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延杰

在传统的两大经济增长点逐步褪色的当下，中国如果能够持续改进政府的社会综合治理能力、提高法制的效率、改进金融体系的效率，长远的增长前景将非常可观。

按照可能爆发的顺序看，中国经济的三大增长点包括：公共消费型基础建设投资；已有产能的绿化和升级；居民消费。其中，最有可能在短期内引爆并可长期依赖的是公共消费型固定资产投资。要催谷这一增长点，必须在融资渠道上进行创新，允许宏观杠杆率由190%提高至300%，并建立大量的国债等准货币金融工具，以较低利率的长期债券支持大量的投资，同时释放企业融资的渠道成本。

中国经济仍然有较快增长的潜力

要回答中国经济的增长，必须把中国经济当前的发展阶段放到一个大的历史背景中来考察。

中国经历了36年的经济快速增长，今天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规模比排在第三位的日本超出了将近一倍。尽管如此，我们必须看到，中国当前的人均GDP发展水平按照购买力平价的汇率计算，仍然只有美国的20%。

纵观人类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历史，我们会发现，一个经济体的增长潜力有多大，最主要的决定因素是，该经济体与世界上标杆性的发达国家人均GDP的差距。近几十年来，在全世界人口总量超过1000万的大国中，美国的人均GDP发展水平始终保持最高，是全世界经济发展的标杆。欧洲各国包括德国在内的人均GDP发展水平，按购买力平价（PPP）计算基本上为美国的80～90%，日本当前是美国的70%（曾经达到过85%），韩国、中国台湾地区也接近美国的70%。东亚各经济体追赶美国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当它们的人均GDP与美国差距较大时，追赶的速度是比较快的；接近美国时，步伐就会放缓。其基本原因是，差距大的经济体可以从美国等发达经济体学习先进的技术和商业经营的模式，更可以向发达国家出口，从而提升本国国民的收入水平。

从长远来看，中国经济有三大发展优势。第一是作为大国经济，拥有巨大的腹地，不必过分依赖国际市场。二是中国经济是一个赶超型、学习型的经济，能不断从发达国家学习新的商业模式和技术。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中国经济与上世纪80年代末的日本经济不同，仍然有体制创新的原始动力。

中国如果能够持续改进政府的社会综合治理能力、提高法制的效率、改进金融体系的效率，长远的增长前景将非常可观。根据我们的测算，到2049年，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0周年之时，中国的人均GDP发展水平（按购买力平价计算）有可能达到美国的70～75%，总体经济规模将接近美国的3倍。

根据这一分析，我们应该看到当前中国经济的一些困难是暂时的，中国应该有底气适当地采取一些措施来应对经济增长下滑的态势。这是因为，中国可以通过未来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和与此同步上升的国家财力，来弥补当前维系经济增长的一些社会成本。

从城镇化角度看中国经济下行的长期性

从全球很多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案例看，在高增长结束之后，经济增速就换挡了，这是普遍的规律，中国也一样，增长时代已经过去了，接下来就应该是经济增速的变化，因为从德国、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等案例来看，当他们的经济高增长结束之后，GDP增速就来一个打对折，甚至打4折的增长。我们现在还是在打7折的增长，说明增速还是比较快的。但反过来讲，降速可能没有到位。此外，当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速从高速降到中速之后，它的城镇化率更是大幅下降。德国从原来的年均增长1.02%，降至年均0.16%。日本是0.98%降到0.32%，韩国是从1.3%降到0.25%。经济增速为什么会下降？核心是工业增速下降了。工业增速下降所带来的是城市化率提升速度下降，这是一个关键的看点。还期望未来中国经济会有7%到8%的平均增速？笔者觉得制造业并不支持经济继续保持高增长，因为第二产业的增加值已经被第三产业超越，中国的工业化已经到了后期，重化工行业更是到了后期。为什么现在煤炭行业、水泥行业、钢铁行业和石化行业的日子都不好过，就是因为中国的重化工行业早已到了后期。

笔者不认为2015年是股市牛市的起点，2012年12月创业板、中小板起来可以认为是这轮股市的牛市起点。我们一定要认识到，上证指数是参照价值不高的，就像GDP不值得太关注一样。为何美国的量化宽松政策是否退出，主要是看就业率数据而不看GDP增速呢？

当重化工业步入后期之后，接下来城镇化率就会下降。但有一个指标比较有参考价值，那就是农民工进城数量的变化。这是每季度统计局都会公布的。2015年国家统计局第三季度公布农民工数量时，显示与2014年同期比没有增长。一年来农民工的数量没有增加，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中国以农业人口转移为特征的城镇化已经到了晚期。早在2010年笔者就提出，中国的城镇化已到了后期。虽然户籍人口的城市化率很低，但这不等于城市化率就很低，户籍制度的改革，是要付出巨大且难以承受的成本。所以农民工数量的变化是一个很有意义的数据。笔者观测到，在2010年的时候，中国的农民工进城数量创了历史新高，1200万，同时2010年的房地产投资增速也创了历史新高。但是从2010年到现在，仅仅过去了六年，这六年中每年农民工的进城数量，以每年两百万的速度在减少。从2012年开始，我国新增劳动力人数开始下降。所以，经济增长本身就是人口现象。

国家要让1.7亿外地农民工市民化，要通过新市民购房来解决房地产库存过高问题，那就必须增加农民工收入，但是增加收入就意味着企业的成本继续上升，投资意愿进一步下降，国家的财政负担将进一步加重，这个关系怎样处理？因此，中国经济转型的难度很大。德国、日本和韩国，属于二战之后成功转型的三个比较典型的案例，在经济转型的时候，他们的债务负担是比较轻的，贫富差距是比较小的。中国经济正处在转型过程中，但债务负担已经不堪重负，居民的收入差距已经很大，这就是我们当前面临的最大挑战。

此外，中国城镇化率也是被低估的。笔者分别在2010年和2012年对我国的城镇化率水平和农业劳动人口做过两次计算，一个是被低估了，笔者的判断是目前城镇化率水平在60%左右，而不是54%，大概低估了5～6个百分点；农村劳动力的数量，笔者认为是被高估了8000万。统计上的误判，或许会影响短期决策和长期政策的制定。当然，以农业人口转移为特征的城镇化步入晚期，同样孕育着巨大机会，即正在进行的是以市民化和大城市化为特征的城镇化。

总结一下，为什么中国城镇化跟经济增长密切相关？因为人口老龄化改变着人口年龄结构和消费需求，人口流动改变着中国区域经济发展规模。但现在劳动人口在减少，人口流动速度在放缓，故经济增速也在下降，这是不可逆的，是长期形成的结果。如今面临的人口老龄化与人口大规模迁徙，是人类历史上没有过的。

与此相关的，因为人口老龄化，导致我们的消费结构发生变化。当人口老龄化之后，像家电、汽车、住房消费的增速也开始下降。消费的核心人群就是25～45岁，这一年龄段的人口在美国早已下降，中国从去年起下降，即随着人口老龄化，住行等主要消费的增速就下降了，而且这种增速的下降是很难逆转的。

美国为什么要采取量化政策，还要持续推出QE1、QE2、QE3？这么多的QE下去，就是为了让就业这个指标提升上来，一旦非农就业达到预期目标后，美国就准备加息了。中国眼下就业几乎是供不应求。所以，中国经济下行，但就业很好；传统产业下行，但新兴行业崛起；三四线城市房价跌，但一二线城市房价涨；银行盈利增速下降，但非银金融繁荣。这意味着中国正处在经济结构的转型期，GDP构成中，传统的产业占比仍较大，反映不了新经济、新金融的壮大因素，也反映不了就业结构向服务业倾斜的趋势，所以，不要太关注GDP。

经济发展空间巨大不等于现实需求

有些经济学家对未来中国经济增速很乐观，主要逻辑是中国人均的各种拥有量还很低，如人均GDP水平还在全球排100多名，人均汽车拥有量比较低，或者人均的住房面积也不算很高，机场个数、铁路里程等都很低。尽管城镇化率有了较大提升，但是户籍人口的比重还很低。如果说有一个亿的农民工转化为有户籍的市民，又会带来多少需求呢？笔者觉得这个逻辑是不成立的。如果这个逻辑成立，全世界所有低收入国家的发展速度都应该很快，因为他们很穷。

所以，很多东西还是要看现实需求、有效供给。不难发现，很多落后的国家都面临财政问题，即债务问题。经济增长的潜力有多大，就像企业的发展空间一样，需要问一下财政部长或财务部经理。从2014年至今，我们已经经历了6次降息、5次降准，在2016年估计还会有降准。货币政策依然是宽松，财政政策也依然是积极。但这究竟能解决多少问题，能不能够阻止经济下行呢？

中国经济的当今问题是长期形成的，与改革滞后有关。如今经济转型还面临着制度约束、环境约束，银行基本上把钱都借给了国有企业，民营企业的融资成本很高。这个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你期望能马上解决？

2016年人民币贬值压力颇大，国际化进程不易。加入SDR不意味着人民币马上国际化。目前中国香港人民币的数量在下降，因为只有当人民币升值的时候，海外的人民币需求才会增加。当大家有人民币贬值预期的时候，你的人民币怎么会在海外增加呢？所以，要达到某个目标，不能只考虑一项或几项指标。俗话说，条条大路通罗马，关键还在预期。经济是各项因素千丝万缕交织在一起的，在人民币贬值预期下，要让西方国家来增持人民币资产或多配置人民币作为国际货币是很难达到的。

分析经济不能用单一的思维或单一的逻辑，也不能够只用二维，还要用三维、四维。影响经济的变量太多，但不管如何复杂，经济总有一个大的趋势，趋势一旦形成，是不会轻易改变的。只有运用严谨的逻辑，只有相信大样本的统计，才有益于提升判断的准确性。

总之，中国经济未来仍然有大好的发展前景，而当前能够看到的最大的新增长点就是长期的、可持续性的、民生的、公共消费型的基础设施投资。为了释放这一增长潜力，必须从现在开始在融资渠道上进行创新，要在中国建立大量的国债等准货币金融工具，以比较低利率的长期债券来支持大量的投资，以此打通企业融资的渠道，降低融资成本，为整个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奠定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