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晓洁

馆藏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胜利课本》-初版印刷于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九月——即抗日战争胜利后不久（日本政府于1945年8月15日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日在密苏里舰上正式向同盟国签订投降书，标志二战正式结束。9月9日中国战区受降仪式在南京举行），独特的时间节点对教材的编排和内容的遴选有着深深的时代烙印，民国政府在九月发行此教材也恰恰适逢中小学新学期开学，开设此课程对于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起到了很好的效果。

（《胜利课本》虽然只是一本中级教材（本书的编排见于扉页的《渎者须知》，分初、中、高三级，类似如今的小学、初中与高中。教材的编写适合于不同阶段的学生），但深深的浸入了民国国民政府统治时期的话语形态，如果用“新批评”文本细读的方法来衡量此本教材，民国国民政府时期的意识形态深深的浸入其中。我国近代史上第一次取得反抗帝国主义侵略胜利的自豪感洋溢于字里行间，然而除此之外对同盟国的感激之情以及抗战胜利后的国家的重建问题都在教材中有所展现，而且东三省的光复及其所面临的接管权归属问题也有着不同程度上的隐形显现。

从内容上分，该教材着重讲述了以下几个问题，按教材目录分可分为（图一）：

本文就以下四个问题着重讨论：

一、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的爱国主义教育

爱国主义起源很早，自古便有国亡而殉节的人：文天祥为宋绝食而亡，一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光照古今，成为文人气节最佳呐喊。而明亡之际，殉节之人更是数不胜数，如史可法、倪元璐、范景文、巩永固、刘文炳等等，而且明移民在我国历史一卜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民族气节的展现与光辉在朝代易鼎之际显得尤为突出。我国近代史可以说是民族屈辱史，华夏民族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机，而在诸多侵略战争中，口本侵华战争对我国无论在国家破坏上与心理创伤上都有着深深的烙印。一定意义上说，抗日战争是我国现代化的转型催化剂，现代型的国家的建构是在战时语境下得以检验并逐步改进的。

爱国——如果说在古代作为“忠君爱国”思想的一种体现，但“爱国”是以“忠君”为前提的，其有着很强的不自觉性；也可以说是儒家思想的一种表征，儒家经典中赞颂伯夷、叔齐不食周栗而非其爱商，而是忠于商君，也印正了《诗经·小雅·南山》“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话。可以说“爱国”是“君君臣臣”的思想附属品。魏晋南北朝时期“殉国之感无因，保家之念宜切”（《南齐书·褚渊传论》），也就是说此时忠君大义的退化也导致爱国心理的弱化。

宋亡与明亡之际的士人心理的转变是有别于历史上其他时期，虽然内藤湖南宣扬的“宋代近世说”，但此时的异族入侵更多激起了汉族“华夷之辨”固有思想，“爱国”在这时也是此种思想的次生品，明季充斥诸多“异端”思想，可以说有渚多现代性萌芽的滋生：如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其将天下与庶民相联结，天下不单单隶属于皇帝一人，而庶民也肩负着对国家的责任。这不仅仅是对中央集权的质疑，也是国人自觉意思的开启，在黄宗羲<明夷待访录》中也有着清晰的论述。但这些“异端”思想在清初就被所谓的官方“道统”扼杀于摇篮中。而后来的“爱国”思想一直到清亡才又度兴起，这时的爱国具有很强的杂糅性质，包含了传统“华夷之辨”的思想，也植入了西方民族国家的概念，可以说近代的救亡图存采取的一系列措施都是在西方话语参与下进行的，诸如君主立宪、民主共和乃至于共产丰义思想。而伴随着民族国家的兴起，爱国主义也就脱离了“忠君”的语境，成为一个独立的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教育也就成为现代国家建构的一部分，国民政府推行爱国教育一方面是基于清除抗日战争中陈旧思想残余，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并且对抗战中国人的汉奸行径的批判和再教育。另一方面是基于国民政府自身合法性而言的，爱国主义对一个积贫积弱的国家，无论在建设上还是稳定上都起着很强的精神指导的作用。抗战胜利对孱弱的中国是一个巨大的鼓励，民族心理在此时也有着微妙的变化，而国民政府将“胜利”一词注入爱国教育中，也体现了政府试图扭转自鸦片战争以来国人由“天朝上国”跌落为“半殖民地”的自卑心理。民国时的意识形态教育在国患中不断调整和发展，“因时制宜性”也成为该《胜利课本》独具时代性的特点。

二、教材所凸显的国际性色彩

二战是全球性的——反法西斯国家联盟与法西斯轴心国之间的较量，波及五大洲（欧洲、亚洲、大洋洲、非洲、美洲）几十个国家，而我国的抗日战争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部分，在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同时，也与其他国家联合，共同抗击法西斯国家的侵略（如中国赴缅甸远征军）。其中，美苏两国对我国都有着不同程度上的帮助（部分人认为抗战的胜利在于“苏武”——苏联出兵东北，或“屈原”——屈服于美国的原子弹），但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军民八年艰苦卓绝的反抗日军侵略应是我国取得胜利的根本原凶。

该书封皮上（图二），有一英文字母大V，取自英文victory（胜利）的首字母，不仅照应题目，而且漂浮于空中的大V，喜悦之情自不待言。封皮上方印有苏、美、中、英四国国旗，这也是联合国四大常任理事国。且封底印有联合国的领袖（图三）：中国蒋委员长、苏联元帅史大林（斯大林）、美国前总统罗斯福、美国总统杜鲁门；英国前首相丘吉尔、英国首相阿特里。国际性色彩也从封面与封底也可见一斑。我们从中也能解读一定信息：法国由于在二战中被德国占领，所以不列入其中。而且二战历时时间较长（1939-1945年），有的国家经历了两届领导人：如美国和英国，此信息在封底也有展现。

从课文内容来看，彰显的国际性色彩也比较突出，如篇目：《原子炸弹的威力》《答复侵略我们的日本人》《苏联对日宣战》，其中对苏美两国的褒扬与感激之情也是显而易见的——美国对我国的军事援助以及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对口出兵；苏联在雅尔塔会议后出兵中国东北。其都对我国抗战胜利起到了间接的作用，所以将其编入爱国教材中，，也是感激和铭记苏美在抗击日本法西斯侵略上做出的贡献。

这里不得不提的还有：虽然国民政府和美国是天然的盟友，但从教材中对苏联的“亲昵”举动不得不使我们重新审视国民政府在战后的国家战略（教材中涉及苏联的有《答复侵略我们的日本人》《苏联对日宣战》《哈尔滨今昔观>《对于中国长春铁路的希望》《旅顺口军港参观记》《大连市游记》九篇，而提到美国仅有《原子炸弹的威力》一篇）。但如果纵向考量苏联在二战期间的举动，其大国沙文主义与民族利己主义色彩尤为突出：首先其与德国缔结《苏德互不侵犯》（1939年）在一定程度上催化了二战的爆发，而且入侵波兰、制造卡廷惨案，也是其历史上不光彩的一面。而且1941年苏联同日本以牺牲我国领土为代价签订《苏日中立条约》，使日本安心于对我国及远东地区侵略，这也对日本的侵略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而且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苏联拆走了绝大部分日本企业在东北地区的机械设备（总价值高达8亿9503万美元）。然而就是这样，国民党不惜以高昂的代价换取与苏联的结盟（1945年7月中苏会谈开始，8月14日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其目的只有一个——遏制共产党，接管东三省；所以在国民教材中对苏联予以示好，这也是以前不多见的现象——尤其是在蒋介石当选总统后。

所以，教材的国际性在赞扬反法西斯联盟功绩的同时，也隐含着对苏美两国的结盟的意愿，而对共产党“一山不容二虎”早已成为蒋介石的愿景。

三、国民政府对抗日战争的阐释

由于民国时期，统治者为国民政府，所以该教材对抗战的阐释权集中于国民政府手中。诚然，由于意识形态等原因，胜利课本将共产党对抗日的贡献只字未提也是出于对自身统治的需要。我们常言综合国力的高低决定国家的强弱，而民国时期我国才开始具有现代国家的雏形，这与明治维新以来发展了60余年的日本相比有着天壤之别，两国对垒，可以在一定意义上说胜负已定，但是，毛泽东曾说：“战争取决于人而非兵器。”中斟能对Fj取得胜利的原因抛开国际援助之外，根本在于国军民在民族危难时表露出的气节。

从书中内容来看，篇目《八年抗战的光荣史迹》有开篇序言的性质——即概括性介绍了我国对口八年抗日经过，对一些重要的历史事件予以简要说明，批判了日军的侵略行径。《桂林的光复战》是回忆性文章——对国民军在桂林取得的胜利采取了一个剪影式的描述。而其中对政府军的描述也侧面褒扬了国民政府在抗日战争中取得的成就。《日本向我们投降》、《中国战区日军降书签字仪式记》除了记实外，都是以国民政府为主体作为陈述对象的——国民政府当时作为国际承认的合法政府也是合乎情理的。<领袖歌》《庆祝和平歌》《抗战胜利歌》《飞机、爆竹》（图四至图六）除了歌颂胜利外，对“蒋委员长”的褒扬也是非常露骨的。也就是说在中小学初级教育中强化爱国意识与热爱领袖情节。《谈如何力行建国任务》也是在国家的概念下对国家未来建设一种构想，而这也是在民国政府的主导下的国家建设措施。《胜利品的一种》具体谈到了对日本纺织厂的接管，而对我国的轻工业的发展也有裨益。可见当时我国的工业基础还是集中于轻工业的，而战后着重发展工业也是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步骤。我们从中可见国民政府对国家建设的具体的一系列构想，也是基于我国积贫积弱的现实的。

所以，国民政府在教材中基于自身正统性将抗战的胜利与对国家未来的建设揽于一身，在感激美苏帮助的同时也排斥共产党所做出的贡献，有着很强的政治色彩。

四、东三省在抗战后的接管权初探

1945年6月中旬，赫尔利向蒋介石通报了雅尔塔会议，下月中苏会谈开始，8月14日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世杰与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部长莫洛托夫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其附件。条约共有八项条款，规定“缔约国担任协同其他联合国对日本作战，直至获得最后胜利为止，缔约国担任在此次战争中彼此互给一切必要之军事及其他援助与支持。”“缔约国顾及彼此之安全及经济发展之利益，同意在和平再建以后，依照彼此尊重主权及领土完整与不干涉对方内政之原则下，共同密切友好合作。”在条约的附件《关于中国长春铁路之协定》中规定：将南满铁路和中东铁路合并，称中国长春铁路，由中苏两国共同所有并合组中国长春铁路公司共同经营。公司理事会由中方董事苏方董事各五人组成。董事长由中方指定董事一人担任，副董事长由苏方指定董事一人担任。总经理由苏方人员担任，副总经理由中方人员担任。规定铁路及其属地的治安由中国负责，仅在对日作战时可以运输苏联军队（图七）。

在附件《关于大连之协定》中，规定：大连为一自由港，对各国商务和航运开放。大连的行政权属于中国，大连港口主任由苏籍人员担任，港口副主任由中方人员担任。在和平时期，大连不包括在旅顺海军基地范围内，亦不受其规则约束。

在附件《关于旅顺口的协走》中规定：中苏两国共同使用旅顺口海军基地，港口仅供中苏两国军舰及商船使用。苏联可在该地驻扎海陆空军，但港口内民事行政权仍归中国（图八）。

上述条约及协定的期限均为30年。

除上述条约及附件外，中苏外长通过互换照会，达成谅解（并约定使其成为中苏条约的一部分）：整重申承认。

三、关于中国新疆事变，苏联政府重申如同盟友好条约第五条所云无干涉中国内政之意。”

在关于外蒙古问题的换文照会中，中国方面表示：兹因外蒙古人民一再表示其独立之愿望，中国政府声明于日本战败后，如外蒙古之公民投票证实此项愿望，中国政府当承认外蒙古之独立，即以其之边界为边界。苏联对此“表示满意，并声明苏联政府将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外蒙古）之独立与领土完整。”

此外，双方还达成协议，在东三省范围内“一俟收复区域内任何地方停止为直接军事行动之地带时，中华民国政府即担负管理公务之全权。”苏联军队将在打败日本后三个月内撤出东北三省（旅顺除外）。

该条约的签订，蒋介石得到了他想要的：保证承认和不干涉，并许诺道义上的支持和军事援助全部给予“作为中国中央政府的国民政府”。代价是高昂的——对雅尔塔条款的夸张理解，加上其他几项不明确的目标——并随后导致国民党对美国在这些事件中的作用的严厉谴责。俄国人则回到比日俄战争前沙皇统治下更高的地位。

教材中《对于中国长春铁路的希望》《旅顺口军港参观记》《大连市游记》三篇课文与其在抒发久违的回归之感，不如说其是含有一定隐忧的：而这种隐忧就体现在《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上，苏联奉行的大国沙文主义在日本势力退出远东时迅速填补权力的真空，这也是斯大林谋划与美国分庭抗礼的一个步骤，可以说冷战从二战将尽时就已拉开序幕。教材最后三篇突出了长春铁路、旅顺军港、大连市这三个地标，实际怀有对他国轮流占有我国领土的愤恨。

可见虽然我国在抗日战争中取得了胜利，而且国际地位也因二战得到显著提高——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之一。但“弱国无外交”，雅尔塔会议对我国主权的侵犯与践踏，苏美两国试图重新瓜分以我国为首的远东地区，这都是“胜利课本”中没有直接说明的，可以说我国主权的“胜利”不能简单的说赶走了一个日本就可以，而是独立自主的在我国领土上行使主权，别国绝不能肆意干涉。

《胜利课本》最后三篇以这三个敏感地区作为结尾，其意味也是深长的。可以说，该课本虽讲的是胜利，不如说的是胜利后亟待解决的国家建设问题，因为无论在外交还是内政上，只有自身的强大才可避免“任人宰割”的窘境，而蒋介石一意孤行的策略（对共产党的防范达到了风声鹤唳的地步，以至于其几乎全盘接受了苏联开出的种种不平等条约）也使得国民对其统治的质疑声越来越人，这也是促使国民政权在以后短短几年内迅速衰亡的一个力‘面。

结语

本文以中华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上海儿童书局发行出版的<胜利课本》为基础，进行了一个初步的研究——着重从话语分析的角度透视国民政府时期官定教材的“时代感”与“爱国”意识形态的教育。

在现代型国家的构建下，国民政府又面临着内忧外患的诸多困境，而对中小学教育中注入“爱国主义”话语是尤为重要的。在抗日战争胜利的大背景下，官方顺势植入“爱国主义”话语，首先，肯定了中国军民对抗战所做出的贡献，而其中对当时国民政府的褒扬与肯定也是，显而易见的，除此之外，共产党的贡献只字未提，而对苏联与美国的援助予以肯定与感谢，其中的篇幅也占有很大比重，而突出对苏联的赞美也是由于《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再加之国内矛盾的转化——由民族矛盾转而成为意识形态的冲突，联络苏联也是抗战后围剿共产党的一个重要步骤，所以在教材中无处不洋溢着苏联情节。其次，国民党一党统治色彩也十分突出，对国军与领袖的歌颂在树立威信的同时，也在标榜国家的统治者。而此时的“爱国”教育业更接近于爱政府和爱领袖，其又剔除了共产党的功绩这也是在与共产党的博弈中树立自己正统性的绝佳策略。《胜利课本》也不能单单作为一本简单的爱国主义教材来看，国民政府的外交策略也在其中有着不同程度的体现，研究此时的外交也对当时国内外的大环境分析有着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