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雅芳, 查屏球



纸抄时代文集编纂、流传方式与文学的传播
——以李白诸小集到正集衍变过程考察为中心

任雅芳, 查屏球

纸抄时代，正集产生前文人作品多以小集传世，如李白生前有律诗、乐府歌行等小集，反映了诗人在各个阶段对诗体的关注点不同。从现存李白集宋本可见出印本全集分卷略存纸抄小集原貌。如同诗异题的现象缘于不同小集的编集原则，仅见于宋咸淳本的“杂拟”卷目源于原初小集的名称，宋本歌吟卷或与《日本国见在书目》所录“《李白歌行集》三卷”一类小集相关，《古风》两卷可能是逐次增添成的小集。印本全集流行前，以小集形态形成的正集并不稳定，诸小集在流行中亦有分合增减的变化。此在《文苑英华》这类总集中也有体现。全集流行是印刷时代之后的事，此前各小集应是作家显示文学存在的主要方式，相关的文学批评也以此为对象。

纸抄小集 印本全集 文本转化 文学传播

如纸简替换一样，在文本传播史上，纸抄时代到印本时代也是一次飞跃。不同于印刷文本的定型化批量生产，纸抄书籍的生产是一次一书，难有重复，故一书多样是普遍现象。抄卷形制远大于印本，大量携带、收藏的条件非一般人所有，同时代人对作家的认同与接受也多依据小集类作品*宇文所安提出唐人文集流传方面小集占优势的观点。唐五代时的文学评价往往亦是基于小集。参见[美]宇文所安撰，卞东波、许晓颖译：《唐代的手抄本遗产：以文学为例》，见《古典文献研究(第十五辑)》，第236—266页，凤凰出版社2012年版。，正集并不等于全集，“代表作”成为作家显示文学存在的主要方式。宋编唐人文集，正是处于纸抄文本向印刷文本转变的初期，其中留存了许多原始信息。宋人在整理李白集时，涉及多种传本并留有一些具体记录，据此分析可为考察纸抄文本向印本转化的问题提供一个比较生动的个案，这对于了解纸抄文学的存在方式颇有意义。

一、正集形成之前多以小集流传

魏颢《李翰林集序》、李阳冰《唐李翰林草堂集序》、范传正《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分别记载了唐时李白集的三次编集过程。其中魏颢为李白编集，时在上元末年(761)。李阳冰以李白遗稿编集，时在宝应元年(762)。范传正任宣歙池等州观察使时曾广收李白存世作品编集，言：“文集二十卷，或得之于时之文士，或得之于宗族，编辑断简，以行于代。”*《李太白文集》卷一，第71，7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时在元和十二年(817)。会昌三年(843)，裴敬作《翰林学士李公墓碑》又言：“李阳冰序诗集，粗具行止。”*《李太白文集》卷一，第71，7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表明李阳冰编集后的八十二年间《草堂集》确有流行。另，李白《江夏送倩公归汉东》云：“仆平生述作，罄其草而授之。”*《李太白文集》卷二七，第623,617页。此事约在乾元元年(758)间，即李白卒前四五年时，然此本无传，详情已无从知晓。又，李白《金陵与诸贤送权十一序》言：“白每一篇一扎，皆昭夷之所操。”*《李太白文集》卷二七，第623,617页。此诗约作于天宝十四年(755)，权氏抄录白诗可能也是为了编集。

与正集不同，其时关于李白各类小集的记载更多。如宋计有功《唐诗纪事》引杨天惠《彰明逸事》云：“时太白齿方少，英气溢发，诸为诗文甚多，微类《宫中行乐词》体。今邑人所藏百篇，大抵皆格律也。”*(宋)计有功:《唐诗纪事》卷十八，第27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65年版。此处所载应是一部百篇律诗小集。《文苑英华》收李白十七首律诗，如《初月》《雨后望月》《对雨》《晓晴》《望夫石》《冬日归旧山》《邹衍谷》等，都不见于李白集，后人对其真实性多有怀疑。其实，其底本也可能与《彰明逸事》所载的格律小集有关。李白早年求学与当时读书人一样，以科场文化为中心，这部律诗集应是他早年为参加科试准备的习作集。

李白早年还编有不少行卷之作，其《上安州裴长史书》言：“又前礼部尚书苏公出为益州长史，白于路中投刺，待以布衣之礼。”*《李太白文集》卷二六，第604,601,596页。《与韩荆州书》言：“至于制作，积成卷轴。”*《李太白文集》卷二六，第604,601,596页。可见，这类行卷小集他是携于身边的。又如《上安州李长史书》言：“敢一夜力撰《春游救苦寺》诗一首十韵、《石岩寺》诗一首八韵、《上杨都尉》诗一首三十韵。”*《李太白文集》卷二六，第604,601,596页。这近百句的三首诗应不是当晚所作，而是平时准备好的、用以行卷的小集。

李白的乐府歌行在当时影响甚大，有多种乐府集流行。由于不具备士人属籍的身份*查屏球：《唐代婚姻习俗与李白成名前的家庭生活》，载《复旦学报》2010年第5期。，李白科举无门，只得转而模仿纵横家的进身方式，在诗歌上专攻古诗与乐府，离蜀之后行卷之作以乐府集为主。如《本事诗》载：“李太白初自蜀至京师……出《蜀道难》以示之。读未竟，称叹者数四，号为‘谪仙’……贺又见其《乌栖曲》，叹赏苦吟曰：‘此诗可以泣鬼神矣。’……或言是《乌夜啼》，二篇未知孰是。”*(唐)孟启:《本事诗·高逸第三》，第99页，中华书局2014年版。此处李白极可能是以乐府小集向贺知章行卷。李白颇以乐府自许，权德舆《左谏议大夫韦君诗集序》云：“君年十一，尝赋《铜雀台绝句》，右拾遗李白见而大骇，因授以古乐府之学。”*(唐)权德舆撰，郭广伟校点：《权德舆诗文集》卷三四，第52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显然，李白自视古乐府为独家之学。如杜甫《苏端薛复筵简薛华醉歌》云：“近来海内为长句，汝与山东李白好。”*《全唐诗》卷二一七，第2270页，中华书局1960年版。当时关于李白集的材料多指乐府歌行类小集。魏颢编《李翰林集》序云：“首以赠颢作、颢酬白诗，不忘故人也。次以《大鹏赋》、古乐府诸篇，积薪而录。”*《李太白文集》卷一，第58页。魏颢的二卷本主要是以古乐府为主的诗集，李白委托魏颢编订古乐府集与其重视古乐府之学的态度是一致的。另，成于9世纪末的《日本国见在书目录》著录有《李白歌行集》三卷，此事亦足证他确有乐府歌行类诗集单行。

选择最有代表性的某类诗体作品单独成集应是唐人编集的方式之一。李白在不同时期对自己的作品有过不同的编集，多是依体归类。这既与编集的目的有关，也与他对自己以及时人对他在诗坛的定位相关，各时期产生的小集对应了他在不同阶段对不同诗体的专攻。纸抄时代的书籍流传由于受形制所限或抄写条件的限制，除了皇家秘府藏书或个别藏书家着意搜求，对于多数读者来说，只能接触或阅读到作家的小集。也就是说，在当时小集是文人作品流传的主要方式，这类小集或是一时的行卷之作，或是最有代表性的作品。

二、印本全集分卷略存纸抄小集原貌

依题目内容归类分卷，如赠别、留别、游宴之类，应是总编全集之事，但这些分卷及卷目或多或少保留了部分小集之原貌。以下择一二现象作具体分析，以期说明李白集由若干小集转化定型的过程。

(一)乐府歌行类作品异题与小集的流传

李白现存诗歌中有不少同诗异题现象，其中三种类型可能与小集的不同编集方式有关。

1.乐府旧题与自撰新题两出。如《将进酒》与《惜空罇酒》，前者入宋本文集、《文苑英华》(中华书局1982年版)乐府卷，后者入《文苑英华》歌行卷，亦见于敦煌唐诗抄卷P.2552。*[美]宇文所安撰，卞东波、许小颖译：《唐代的手抄本遗产：以文学为例》，见《古典文献研究(第十五辑)》，第7页。已注意到同诗异题应是由于出自不同的集子。

2.乐府旧题与本事命题(饯别游宴等)两出。如《东武吟》入宋本文集、《文苑英华》乐府卷，《出金门后书怀留别翰林诸公》入《文苑英华》留别类。《对酒》入《文苑英华》乐府卷，《月下独酌》入宋本文集游宴或闲适卷，亦入《文苑英华》杂题月类。《古意》见于《河岳英灵集》《又玄集》《唐文粹》，《南陵别儿童入京》入宋本文集留别类。

3.本事+歌行类目与本事命题两出。如《陪侍郎叔华登楼歌》入《文苑英华》歌行卷，《于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入宋本文集饯送卷。

这些题目当各有文本依据。联系到李白小集依体编纂的特点，同诗异题的作品可能对应的正是不同的小集，即这些作品原先存于不同时期形成的小集中。本事类题目应更接近当时创作的实际情况，表明写作缘由，涉及具体的人与事，应是作者自己所定。这类诗题多为赠答之作，当时即已发表。乐府歌行题名对应的是乐府歌行集，这类题目多是仅存乐府古题，如《东武吟》等；或自拟歌行题，如《陪侍郎叔华登楼歌》等。这类题目无须详解，只是标明与古乐府之关系。两类题孰先孰后，是作者加注还是抄写者改删本事之文，尚难判断;但仅由现存较早文献来看，或来源于当时已流行的《河岳英灵集》，或出于保存了纸抄文本原貌的《文苑英华》，可以推定两类题目应都是当时流行小集中的原题。在诗人身后编纂正集时，只能择一从之。因此，不能贸然断定正集以外的题目都为伪题，这些多样化的题目反而反映了李白诸集的不同特征。

(二)咸淳本“杂拟”卷与李白集分卷之最初面貌

宋咸淳本《李翰林集》*《李翰林集(当涂本)》，黄山书社2004年版，影宋咸淳本，实为影明仿宋刻本。据郁贤皓考，宋咸淳本出于宋当涂本，此本保存了不少宋时特征，与宋蜀刻本编次收诗略不同。卷十四为“杂拟”，这一类目比较特别，宋蜀刻本、分类补注本皆无此卷目。杂拟作为一单独类目，是《文选》编目的一种方式，体现了六朝人的分体意识，如《文选》之《杂拟》分上、下两卷，所含篇目如下。

《拟古诗十二首》(陆士衡)

《拟四愁诗一首》(张孟阳)

《拟古诗一首》(陶渊明)

《拟魏太子邺中集诗八首》(谢灵运)

《效曹子建乐府白马篇一首》《效古诗一首》(袁阳源)

《拟古诗二首》(刘休玄)

《和琅邪王依古一首》(王僧达)

《拟古三首》《学刘公干体一首》《代君子有所思一首》(鲍明远)

《效古一首》(范彦龙)

《杂体诗三十首》(江文通)

李善认为“杂拟”源自江淹《杂体三十首序》：“关西、邺下，既已罕同；河外、江南，颇为异法。今作三十首诗，学其文体，虽不足品藻渊流，庶亦无乖商榷。”*(梁)萧统：《昭明文选》卷三一，第439页，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原题是“杂体”，内容是广拟汉魏晋宋之作，又多以《拟古》《效古》为题，拟作特质突出，故名曰“杂拟”。唐人编集体例多受《文选》影响，这种卷目、诗题也被唐人继承下来，《白氏文集》编目体例即存《文选》格式。*[日]静永健、陈翀：《〈文选〉与〈文集〉》，见《〈文选〉与中国文学传统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册，第402页，2011年。《文选》中的“杂拟”对于唐人而言已成为一种特定的诗歌范式，其时诗人以“杂拟”“杂体”“杂诗”为题目、卷目，多是对《文选》相关题目、卷目的效仿。如李商隐《题李上謩壁》：“旧著思玄赋，新编杂拟诗。”*《全唐诗》卷五四〇，第6215页。刘禹锡《送僧仲剬东游兼寄呈灵澈上人》：“凭将杂拟三十首，寄与江南汤慧休。”*《全唐诗》卷三五六，第4005页。这些都是以“杂拟”为组诗的诗题，也可能是一卷书的类目。现存唐人文集中，仍存有以“杂拟”为卷目的例子，如韦应物《韦刺史诗集》，其卷一标目为：“赋(一篇)/杂拟(二十一首)：《拟古诗十二首》《杂体五首》《与友生野饮效陶体》《效何水部二首》《效陶彭泽》/燕集(二十一首)”。此处类目、取题方式及体例与《文选》相同，且各题都说明拟效之意，与江淹近似。《文选》的分类方式到宋仍有不少影响，如宋人曹彦约《投所业与提刑孙司业札子》：“官居退食，有乐府等杂拟，輙缮写一册。”*曹彦约：《昌谷集》卷一二，见《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67册，第146页，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此处“杂拟”或为卷类与卷目，然其本集收诗四卷，仅以古诗、律诗、绝句分类。宋庠《台州嘉祐院记》云：“颇作歌诗杂拟，辄自翼其宗。”*(宋)宋庠：《元宪集》卷三六，见《丛书集成新编》，第60册，第373页，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年版。黄彦平《三余集》卷一《五言古诗》下有《乐府杂拟》组诗。这些例子表明至宋时，杂拟作为一文体概念仍在流行且延续很久。虽然杂拟诗作为一种创作传统被保留下来，然而从宋人文集看，“杂拟”多是作为组诗的题名，少有以“杂拟”为类目或卷目了。因此咸淳本中“杂拟”这一卷类及卷目，应不是宋自创，而是唐卷本身的遗存。

咸淳本李白集卷第十四卷目为“杂拟”，选目如下。

拟古十三首

感兴八首/西施

平虏将军妻/四皓

效古二首

寓言三首/王右军

南轩松

南都行

上元夫人/学古思边

咏邻女东窗海石榴

安州应城玉女汤作

夜下征虏亭

客中行/江行寄远

夜泊黄山闻殷十四吴吟

郢门秋怀/太原早秋

下途归石门旧居

之广陵宿常二南雇北居

入彭蠡经松门观石镜缅怀谢康乐题诗书游之览志/越中览古

过四皓墓/苏武

望鹦鹉洲怀祢衡

金陵白杨十字巷/谢公亭

苏台览古

安州般若寺水阁纳凉喜遇薛员外义

鲁中都东楼醉起作

冬夜醉宿龙门觉起言志

友人会宿/月夜听卢子顺弹琴

庐山东林寺夜怀/自遣

秋日与张少府楚城韦公藏书高斋作

访戴天山道士不遇

寻雍尊师隐居

春归终南山松龙旧隐

自巴东舟行经瞿塘峡登巫山最高峰还题壁

此卷篇目繁杂，《拟古十三首》《效古二首》《学古思边》等篇，以拟、效、学存旧题之式，与《文选》“杂拟”类目体例极其相似；《西施》《平虏将军妻》《四皓》《王右军》《上元夫人》《南轩松》《南都行》多模拟汉魏古诗与乐府，大体可归为杂拟类；而余诗则与此类目多无关系，诗体各异，内容繁杂，从早年至晚年皆有，又似乎是对佚于本集之外的作品归类补充。以“杂拟”为类目，并不符合宋人编集的惯例，而所收诗也不尽合《文选》旧式，这种不同寻常的立目应自有文本依据。合理的解释是：“杂拟”卷极可能是唐时所编李白集中的原始卷目，这一类目下原来仅有《拟古十三首》到《学古思边》三十四首。其余作品本是附于“杂拟”卷后的补遗，流传过程中失去了分割标志，而与之混为一卷。这一现象应早已形成，可从其连排编目中看出端倪。本卷有十一处诗题连排编目，连排者并非均出于篇幅空间考虑，如《南轩松》《南都行》两题甚短，但都单行排列，而《入彭蠡经松门观石镜缅怀谢康乐题诗书游之览志》一题甚长，却连排了另一首诗。凡连排者两诗主题都有相关性，或同为古乐府拟作，或在同一地为同一事而作。如《郢门秋怀》《太原早秋》同为旅途感秋，《入彭蠡经松门观石镜缅怀谢康乐题诗书游之览志》《越中览古》都是游越之作，《金陵白杨十字巷》《谢公亭》均写金陵之事。显然，这应是抄卷的原始状态，编集之时保存了原貌。蜀刻本中没有“杂拟”卷目，拟古等诗都被收入“怀古”“感遇”等类目之下，这应是宋人调整分类的结果，咸淳本则留存了这一卷的部分原貌。

(三)歌行小集与全集类目

歌行多属汉乐府中的清商乐类，唐前除少数诗人如鲍照拟作长篇组诗《行路难》外，尚少有人将之作为单独一类。唐前文集中也少见定名为歌行体或出现歌行类目的记载，如《文选》中《怨歌行》《从军行》《东武吟》等题都归入乐府类。初唐乐府歌行开始风行，如卢照邻《长安古意》、王勃《临高台》等均是传世的歌行体作品，但也未单独归为歌行类目。在本集中这类作品多列入诗或古诗卷目下，又陈子昂、孟浩然、王维、高适、岑参等集皆同。这固然是因为这些文集收诗数量大大少于李白集，不设分类细目，同时也因为编集者尚未有以歌行为单独类目的分类意识。

唐人别集中较早以歌行或歌吟为类目的正是宋本李白集。此外，《韦刺史诗集》有歌行两卷，《白氏文集》卷十二列目“歌行曲吟”、卷五十一列目“歌行”。晚唐时司空图有《句》云：“看师逸迹两师宜,高适歌行李白诗。”*《全唐诗》卷六三四，第7289页。显然，歌行作为单独类目在中唐之后才广泛流行。宋本李白集明确列出“歌吟”类目值得关注，这一类目下主要收录七言、杂言歌行，也有少许五言作品，但所有篇目题名的共同特点是均含有歌、吟、行、词、曲等字，与“歌吟”类目呼应紧密。*薛天纬:《李白·唐诗·西域》，第11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且指出《文苑英华》首将非歌辞性题名的七古纳入歌行类。宋本李白集应保留了唐时李白文集歌吟卷类的特征。

《韦刺史诗集》歌行两卷中所收的篇目亦有此特点，不含歌、吟、行、词、曲的篇目仅有三篇，分别为《长安道》《难言》《易言》。《长安道》亦属于拟乐府题歌行，《难言》《易言》则是唐时的文字游戏。李白集、韦应物集的歌吟或歌行类目下均未出现过本事类题目。李白集歌吟中常见混合题目，即歌、吟、行+本事类组合而成的题目，如《金陵歌送范宣》《峨眉山月歌送蜀僧晏入中京》等。但纯本事类题目，即使诗歌体式完全为歌行体也未收入歌吟类。比如《于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入饯送类、《忆旧游寄谯郡元参军》入寄赠类等。可见，李白、韦应物编集者对歌行类的诗题归类的概念非常清楚。

《文苑英华》亦列出歌行二十卷，但所收篇名并不一定都是包含歌、吟、行、词、曲、篇等字的典型歌吟题名。大量本事类的篇目列于歌行卷，以送赠作品尤多，如《赠乔林》(张谓)、《赠王威古》(崔颢)、《代贺令誉赠沈千运》(王季友)、《赠李粲秀才》(僧鸾)、《送顾八分文学适洪吉州》(杜甫)等。宋人文集在歌行类所收篇目上与《文苑英华》近似。可见，宋人收录歌行类的标准主要是依据诗歌体式，对于题名则没有严格要求。因为宋本李白集、《韦刺史诗集》编录歌行类的体例与宋人的惯例差别显著，所以，这种单列出歌吟或歌行类目的方式极可能保存的是唐时文集编撰的体例特征。《日本国见在书目录》成于9世纪末，所录书多是印本流行前的唐抄卷，其著录之《李白歌行集》三卷不一定等于宋本李白集的歌吟卷；但两者之间可能存在关系，宋本中歌吟这部分很可能就是由李白歌行小集整体纳入文集之中的。如蜀刻本中卷七标目为“歌吟下”，但全书未有“歌吟上”与之对应，可知应是所据底本的原貌，原“歌吟上”应与前乐府卷的诗歌重合，因而不必重收。

(四)《古风》两卷是逐次增添成的小集

《古风五十九首》并不是李白集原貌，诗题原来各本有异，《河岳英灵集》录一首，题为《咏怀》(“庄周梦蝴蝶”)；“咸阳二三月”“宝剑双蛟龙”二首在蜀本李白集中作《感寓二首》。作为组诗数量也不固定，《才调集》录《古风三首》，《唐文粹》录《古风十一首》，秦观(1049—1100)写李太白《古风》诗三十四首*王暐《道山清话》云：“秦观少游一日写李太白古风诗三十四首于所居壶隐壁间。”参见《百川学海》，第355页，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葛立方(？—1164)《韵语阳秋》载：“李太白古风两卷，近七十篇。”*(南宋)葛立方：《韵语阳秋》卷十一，第13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这表明《古风》作为大型组诗应是逐渐形成*对于《古风》组诗的形成，目前学者尚存异议，参见郁贤皓：《李白〈古风五十九首〉刍议》，载《中国文学研究》1989年第4期。，非一时一地的集中创作，在不同小集中有过不同的组合方式与诗题。

对此咸淳本编目可提供一点旁证。蜀刻本古风为一卷，题名为《古风五十九首》。其书体例为每卷标注“歌诗XX首”，再标注诗歌类目，再依次出现诗歌篇名及内容。《古风》组诗收录在第二卷，此卷“歌诗五十九首”之后标注类目“古风上”，然而卷中、集中均未出现如“古风下”的对应文字。咸淳本仅有“古风上”“古风下”这样的卷目，未标诗歌篇数。可见，蜀刻本所据底本也应与咸淳本一样是分为古风上、下的，后合成一卷。标明“歌诗五十九首”，是蜀刻本新有之体例，而“古风上”则为原来抄卷所存之卷目。咸淳本则保留了古风上、下两部分。据此判断，古风上、下两卷作为一小集单独存在实有可能，刊本则将其整体纳入本集中。

李集中相当一部分组诗题名并非创作之初或编集之初形成，而是在流传中累积而成。如《才调集》录李白《长干行二首》，宋刻文集同，而《文苑英华》分别录为《长干行》《小长干行》。再如《唐文粹》录《望庐山瀑布泉二首》，宋刻本亦作《望庐山瀑布水二首》，而《文苑英华》分别作《玩庐山瀑布》《庐山瀑布》，敦煌文献中《瀑布水》仅有一首即为今组诗第一首。又如宋刻本均录两首《白头吟》，但未以组诗题名，仅在《白头吟》题下依次录二诗并作题下小注：“又一篇与此异，今两存。”显然，这些诗原初在不同的小集中是单独出现的。在汇编总集时，编者倾向于将同题作品聚合，传抄者或再编者则不免将此看作组诗并加以定名。如此看来，这五十九首诗归入《古风》题目之下，应是流传过程中重新编辑的结果。虽然，蜀刻本明确题名为《古风五十九首》，但《古风》小集仍在流传，其收诗篇目、数量与蜀刻本并不相同，故才有三十四首、六十一首(咸淳本比蜀刻本古风组诗多两首)、近七十首之说。

《古风》组诗内容丰富，但在当时少有人提及，唐人多好将陈子昂与李白类比，但几乎无人将其《古风》与陈子昂《感遇》相联。显然，这与乐府歌行类小集已给李白诗风定型有关。至晚唐孟启于《本事诗》强调儒家诗教思想，才开始突出李白古诗之意，语意仅涉及“大雅久不作”一首。《才调集》收《古风》才三首。姚氏本身就有很强的复古意识，其选《古风》十一首也是出于自身的文学立场，这些都反映了后人对李白形象的重新解读。同时也表明李白古风类小集开始流传，并不断为人关注，将相关作品归类编集。

对古风的异文现象，前人已有关注，如《分类补注李太白诗》卷二四《感兴八首》其四诗后注：“(士赟曰)按此篇已见二卷古诗四十七首，必是当时传写之殊，编诗者不能别，姑存于此卷目。”其七诗后注：“(士赟曰)按此篇已见二卷古风三十六首，但有数语之异，是亦初本传本之殊，编诗者不忍弃，两存之耳。”*(唐)李白撰，(宋)杨齐贤集注，(元)萧士赟补注：《分类补注李太白诗》卷二四，第7—8页，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版。对这些异文，萧氏断为初本与改定本之别，究以实情，恐与不同小集传本相关。又，王琦《李太白全集》卷二四《感兴八首》其六诗后注：“按此篇与二卷中古诗之二十七首互有同异。”*(唐)李白著，(清)王琦辑注：《李太白全集》卷二四，第1124页，中华书局1957年版。也应属于同类情况。

三、纸抄小集与正集关系

所谓正集是相对各类小集的一种正式文集，但也不等同于全集，唐人正集多在晚年或身后由他人编定。印刷时代的正集或全集形成之后即可印刷定型，并以一化万，广为流传。而在纸抄时代，因形制或流传条件所限，小集的流传范围与影响远大于正集或全集，他人编定正集也是据不同小集合成的，这种合成编辑并非一次性完成的*[美]倪健,CHRISTOPHER M.B. NUGENT.Manifest in Words, Written on Paper—— Producing and Circulating Poetry in Tang Dynasty Chin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0：278.，故正集亦并不稳定。由李白集的形成过程看，明显的特点有如下三方面。

(一)纸抄正集形制难定，收录数量不一

李阳冰《草堂集序》言：“草稿万卷，手集未修。枕上授简，俾余为序……自中原有事，公避地八年；当时著述，十丧其九，今所存者，皆得之他人焉。”*《李太白文集》卷一，第55,65,59页。李阳冰也未言最后编定的卷数。刘全白于贞元六年(790)作《唐故翰林学士李君碣记》曰：“文集亦无定卷，家家有之。”*《李太白文集》卷一，第55,65,59页。说明刘氏在《草堂集》编定三十年后所见的李白集卷帙仍各不相同。《旧唐书·文苑下》言李白“有文集二十卷行于时”*《旧唐书》卷一九〇，第5054页,中华书局1975年版。。此又在刘氏之后约一百五十年。乐史(930—1007)《李翰林别集序》言：“李阳冰纂为《草堂集》十卷，史又别收歌诗十卷，与《草堂集》互有得失，因校勘排为二十卷。”*《李太白文集》卷一，第55,65,59页。王琦认为二十卷本《草堂集》至宋已散佚存十卷，约五十年后，宋敏求(1019—1079)又作整理与补充，其《李太白文集后序》曰：“咸平中，乐史别得白歌诗十卷，合为《李翰林集》二十卷，凡七百七十六篇，史又纂杂著为别集十卷。治平元年，得王文献公溥家藏白诗集上中二帙，凡广一百四篇，惜遗其下帙。熙宁元年，得唐魏万所纂白诗集二卷，凡广四十四篇，因裒唐类诗诸编，洎刻石所传，别集所载者，又得七十七篇，无虑千篇。沿旧目而厘正其汇次，使各相从，以别集附于后。凡赋表书序碑颂记铭赞文六十五篇，合为三十卷。”*《李太白全集》卷三一，第1491页。至此才对全书的篇数与规模有了完整的统计。现将提及的文集列述如下，以显示现传李白集形成过程：

《草堂集》二十卷(李阳冰编)

《李翰林集》(刘全白称无定卷)

《草堂集》十卷(乐史所见)

《李白歌诗》十卷(乐史别收)

《李翰林集》二十卷，776篇(乐史合编，《崇文总目》卷五著录)

《李白别集》十卷(乐史编,《崇文总目》卷五著录《李翰林别集》十卷)

《李白诗集》三卷(佚下卷)，776+104篇(王溥藏，880篇)

《李翰林诗集》二卷，880+44篇(魏颢编)

“类诗、刻石所改李白诗”，77篇(宋敏求辑，合为1 001篇)

《李白文集》，65篇(宋敏求合编全集为1 066篇)

在宋敏求、曾巩刊定全集前，所谓《草堂集》《李翰林集》等对特定时期的读者而言，可能都属正集，所收诗文各不相同。曾巩《李白诗集后序》所云旧七七六篇，是将《草堂集》十卷与《歌诗集》十卷相合之后才有的数字。《草堂集》是最早编定且流行最广的李白文集，在唐时应为正集，但这个正集比宋时编定的一千多首全集的规模要小得多。其他如魏颢编二卷本、乐史别收的集子等，规模更小。宋初编《文苑英华》收李、杜等名家之作，所据当为内府正集，但所收李白作品才及后来全集的四分之一，足见在印本时代前，即便是正集也不稳定，收录内容与印本全集很不同。

(二)各类小集比正集流传更广，总体容量更大

相对于正集，李白的作品可能更多地散布于各类小集中，如田锡(940—1004)《读翰林集》云：“太白谪仙人，换酒鹔鷞裘。扁舟弄云海，声动南诸侯，诸侯尽郊迎，葆吹罗道周。哆自若饿虎，逸翰飞灵虬。落日青山亭，浮云黄鹤楼。浩浩歌谣兴，滔滔江汉流。下交魏王屋，长揖韩荆州。千载有英气，蔺君安可俦。”*(宋)田锡著，罗国威校点：《咸平集》卷十七，第165页，巴蜀书社2008年版。诗中所言与魏颢序十分近似，所读《翰林集》可能是魏颢所编的二卷本。释契嵩(1007—1072)《书李翰林集后》云：“余读《李翰林集》，见其乐府诗百余篇”*(宋)契嵩:《镡津文集》卷十六，第151页，四部丛刊广编，台湾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又于文中提及《远别离》《蜀道难》《梁甫吟》《天马歌》《行路难》《猛虎行》《阳春歌》《乌栖曲》《战城南》《秋浦吟》。此跋唯言乐府，当是一部以乐府为主的小集，由书名看，可能与田锡所读的是同一种《李翰林集》；但仅有乐府诗百余篇，且有《猛虎行》一篇作于安史之乱后，与魏颢所编又有不同，可能是后人增补出的另一种小集。又如欧阳炯(896—971)《花间集序》云：“在明皇朝，则有李太白应制《清平乐》词四首。”*(五代)赵崇祚编，杨景龙校注:《花间集校注》序言，第1页，中华书局2014年版。但现存李集中《清平乐》仅三首。黄庭坚(1045—1105)《书自草秋浦歌后》云：“……遂书彻李白《秋浦歌》十五篇。”*(宋)黄庭坚著，郑永晓整理:《黄庭坚全集》别集卷八，第758页，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秋浦歌》在现传集中作组诗十七首。欧阳、黄氏所据李白集可能都是与现行本集不同的小集，如上所述早期纸抄文集在组诗组合上有很大的随意性。又如释文莹(1022—1085？)《湘山野录》云：“‘平林漠漠烟如织’……后至长沙，得古集于子宣内翰家，乃知李白所作。”*(宋)文莹撰，郑世刚、杨立扬点校:《湘山野录、续录、玉壶清话》，第15页，中华书局1984年版。可见，咸淳本应是有古本所据才收录《菩萨蛮》等，这一古本又可能是与传本不一样的小集。

(三)小集的多样性决定了正集难有定本

不同时期依据不同小集编定正集，各类小集传本有异，决定了不同时期的正集文本也有变化。因为除了《白氏文集》等少数抄卷，纸抄正集多已不存，对这一问题，我们可从不同时期编定的总集所收录的情况作一些推断。总集的底本未必都是正集*上引宇文所安文认为《文苑英华》等总集所据底本不一定为正集，很多是“亚集”或者说是“小集”。，但有些权威性的总集，编者所据当取自所认定的正集，其文本之异颇能说明问题。

韦縠(900年在世)《才调集序》云：“暇日因阅李、杜集，元、白诗，其间天海混茫，风流挺特，遂采摭奥妙，并诸贤逹章句。不可备录，各有编次。”*(五代)韦縠：《才调集》序言，见傅璇琮：《唐人选唐诗新编》，第691页，文史哲出版社1999年版。其录李白诗二十八首应是据一种李白正集，四库本《才调集》其标目为：“《长干行》、又、《古风》《古风》、又、《长相思》《乌夜啼》《白头吟》《赠汉阳辅録事》《捣衣篇》《大堤曲》《对酒》《久别离》《紫骝马》《宫中行乐词》、又、又、又、又、又、又、又、《愁阳春赋》《寒女吟》《相逢行》《会别离》《江夏行》《相逢行》”。此处《长干行》《古风》不以组诗题名，或存古貌*《唐人选唐诗新编》选《才调集》所据底本为四部丛刊本，其将上述诸诗合为组诗，可能是后世整理的结果。，韦氏所见可能是一种后世不传的李白集，保留了各诗在各类小集中分别存在的状态。

宋雍熙三年(986)编定的《文苑英华》所录李白诗的底本应是秘阁所藏之李白正集，其中也有多样传本。如李白集中《姑孰十咏》，苏东坡已辨明非李白所为，王安石言此诗见于李赤集，且言秘阁李白集中无之。但《文苑英华》于李白名下录有《姑孰十咏》的部分篇章，如《望夫山》等，说明当时秘阁文献中还有一李白集与王安石所见之本不同。

又，法藏敦煌文献P.2552为“唐人选唐诗”残卷，录李白诗歌四十三首。与上述《才调集》不同，这是一部杂抄类诗选，编选的随意性较大，编录体例不一，各诗皆无署名，仅《宫中三章》下有“皇帝侍文李白”。显然，抄写者将这种特殊的署名也作为理解本诗的一个组成部分，表明此是单独一类，与前后不相属，据此而断，可将选诗归为“杂选类”“宫中类”“乐府类”三类，其底本或许就是几类不同的小集。《惜缶尊空》诗在《文苑英华》歌行卷中作《惜空缶尊酒》，在乐府卷中则作《将进酒》，两者各有来源。敦煌诗选应是依据了后世失传的小集。据此推论，正集的编定也会面临类似情况。

凡此皆可证明，印本全集流行前，纸抄正集并不固定。唯因如此，其时人们尚少定本意识，白居易《白氏长庆集后序》特意说明：“其日本、新罗诸国及两京人家传写者，不在此记。”“若集内无而假名流传者，皆谬为耳。”*(唐)白居易著，朱金城笺校：《白居易集笺校》外集卷下，第391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他已明白当时传本与自己的手订正集是不同的。白氏晚年手订《白氏文集》七十五卷本，分五处收藏，但实际流传的是七十卷本。其七十五卷在其身后不久就少有人提及了。

通过对李白集的具体分析，我们了解到纸抄时代小集、正集及全集的关系。纸抄正集不等于全集。正集用以流传，全集仅存于作者手中。自藏不等于流传，全集的编纂流行多是印刷时代之后的事。纸抄时代作家主要是以小集或正集显示自己的文学存在，并以此为基础建立文学地位，当时的文学评论也主要以此为对象。*[美]宇文所安撰,卞东波、许晓颖译：《唐代的手抄本遗产：以文学为例》，见《古典文献研究(第十五辑)》，第236—266页。如《新唐书·艺文志》据传记资料著录《高适集》二十卷，这应是他最后编定的正集。而高适诗歌小集在其出仕前就有流传，《河岳英灵集》评其曰：“适性拓落，不拘小节，耻预常科，隐迹博徒，才名自远。”*《唐人选唐诗新编》，第152,158页。这应在高适赴陇右节度幕府前，而此前高适作品已有流传。法藏敦煌文献P.3862收高适《奉送太原颜太守并序》言:“初颜公任兰台郎，与余有周旋之分，而于词赋，特为深知。洎擢在宪司，而仆寓于梁宋。今南海太守张公之牧梁也,亦谬以仆为才，遂奏所制诗集于明主。而颜公又作四言诗数百字并序，序张公吹嘘之美，兼述小人狂简之盛，遍呈当代群英。”*《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第29册，第2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表明早在天宝初，高适就曾编集进奏并广泛流行于士人之中，殷氏所见可能就是这种小集。又如殷氏称岑参：“参诗语奇体峻，意亦奇造。至如‘长风吹白茅，野火烧枯桑’，可谓逸矣。又‘山风吹空林，飒飒如有人’，宜称幽致也。”*《唐人选唐诗新编》，第152,158页。多赞其语奇幽致，不道及他的出塞之作。杜确《岑嘉州诗集序》言其有作八卷，又言：“其有所得，多入佳境，迥拔孤秀，出于常情。每一篇绝笔，则人人传写，虽闾里士庶，戎夷蛮貊，莫不讽诵吟习焉。时议拟公于吴均、何逊，亦可谓精当矣。天宝三载，进士高第……”*(唐)岑参著，陈铁民、侯忠义校注，陈铁民修订：《岑参集校注》附录，第50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这表明他在进士及第前或正集完成前也曾有小集流行。又如刘禹锡《刘氏集略说》言：“躬晒书于庭，得已书四十通……它日，子婿博陵崔生关言曰：‘某也曏游京师，伟人多问丈人新书几何，且欲取去。而某应曰无有，辄愧起于颜间。今当复西，期有以弭愧者。’由是删取四之一为《集略》，以贻此郎，非敢行乎远也。”*(唐)刘禹锡著，陶敏、陶红雨校注：《刘禹锡全集编年校注》卷十八，第1181页，岳麓书社2003年版。现传《刘禹锡集》为四十卷，此处的《刘氏集略》是刘禹锡自己在已有文集四十通取四分之一而成的十卷本，时在大和七年(833)，这也表明刘禹锡先有小集传世。纸抄文集的编纂与流传方式应与印刷时代整集流传不同，从宋人编纂《李白集》《杜甫集》的方法看，由小集拼合成全集，实际上也是在重塑一个诗人的形象。纸抄小集流行居多，印刷时代文人更重全集，这一不同决定了唐宋人在文集编纂上有不同的文学观念。*Manifest in Words, Written on Paper—— Producing and Circulating Poetry in Tang Dynasty China,277.唐人编集注重显示自身的文学成就，宋人更想以文集展示自己的人生，故编年类文集在宋后大行；而唐人多受《文选》体例影响，以体分类较多，更关注在各类文体中所取得的成就。这种观念的转换固然是文学思想自身发展的结果，但文集形态由纸抄卷子到印刷文本的转变，编纂与流传条件的改善、编集方式的改变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客观因素。

【责任编辑：肖时花】

2016-0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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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5455(2016)06-0020-08

任雅芳，山西太原人，文学博士，西北大学文学院讲师;查屏球，安徽铜陵人，文学博士，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