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生活前后的那个时期，既是中国也是人类历史上最残酷的时期之一。我们不妨把同时期的中国与西方做个比较。那时的西方正处于“黑暗的”中世纪。中世纪一直被我们定义为“黑暗的”，实际上也不尽然，起码不是我们习惯上所理解的那样一个世纪。稍稍深入到西方文化的内部，会发现这个“黑暗”时期的科学仍在前进，并由贵族们建立起一些了不起的传统。这也是一个创造和发展的、深奥而不浅薄的时期。中世纪是一个复杂漫长的历史阶段，不是一般人口中的概念化简单化的理解。一谈到后来的文艺复兴，就说它是反对上帝，把人性从神性下解放出来等等，这未免太简单了。文艺复兴实际上并不反对上帝，而是在承认上帝的基础上，复兴古希腊古罗马的人文精神。

西方中世纪有一千多年，而中国魏晋只相当于西方中世纪刚刚开始的那个小小时段，不能与之合榫对应。但有些地方，比如说宗教势力的强大、士族势力的强大却是相似的。在这个时段里，中国的魏晋更为可怕和残酷，大概已经不是“黑暗”两个字就能概括的。用“嗜血”两个字来概括，可能更合适一点。

从遥远处回望，魏晋就是一个不堪忍受的、剧烈动荡的时期。这是对时代社会政治生活的全面总括。但是如果具体生活在那个时代，就像任何时代一样，它还有很多的空间，可以分解出不同的生活板块和文化板块。人总是在局部，在某一个板块里生活，不是在混沌一片的概念里生存，不是在想象中的那样一种无所不在的毒氛和血泊里生活。相反由于当年的信息、交通、科技等水准的局限，它尚可保存一些相互隔绝的角落。这种封闭的角落不仅是地理和自然意义上的，而且还是精神思想乃至于艺术意义

上的。

我们发现，人一旦进入这个相对独立的空间，还有安全生存的可能，有思索的可能，徘徊的可能，孤独的可能，寂寞的可能。问题是要能够进入这样的空间，才会得到暂时的喘息，得以从事创造性的劳动。问题是知识分子一定会受到儒家正统思想的培育，一旦逃避就惴惴不安。所以他仍然还会思念“丛林”向往“丛林”，既畏惧这片“丛林”又企图改造这片“丛林”，尝试一搏。所以要真正能够寻到一片个人的空间，并不是容易的，这里面除了客观的原因，也还有主观的原因。

像当年的孔融、阮籍、张华、陆机等人，都冲出了那个相对独立的空间，进入了“丛林”的核心地带。结果是非常可怕的。曹操杀了孔融，有人会觉得有点出乎预料，认为像曹操这样一个了不起的历史人物不会如此残酷的，而且写下了那么好的四言诗，是“建安风骨”的代表人物，对于整个魏晋乃至于后来的文学都产生了巨大影响。曹操留下的作品不多，但在文学史上的印记是不可磨灭的。他写下的《蒿里行》《苦寒行》《薤露行》等，都是反映当时社会状况的好作品，催人泪下。他对底层，对当时人民生活的困苦情状是何等了解，也不乏同情心。

就是这样一个人，由于要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必有许多文化和政治的设计，必要施行实用主义。曹操与后来的曹丕不一样，他是一个体制的开创者和奠基者，需要强化和构筑自己的政治基础，实行思想的专制。所以在这样一个人物面前，他人切不可忘记对方正处于“食物链”的顶端。而孔融这些人与之相处日久，或许就会忽略“食物链”这个铁律，就会麻痹和放松。他们只看到了大动物们可爱的毛皮，温顺和慵懒的眼神，甚至是打盹的片刻、呼噜的鼾声，有时就会忘记他们有利爪，有尖牙，有嗜血的

本性。

于是，有时孔融等人动作和玩笑的幅度稍微大一点，就会出问题。一个嗜血的动物睡醒了以后，如果心情不好，或许并没有那么多的幽默感，恼怒中轻轻一拍，力量就会很大。孔融们如果再有一些挑逗的言辞，一些恶作剧，一些刺挠，一些冷幽默，就很危险。一个大动物并非是时时都能够理解和会意的。这样讲不是说处于“食物链”顶端的动物愚钝不敏，而是它们的本性如此。因此，所有跟这些大动物走近的、更次一级的、“食物链”下端的小动物，都要引以为戒。在这一点上，陶渊明心里非常清楚，所以他能够及时地离开桓玄集团、刘裕集团，连当时的一些刺史和太守们也很少接近，偶有过往也要浅尝辄止。他不存侥幸地及时摆脱了“大动物”，不失为一个明智的选择。

陶渊明在诗章里常常表露出这方面的清醒意识。正是这种规避和自我提醒，使他待在了远处，获得了更多的个人空间。“行行失故路，任道或能通。”（《饮酒二十首·其十七》）一方面他远离“丛林”，放弃了建功立业的机会，另一方面又规避了最大的危险。他和所有知识分子一样，回到这个空间时也难免有过犹疑和痛苦，总试图冲出去。这个时候他的心情是晦暗的、顾虑重重的。而当他安静下来，就立刻觉得心情明朗，也富有创造力，个人生活也变得愉悦、幸福和谐。“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饮酒二十首·其五》）这是多么好的个人生活。

（选自张炜《陶渊明的遗产》，中华书局。

原题为《个人空间》，标题为编者所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