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歌平

王建平在他近年来连续发表的四十多部中篇小说里，叙述的大都是基层干部“一日三餐时间不对，屁大点事反复开会，上级来人回回喝醉，迎接检查让人崩溃，交往提拔还要破费，回到家里只好惧内”的命运和故事。其故事也大都跌宕起伏，一波三折，充分展示了一种“新话本小说”在可读性方面所拥有的强项和优势。

因为发表顺利，更因为创作处于巅峰态势，王建平可能并未在意自己是否一直受着传统叙事风格惯性的驱使，也并未意识到自己的故事其实仍被一种线性的逻辑所控制。但最近，他突然笔锋一转，写出了这部很有现代派意味的中篇小说《和一只蚊子较上了劲》，于是令我大跌眼镜，陡然惊诧，并不得不考虑重新为他的创作批评与研究树立起一个相应的价值坐标。

无法否认，王建平是位讲故事的高手。凭着对数十年乡村生活和机关生活的熟悉，凭着对生活细节的敏锐捕捉与将这些细节编织成故事的才华，他小说里的绝大部分人物确实都能够活灵活现地辗转于各种曲折生动的情境之中。但问题已经开始呈现了：是按这条熟能生巧的套路走下去，终结其一辈子的创作生涯，仅落个“故事高手”的美名;还是另辟蹊径，在更高的文本意义上向自己严峻挑战，并为自己创作的所有小说构建起一个五彩缤纷的艺术世界？显然，由于《和一只蚊子较上了劲》的问世，使我们欣喜地看到了王建平在这种挑战面前树立起的回应和姿态;并同时让我们清晰地意识到，王建平在他力所能及的创作经验里已体现出的一种新的“文学自觉”。

当然，现代派小说若都按格里耶的《橡皮》那样“不是人物支配情景，而是从物看到人”的颠覆，或者以阅读乔伊斯的《尤利西斯》那样很快便陷入了小说字句的云里雾里和反复揣摩之中;那么，王建平的《和一只蚊子较上了劲》与前两者肯定不产生关联。但对现代派小说的考量，技法和形式只是因素之一，更重要的还是对其作品内容的考量。即作者在作品中是否提出了对社会固有价值的质疑和批判;或者说，作品通过自身的艺术感染力，能否令读者身临其境地体验到一种新的价值世界已经开辟与构成。因而正是从这层意义上，将王建平的这篇《和一只蚊子较上了劲》称之为现代派小说则完全有其充分理由。

事实上，现代派小说也并非都像《尤利西斯》那样朦胧难懂，大部分小说虽不像传统小说那般流畅易读，但读起来毫无障碍则是众所公认的。比如卡夫卡的《审判》与加缪的《局外人》，还有美国作家海勒的《第二十二条军规》等等。这些小说散发出的荒诞感和幽默感，构成了现代派小说特有的艺术氛围，并使读者从中看到了一个个以不同目光认知世界的新的小说人物。

毫无疑问，王建平的《和一只蚊子较上了劲》几乎就是这类小说的派生和延展。

加缪在《局外人》中刻画的主人公莫尔索，是一个对自己所生存的世界毫不关心的人。包括母亲去世，包括情人求爱，包括自己因为莫名其妙的杀人而被判处死刑，这一切的一切都可以令他无动于衷。他糊里糊涂地降生到这人世间，又糊里糊涂地消失于这人世间，彻底成了一个充满荒诞感的与社会格格不入的“局外人”。

而作为银行高级职员的K，在卡夫卡的《审判》里是无缘无故的被警察逮捕的。关于K究竟被谁控告？K究竟触犯了什么法律？或者说究竟是谁在执行这些法律？直至小说结尾，直至K被押送到刑场赴死，都令K仍深深地蒙在鼓里。于是，一个巨大的荒诞出现了：一个不该受审判的人却坐到了被审判席上，一个不该处以死刑的人却白白结束了一条活生生的性命。一部以公正自居的法律，就这般荒诞地成为了一种压迫人和剥夺人自由的非正义力量。无疑，这是一种更深刻的荒诞，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荒诞。

当然，王建平的这篇《和一只蚊子较上了劲》，与上述两部经过我概括的现代派经典作品内容相比较，其荒诞感的整体程度肯定还是有欠缺的。但无论如何，通过这部中篇小说透露的局部性荒诞感，还是让我们看到了一种现代派小说的艺术气息已弥漫而成，并由此使王建平可能在这条新发现的创作途径上走出一番新的景象与气候来。

下面让我们仔细辨析一下，王建平的这部中篇小说究竟是如何塑造了几个具有荒诞性的人物，以及通过这几个人物身上的荒诞故事，如何幽默地提供了一种我们在以往作品阅读中所不曾品尝过的荒诞意味？

作品主人公“我”，是一位本城声名鹊起的诗人，因为诗作在省里获了奖，便做起了“中国泰戈尔”的美梦来，便毅然辞去了收入丰厚的“在银行数钱”的工作，以彻底摆脱“数钱的乏味”而专心致志地实现自己美妙的梦想。这一来，曾仰慕过他的妻子极为震惊，一怒之下烧毁了他所有的诗稿，并一刀两断地与他办妥了离婚手续。而“我”一旦经历婚变，一只突然出现的蚊子便紧紧地盯上了“我”，每日吸血不止，使“我”奇痒难熬，无法安眠，写诗的灵感也随之大幅度地流失与消亡。此种情境下，“我”不得不每晚用盖被裹严全身，或者将卧榻从卧室换到了书房里，甚至对这只可恶的蚊子实行了严密的搜捕和围剿。但一切都无济于事，最终仍摆脱不了这只蚊子在“我”身上的骚扰与饕餮。无奈，“我”掩饰不住地向姐姐吐露了日渐加深的烦恼与苦衷，姐姐认定“我”是患上了某种程度的心理疾病，于是便好言好语地将“我”劝进了一家名字很有诗意的“丁香雨”心理诊所中……

戚大开是“我”在心理诊所中结识的病友。戚大开原来在城里一所大学讲授古典文学，因为课讲得精彩，本城电视台专门为他开设了“大开讲坛”，这便使得他那些烂熟于胸的才子佳人的故事满城流光溢彩，也害得本城不少中老年妇女都会定期守候在电视机前，等待他西装革履地口吐莲花，直至听得扼腕叹息与泪眼婆娑。但就是这样一位前途无量的年轻副教授，长期以来却一直有个喜欢独自骂脏话的毛病，并且骂出脏话时的语言污秽程度简直令人发指。比如家里停水了，他就骂供水公司是更年期的老婊子，没水还装骚。再比如家里停电了，他就骂供电公司是死不悔改的电老虎，迟早死翘翘……更有甚者，某天晚上，他去学校的阶梯教室给学生们做讲座，走到教室门口，发现教室里一片漆黑，于是他把教室门一推就骂了起来：这帮婊子养的学生就是欠揍，还敢耍老子？老子操你们亲娘！……正骂得收不住嘴，教室的灯突然明晃晃地亮了，他这才看见座位上竟坐满学生，讲台上还放了一个“生日快乐”的大蛋糕。原来是崇拜他学问的弟子们为着他的40岁生日，正好心好意地想给他一个猝不及防的惊喜！……

“我”的另一位病友萧海洋，一直是市文明办一支独一无二的笔杆子。长年累月，这座城市被评为省级文明城市，国家级文明城市，全靠了萧海洋那一摞摞材料塑造而成。但眼看萧海洋就要提拔成全市最年轻的副处级干部，当上文明办的副调研员了，一封举报信忽然在他被报纸公示之际悄然地寄到了市委组织部。信上说，萧海洋于提拔前有拉票之嫌疑。原来，萧海洋那天去超市买完东西刮发票时，竟刮出了5000元大奖，大家知道后，便嚷嚷着让他请客，但组织部的人偏偏问：你早不请晚不请，为什么恰好在推荐的前一天请客呢？萧海洋有口难辩，5000元大奖彻底葬送他的前程和仕途。这一来，萧海洋感到自己在单位危机四伏，似乎每一位同事都有可能躲在他背后恶毒地打冷枪，因此他以牙还牙对所有同事轮流进行了一番举报。白天，萧海洋正襟危坐在办公室里写正面材料，晚上回到家，萧海洋就心骛八极地坐在电脑前开始写反面材料，这也正好大大地缓解一下他白天被生花妙笔下过多美好的形容词弄麻木了的那根神经。渐渐地，萧海洋愈写愈上瘾，举报的范围也愈来愈扩大，举报的内容还常掺杂着创作的成分，最终写举报信已发展成为他每日不可或缺的业余生活。直至有一天，萧海洋去看画展，看到了一幅《群犬闹春图》，萧海洋对着画面细心地数了数，共36只犬，正好与市里四大班子的领导人数相同，就随手写了一封举报信寄给了四大班子的主要领导，说这幅画是有意影射各位领导，于是弄得市政协主席还专门找那位当上政协委员的画家进行了一次严肃的谈话……

很明显，王建平这部小说中的如上人物都出自于他的虚构，我们很难发现这些人物在生活里还有雏形能够提供。但现代派小说恰恰在很大成分上是一种观念小说，即作家根据自己对世界的认知与判断，在作品中描绘出适合于自己观念表现的小说人物。这便如同前文提到的《局外人》，因为加缪认为世界是荒诞的，所以“局外人”莫索尔的所有行动便表现得荒诞不经起来。而卡夫卡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初期的法律充满虚伪，于是《审判》中的K不知触犯了什么法律，不知由谁代表国家执行法律，却被莫名地押上被告席，直至被莫名其妙地押到了深夜采石场的断头石上。

那么，王建平在这部小说里提出了一种什么样的观念呢？我以为，小说情节发生至欧阳医生劝他们外出散散心，劝他们远足旅游一番。三位小说人物听从了欧阳医生的建议，来到一处深山老庙，遇见一位深悟禅机的方丈，那位老方丈含而不露地指出他们各人心头罩有的“心魔”时，这一“心魔”便成了统领全篇小说的最重要的观念。

不可否认，现代社会的生活节奏加快，竞争日趋剧烈，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道德危机阴影重重，假药假货充斥市场，雾霾侵噬蓝天与生态环境日益恶化，都会导致更多的人被不同程度的“心魔”所攫取。因此“心魔”在这部小说里，就成了一种明白无误的形而上的指向。这便如同上帝。虽然我们从未与上帝谋面或握过上帝的手，但我们都明白上帝为人类划清的善与恶的界线，也知道惩恶扬善是我们捍卫自由的基本手段。但上帝指引我们走向光明，而“心魔”却引导我们走向邪恶、混沌、犯罪，或令我们萎靡不振与思想进入愚昧封闭的死胡同……

实话说，小说进展至此，王建平已获得了相当大的成功。但遗憾的是为如何驱除“心魔”，王建平又接着续写了一些篇章，这便令我觉得是一种多余和俗套了。因为现代派小说不需要像传统小说那样有一个圆满的结尾，更重要的是在现代派小说里，作家只需提出自己对世界的质疑，提出一种自己对待问题的观念，而根本不必要担负起如何解决问题的义务和责任。若不然的话，小说家都有可能成为思想家或社会学家了。并且，这也是艺术规律使然。艺术毕竟是表现情感的产物，只要宣泄够了对以这只蚊子为象征的“心魔”的厌恶和反感，只要描绘足了这几位在“心魔”控制下的人物的荒诞行径之后，这部中篇小说便水到渠成地在一种现代意义上大功告成。

但好在小说的结尾，王建平又给出了峰回路转的一笔。即开始诊断三位荒诞的病人为抑郁症的欧阳医生，在其深爱的丈夫病逝之后，同样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整日披头散发，神情恍惚，停止了诊所营业，苦苦地将自己关闭于幽深的庭院之中。这一笔尽管有些残酷，但确实补得奇妙无比，它使“心魔”这个形而上的指向，又延续出了一个新的令人无限遐想的艺术空间……

是的，只要人类在这个地球上的贪婪与邪恶不止，只要我们仍被各种自私的欲望折磨得精疲力竭，那么这只象征着“心魔”的蚊子对我们的叮咬与骚扰将会永无休止！

祝贺王建平。在他颇有可读性的传统叙事的小说建筑里，终于打开了这处依然具有可读性，但艺术风格已迥然不同的通往新鲜和绮丽的“旁门左道”！

责任编辑 张 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