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勋

[摘要]基于“2009年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农村金融调查”取得的三省近2000农户的微观调查数据，从社会资本的视角考察农户的信贷约束，采用Tobit模型分析社会资本的不同方面对缓解农户信贷约束的作用。实证研究表明：一是善于经营社会关系网络和对信息的掌握更加充分的农户，存在违约风险的概率会降低，从而能够从贷方获取更多的信贷额度，缓解了信贷约束；二是赋权与政治行为对于缓解农户信贷约束的影响是不显著的。

[关键词]社会资本； 信贷约束；农户

[DOI]1013939/jcnkizgsc201607014

1引言

发展中国家的农村地区普遍比较贫穷，人口密度较低，生产活动也很容易受季节性因素的影响。这也直接导致了其农村金融市场存在交易成本高、贷款额度小、传统抵押品的缺乏、信用记录缺失、分散风险的机会有限等特征（Yaron et al，1997）。这使得农户往往难以从正规金融机构获取贷款，在农户难以获取正规金融贷款的情况下，可能转向非正规金融，而如果仍不能从非正规金融机构获得所需要的借款额，就面临着信贷约束。中国银监会在2015年发布的《关于做好2015年农村金融服务工作的通知》中我们可以看出国家政策在重视涉农贷款“量”的同时，也注重“质”的改革，国家鼓励在农村地区小额信贷逐步取代传统的抵押贷款。因而“抵押品化的社会资本”在以传统乡土社会为主的我国农村金融市场上将会发挥很大的作用（马光荣，2011），很有可能成为影响我国农村地区农户信贷约束的重要因素。

世界银行的社会资本测量综合调查问卷（Social Capital Intergrated Questionnaire，SC-IQ）将社会资本划分成6个部分，分别对它们进行测量。这六个部分是：社会关系网络、信任与团结、集体行为、信息与传播、社会凝聚与融合、赋权与政治行为。本文实证研究中对社会资本的理解和测量，主要参考和借鉴了世界银行关于社会资本的界定和测量方法，基于问卷调查，从可操作性的角度出发，选取了社会关系网络、赋权与政治行为和信息与传播作为社会资本的测量维度，以农户从正规金融渠道和非正规金融渠道的借贷总额大小作为衡量受到的信贷约束程度强弱因变量。

2数据描述与研究设计

21数据描述

文章研究所用数据基于北京大学2009年的国家发展研究农村金融调查。调查的涉及面包括农户的收入、消费水平的高低、社会网络的状况、金融需求的大小、金融机构借贷和民间借贷的情况以及资金的使用周转等。对于研究社会资本与农村金融的发展关系来说也是不可多得的大数据样本。调查历时一年，选取了云南、湖南和黑龙江三省中的9个县（或县级市）81村，从参与调查的农户收回1980多份有效样本。根据本文的研究内容，我们在定义一些新变量时剔除了一些重要变量缺失的样本，以及某些具有极端值的异常样本。

样本基本涵盖了不同收入水平的农户，避免了数据涵盖范围的局限性，从而使本文从非经济因素的社会资本角度研究农村信贷困境的实证结果更有说服力。而衡量信贷约束强弱的指标本文将用农户从正规金融渠道和非正规金融渠道获得的贷款总额大小来衡量。其中正规金融渠道借款包括从商业银行、信用合作社和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等这些受政府监管或控制的金融机构获得的贷款。非正规金融渠道则主要包括亲戚、朋友以及民间放贷人借款等不受相关部门监管的借款形式。

22研究假设与变量设定

影响农户最终借贷总额的因素较多，从社会资本的角度，本文参照世界银行社会资本课题组（The World Bank Social Capital Thematic Group，2002）衡量社会资本的方法，从社会关系网络、赋权和政治行为以及信息与传播三个方面作为一级指标来考察农户的社会资本对其信贷约束的影响。现有的从经济学的角度研究农户社会关系网络的测度相对收敛，主要集中于亲友数量、礼金支出等指标。作为参考，文章将社会关系网络划分为 “有多少能向您提供借款的亲戚朋友”（Relat1）、“送给亲戚朋友的礼品”（Outlay2）和“是否自营工商业”（Havecomm2）三个二级指标；赋权和政治行则根据调查问卷用“户主是否为党员或村干部”（Heada1234）作为测量的二级指标；信息与传播则根据在中国农村，广播和电视是农村与外界进行信息交流的主要方式（马九杰，2008）。结合问卷调查用“在通信、网络和有线电视方面的消费”（Consum9）作为测量的二级指标。

23研究方法及模型设定

3主要结论与拓展

文章利用“2009年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农村金融调查”在湖南、黑龙江和云南三省进行随机抽样调查获得的1900多份调查问卷数据，通过描述性统计利用Tobit模型从农户违约风险的角度，以农户从正规金融渠道和非正规金融渠道的借贷总额大小作为衡量受到的信贷约束程度强弱因变量，分析社会资本的不同测度对缓解农户信贷约束的影响。经过分析得出以下结论：第一，善于经营社会关系网络和对信息的掌握更加充分的农户，存在违约风险的概率会降低，从而能够从贷方获取更多的信贷额度，缓解了信贷约束。第二，赋权与政治行为对于缓解农户信贷约束的影响是不显著的。因此，社会资本中能够控制农户的违约风险并能缓解农户信贷约束的因素主要是“社会关系网络”和“信息与传播”。

社会资本可以看作是农村金融非正式制度的组成部分，而非正式制度的作用必将随着正式制度的完善而逐渐减弱，因而可以预见的是社会资本对农户信贷获取的影响将随着社会转型和经济发展而趋于弱化。但是目前我国农村金融制度建设还处于探索性阶段，如果充分利用我国传统人情社会的特点，将有助于完成向正式制度的过渡。大量研究表明，小组联保、小额贷款、农民合作基金等基于社会关系网络的金融制度在发展中国家是有效的（Armendariz 和 Morduch，2010），有利于减少违约风险。既然农户缺少抵押品的问题无法得到本质上的解决，为了控制农户的违约风险，作为它的替代品之一的社会资本就应当得到足够的重视。而本土化且贴近低收入农户的农村金融机构将更能够充分利用农户的社会资本，即能最大限度地发挥社会关系网络的“监督”职能。在使得进农户获取贷款的“门槛”进一步放低的同时，也缓解了农户的信贷约束。另外，农户自我信息的披露程度与其社会资本的增加是呈正相关的，这也意味着正规金融机构可以利用这种信息外溢更加全面的了解农户的信息。通过对信息的真实掌握，甄别出高低风险的客户，在减少自身面临的风险的同时也能减少对农户的信贷配给。总而言之，让农户的社会资本在金融体系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将有助于农村金融体系的不断完善。

当然，本研究的部分问题还有待进一步检验：一是对社会资本变量的测量与估计可能存在一定的偏差；二是随着农村经济社会转型的加快，还需要进一步结合利用更为全面的社会资本相关变量指标和数据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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