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颖君

（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北京100871）



“香椿树街”与“井亭医院”
——苏童《黄雀记》的叙事空间

高颖君

（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北京100871）

苏童在《黄雀记》中，选取了“香椿树街”与“井亭医院”这两个极具象征意味的叙事空间，并以香椿树街病象丛生的社会现实、紊乱不堪的精神图景为镜像，折射了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转型时期中国社会的整体面貌；以保润、仙女和柳生三个主人公与井亭医院紧密相关的青春成长历程为视景，展示了一代人独有的生存境遇与成长履历。

《黄雀记》；香椿树街；井亭医院；空间

苏童的长篇小说《黄雀记》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发生的一起青少年强奸案为中心事件，围绕保润、仙女与柳生三个主人公之间的爱恨情仇，讲述了一个“关于罪与罚，关于情感、历史的债务，关于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的生存境遇”［1］的故事。在小说中，苏童选取了“香椿树街”与“井亭医院”这两个极具象征意味的叙事空间，通过讲述上演于其中的“大时代”与“小青春”的故事，折射了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转型时期中国社会的整体面貌，展示了一代人独有的生存境遇与成长履历。

一

香椿树街是苏童小说中最重要的地理坐标之一，是他的文学故乡和精神原乡，就像鲁迅之于未庄、莫言之于高密东北乡一样。在苏童的文学版图中，香椿树街占据了重要位置，他大部分的小说都在讲述发生在这条街上的故事。对这一文学空间之于他本人的意义，苏童曾说过：“我自己最自怜的作品就是这些香椿树街故事，这些故事确实与我的生命有关。”［2］“从物理的意义上说，它就是一条狭窄的小街，从化学意义上说，它很大……我是把全世界搬到这条小街上来。它是我一生的写作地图。”［3］在《黄雀记》中，苏童又回到了阔别已久的香椿树街，将笔伸向了栖居于这条南方小街上的芸芸众生。小说在题材、主题和艺术手法等方面都带着鲜明的苏童印记：温婉、沉静而又略带忧郁的笔触，优雅、诗意而又不失细腻的叙述，懵懂、局促、迷惘的青春成长，河流、码头、街巷流言、邻里争吵等符号意象……但与之前的“香椿树街系列”相比，《黄雀记》又有了不同的端倪。这里的香椿树街，不再是被抹去时间维度的纯粹地理空间，而是突出了时间维度的文学历史空间。苏童通过对香椿树街市井生活与众生百态的描绘，勾勒出了转型时期的历史画卷。

小说所指涉的时代背景是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这一时期中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期。在市场经济浪潮的冲击下，中国的经济取得了飞速发展，人们的价值观念发生了巨大转变。这一强大的历史潮流也渗透到了香椿树街上：保润的父母以金钱丈量亲情，将无病的祖父送入精神病院，把他的房间腾出来租给别人；马师傅紧跟时代潮流，开起了香椿树街历史上第一家精品时装店；柳生家因卖猪肉过上了风生水起的生活，成了主宰香椿树街生活命脉的一带名人；曾经风光无限的马戏团驯马师瞿鹰，却沦落到了自杀的境地。时代的发展并未带来人性的完善，而是裹挟着混沌不明的社会乱象与紊乱不堪的精神景观，最能突显这种时代创伤的是香椿树街掘金事件。保润祖父出于对儿孙孝心的不信任，每年都会去照相馆为自己拍一张遗照。一次照相馆不慎丢失了他的相片，在补拍照片时他受到惊吓而丢魂。之后他在邻居绍兴奶奶善意的提醒下，开始千方百计地寻找一个装有祖宗尸骨的手电筒，试图以此唤回他丢失的灵魂。为了找到这个在他模糊的记忆中埋在一棵冬青树下的手电筒，他借口手电筒中所埋的是黄金以获得合法挖掘的权利。这一消息迅速在香椿树街传开了，梦想发财的邻居纷纷步其后尘，以各种姿态疯狂地掘树挖金，从而引发了一场席卷全街的掘金热潮。“这年五月，祖父以一把铁锹领导了香椿树街的时尚；谁也无法否认，这年五月弥漫在香椿树街街头的掘金热，祖父是先驱，也是启蒙者。”［4］14这场因祖父荒诞不经的寻魂行为而引发的闹剧，折射了人们对金钱疯狂追逐而精神极度空虚、被世俗气息笼罩而利欲熏心的灵魂面目。

因为不断地挖树找魂，祖父被送进了精神病院，他的房间被租给了邻居马师傅，开起了香椿树街历史上第一家精品时装店。往昔“寒酸破败”“落后守旧”的香椿树街一下子变得光彩照人，嵌入了时代潮流之中：“时装店的面积虽然不大，却尽最大可能浓缩了时代的奢华，堪称时尚典范。墙纸是金色的，地砖是银色的，屏风是彩色玻璃的，柜子是不锈钢的，吊灯是人造水晶的，它们罗列在一起，发出炫目的竞争性的光芒。”［4］66后来时装店又被改装成了一个药店，药店门口的广告牌无疑是吸引人们眼球的：“一个白种男人在微笑，衬衣口露出黑色的胸毛，一个金发女郎在微笑，比基尼泳装下的肉体散发着湿润而性感的光亮，他们相拥坐在海边的沙滩上，什么也没做，但看上去刚刚做过了什么。”［4］137金色、银色、不锈钢、彩色玻璃、人造水晶，极具欲望张扬色彩的广告牌，在今天看来散发着一股暴发户的气息，但这又确实是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时尚。而录音机里播放的流行音乐如毛阿敏、程琳、邓丽君的歌，以及不断闪现于小说中的小拉、桑拿、KTV、影碟机等符码和物象，都展示了时代浪潮对香椿树街的冲击和改造。穿梭于现代光影之中的香椿树街弥漫着媚俗、不安的氛围，像失魂的人一样漂浮在历史的潮流中。

在医院祖父继续自己的寻魂行动，为了阻止他破坏树木而被医院索赔，保润就日日用绳索拴缚着他，从此祖父就失去了尊严和自由。对此，香椿树街的人们熟视无睹、不以为怪，而是对保润的捆绑行为表示理解，认为“这条街上有那么多可怜的老人，有那么多不孝的子孙，神灵如果主持正义，很多人家都会遭到报应”［4］109。水塔事件发生后，保润无辜入狱，父亲病逝，母亲出走，家破人亡。对于这样的悲剧，香椿树街人也持一种看客的心态与世故的态度。对儿子无辜入狱、精神几近崩溃的粟宝珍无人劝解，对疏通关系为子脱罪、诬陷他人入狱顶罪的邵兰英无人指摘。从医院逃回家中的祖父不被人们接纳而是为众人驱逐，出狱后的保润所感受到的是街邻的冷漠与人情的凉薄。柳生在婚礼上被保润捅死，香椿树街人迁怒于仙女，用石子、碎砖、啤酒瓶等肆意围攻，将怀孕的她逼入河中。当他人的悲剧发生时，他们以一种冷漠、麻木的看客心态自居，同时又扮演着悲剧制造者的角色，对事态的发展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在这种心态和角色之下所形成的“香椿树街式的伦理道德”，“其脉络以人情世故的乱针针法来编织，‘传统’大摇大摆地掩盖理性。人们生活于其中，有真实的温暖与宽恕，有真实的自私与冷酷，有痛楚陪伴的麻木，有形形色色的遗忘与搜寻的方法”［5］。生活在这条小街上的居民群体，不仅充斥着乡土中国固有的麻木闭塞，还在时代浪潮冲击下滋生了小市民的狭隘逼仄，人心失衡与人性扭曲的乱象尽显，是非颠倒与精神坍圮的病象丛生。

祖父的“丢魂”在小说中具有强烈的象征意味，是转型时期社会现实和国民精神的整体隐喻。物欲横流的社会、变动不居的时代使人们的灵魂无处安放，他们在社会现实的挤压下、在时代转型的间隙中，经历着精神沉沦、自我迷失的命运，表现出了一种失魂落魄的状态。丢魂的祖父被送进了精神病院，而那些生活在精神病院之外的香椿树街人，也被时代滋生的精神危机所侵扰：保润那怯懦、自私而冷漠的父亲和刻薄、强蛮而寒伧的母亲，庸俗粗鄙、精明干练的肉铺操刀手邵兰英，深谙人情世故却热衷于蜚短流长的时装店老板马师母，以及那些听信了祖父的谎言，在一夜暴富欲望的驱使下把香椿树街挖得面目全非的掘金者，哪一个不是被躁动不安的时代潮流所裹挟、被逼仄狭隘的精神空间所挤压的丢魂者？“丢魂”成了香椿树街人普遍的生存状态。最先丢魂的祖父，在被当成疯子送入井亭医院后，继续挖树寻魂，刨掉了不少医院里的名贵树木。为了驯服不安分的祖父，保润练就了一手捆人绝技。他手中的绳索能变幻出各种花式，不仅用来捆绑祖父，还用来降伏医院中那些不安分的病人。但这个混乱无序、病象丛生的社会，远非保润的绳索所能征服和捆缚。最具讽刺意味的是，他的绳索不但没有制服任何人，反而成了他获罪入狱的元凶。小说末尾，当这些因时代病症而丢魂的人们一个个走向自己宿命的终点时，只有祖父安然如昔。他游离于时代悲剧之外，像不死的幽灵一样长久地存活于世。甚至在多年后找到的那张被水浸过的全家福上，保润和父亲母亲都离奇消失，只有祖父幸存，他“在时间与水滴的销蚀中完好无损”［4］204，照片上的他似乎在向未来表达着某种歉意：“对不起，你们都将消逝，只有我长寿无疆。”［4］204而仙女生下的那个集“怒”与“耻”于一身的红脸婴儿，只有在祖父怀中才会安静睡去。祖父所失掉的灵魂，与其说是与这个时代不相合的东西，不如说是这个时代已然失落的东西。在商业浪潮吞噬一切的时代，他执拗地守护老宅、大床，以及寻找祖宗尸骨的行为被人们视为疯癫之举，可实际上他所守护的这些传统事物与祖宗遗风，正是这个时代人们所丢失的魂灵。

香椿树街“丢魂”的众生世相，折射了转型时期人们的生存状态与精神图景。那么，该如何找回这个时代丢失的灵魂？在小说中作者苏童曾向宗教和信仰求救，于是就有了庞太太的出场。这个眼睛“亲善”“明亮”，熟读《圣经》的基督徒，竟能让桀骜不驯的仙女认识到自己的“脏”和“有罪”，这或许正是宗教和信仰所具有的力量。而她家中那本书《如何向上帝赎回丢失的灵魂》，似乎也暗示了她是解决这一困境的关键人物，可事实上她在小说中仅发表了一番关于赎罪、拯救的宣教言论后就匆匆退场了，可见这种救赎的无效性。而仙女在受到众人围攻、在保润家天井后的那条河中展开突围时，接受了河水的训诫：“洗一洗。洗一洗吧”［4］300，并最终在“善人桥”获救。这条“施洗之河”是苏童心造的一条救赎之路，但这条路同样是行不通的，仙女的再次出走、不知所终就是证明。无论是庞太太手中的《圣经》，还是使仙女受到洗礼的施洗之河，都不能治愈时代的病症，无法给人真正的拯救。面对转型时期病象丛生的社会现实，苏童并未找到一条“魂兮归来”的道路，而是充满焦虑和迷惘。

尽管小说刻意淡化了故事发生的时代背景，但香椿树街上种种精神景观、混乱世相，还是与特定的时代联系了起来。作者苏童深入斑斓破碎、急速变化的时代激流之中，将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搬到了这条街上，道出了独属当代中国的故事。

二

井亭医院是小说中的另一个重要空间，它统摄了整部小说的情节发展与人物命运。小说的情节发展在这一空间中穿插挪移、交织循环，保润、仙女与柳生三个主人公的人生命运也在这一空间中起伏跌宕、回环折转。保润的看护祖父、懵懂初恋、无辜入狱，仙女的生活成长、不幸失贞、堕落沉沦，以及柳生的罪孽、赎罪、被杀，都与这一空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如果说苏童在“香椿树街”上展示了外在的时代历史变迁的话，那么在“井亭医院”中则展现了内在的青春成长历程。

小说第一章是“保润的春天”，春天为四季之首，万物萌生于春，这也呼应了保润的青春年少，可他的大好青春还未展开就在这个春天戛然而止。“这个季节充满了圈套，所有圈套都是以欲望编织而成的。”［4］45保润在去照相馆为祖父取照片时，意外地错拿了仙女的照片，照片中的仙女使他萌发了青春的悸动。当在井亭医院撞见仙女后，更是对她产生了一种莫名的情愫。性格木讷的他对自己的感情做了尝试性的追求，可刁蛮任性的仙女对他的追求不屑一顾，不仅私自拿走了他的旱冰鞋押金，还一次次地对他恶语相向，这使他惶惑不安而又愤怒不已，并将所有愤怒都化为了对押金的追讨。前来调解的柳生撺掇两人跳舞，提议他们在医院水塔上跳小拉和解，仙女不从，保润一气之下就把她绑在水塔上一走了之。从此，保润捆住了仙女，捆住了柳生，更捆住了自己。随后而来的柳生强奸了仙女，而仙女在金钱的诱惑下诬陷了保润。保润含冤入狱十年，青春成长被迫中断。狱中的时间是停滞的，就像“整个世界花样翻新，枫林监狱还是老样子”［4］139。在他入狱的十年间，整个社会发生了巨大变迁，可他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却被彻底切断了，生命进入了一种停滞的状态。个人时间坐标与历史时间坐标的分裂，使他未能顺利地完成青春成长，而是落入了两个时间点的裂隙中。出狱后的保润虽已是中年，但心理时间却依然停留在入狱前的青春期。面对隔了十年时空距离的外部世界的强烈刺激，他没有任何反应，而是依旧活在自己的时间中，沉湎于过去的情愫里。他穿着肥大的西装，带着印有“香港旅游”字样的棒球帽，想去看看工人文化宫的旱冰场，殊不知历史早已翻过了那一页。出狱后的他并不想着复仇，也不去想今后的生活，他要找到仙女，完成当年没有跳成的小拉。他所懊恼的与其说是不再回来的青春岁月，不如说是没有跳过的小拉。在水塔上与仙女跳一场小拉，是他年少爱情的浪漫寄寓，是他青春时光的精神绝响。于是，仙女对他十年时间与自由的偿还，就成了简单的跳小拉，一旦遂成心愿他们之间就“清账”了。入狱十年、家破人亡的惨痛代价，仅通过一场小拉就化解了，显得十分超然也格外悲壮。保润固守在自己的内心时间中，以虚幻的方式在现实生活中维持着某种平衡。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他最后杀害柳生绝非仅出于报复，而是一次对背叛者的复仇。在保润眼中，十年的牢狱之灾虽然令他被时间放逐，使他失去了很多，但他真正无法容忍的并非柳生当年的嫁祸，而是柳生强奸了仙女，之后又玩弄她，去与其他女人结婚，这无疑是对他牢狱十年的讽刺，是对他坚守的嘲笑。因为对固执于青春期的保润而言，仙女、柳生与他之间的爱恨情仇构成了他完整的青春岁月，他正是靠这种记忆才活在了当下。可这种完满却被柳生破坏了，当他提出要与另一个女人结婚时，这一行为本身就已经构成了背叛。不仅是对仙女情感的否定，更是对他珍藏心底的少年之爱、他们曾经的青春岁月的背叛，这让他对柳生动了杀机。他最后在柳生的婚礼上捅死了柳生，以毁人亦自毁的极端方式完成了对青春的祭奠。

实际上保润成长的中断在他入狱前的井亭医院中就开始了。为了阻止祖父在医院四处挖掘、破坏树木的行为，保润父亲不得不去医院看护祖父，不料在这里他也差点患上精神病，于是看护祖父的接力棒就传到了保润手中。保润大段的青春时光都滞留于井亭医院。井亭医院是一所精神病院，是一个以管理和规训逸于社会规范之外的“狂人”为旨归，与外部世界隔绝、与现实社会断裂的特殊空间。它坐落在远离市区的边缘地带，“远离城市的繁华，离几个主要的公墓倒是很近。从香椿树街去那里，要穿越大半个城市和乡村的田野”［4］25。在这样一个闭塞偏僻、与世隔绝的空间中，保润很难感受到时间的流转，也意识不到外部世界的变迁：“保润驻守井亭医院，不知家里的变化日新月异。”［4］67当他被父亲替换回家，骑车到家门口时，被眼前的景象震撼了：“祖父的房间似乎被某个怪兽一口吞噬，消失不见了，临街的窗户与墙体经过扩张改造，变成了豪华的玻璃移门，移门里侧，是花花绿绿的时装森林。一个黑暗而衰败的世界被精心粉饰，旧貌换新颜，却是别人的世界了。”［4］67长久地滞留于井亭医院，对时代的发展无知无觉的保润，回家后才发现了其中的变化，产生了一种陌生化的震惊体验。偏安于时间逻辑之外的保润，固守于自己的内心时间中，偏离了正常的成长轨道。面对时代潮流的冲击，他不知所措、进退失据。在旱冰场，他显得过时、拘谨、阴郁。作为疏离于时代的孤独个体，他宁愿躲在或自我放逐于精神病院。时间越是罔顾向前，他就越是执守于此，他不惜放弃职业前途去井亭医院看护祖父，他出狱后也不愿回家而是又回到了井亭医院。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保润对捆绑的痴迷与执着就不为无因了。他每天把祖父捆绑起来，专注于研究捆绑技艺。他练就了一手捆绑绝技，他的捆绑绳扣巧夺天工，样式花样翻新。所有花式都由他自己来命名，如民主结和法制结、香蕉结与菠萝结等。他之所以如此痴迷于捆绑，正是想以自己所掌握的捆绑术创造出一个虚幻完满的内心世界，来抵抗外部世界的强大潮流。但这只是他个人的幻想，时代并未因此而停滞不前，而他最终却因捆绑葬送了自己的人生，这种悖谬的结局使他的捆绑具有了作茧自缚的象征意义。无论是井亭医院，还是因井亭医院水塔事件而被带入保润人生中的另一个空间——监狱，都是被放逐于时间之外的特殊空间，滞留于其中的保润慢慢地与时代发生了脱节，与社会发生了断裂，中断了自己的青春成长，成了疏离于时代的孤独个体，并最终为时代所抛弃。

柳生的成长也因井亭医院水塔事件而中断。事件发生后，柳生家凭借金钱打通关系，并诱使仙女作伪证嫁祸于保润，柳生侥幸躲过了一场牢狱之灾，他的青春没有像保润一样被囚禁。但法律上的自由并不代表精神上的自由，相比于保润，他面对的是永久的心狱。在后来的日子里，他不得不与这段阴影共处：“这么多年过去了，他还在灾难的包围之中。”［4］131柳生夺去了仙女的贞洁、保润的自由，所以面对他们两人，他有一种因内疚而产生的负罪感，“这种负罪感抑制了青春期特有的快乐”［4］119，给他造成了巨大的心理折磨，使他戴上了沉重的精神枷锁。他不得不“夹着尾巴做人”，时刻生活在一种恐惧之中，沉默、刺探、心怀侥幸成为他主要的生活内容，回避、周旋、欲说还休成为他常见的表达方式，这使他“变得谦卑而世故”［4］119。为了洗清自己的罪责，他走上了漫长的赎罪之路。为了安抚仙女，柳生家对仙女一家的送礼，一直持续到他们离开此地，柳生才解脱出来，做起了生意。柳生是一个比较活泛、有点头脑的人，在时代变革的浪潮中，他凭借天生的油滑与后天的世故，在事业上混得风生水起，成了香椿树街的成功人士。但水塔事件的阴影一直笼罩着他的成长历程，表面的风光是与内心的不安相伴的。多年后，当仙女以白小姐的身份重回井亭医院、再次出现在他面前时，他犯罪的青春一下子就回来了，紊乱的记忆也回来了。这不断提醒着他曾经的罪责，使他感到非常恐惧：“他忽然发现自己的生活充满了快乐的假相，而真相是连绵不绝的阴影，它像一座云雾中的群山，形状变幻莫测，排列的都是灾难的比喻。”［4］131因为心存亏欠之情，所以面对仙女他小心翼翼、诚惶诚恐，她的一句话、一个表情都会让他提心吊胆、惶恐不安。他对仙女百般讨好、有求必应，在仙女被庞先生抛弃走投无路时，他为她提供各种照顾和一切生活保障，即使因为开车送她而惨遭横祸、发生事故也无怨无悔，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在为自己赎罪。因为他而含冤入狱的保润，更让柳生惶恐不安、心生负疚。保润成了他心中挥之不去的阴影，时时刻刻伴随着他的生活。当看到保润家中停放的自行车上的绳索，他依稀看见了十八岁的保润，手中转动着一根长长的绳子，说：“进来，柳生你进来。”［4］137当他驾车经过井亭医院小树林时，隐约地听到水塔中一个低沉的声音在呼唤：“上来，柳生你上来。”［4］131当他被人追讨白马避难于水塔中时，他无法入睡，水塔里的菩萨允许他睡觉，可有个神秘的幽灵不让，那就是保润。为了赎罪，他接替了保润的义务去井亭医院看护祖父，而对祖父的照顾让他觉得一直在与保润的阴影相处，尽管这样一种赎罪方式令他格外疲惫，但为了心安他不得不习惯与保润的阴影同行：“时间久了……那阴影或浓或淡，俨然成了他生活不可缺少的色彩。”［4］125这一切都剥夺了柳生朝着时间前进的权利，他的成长中止于水塔事件那个凝固的时间点。他无法顺利地完成青春成长、进入现实世界的秩序中，甚至不能安稳地活在当下。保润出狱后，柳生以为长达十年的赎罪能使保润释去前嫌，他还不断地暗示保润忘掉过去的恩怨。两人表面上也成了至交，似乎彼此不曾相欠。可最终他还是无法逃脱命运布下的陷阱，一条保润父亲的衬裤成了他无法完成赎罪的因素。他在结婚当天被保润所杀，他的成长也于此彻底终结。

仙女的成长也与井亭医院及水塔事件息息相关。仙女是井亭医院老花匠夫妇收养的孩子，特殊的身世与成长环境——寂静幽暗、与世隔绝的精神病院，使她从没得到过真正的爱和温暖，造成了她幽闭的心灵世界：“树木花草都有朋友，她没有。”［4］47“陪伴她的，往往是她自己的影子。”［4］47尤其在“一颗粉红色药片导致的昏睡，颠覆了她对世界的信任”［4］48后，她更是对人保持了一份警惕。她的愤怒总是来历不明，她的眼神总在驱逐别人，甚至当她第一次以照片的形式出场时，就对世界充满了敌意。保润在照片中看到的是这样的仙女：“她不笑，微微地咬着嘴角……正用一种忿忿的谴责性的目光，怒视着这个世界。”［4］7在井亭医院中，她“像一丛荆棘在寂静与幽暗里成长，浑身长满了尖利的刺”，逐渐养成了一种桀骜无礼、任性骄横的性情。傲气的仙女唯独听命于柳生，保润擅长用绳子捆绑病人，柳生就以撮合二人为条件让保润去捆他犯了花痴病的姐姐，并捏造了保润是罗医生儿子的谎言，让仙女赴约。可发觉被骗的仙女却看不上保润，两人在旱冰场上不欢而散。出于报复，仙女私自取走了保润的旱冰鞋押金，于是保润把仙女的兔子扣留于水塔上，以此为条件向她索要押金。仙女不仅赖账还辱骂保润，保润出于气愤就把她绑在了水塔上，于是就有了后来水塔事件的发生。水塔事件使仙女的心灵备受摧残，成长遭逢劫难。她离开井亭医院远走他乡，发誓永不再回这座城市。可她与“这个城市之间，似有一个不公的约定，约定由命运书写，我们这个城市并不属于她，而她天生属于这个城市”［4］213。多年后，她又以郑老板公关小姐的身份重回井亭医院，改名“白蓁”，希望以此来摆脱过去：“世上没有仙女了，名叫仙女的少女一去不复返了。”［4］133可她依然无法摆脱往事的纠缠，在这里那些似曾相识的东西又都回来了：水塔、小拉、绳索、乌鸦，还有那两只兔子。被郑老板辞退后她再次离开井亭医院，去酒吧当了歌女。在这种“交易”生涯中，她经历了从经常性“盈利”到一次性“破产”。与台商庞先生的欧洲之行所导致的怀孕事件，使她的演艺生涯被迫中断，两人在金钱与孩子之间展开了拉锯大战，最终她被逢场作戏的庞先生视为“堕落的婊子”而无情抛弃。走投无路的仙女，不得不向命运低头，又回到了这座城市，经柳生安排住进了香椿树街保润的家中养胎。她的人生理想其实很简单，当她看到柳生为她晾洗衣物、准备早餐时，被这平凡的幸福所打动，打算与他在一起。可这只是她一厢情愿的想象，柳生早已决定另娶他人，他的行为只不过是在为自己赎罪。即便是这样潦倒的仙女，仍不为香椿树街人所接受。在柳生被杀之后，她被香椿树街人视为罪魁祸首，遭到了众人的诟骂和围堵，快要临产的她再次走上了逃遁之路，甚至差点为此而丢了性命。后来仙女生下孩子后无处容身，就又回到了井亭医院，住进了水塔之中。无论她多少次发誓远离这里，却敌不过它梦魇般的强大引力：“她不知道，她的命运，为什么会与一座水塔纠缠不清？水塔是她的纪念碑。”［4］243小说最后，她把孩子交给祖父后再次出走，离开井亭医院不知所终。

井亭医院及发生于此的水塔事件，使仙女无法顺利完成青春成长、走上正常的人生轨道。她努力跟上时代前进的节拍，小心地与现代社会的各种潜流周旋，试图安稳地活在这个世界上，但每次得到的都是一个惨败。她混迹于不同的男人之间，却始终得不到自己想要的幸福；她从仙女变成了白小姐，堕落成了一个为金钱与虚荣穿梭于浮华世界中的幽灵。而作伪证冤枉保润又使她一生内疚，这种灵魂的煎熬无以排解，时时刻刻地折磨着她。她一见到柳生，就问起了保润的情况。在离开井亭医院时，更是求柳生替她去水塔烧香。这种负疚感在保润出狱后愈加强烈，当保润再次要求与她在水塔上跳小拉时，那种重温噩梦的感觉一下子攫住了她：“一个噩梦回来了，一个记忆也回来了。疼痛回来了，羞耻也回来了。”［4］238但她没有逃避而是坦然面对，艰难而痛苦的小拉之约终于在她怀孕的呕吐中结束了。尽管从此她与保润“清账”了，但她仍然无法摆脱这种负疚感，这从她住在保润家时对他小心翼翼的态度就能看出来。水塔事件让她背井离乡，四处漂荡，使她沦落风尘，一生内疚。正像她的名字一样，仙女永远也无法活在真正的现实中。

苏童在他的“香椿树街系列”中，常表现少年青春成长的主题，如《刺青时代》《城北地带》等，但他说过：“我所有的成长小说没有一个以完成成长而告终，成长总是未完待续。”［6］在《黄雀记》中，他同样表现了这种“未完待续”的青春成长。井亭医院及矗立于其间的水塔，将三个人生本无交集的少年紧紧捆在了一起，一步步推向命运设计的圈套。如果没有井亭医院中柳生与保润的捆绑交易，就不会有保润和仙女的约会，没有保润和仙女的约会，就不会有旱冰鞋押金的争端，没有旱冰鞋押金的争端，就不会有对兔子的处置，没有对兔子的处置，就不会有小拉之约，没有小拉之约，就不会有水塔事件的发生。在井亭医院这一空间的无形牵引下，他们没有完成自己的青春成长，而是发生了精神裂变的悲剧。而见证了他们青春断裂的医院与水塔，又不断以新的方式介入他们的生活，似乎昭示了这逃不出的命运。在解释为何以“黄雀记”为题时，苏童说这源自成语“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而“黄雀可能是灾难，可能是命运，看上去很漂亮的意象后面是一个阴影、一个线索”［7］。它没有直接出现在小说中，但又无处不在，作为一种隐形的力量左右着人物的命运。保润、仙女与柳生在被这始终隐藏于身后的“黄雀”——命运的圈套套住以后，就再也没有机会改变自己的人生结局了，而只能在它的驱遣之下跌撞前行，在相互牵绊的人生中毁灭与挣扎。

在《黄雀记》中，苏童以香椿树街病象丛生的社会现实、紊乱不堪的精神图景为镜像，折射了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转型时期中国社会的整体面貌，并以保润、仙女与柳生三个主人公与井亭医院紧密相关的青春成长历程为视景，展示了一代人独有的生存境遇与成长履历。在小说中，香椿树街上的“大时代”与井亭医院中的“小青春”表现出了一种互文的关系，在大时代的帷幕下有小青春的喧嚣身影，在小青春的步音下有大时代的变迁轨迹。苏童通过对香椿树街和井亭医院“大时代”与“小青春”故事的讲述，将现实的观照与人性的思考完美地结合了起来。

［1］苏童长篇新作《黄雀记》在《收获》首发［J］.语文教学与研究，2013（23）：3.

［2］孔范今，施战军.苏童研究资料［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40.

［3］涂桂林.苏童：这条小街是我一生的写作地图［N/OL］.中国新闻出版报，（2013-12-27）.http：//data.chinaxwcb. com/epaper2013/epaper/d5687/d6b/201312/40392.htm l.

［4］苏童.黄雀记［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3.

［5］苏童.我写《黄雀记》［J］.鸭绿江（上半月版），2014（4）：125-126.

［6］苏童，王宏图.苏童王宏图对话录［M］.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03：80.

［7］刘科.新长篇《黄雀记》出版，苏童五十天命重归“香椿树街”［N/OL］.时代周报，（2013-06-06）.http：//ent. ifeng.com/zz/detail_2013_06/06/26130884_o.shtml.

责任编辑：夏畅兰

"Xiangchunshu street"and"Jingting hospital"：The Narrative Space of Su Tong's The Siskin

GAO Yingjun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Peking University，Beijing 100871，China）

In the novel of The Siskin，Su Tong selects the narrative space of"Xiangchunshu street"and"Jingting hospital"which embody strong symbolicmeanings，and with the social reality full of ills and the chaoticmental picture in Xiangchunshu street，mirrors the overall condition of Chinese society during the transition period of1980s and 1990s.He takes the growth processes of three heroes Bao-run，Xian-nv and Liu Sheng that a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Jingting hospital as a microcosm and reflects the unique living circumstances and growth experiences of a generation.

The Siskin；Xiangchunshu street；Jingting hospital；space

I206.7

A

1673-5595（2016）01-0076-06

10.13216/j.cnki.upcjess.2016.01.0014

2015-10-22

高颖君（1983—），女，河南漯河人，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