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禾

据《中国建筑垃圾资源化产业发展报告（2014年度）》统计，近几年中国每年的建筑垃圾排放总量约为15.5亿吨～24亿吨，约占城市垃圾比例的4096。

这些数字还有增加的趋势，在过去10年间，整个中国余泥渣土的增长速度几乎能与经济的增长比肩。

城市面貌改变如此之快，鲜有人关心这些渣土如何消失，最后又去向哪里。多数城市渣土受纳场的建设远远跟不上渣土产生的速度，同时又面临多头管理、监管缺失、再利用率低的困境。

最终，“渣土围城”隐疾，成为很多城市的一个痛点。

2015年12月20日，一阵巨响和漫天灰烟后，深圳成了风暴中心。

光明新区红坳村余泥渣土受纳场，百米高的渣土倾泻而下，3个工业园33栋建筑被损毁或掩埋。

发生滑坡的余泥渣土受纳场，主要用于堆放渣土和建筑垃圾。灾害的发生，也给深圳这座高速发展的城市，敲响了“渣土围城”的警钟。

突如其来的灾难

碰到邓光清的时候，她正带着婆婆和两岁多的女儿站在恒泰裕工业园外的马路上等公交车，作为塌方事故的波及者，她要去光明体育馆和其他工友汇合，等待政府和工厂下一步的安排。

渣土山塌方当天，包括事故核心区在内的整个恒泰裕工业园区就被封锁了。由于担心二次坍塌的风险，没有损毁的建筑也全部被清空，侥幸逃过一劫的人们只能到政府安排的临时安置点住下。邓光清一家原本租住在工业园最外围的一栋楼里，房屋财产和人员安全都没有受损，但也被安排到光明体育馆里。体育馆面积大而空旷，虽然安置了上百人，夜晚还是有点冷，她担心女儿受寒生病，就谢绝了政府的安排，带着家人借住朋友家。

虽然没有被厄运袭击，但提起12月20日中午发生的那场坍塌，邓光清仍然心有余悸，“整整两天晚上没睡着觉，总是不自觉地想起那声巨响”。那天是周日，她在家休息，听到巨响后原本以为是在搞工程、开山放炮，出门看到垮塌一片的建筑才回过神来，意识到工业园后边堆成百米多高的渣土山塌方了。

邓光清是重庆人，已经在恒泰裕工业园里工作了四五年，几乎完整经历了渣土场几年间的变化。“这个渣土山原本是采石场，在两座山之间的山坳里，地势比较低。采石场废弃后变成了红坳余泥受纳场，刚开始还行，这两年慢慢地越堆越高。尤其是从2015年开始，渣土车一天24小时不停地往这运渣土，队伍排得老长，还经常把路堵住。”她说。

此前，邓光清听同事说堆在后山的渣土要用来修建公园，心里特别高兴，但几年下来一直没动静，她便不再关心渣土场。“天天上10个多小时班，没心思想这些。”她说。包括她在内的工业园住户们也从来没意识到渣土山会存在塌方滑坡的危险，只是渣土车从早到晚一刻不停的噪音和遮天蔽日的沙尘让他们怨声载道。

然而灾难不会因为被忽视而消失。事故最终发生了，掩埋了十几万平方米、相当于14个足球场大小的土地面积，损坏了33栋建筑物，造成85人失联。邓光清和她的工友们因为住得较远幸运地躲过一劫，眼前最急迫的就是能够尽快回归正常的工作生活。但黄柏荣和杨琴英就没这么幸运了，她们都是这场灾难中的失联者。

失联者

黄柏荣和丈夫杨勿50多岁，几个月前才来深圳。老家在湛江乡下，他们通过同村老乡杨琴英的介绍，来到恒泰裕工业园，进入同一家餐具清洗消毒厂上班。餐具厂每周要上7天班，每天要工作十几个小时，虽然辛苦，但每人每月能挣四五千块钱。黄柏荣还找了不少兼职，下班后在家做手工，能额外挣一两千元“计件工资”。

到深圳打工后，黄柏荣和丈夫的收入大幅度增长，生活成本却并不高。恒泰裕工业园由于位置偏远，房子租金低廉，黄柏荣和丈夫租了一个单间，每月只要两三百块钱；工业园内部以及周边还有很多针对打工群体的廉价餐馆，吃饭和租房加起来，每月的生活费不超过1000元。夫妻俩打算在深圳多于几年挣点钱。

而杨琴英的打算是干到2015年底就辞工回家。她现年40多岁，上半年陪母亲去医院治病时，拗不过家里人，也做了个身体检查，结果发现得了很严重的慢性肾炎。家人担心她的身体，提出让她回老家休养治病。杨琴英最开始不答应，双方妥协的结果是先治病。她的弟弟杨国德在广州工作，于是她每半个月跑一趟广州，去医院检查开药，每次2000多元的花费让杨琴英特别心疼。前不久，老家的亲戚告诉她一个据说“很有效”的“偏方”，她决定试试。“20日本来应该是她来广州医院看病做检查的日子，但她打电话给我，说暂时不去广州了，先看看‘偏方管不管用，还说‘偏方如果有效，她年底就辞工回家，等病治好了再回来。要是我当时坚持让她来广州，就能避开这件事了。”杨国德眼圈红了，即便72小时的黄金救援时间早己过去，他还在期盼奇迹出现。

杨国德的想法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出事当天，黄柏荣夫妇和杨琴英一起逃出厂房。黄柏荣和杨琴英本来跑在前面，杨勿跟在后面，可是到了岔路口，杨勿直直地跑向主路，而黄柏荣和杨琴英则跑向了岔路的住人集装箱。杨勿回头发现后大声呼喊，但为时已晚，集装箱在顷刻之间被淹没。逃出来的杨勿勉强保住性命，精神却崩溃了，在医院住了三天，注射了镇静剂情绪才稳定下来。他向家人复述了当天的经过，坚信黄柏荣和杨琴英有足够的时间跑进住人集装箱。“那里有水有食物，有很大的生还希望。”杨勿的推测给了大家巨大的鼓舞，甚至也给了我一点希望。

可是等真正进入现场，燃起的微小希望又一点一点地沉没了。核心事故区里上百台挖掘机分散在各处作业，机器与人力交替施工了好几天，但堆积的渣土仍然有三层楼高，绝大多数建筑物被深埋在好几米厚的土层下，没有被完全淹没的楼房则扭曲变形、斜插着倒塌下来，露出钢筋水泥，触目惊心。在这样的废墟里，集装箱里的人幸存的可能实在太渺茫。

渣土困局

深圳这样的现代化大城市怎么会发生滑坡坍塌这样的乡土新闻？这是我之前最疑惑的地方。等到了光明新区，心中的疑问有了答案。恒泰裕工业园位于深圳与东莞交界处的光明新区，作为深圳最偏远的区域，它与繁华的都市毫不沾边。道路两旁工地鳞次栉比，还有大片荒地；建筑物外观斑驳，拥挤陈旧；摩的横行，常驻出租车只有十几辆；看上去与发展中的县城别无两样。然而邓光清却告诉我，这里已经比5年前好很多了。“我刚来的时候，工业园旁边什么都没有，到处是菜地，路也不好，坑坑洼洼的。”

5年前，光明新区几乎是一片被遗忘的角落，直到2010年深圳特区成立30周年，特区内外一体化的发展战略开始推行，光明新区的建设才开始提速。几年下来，大大小小的工业园区拔地而起，工程建设项目如火如荼，产生的渣土也越来越多。

红坳余泥渣土场发生坍塌事故之前，似乎是个收纳渣土的“好地方”。渣土车24小时不断倾倒，一两年时间就堆出了上百米的高度。对于渣土场管理方绿威物业来说，这是个不错的生意，每倾倒一车渣土收费200多元，收益不菲，于是便对其中的安全隐患视而不见了。

监管方面似乎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光明街道办2014年2月份就曾表示，红坳余泥渣土场为临时受纳场，使用期限到2015年2月21日为止。但这一规定形同虚设。管理部门倒是采取过一些措施，从2015年5月开始，城管部门开展月度检查，多次发现问题；2015年7月，在检查相关文件时，发现施工图纸和水土保持方案的设计单位不一致，要求加快修改并完善统一；9月份，由于红坳村后复土点申请复土期限己到，要求受纳场停止受土，严禁违法乱倒。整改的条令虽然不断下达，但却没有监管执行。坍塌事故发生前一晚，很多渣土车依然前来倾倒泥渣，从未停止。

实际上，不仅是光明新区，渣土问题在深圳普遍存在。作为中国效率最高的城市，深圳的发展速度有目共睹。在城市上空，高楼大厦拔地而起，不停地刷新着高度；在地下，地铁线路越来越密集，延伸也越来越长。

渣土问题是城市开发建设的“副产品”。

2006年后，随着体育场馆建设、道路改造、地铁建设全线铺开，深圳的余泥渣土排放问题，日益显现。

2007年，深圳全市产生的各类余泥渣土是950万立方米，这一数字因轨道交通二期、三期工程的建设被一再刷新。以深圳地铁为例，一个地铁站所产生的土方量达到8.7万立方米，用20立方米一车的泥头车，要运4350车次。而直径6米的地铁隧道，一公里（双向）要挖出土方6.8万立方米，需要运3400车土。

2008年IO月，深圳市当时最大的渣土受纳场龙华部九窝余泥渣土受纳场开始运营，其约2400万立方米的库容，不到4个月基本被填满，而轨道交通3期工程开工，将产生约2500万立方米的余泥。加上其他工程的余泥，深圳市又一次面临“渣土围城”的老问题。

到2014年，深圳市环境卫生管理处提供的数据显示，当年的余泥渣土已达到3000万立方米。

城市在飞速发展，人们并不是没注意到因此而产生的渣土围城问题。

为走出困境，在《深圳市余泥渣土专项规划（2008-2030）》里，深圳处理余泥渣土的版图再次被扩大，11座综合利用厂、46座陆域受纳场和7座公众填海区，被纳入修建计划。

但这些规划还没来得及完全实现，红坳余泥渣土受纳场就发生了灾难。

“渣土围城”的困境并不仅仅在深圳上演，北京、南京、济南等城市，都存在类似情况。

红坳余泥渣土受纳场的坍塌，是深圳不堪渣土重负的一个缩影。

事实上，每一个不断扩张的城市，在其追求速度和扩张的背后，都可能有一座建筑垃圾大山存在。

“深圳式”出路

在“渣土围城”中，深圳并非忽视余泥渣土场的建设，但征地建设面临的现实困难，难以消化日益剧增的渣土。

纵观深圳近10年治理“渣土围城”的历史，还是能窥见一丝决心。

深圳市一位区政协委员陈可馨，从2008年开始连续几年撰写提案，呼吁政府加快余泥渣土受纳场的规划建设。

早在2013年，深圳城管、交警部门在福田区、龙华新区等连续破获数起关于建筑废弃物运输车辆偷排乱倒的重大案件。其中，宝安区法院以破坏交通设施罪，分别判处2013年3月27日在福龙路冷水坑高架倾倒建筑垃圾的刘某平和同年3月30日在龙华和平路倾倒建筑垃圾的付某富有期徒刑3年。这在当时的全国尚属首例。

除了填埋，建筑垃圾还可以再利用。据《中国建筑垃圾资源化产业发展报告（2014年度）》统计，如今这个数字已增加到15.5亿吨～24亿吨，而这些建筑垃圾的资源化利用率依然不到5%。

这让王栋民忧心。他是中国矿业大学混凝土与环境材料研究所所长，长期关注建筑垃圾问题。

王栋民给出的建议是：对建筑垃圾最好的解决办法，还是变成建筑。

一次参观北京昌平一家处理建筑垃圾的大型民营企业的经历，让王栋民印象深刻：工艺很好，目前却没有赢利，因为缺乏国家政策和资金扶持。他觉得，从技术上说，国内某些处置建筑垃圾的工艺已经成熟，但是在市场上销售还存在一定问题，成本相对较高，目前还需要国家政策和资金补贴支持。

“这种点对点的扶持，只能帮助到有限的几家处理建筑垃圾的公司，关键还要靠政策扶持降低生产成本。比如建筑垃圾的原料来源，要企业挨家挨户去收集、运输回企业，这种运输成本不应该由处理的企业来付，”他提出的解决路径是：“成本应该转嫁给产生建筑垃圾的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