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路精神之本的求索

2016-03-07杜文超

湖南科技学院学报 2016年11期

杜文超

丝路精神之本的求索

杜文超

（厦门大学嘉庚学院艺术设计系，福建漳州 363000）

丝绸之路作为古代中国与东西方交流的重要通道，在数千年的历史中存在一些不为人知的精神本源。论文通过对丝路精神本源的研究，总结出了丝路精神中存在着无间距性、无畏性、乐观性、求真性、无私性等五个特点，分别从文化之间的交流、传播与扩散，探索未知世界，对恶劣环境的态度，探求“天下”之道，团队意识等五个方面进行分析研究，旨在揭示丝绸之路精神的本源。

丝路；无畏；求真；无私

丝路又称为“丝绸之路”，是古代世界中国与国外进行贸易所形成的几条道路的统称。根据丝路的出发点以及所经过的地区的不同，可以分为西北丝绸之路、西南丝绸之路、陆上丝绸之路、草原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等。丝路从出现之始，就有着一些独特的精神特征存在。因为它所具有这些独特的精神特征，才使的丝路经过了几千年，如今依然焕发着光彩。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去探索分析丝路的精神，力求能找到其中的本质。

一　无间距性：文化之间的交流、传播与扩散

丝绸之路是一条记载着中外文化交流的道路，既有形也无形，它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丝路是一条商路，同时也是一条东西方文化沟通之路，丝路所连接的地区和国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多民族融合区。在这条路上，随着不同时期的发展情况，文化沟通之间的主体、客体、内容也发生着不断的变化。[1]西汉时期，中原文化和匈奴的游牧文化相互渗透、融合，促进了各自文化的发展；南北朝时期，中国的养蚕织丝技术传入西方，国外一些先进技术也逐渐传入中国，如埃及的玻璃制造技术，实现了技术文化层面的交流；隋唐时期，文化交流达到了鼎盛，来自西域的胡乐、胡服、马球、赛马等活动为人们喜爱，各地留学生、学者、游历者、传教士等汇聚在长安，佛教、伊斯兰教、景教、印度教、魔尼教等宗教传入我国；明清时期，郑和下西洋打通了中国与东非的航路，茶马古道与西南丝绸之路相接，使得楚文化、巴蜀文化、青铜文化、佛教文化在交流中得到沉淀，英国东印度公司、瑞典东印度公司通过丝路，与中国进行茶叶、丝绸、瓷器贸易，促进了中国与欧洲国家的文化交流。

丝路在发展过程中，最初的贸易采用的是物物交换，以物质文化为主，物质文化交流一直是丝绸之路上最主要的文化交流形式；随着物质文化的不断交流，技术文化开始成为文化交流的一部分，中国的冶铁术、丝织技术、四大发明、医学等技术传入西方[1]；技术文化交流逐渐上升到精神文化层面，佛教、伊斯兰教、天主教等宗教文化通过丝路传入我国，中国化的佛教、儒教、道教、民间信仰也经丝绸之路向日本、朝鲜、东南亚地区传播。

文化的传播分为直接传播和间接传播[2]。文化传播有多种分类方式，仅从文化传播的方向上分，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纵向传播，表现为同一文化内知识、观念、价值规范等的传承，与我们常说的文化传递大体无异；另一种是横向传播，表现为不同文化的接触、采借，与文化输入、文化借用类同[3]。

丝路文化的直接传播主要借助以商品贸易，间接传播主要以宗教、艺术、乐器等传播为主。商品贸易是一种最直接影响最深远的文化传播方式，随着丝绸之路的发展，中原地区与丝绸之路沿线各国的贸易往来越来越频繁，交易的商品种类也越来越多，到唐朝时贸易往来达到了鼎盛。商品贸易不仅通过人与人之间的交流进行文化传播，商品本身也是文化的载体，蕴含着创造者所代表的精神文化。接受一种新的商品无形中也就接受了这种商品所承载的文化内涵。

宗教是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代表着其发源地人们的精神信仰，属于较高层次的精神文化。宗教传播本身就是一种文化传播，同时也携带着其他文化的传播，如印度的壁画、雕像艺术文化，希腊的乐舞文化都是通过宗教进行传播[4]。丝绸之路宗教文化传播时空演变的最基本特征为多宗教并存，与不同的地域文化相互融合渗透再传播。

丝路的文化扩散类型为多种类型的扩散方式，分别有接触扩散、等级扩散、浸染扩散、跳跃扩散、迁移扩散。

儒家文化、玉文化、经商文化、伊斯兰文化、罗马文化、希腊文化等不断的进行沟通，形成了例如敦煌文化等综合性的文化。在这条道路上，各种文化相互融合，彼此间毫无强弱之分，只有融会贯通，吸收对各自文化有益的元素，最终促进了整个思路商圈文化的发展。

古代丝绸之路的开通与交往，对东西方经济和文化交流，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对唐宋的中兴和整个中国社会生活、文化艺术的发展起了不可估量的历史作用。

丝路对音乐文化的影响也很明显。经丝路传入我国的西域乐器，最出名的有琵琶、洋琴、钵、唢呐、锣等乐器。乐器带给诗人、词人很多的创意，出现了白居易著名的《琵琶行》中的“千呼万唤始出现，犹抱琵琶半遮面”、“同是天涯沦落人”等名句以及根琵琶本身的形制和演奏技巧创作演出了以《塞上曲》、《夕阳箫鼓》、《十面埋伏》、《昭君出塞》等一大批琵琶曲[5]。

经丝绸之路流传入我国的乐器，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逐步被民族化、地域化，成为一种集体意识，深深的镌刻在了中华民族文学、戏曲、歌舞伴奏、民间生活等各个方面，并发挥着不可取代的重要作用。

二　无畏性：探索未知世界

鲁迅先生曾说：“这世上本来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探险在人类文明的发展中意义重大，它使人类不断地去发现自然的奥秘，一次次突破着认识的极限，促进着人类文明的进步，探险在人类文明的进程中每一个阶段，探险的作用都是重大的，它向人类诠释着自然界的奥秘，促进人类思维的开阔，甚至就是在看起来有点鲁莽的探险活动中，人类不经意地就开阔了一篇领域的先河[6]。丝路路途漫长，中古时期丝路沿途国家、城邦政权更迭不断，政治极其不稳定，加上气候环境情况变化莫测，探路者们要克服沙漠、戈壁等险恶环境带来的困难，还要和沿途出没的强调周旋，可以说是畏途。

自古以来，大漠、高山、海洋隔绝了中国与其他地区的交流。大漠的荒凉、飓风，高山的高度、严寒，海洋的深不可测、变幻莫测都带给人们一种畏惧感，直接的阻挡了人们去探索未知世界。丝路的开通及发展就是人们这种精神的体现。中国的封建社会主要以农耕文化为主，人们习惯于春播秋收，习惯于稳定，但是，也有一些中国人，不惧自然条件的困难，毅然用无畏的精神去探寻未知世界，并进行合理公平的沟通。

中国人探索未知世界有很久的历史，从远古时期的“蜀——身毒道”开始，到西汉时期张骞的“凿空之旅”，炎黄子孙一直在探索与遥远国家的沟通。探索的范围从北方的沙漠，到南方的原始森林、海洋等。南方丝绸之路、北方丝绸之路、蜀——身毒道等，每一条道路都充斥着艰辛和痛苦。除此之外，在欧亚大陆东西方之间还存在着若干条小路，这些小路分布于尼罗河流域、两河流域、印度河流域、黄河流域等。这些小路就是最早的丝绸之路的雏形。

丝路的探险者们面临的危险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主要是恶劣的自然环境条件和盗匪的袭击。对于恶劣的自然环境条件，晋代的法显在《法显传》中记载：“沙河中多恶鬼、热风，遇则皆死，无一全者。上无飞鸟，下无走兽，遍望极目，欲求度处，莫知所拟，唯以死人枯骨为标识耳。”[7]对于当时的盗匪对探险者们的危害，贞观初年玄奘在《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中记载：“山西又逢群贼，众与物而去。遂至王城所处川崖而宿。时同侣商胡数十，贪先贸易。比法师等到，见其遗骸，无复财产，深伤叹蔫。”[8]

三　乐观性：对恶劣环境的态度

除了以上的两种危险外，在进行探索的过程中，还存在着一些未知的危险元素，在这些危险面前，人们没有后退，迎面而上，形成了一种独特的乐观精神。人们用这种乐观的精神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丝路上的人们。曾经的长风漫卷、飞沙走石成了探路人眼中的独特风景，他们用自己的情怀去书写着那万里寂静的世界、去记录牧人的炊烟袅袅升起。他们习惯了驼铃的生硬，见证了古代中国西域那长久不变的场景。因为拥有那无畏的精神，他们的足迹到达了巴尔喀什湖一带。

四　求真性：探求“天下”之道

“天下”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为中华民族的知识体系、价值体系和实践活动提供了一个预设性的认知框架[9]。对于词性来说，“天下”是一个地理名词，“天”指的是天上、天空；“下”指下面的、更低的，因此，天下是指天空下的一切，通常用于指代“华夏世界”。长期以来，“天下”有时指“天穹之下”，有时指“四海之内”，有时等同于“中国”、“神州”等[10]。“天圆地方”的天文认知观一直影响着中国传统社会的方方面面，而且中国人一直以来都以居于“天下”的中心为荣。通过丝路，人们意识到了自己的不足，同时也对“天下”有一个更深入的了解，扩展了人们的视野，扩大了认知阈，同时，加快了东西方的沟通交流。

从汉朝开始，历朝历代的帝王对丝路都比较重视，其中，汉武帝刘彻打通了丝路，使丝路能够畅通，明朝朱棣对西域各部族采取了种种怀柔抚绥的政策，争取他们对明朝的归附，至少是保持和平的。明朝陈诚于永乐十一年出使，于永乐十三年回，所历哈烈、撒马尔罕、别失八里、俺都淮、八答黑商、迭里迷、沙鹿海牙、赛蓝、火州、柳城、吐鲁番、盐译、哈密、卜花儿凡等十七地，著有《使西域记》，备言其山川风俗物产，使明朝对西域有了新的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