹攻之下，“第三世界”式的意识就很不容易成长，尤其是在概念和原理的发育上，进展缓慢，以致在大多数时候，这些本来内含了丰富的发展可能的思想，都不同程度地停留在粗糙甚至初步的阶段上，不成体系。19

当然，更大的打击还是来自于严峻现实的逼迫。黑暗越是浓厚，企望“根本解决”、不惜以暴易暴的冲动就越强烈，追求快速起效的功利意识，就很容易压倒那些一点一滴、需要长时段才能显出效果的治本之策。一旦这样的短视气氛弥漫开来，那些逻辑强劲、目标明快的西式流行理论，凭借其已经形成的精神和物质实力（例如苏俄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影响力），自然就会占得上风，令那些本来就范围广阔、轮廓不全的“第三世界”情怀，更显得好高骛远，不切实际。那些批评“农国”论的人举出的一条最有力的理由，就是：“人家已经靠工的精神发展得如此强大，打上门来，你不赶紧仿效，也把自己搞强大，怎么对付得了！”在20世纪各种革命路线的竞争当中，以“革命党—党军—党国”为核心的路线之所以脱颖而出，独领风骚，更说明严峻现实对于现代中国人革命意识结构的影响是多么深刻：政治功利主义，稳稳占据了革命意识的中心位置。20

不用说，大半个世纪之前中国人的“第三世界”意识在两面夹攻之下步履维艰的困境，今天依然在整个世界范围内继续。在中国，直到六十年以后，“万隆精神”才被当作重要的话题得到关注，这本身就表明了“第三世界”意识所遭遇的困境，在今天的中国是如何强固。当然，终于记起了“万隆精神”，总是一个进步：风沙可以一时抹除行者的脚印，甚至掩埋整条道路，但只要有人记起了，甚至接着走起来了，这断了的路就有可能再次伸向远方。

①这道路既是政治的、经济的和社会的，也是文化的和知识的。

②孙文：《民报发刊词》。

③刘师培：《无政府革命与农民革命》。

④梁启超：《复张东荪书论社会主义运动》。

⑤这方面刘师培有所不同，在20世纪第一个十年晚期之前，他曾热衷于用西式概念来描述中国的现实，并相信类似无政府主义这样的思想是适合用来推动中国革命的。

⑥之所以形成如此的思想局面，原因很多：当时规模最大的革命党——国民党——以三民主义为指导思想；与譬如马克思主义或无政府主义相比，三民主义的论述相对空洞，因而其核心概念的涵盖面反而较宽；在当时的思想激进、倾向或投身革命的人士中，懂外文或能出国留学者仅是少数，等等。

⑦相较而言，这些论述当中，从托洛茨基派的理论视角展开的论述是最有新意的，例如“资本主义落后国”这样的概念的提出。

⑧20世纪20年代中期，孙中山为了争取苏联援助而修改三民主义论述的时候，也部分赞同过类似的说法。

⑨孙中山：《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

10有意思的是，当时就“农国”问题与章士钊论战的人当中，相当一部分人不理会章士钊对他所谓“农国”的这一解释，而简单地判定他就是要“以农立国”。

11章士钊：《农国辨》。

12晏阳初：《农村运动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