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 伯 勤

盛唐气象：一个开放的时代

姜 伯 勤

【摘要】唐代的大都长安，处在当时世界几大文明的十字路口。在前近代的中国历史上，能够以一种相对健康的精神状态来引进和借鉴外来文化的，确实无出于盛唐。大量外来文明，滋润了唐代中华文明的繁盛。唐代为什么会出现对外来文化和周边民族文化兼收并容的博大襟怀呢？奥秘之一是民族自信心。唐代，中华民族有充分的自信。唐代对外来文化开放最盛的年代，恰恰也是最尊重民族文化传统的年代。唐朝人并不害怕外来文化吃掉民族文化，而有吸收外来文化发展本土文化的宏大气魄。唐代引进外来文化正是为了发展本土文化。奥秘之二是洋溢着青春气息的开拓精神和革新精神。唐代对外来文化的优容，洋溢着一种青春气息，这是由于当时社会处于一个除旧布新激烈变动的时期。这个洋溢着青春气息的社会，更有一种开拓精神，既崇文，也尚武。这种开拓精神与吸收外来文化是同步发展的。盛唐的开放精神至宋以后已一蹶不振，举世闻名的敦煌莫高窟在宋以后的衰落，是这种衰落的一种象征。究其原因，一方面，唐代的“开放”只是一种封建体制下的“开放”，它没有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作为支撑；另一方面，与宋明理学的兴起和统治分不开。

【关键词】盛唐气象开放精神唐代文明

本文不打算用溢美的言词，拿唐代的开放精神与当代作不伦的类比。因为封建时代从本质上说是闭锁的。作者的期望是对于这一中世纪罕见的文化上的优容气象的来龙去脉，作一次尽可能严谨的科学探讨。

文明的十字路口

唐代的大都长安，处在当时世界几大文明的十字路口。印度文明、伊朗文明、东罗马(拜占廷)文明和阿拉伯文明都荟萃到这里。经过长安的融会贯通，又远播四方，其中的一路，即传至日本列岛，孕育出灿烂的奈良平安文化。在前近代的中国历史上，能够以一种相对健康的精神状态来引进和借鉴外来文化的，确实无出于盛唐。

唐代文化受惠于来自恒河的印度文明。传统的中国哲学带有浓厚的伦理学色彩，在理性主义和思辨色彩方面，相当程度上受惠于印度的佛学和哲学。随着佛教的传入，因明学(逻辑学)、天文学、数学、医学、瑜珈术都传入中国。

印度佛教文学、佛教美术、佛教音乐，都给盛唐文学艺术打下不可磨灭的烙印。印度佛教文学中的佛讚，影响了“变文”，影响到以后的民间说唱直到现代“弹词”的发展。唐代音乐中的重要构成部分“法曲”，即“佛法之曲”，是吸收了印度音乐在内的唐代佛教音乐，影响了后来宫廷音乐、民间音乐、道观音乐的发展。在敦煌雕塑和壁画中，也可以看到印度人审美情趣的余光。

唐代中国还从印度引进了沙糖制作工艺、眼科医术、气功技术……

从伊朗文明中，唐代中国引进了琉璃工艺、建筑工艺、金银品工艺、钻石制作工艺，引进了各种香料、宝石、药材及其加工技术，伊朗系的时装影响了唐代时装的流行样式(顺便说一句，现代西装源于猎服，而其本源来自中亚。伊朗系的做领大衣是和现代大衣最接近的一种中古服装)。中国从伊朗引进了大量的植物品种和矿物品种。

大量外来文明，滋润了唐代中华文明的繁盛。

面对新潮，唐代的政治家表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优容态度，唐太宗李世民说：“自古贱夷狄贵中华，朕则一律视之。”夷狄本是东方和北方的两个部族名，并没有轻慢的意味，只因为前代帝王轻贱他们才使这个词汇的语感带有轻侮之意。而李世民所说的夷狄兼指外国人和周边少数民族。

唐代为什么会出现对外来文化和周边民族文化的兼收并容的博大襟怀呢？

历史学家有责任探究其中的奥秘。

奥秘之一：民族自信心

一个缺乏民族自信的民族，绝不可能以一种正常的心理对待外来文化。它只能在奴颜婢膝地拜倒于外来文化和十分偏狭地把外来文化视为洪水猛兽这两个极端上游移。这两者都是民族自信心缺如的表现，当然其中也包含着对外部世界的愚昧和无知。

唐代，中华民族有充分的自信。当时，从波斯以东的许多部族都把唐代中国称为“唐家子”(桃花石，Tagaz)，而李世民被尊为“天可汗”。天可汗如罗香林先生所云，是一种体制，打个不准确的比方，“天可汗”所属系统有如现在的英联邦，是一种松散的封建形式的盟约组织，在防卫和经济利益上有一定的关照。

唐代对外来文化开放最盛的年代，恰恰也是最尊重民族文化传统的年代。例如，在唐以前的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中，如果要找出一种真正土生土长的意识形态，道教则堪称代表，道教是中国本土上原始巫术、萨满教、阳阳家、黄老家、墨子、庄子等各种本土思想家综合造成的(虽然也吸收了佛教)，最足以从中窥见中国本土思想的蕴奥。唐朝尊崇道教，除了有政治上的原因，也有尊重本土文化的意思。又例如，唐代文学虽然受到印度佛教文学的影响，但这种影响是局部的，而唐代著名的“古文运动”，则是发扬左传、史记的古典传统。唐朝人并不害怕外来文化吃掉民族文化，而有吸收外来文化发展本土文化的宏大气魄。

唐代引进外来文化正是为了发展本土文化。前述“法曲”就是一个例子。在十部乐中，有来自印度的天竺乐、来自朝鲜的高丽乐、来自缅甸的骠国乐、来自前苏联中亚地区撒马尔罕的康国乐，不同风格的音乐荟萃一炉，终于融为有唐一代的新声。

历史的发展中有许多的偶然成份。不容否认，隋唐两代皇室姻亲关系中，都有或隐或现的游牧民族的新血，这是他们对外来文化和周边民族比较有亲近感的背景。游牧民族的素朴、粗犷，载歌载舞的青春气息，对汉代以来的儒学也是一种冲击。不过，由于文化现象在阶级社会中表现为一种阶级的文化，对文化问题的深入一层的认识，对历史上的必然性的认识终究还离不开历史唯物主义的阶级分析。那么，唐代地主阶级的历史地位的变局，又怎样影响着唐代文化发展命运呢？

奥秘之二：洋溢着青春气息的开拓精神和革新精神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一位对唐代文明有深刻理解的学者说，这首诗反映了唐代人青春期的抱负和青春期的惆怅。

这是一个十分深刻的理解。

中国地主阶级从其初生之日起，在战国秦汉度过了它的第一个青春期。魏晋之际，它又经历了二度青春。在唐代，这个阶级第三次获得了青春。自宋以后，急转直下，这个阶级已完全失去了青春期的活力。

唐代对外来文化的优容，洋溢着一种青春气息，这是由于当时社会处于一个除旧布新激烈变动的时期：“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世族统治转变为庶族统治；九品中正制转变为科举制；世兵制转变为募兵制；部曲荫户制转变为租佃制；六朝骈文转变为清新的散文；西汉经学大族家学体制转变为设在寺院中的义学(书院前身)；以绢帛为交换单位转变为铜钱、汇兑等新制；律宗统治的佛教寺院优势让位于禅苑的发达；民族歧视转为比较和鉴别……到处都出现一种旧格局为新格局所取代的局面，在取代旧格局的过程中，人们产生出一种优容外来文化的眼界。由于社会积累了较大量的财富，也就维持了队商形式或朝贡形式的对外贸易，为频繁的中外文化交流提供了物质条件和社会环境。

这个洋溢着青春气息的社会，更有一种开拓精神，既崇文，也尚武，那个时候的大诗人，许多是在西北边陲立下了功业的大人物。在中国历史上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对中国西北地区的开发的兴衰，常常是一种国力强盛的标志，或者是这个社会中存在着一类颇具开拓精神的新兴力量的征候。汉代有二十等爵制，激励了大西北的开拓精神；唐初有勋官制，也激励了大西北的开拓精神，这种开拓精神与吸收外来文化是同步发展的。

盛唐开放精神的失落

盛唐的开放精神至宋以后已一蹶不振，举世闻名的敦煌莫高窟在宋以后的衰落，是这种衰落的一种象征。

宋明以后，随着地主阶级越来越反动、腐朽、没落，其对外来文化的排斥心理日益增长，并在明清的海禁政策、天朝思想中发展到愚昧之极的地步。

盛唐开放精神失落的深刻原因，目前还不能得到充分的解释，还需要专家们作认真、深入的探讨。

当然，唐代的“开放”只是一种封建体制下的“开放”，它没有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作为支撑，而所谓丝路贸易是唐朝付出大量补贴的朝贡贸易，当唐朝国力下降时就无法维持。同时，唐代社会的新兴气象很快就转化为反面，失去了活力，例如科举制，在取代魏晋南北朝九品中正制旧格局时是一种新事物，不久就成为腐败官僚政治的一种支柱。

盛唐开放精神的失落，从上层建筑方面考察，与宋明理学的兴起和统治分不开。

宋明理学本来是吸收了外来文化而产生的一种“怪胎”，如摩尼教、佛教的范畴都多少对其产生了影响。它产生以后，成为一种顽固抗拒一切新事物的反动力量，它是中国地主阶级熟透了并从躯体内部开始腐烂的征兆。

宋明理学是一种排斥外来文化的禁锢力量，也是对内部社会实行禁锢的力量。

在这里笔者想顺便谈一个自宋明理学产生以来就为“正人君子”所不齿的问题，这就是唐、宋社会在风俗史上的差异。

唐代内部社会比较开放还表现在男女大防的观念比宋代薄弱。朱熹说：李唐出自夷狄故闺门失礼。用现在的话说，当时由于游牧民族吹来的新风，少男少女有可能冲破礼法而自由恋爱。唐代社会仍然保持着崇尚人体美的健康心理，敦煌48窟菩萨像就是一个证据，唐代的时装对人体美有相当优雅的表现。从敦煌发现的一件白行简的卷子看，当时还有一种正常的“性教育”。唐代以前，大致也没有淫秽的典籍流传后世。唐代在汉族地区仍有各种舞蹈形式在民间流行。“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踏歌就是带有舞蹈的咏唱。唐人酒令上的舞蹈、婚礼上的舞蹈，都反映了这个时期社会风俗的非禁闭色彩。

宋代风俗史与唐代大相径庭。高唱“饿死是小，失节是大”的道学家朱熹之流，其实是些狎妓的无赖。在性教育、人体美学方面实行禁锢的同时，从明清以后，就暗中流传着各种淫书和春画。道学已成为伪善和禁锢的代名词。在汉族地区用于社交的舞蹈基本绝迹，这在世界风俗史上几乎是一个仅此一见的例子。道学成为汉民族创造力的禁锢力量。汉民族虽然仍以坚韧不拔、吃苦耐劳著称于世，但是由于对外拒蔽、对内禁锢的宋明道学的传统，这个民族特别是这个民族中的各个青年世代，他们的创造力、想象力、冒险精神、开拓精神，一直受到传统力量的压抑，这是中华民族迄今仍和发达国家在民族心理上所存在的一个不容忌讳的差异。而这种民族心理上的弱点往往又成为家长制、小生产、安土重迁、不敢远离家乡、不愿开拓边疆等各种保守痼疾的温床。在社会风俗中清扫假道学的影响，是激发民族的青春活力的一个不容忽视的课题。

【责任编辑：王建平、于尚艳】

【收稿日期】2015-10-20

【中图分类号】K24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455(2016)01-0008-03

(作者简介:姜伯勤，湖北武汉人，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副会长、敦煌研究院研究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历史学科评议组成员、副召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