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是女兵，也是女人》论战争语境下的女性苦难

2016-03-08李玉

湖南科技学院学报 2016年7期

关键词：复调苦难伦理困境

李玉

（绵阳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四川绵阳 621000）

从《我是女兵，也是女人》论战争语境下的女性苦难

李玉

（绵阳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四川绵阳 621000）

摘要：阿列克谢耶维奇在《我是女兵，也是女人》中用复调书写构建卫国战争时期苏联女兵的群体形象，讲述战争语境下的女性苦难。在战争时期，这些女人被民族主义征召，在非此即彼的伦理困境中承受灵魂被撕裂、女性特征被湮灭、母亲角色被分裂的苦难。然而，苦难过后可能仍然是苦难。国家在危难时刻对女人进行民族主义征召的“国家承诺”敌不过和平时期男权社会对女性的统治和操控，“像男人一样战斗”的英雄经历最终成为她们身为女人的罪孽和耻辱，从战场上回来的女人在胜利者的失败经历中挣扎，展现出苦难过后的沉重。

关键词：复调；伦理困境；民族主义；苦难

《我是女兵，也是女人》是2015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代表作之一，是苏联卫国战争时期在前线或者是怀着上前线却未能达成愿望的女人的口述实录书籍。在卫国战争中，超过100万名15-30岁的苏联女兵奔赴前线[1]，阿列克谢耶维奇深入采访数百位亲历战争者，从女性的视角去叩问战争，写下了一本前所没有的战争实录，重构战争语境下的女性苦难。

战争的面貌是男性的，男性是战争行动的主导者，是战争结果的分享者，但是战争又绝不允许女性走开，就如女权主义作家弗吉尼亚·伍尔芙指责的，“我们的国家在绝大多数历史时期内都视女人为奴隶，剥夺她的选举权、教育权、继承权和财产分配权，且一直将女性排除在缔造战争的决定过程之外，但当战事爆发时，国家又以民族大义之名征召女性主体参与战争履行义务”[2]。卫国战争时期的苏联女性也不会是例外。

苏德战争早期，德军的闪电式袭击导致苏联劳力资源和兵力锐减，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颁布《战争时期征召有劳动能力市民参加生产》的法令，征召16-45岁的苏联妇女加入卫国战争的队伍。[1]在国家生死存亡的时刻，苏联妇女作为妻子、母亲、女儿，同时作为生产者和战士，不畏牺牲，为战争最后的胜利做出了所能做出的一切。战争结束后，苏联作家在有关卫国战争的文学作品中塑造了各种英勇的女性形象，竭力歌颂这些“战火中的‘喀秋莎’”[3]，但却有意忽视掉或者仅简略描述战争让这些女人遭受的苦难。在卫国战争结束后的第三年出生的阿列克谢耶维奇虽然没有亲历战争，但她的成长却是被战争的阴影笼罩的。[4]403因此，阿氏在《我是女兵，也是女人》中竭力呈现的是战争恶魔对女性的蹂躏和战争语境下的女性苦难，她的写作目的被记录在她的创作笔记里：“我想写的是这样一本战争的书：让人一想到战争就会恶心的书，一想到战争就会产生反感、感到疯狂的书，要让将军们都会觉得不舒服的书……”[4]414历经千辛万苦，阿氏最终达成了她的写作初衷，苏联审查官的指责是该书最好的评价，“您却故意去表现战争肮脏的一面，见不得人的一面。在您的书中，我们的胜利是很恐怖的……”[4]431因此，《我是女兵，也是女人》是一部能让人疼痛的书，疼痛到提及战争就能让人反感、疯狂、恐怖的书。那么，作者是通过怎样的方式构建出这样一部让人疼痛的书？在让人如此疼痛的书中，阿氏又构建了怎样面貌的女性苦难？

一复调书写构建战争语境下的女性苦难史

《我是女兵，也是女人》是一部成功的复调小说，阿氏是通过复调书写来完成对卫国战争时期苏联女兵的苦难建构的，就如诺奖授奖词所说：“她的复调书写，是对我们时代的苦难与勇气的书写。”

《我是女兵，也是女人》是500多个女人的口述实录，总体看杂乱无章，但仔细阅读会发现阿氏有目的的把她们的回忆打碎、肢解，分裂到各个标题下，用这些碎片式的记忆演奏出一个完整的疼痛历史。这本被阿氏主观裁剪过的回忆录具有前苏联文艺理论家巴赫金从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解读出来的“复调性”。巴赫金指出：“有着众多的各自独立而不相融合的声音和意识，由具有充分价值的不同声音组成真正的复调——这确实是陀思妥耶夫斯长篇小说的基本特征。”[5]巴赫金对陀思妥耶夫斯的评述也可以运用到阿列克谢耶维奇的《我是女兵，也是女人》上来——“复调的实质正在于，不同声音在这里仍保持各自的独立，作为独立的声音组合在一个统一体中，这已是比（同度齐唱的）的主调音乐高出一层的统一体。”[5]

《我是女兵，也是女人》是通过录音材料整理而来的，但它不是访谈录，也不是证言集，它是由被采访者的声音的“复调”构成的大合唱。[6]这个“大合唱”是阿列克谢耶维奇走遍全国用几千米长的磁带记录五百多次采访，由众多女人各自不同的血泪记忆与哭声复调般的演奏出来；这个“大合唱”是由众多“渺小的大人物”在熬过战争的侮辱和蹂躏后的累累伤痕演奏出来的。“渺小的大人物”要述说自己的“伤痕”，由这些众“多渺小的大人物”述说的“伤痕”构建的“女性苦难史”是任何大文豪或大作家都创作不出来的。因此，这本由众多“渺小的大人物”复调般述说的“伤痕”建构的女性苦难史书是空前绝后的。

二战争语境下的女性苦难

（一）挣扎在个体爱欲和民族主义之间的女人

“别尔嘉耶夫认为民族主义是一种非常复杂的理性化的产物。在凡是与民族前途息息相关的侵略或反侵略战争中，民族主义都是具有特别感召力的口号。”[7]民族主义是世界上最富于情感力量的意识形态，对社会成员的征召最为广泛和彻底，凌驾于全体社会成员和各种个人利益之上，整合一切社会力量集中解决异族侵略这一主要矛盾。[2]卫国战争时期，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对苏联全体有劳动能力市民的征召就是这种情况，苏联人民对苏维埃政府的征召法令的完全认同和拥护是对民族主义征召的回应[1]。然而，受个体理性驱动的民族主义常常是与个体本能的爱欲相抵牾的，正如李泽厚所言：“在如此严峻、艰苦、长期的政治军事斗争中，在所谓的你死我活的阶级、民族大搏斗中——任何个人的权利、个性与自由、个体的独立尊严等等，相形之下，都变得渺小而不切实际，个体的我在这里是渺小的，它消失了。”这种抵牾就构成了战争环境中战争人的伦理困境。肩负着多重身份的女人（社会、家庭、女性）在进入战场后，她们特有的女性伦理情感和母亲角色让她们常常陷入个人爱欲和民族主义的伦理困境之中，遭受无法逃遁的二难选择。而她们在战争导致的极境中所做的任何一项选择都将导致她们陷入生存的、精神的、人格的冲突与破碎。[9]这是战争加于女性最富悲剧的形式。

（二）被战火撕裂灵魂的女人

战争和男性荷尔蒙具有紧密的关系，女人应该远离战争，憎恨战争，因为她们怀孕，分娩，哺乳，最懂得一个生命来之不易。[10]残酷虐杀的战争和孕育生命的女性永远处于极端对立的状态。女人参与战争就是亲自参加对一部分生命的毁灭，这个参与的过程必然要与女性天性产生冲突，与传统道德观念发生撞击，最终承受灵魂分裂的苦难。

在卫国战争时期，有上100万苏联女性在民族主主义的征召下主动奔赴战场，与男人一起浴血奋战。这些女性初上战场时，就陷入了女性特有的伦理困境之中，就像狙击手克拉芙季娅描述的：“我怎么把一个活人打死了？我，杀死了某个与我素昧平生的人。”[4]8这种伴随着生命死亡的困境选择对孕育生命的女性来说特别的残酷，但是这种矛盾并痛苦的心理状态并没有持续多久，因为伟大的民族主义情感让她们手中的枪不再犹豫，“不管杀死多少敌人，我都无动于衷了，仿佛看到那些烧焦的五星帽徽……”[4]8许多年轻的女性一再申请到战场的最前线，因为她们要“亲自看到敌人死亡”[4]156；颇具书卷气的老妇人忙着训练用小勺子向马路泼开水，因为“如果法西斯进了列宁格勒，走在我们的大街上，我就用开水烧死他们”[4]119。

参加过战争的女人回忆说，“只需要三天时间，一个平民就可以变成军人”[4]424]。这句话其实可以换个说法：只需要三天时间，战争就可以磨灭掉人类几万年才进化出来的“人性”，回归为原始的兽类。战争让孕育并且养育生命的女人拿起武器毁灭生命，让女人没有选择的陷入“人性”还是“兽性”的伦理困境当中。在这种没有选择的极境下，卫国战场上的苏联女性选择了民族大义的“兽性”复仇，放逐掉女性热爱生命的天性，承受着困境选择结果带来的苦难。当然，这些女人是值得歌颂的，只是她们的灵魂已经被战争撕裂，疼到心灵都不敢去碰触。

（三）被战火湮灭性别特征的女人

女人爱美是一种本能的心理需求，又特别是处于青春期的女孩，枪林弹雨的战场也不能让她们放弃对美好事物的追寻，就如同列兵诺娜抱怨的：“我是准备在军队建功立业的，但没有料到三十五码的小脚却要穿上四十二码的鞋，那么沉重又那么丑陋。”[4]60

战场上的姑娘穷其可能的追求属于她们自己的美丽：她们把裹脚布改制成围巾、内衣、裙子，并在战争的空隙里把肥大的军大衣改的合身或者在衣服上绣花；她们白天穿长筒靴，晚上偷偷在镜子面前穿高跟鞋、化妆或者带着耳环睡觉；射手工兵排长斯坦尼斯拉娃用好不容易得到的两个鸡蛋洗干净她的大靴子，因为“当然我也想吃，但是女人爱美的天性占了上风”[4]223。然而，战争不允许她们有爱美的权利，就如指挥官阿纳斯塔西娅说的：“我需要的是战士，而不是淑女名媛。美女是在战争中活不下去的。”[4]221让德国高级军官都震惊惧怕的狙击手萨莎牺牲的原因是在雪地单独执行任务时戴着她最喜欢的红围巾暴露了自己[4]11。战场上的女性并不怕死，但是她们不能让自己那样死去，因为她们“不愿意跪着生存，不想向敌人屈服”[4]56。因此，在民族主义的征召下，她们能做的只有放弃自己的个人爱欲，让自己的女性特征被迅速抹去：红润的脸颊被冻黑，美丽的长发被剪掉，漂亮的衣服被锁进箱子；像男人一样的穿衣、吃饭、走路、睡觉和与敌人凶残的搏斗。最后，与狙击手克拉芙季娅描述的一样，“在战争中没有任何女性气味，所有女人都男性化了”[4]296。

（四）被战火撕裂掉母性的女人

德波伏娃指出，“只有通过身为母亲的经验，女性才能实现身体的命运；这是她的‘自然’召唤，因为她整个的有机结构是为繁衍种族而设计的”[9]。母性是女人的自然属性，是真善美的象征，代表着仁爱、牺牲、授予、温柔等种种人类崇高品性。世界上最强大的力量是母亲保护子女的母亲本能，即母性。然而，当把世界上最理性的情感“民族主义”安置在世界上最本能的情感“母性”对立面的时候，母性又会怎样呢？

在卫国战场上，少尉柳鲍芙因为战争的爆发去流掉自己的孩子，因为她不想在哭声、眼泪和死亡中生育[4]42；游击队联络员玛利亚把孩子作为自己行动的掩护，她“为了宝宝热得哭出来，就用盐搓他……像生了皮疹一样”[4]48；刚刚生了孩子的游击队员为了帮助队友躲避德国军队的围剿，“用布把孩子包起来，侵入水中，一动不动地坚持了很久……”[4]429。我们发现，战场上的母亲已经丧失了一个母亲对儿女应有的舐犊之情和保护之义，母性被伟大的爱国主义情感“民族主义”挑战、征召和践踏。女性母亲角色的分裂让女性个人爱欲和民族主义之间的冲突达到白炽化阶段，投入战争的女性受到血缘伦理和政治伦理的双重挤压，陷入无尽的苦难之中。

（五）非此即彼：战火中的女性苦难

在战争中，不管是对个人爱欲的寻求，还是对民族大义的追索，它们都有着合理、正义和神圣的一面，都体现为一种伦理理想，但它们又都是片面的，对其中任何一种伦理理想的选择都会损害另外一方。[9]卫国战场上的女性几乎都选择了民族大义，在伦理困境的挣扎中伤害个人利益，成全革命大义。然而，在这种极境情况下的选择对这些女性来说是一种极大的伤害，这种伤害来源于她们面对的困境都具有伦理的合理性，必须在极境中做出极度矛盾的选择，而且任何选择都无法补偿她失去的另一面，民族主义也不可以。在她们的枪口毫不犹豫的瞄准敌人，忘记自己还是女人，毫不手软的把死亡的双手伸向自己的稚子的时候，这一幕幕将成为她们日后挥之不去的梦魇。这种痛苦虽然在男性身上也有，然而由于女性特有的女性伦理情感和母亲角色，需要在这种极境下作出选择的情况更多，造成的痛苦也更加深远。一方面她们爱自己、自己的孩子或者生命，一方面又不愿意违背民族大义，而最终只能做出伤害个人爱欲的行为，给自己造成无法补偿的悲痛。总之，在善与善之间进行的选择越艰难，个体为自己最后的选择所承受的伤害也就越大。

三苦难过后的沉重

苦难是人生在世不可避免或消除的一种“边缘处境”，是人的生命历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关于苦难，人类能做的只有认清、承担并超越它，然后凤凰涅槃。基督教祝福人们受苦受难，把人遭受的苦难视为人死后过无上幸福生活的保证。[11]东正教神学家伊·雅勒塞夫认为苦难思想是东正教伦理学的核心，是清除恶的唯一手段，是罪人的生活方式，是基督徒美德之基石。[12]佛教认为苦难是生存的本质，是与生俱有的东西。它的“四谛说”（“苦谛”、“集谛”、“灭谛”、道谛”）主要探讨人生苦难的类型及形成原因和解除苦难证得涅架的道路。[11]除宗教外，还有一些民族，比如俄罗斯，也特别崇拜困难、享受苦难。俄罗斯人认为受难者通常是圣人，受难的民族通常是英雄而神圣的民族[11]。这一点在其文学上有突出的表征——俄罗斯的文学就是与苦难主题有关的文学，比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被侮辱与被惩罚的》，托尔斯泰的《苦难的历程》。[13]

苦难是一般人都不愿意承担的一种人生历程，但为什么还有如此多的人推崇苦难？答案很简单，因为苦难孕育着光明，是涅槃和获得拯救的代价。就如《苦难的历程》中写的，苦难是黎明前的黑暗，它将换取来世的救赎。[13]因此，热爱苦难是一种积极的人生态度，是对美好未来的企盼。但是苦难带来的并不一定美好，可能仍然是苦难，显露出苦难背后被遮蔽的沉重。那些从卫国战场活着回来的不幸女人——很不幸的没有在战争中死掉或者疯掉——遭受的就是这样一种苦难过后的沉重，陷入苦难的苦难之中。

在战争形态下，女性经历苦难并能够超越苦难，因为被承诺了一个未来——女性自由和解放的未来。[10]在国家危亡的时刻，苏维埃最高主席团对苏联女性发出与男人一样的征召法令，要求女人在前线和后方为国家的安危作出她们能做出的奉献和牺牲。该征召法令就是苏维埃政权对苏联女性的一种承诺——女人享有和男人同样权利和自由的承诺。苏联女人就是带着这样的“国家的承诺”走上的战场。在“男女平等”的口号“敌后苏维埃儿女挺身而出吧”的温柔陷阱中，苏联女人放弃自己的爱欲情仇，把个人消融在民主大义里。她们准备像男人一样去建立功勋，所以她们不喜欢战场上男人们的怜香惜玉，“我们不喜欢别人怜悯。难道我们不是和大家一样都是战士吗？”[4]6她们为自己能像男人一样为国家战斗和牺牲而自豪，她们在战场上激荡的心情就与被官方残酷迫害的旧礼仪派的大司祭阿瓦库姆的一样：“这有多好呀，与殉道者同道，与使徒们为伍，与众圣者聚会，胜利的光环是基督的同谋。”[12]然而，阿瓦库姆求仁得仁，捍卫了他自己的宗教信仰，提升了他所推崇的旧礼仪派的神圣性，卫国战场上的女人们呢？在遭受了和男人一样的创伤（残破的肢体，受伤的灵魂，分裂的精神、无尽的梦靥[4]）后，她们是否也求仁得仁，企盼到了苦难过后的黎明？

从卫国战场上活着回来的女人发现她们的生活似乎比战前还要艰难：这个社会依然只是男人的，所以与战争有关的叙述与书都主要是有关男人的[4]405；因为战争和胜利只能是男人的，她们不能让别人知道她们战场上的峥嵘岁月，所以妈妈反复的告诫，“别说话别出声！不要承认自己当过兵啊”[4]409。最终，“那时的姑娘们现在几乎都是孤独一人，单身未婚，居住在公共宿舍里”[4]128，没有人可怜，也没有人记住。国家危难时刻对女性进行民族主义征召的“国家承诺”抗拒不过和平时期男权社会对女性的统治和操控，就如李小江[14]所言：“不管她在战争中曾经怎样勇敢或怎样有所作为，婚姻还是最终决定了女人的身份、境遇和历史评价……即使在非正常秩序下的战争时代和革命队伍中，女人的社会身份和人生道路，仍然更多地取决于传统社会男性中心的意志，而不尽是她的自然命运。”在战场上“像男人一样战斗”的女性改变不了男权社会对女人的评判标准，“像男人一样战斗”的英雄经历最终成为她们身为女人的罪孽和耻辱：从前线回来的姑娘被在战火中相恋四年的男友抛弃了，因为“他看到的她总是穿着一双破靴子和男人的棉衣”，因为“经过与死神擦肩，谁都想追求美丽和优雅”[4]86；没有上过战场女人们对从前线回来的女人吼叫：“我们知道你们在前方干的那些事！……前线的婊子！穿军装的母狗……”[4]295丈夫如此责备上过前线的妻子，“难道正常的女人会去打仗吗？会去学习开枪嘛？所以你都没有能力生下一个正常的孩子”[4]297。

被苦难折磨得几乎精神失常的俄罗斯天才陀思妥耶夫斯基曾经说过：“我真怕配不上我所受的苦难”[13]，苦难在陀氏这里成了令人骄傲的一种经历、一种资本。从战场上回来的女人们呢？她们在战场上遭受的苦难不仅不是她们骄傲的资本，还成了她们苦难之后的苦难源泉。人世间最沉重的苦难莫过于苦难的承受之后，指向的终归只是一种乌托邦理想。勇于背负苦难无疑是因为设想了一个美好的将来，但未来的承诺是一种虚幻，并不是真实本身。而且既然是为乌托邦，就彻底否定了现世的必然性——战胜苦难本身带来未必是现世的幸福。宗教是这样，革命给予的承诺也是这样。

苦难是人类的历史和宿命，因此，世界上那些最激动人心的作品都是悲剧，都是对于苦难的诉说；那些最优秀的作家都是关注人类苦难的作家。阿列克谢耶维奇用复调的方式把500多个女人的有关战争的记忆整合在一起，构建一个被战争伤害与蹂躏的苏联女性群体形象，讲述她们战争语境下的苦难：在战争中，她们陷入伦理困境，在个人爱欲与民族主义之间挣扎；在战后，她们在胜利者的失败经历中挣扎，承受男权社会加于她们身上的源于战争苦难的苦难。这样一个从战争开始到战争结束都一直在被伤害的卫国战争时期苏联女性群体形象带给读者特别强烈的悲痛，让读者明白战争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从而达到作者反战的目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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