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文国

1983年深冬的一天上午，已任莱山公社党委秘书近4年的我，接到县委组织部一纸调令，到县委办公室秘书科报到。

3天后，我打起铺盖卷，乘坐当时公社最先进的交通工具——公社砖瓦厂的解放牌汽车去了县委机关大院。那时的县委大院，还是一排排平房，唯独东南角有一座与平房紧挨着的两层小楼，上下各3间。上面3间是档案馆办公地，下面1间是县委办公室打字室，另外2间是秘书科，我就在那里上班。在新的岗位上，我没有沾沾自喜，而是迅速转换角色，投入到新的工作中去。

一眨眼到了1984年春季，随着机构改革和领导班子大调整，县委多数领导都变成了新面孔。新官上任“三把火”，秘书科的工作自然成倍增长。

当时，秘书科只有4人（其中1人外出进行学历培训2年），人手捉襟见肘。但任务却一波接着一波，人也一刻不得歇。上情下达，开展调研，文稿起草，每件事情都急如星火、耽误不得，有时候真希望自己能有“三头六臂”。但想象归想象，我们没有那个“功能”，就只能靠加班加点、通宵夜战来应对。而此时的我，偏偏又遇到新情况：在公社工作时就与公社粮管所一名会计相好几年，并且到了晚婚年龄。双方父母都催着“五一”节前后办婚事。办婚事是一码事，可结婚住在哪里？双方父母都在农村，离县城都不近，远的要50多里路，而自己在县城也基本是人生地不熟。

忧虑的神色和焦急的心情没有躲过县委办公室领导的眼睛。一天，办公室主任宫本胜找到我，问我是不是有什么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