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敏温 波（.苏州科技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苏州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江苏苏州5009）



论顾炎武的忧患意识

李 敏1温 波2
（1.苏州科技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2.苏州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江苏苏州215009）

摘 要：忧患意识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之一，深刻影响着中华民族的前进。生活在明清交替之际，深刻反思明朝灭亡惨痛教训的顾炎武，以其独特的思维视角展现其忧患意识，忧国家之殆、忧社会之弊、忧民生困苦、忧学风空疏，并提出了许多应对措施，从而推动着社会进步，对于我们当今社会也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顾炎武；忧患意识；明清交替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应“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1]。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忧患意识作为中华民族优秀的精神传统之一，是激励我们民族奋进的精神力量。为此，习近平总书记还特别指出：“历史使命越光荣，奋斗目标越宏伟，执政环境越复杂，我们就越要增强忧患意识”[2]。这说明，新时期我们不仅需要增强忧患意识，还需要进一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忧患意识，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重要的思想源泉。正由于此，我们需要不断地挖掘中华优秀传统忧患意识，借鉴优秀传统忧患意识。在中华优秀传统忧患意识中，值得一提的是明末清初的大思想家顾炎武，在国家危亡、社会动荡、民不聊生的情境下，针对当时存在的种种时弊，提出了许多忧国忧民的看法和观点，形成了其独具特色的忧患意识。因此，梳理顾炎武的忧患意识，对于我们当下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我们认为，顾炎武的忧患意识主要体现在忧国家、忧社会、忧民生、忧学风四个方面。

一 忧国家之殆

明朝初年，为了调和各阶层的矛盾，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君权。设置专门的特务机构，以酷刑来强化中央集权，收缩地方权力。这一做法导致皇帝集诸权于身。明后期，封建专制日益强化，宦官专权，朝廷内大臣党派林立，阶级矛盾冲突严重。科举考试也只重视对经书的解释，完全与社会实际脱节，通过科举进第的儒生们不仅孤陋寡闻，而且不热衷关注民生朝局，更无一技之长管理天下百工。再加上清朝初年，实行民族压迫政策，君主专制空前强化，汉人纷纷起来抵抗满人入侵，但均遭到了残酷镇压。正是在国家危亡、民族遭致压迫的情形下，顾炎武表现出了强烈的忧国之情。

第一，忧“天子独断行之”。顾炎武认为明代政治腐败的重要原因就在于天子专权。“崇祯时，始行换授之法……三百年来，当国大臣皆畏避而不敢言，至天子独断行之而已晚矣。然则亲贤并用，古人之所以有国长世者，后王其可不鉴乎！”[3]国家贤能之士不能得到重用，大臣不敢劝谏，在这种统治下，君主贪求无厌，“尽四海之内为我郡县犹不足也”；对官员不信任，“人人而疑之，事事而制之”，致使官员“不知有司之官，凛凛焉救过之不给，以得代为幸，而无肯为其民兴一日之利者”[4]。在这种情形下，人人被怀疑，事事被牵制，无人肯为国家服务，国家政治日趋衰败，社会积贫积弱，最终导致明朝灭亡。因而，顾炎武对“天子独断行之”提出批判。

第二，忧“法制废弛”。与“天子独断行之”相伴生的就是“法制废弛”。顾炎武总结历代兴亡治乱的教训，认为明后期法制的废弛，也是导致明亡的原因之一。“自古国家承平日久，法制废弛，而上之令不能行于下，未有不亡者也。”[3]同时，顾炎武极其反对特权人治的用例破法、因例立法。强调先人立法，因事变通，以求社会和谐；而后人“拘于旧章，不能更革，而复立一法以救之”，至使“法愈繁而弊愈多，天下之事，日至于丛脞。其究也眊而不行，上下相蒙，以为无失祖制而已”[3]。因此，在明朝末年，法律制度不行，统治阶层打着所谓“无失祖制”的名义，自欺欺人，法制弊病很多也不肯更改，最终导致积弊严重，给整个国家带来极大地危害。

第三，忧“郡县之弊已极”。郡县制作为治理国家的管理模式，在“天子独断行之”的明朝已经失去了其应有之义，产生了众多弊端。“方今郡县之弊已极，而无圣人出焉，尚一一仍其故事，此民生之所以日贫，中国之所以日弱而益趋于乱也。”[4]因此，顾炎武认为现行“郡县制”，以家庭亲情为基础，形成父子相传，兄弟相传；无聪明睿智之人晋升到中央集权之中，使得中央高官“明知其为天子之大害而不能去也”[4]。于是，顾炎武说：“封建之失，其专在下，郡县之失，其专在上。”[4]中央过于集权，造成地方无力施政，而且以严刑酷法以防禁，使得官员们“相与兢兢奉法，以求无过而已”[3]，整个国家政治经济发展遭到严重阻碍。

第四，忧“有才不得遂其用”。顾炎武认为人才不能被约束在律例之内，他引叶适的话：“法令日繁，治具日密，禁防束缚，至不可动，而人之智虑自不能出于绳约之内，故人材亦以不振。”[3]明朝科举考试只在四书五经的范围内命题，这使得多数读书人为考取功名，埋头读书，不求实际。他还指出科举之弊，莫甚于拟题，许多学子请名师在场外做好，之后记诵熟习在场内写出，结果竟也“十符八九”。可见明末的人才培养模式已是相当狭窄。顾炎武对此痛心疾首，他认为国家出现严重危机时，真正的人才不能获得重用，最终导致明朝的灭亡。正如其言，“国家当危乱之日，未尝无能任事之人，而尝患于不用；用矣，患不专；用之专且效矣，患于轻徙其官，使之有才不得遂其用，以至于败，而国随之”[4]。

如何解决上述问题？顾炎武首先提出“以天下之权，寄天下之人”。主张限制君权，分权众治，让天下之人，参与国家治理。其次，他主张改革科举，唯才是用。他认为选择人才的方式应该多样化，不能仅靠科举考试，顾炎武提出既要“宽于取士”，也要“严于用士”。采用“辟举之法，而并存生儒之制”，以达到“天下之人，无问其生员与否，皆得举而荐之与朝廷”[4]的目的。第三，顾炎武提出君主应放权给地方政府，加强地方自治，改革地方弊政，严把官吏的任免，大力发展国家经济，这样才能使国家长治久安。

二 忧社会之弊

明朝后期，封建社会渐趋没落，各种矛盾交织，社会动荡不安。吏风腐败，官场中许多不良风气被老百姓效仿，导致社会风气败坏，士大夫无羞耻心，腐败猖獗，百姓无羞耻心，犯罪猖獗，社会秩序极不稳定。同时，生员也成为明末社会的一大毒瘤，顾炎武称其“五蠹之一”，这些游手之徒，干涉朝政，危害国家；武断乡里，横行霸道；群起闹事，扰乱社会秩序。在顾炎武看来，当时的整个社会积弊非常严重，且这直接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因此，他深深表达了对社会的忧虑之意。

第一，忧“清议亡而干戈至”。明朝晚期，皇帝昏庸无能，宦官专权当道，朝政腐败。同时，明朝大兴“文字狱”，使整个社会笼罩在高度紧张的氛围中，这样既禁锢了思想和言论，又严重阻碍了社会的发展。因此，顾炎武说“天下风俗最坏之地，清议尚存，犹足以维持一二。至于清议亡而干戈至矣”[3]。他还在书中提到‘民劳'，是召穆公规劝谏周厉王的用语，托借先王之意劝谏管理者，“故曰‘王欲玉女，是用大谏'……岂亦监谤之时，疾威之日，不敢指斥，而为是言乎？然而乱君之国，无治臣焉，至于‘我即尔谋，听我嚣嚣'，则又不独王之愎谏矣”[3]。在顾炎武看来，清议是民众最基本的权力，清议所阐述出来的观点能得到社会的普遍关注，是整个社会健康发展的保障。如果百姓失去了表达心声的权利和机会，只能说明当时的政治统治已经相当黑暗，这样一来必将导致“干戈至”，从而使得社会陷入动乱。

第二，忧“法令存而教化亡”。顾炎武以教化存亡，将明朝分为两个阶段，万历前政令和教化相辅相成，“万历以后，法令存则教化亡，于是机变日增，而材能日减。其君子，工于绝而不能获敌之首；其小人，善于盗马而不肯救君之患”[3]。万历后，法令虽在，但不能起到教化作用，至明末已发展到“利之所在，则不爱其亲而爱他人，于是机诈之变日深，而廉耻道尽”[4]。以致顾炎武哀叹“风俗衰而叛乱作矣”，国家日趋颓废。顾炎武还认为，明神宗后那种犯了法可以用财物来抵罪之做法，更是加速了官场贪腐，“黩货之风，日甚一日，国维不张而人心大坏，数十年于此矣”[3]。士大夫不但没有起到化民导俗的作用，反而败坏了整个社会的风气。同时，据顾炎武估计，明末天下生员“不下五十万人”，这些生员不学无术，能写文章者，“数十人不得一”，能报效国家者，“数千人不得一也”[4]。顾炎武叹曰：“天下之患，莫大乎聚五方不相识之人，而教之使为朋党。”[4]可见，生员对当时社会也造成了诸多不良影响。

基于上述情形，顾炎武认为解社会积弊之忧应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第一，整治贪吏，反腐倡廉。他援引历代除贪故事，主张以杀“除贪”，严法治贪。第二，提倡培养“耻德观”。顾炎武提倡廉耻，主张用“劝学”与“奖廉”并举以克利欲；倡扬“名教”，通过“以名为教”的教化方式，将名与利统一起来，使人们养成廉耻之心。第三，整顿社会风俗。顾炎武提倡“正风俗”，并提出整顿风俗的具体措施，如重流品、崇厚抑浮、倡导“清议”等，有利于改善官风和民风，既澄清吏治，又激发人们的廉耻感，使人们自觉形成良好的社会风俗，这对社会的稳定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

三 忧民生困苦

明朝中后期，朝政日益废弛，社会矛盾更加尖锐，黑暗的政治统治和残酷的经济剥削，使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各种灾荒连年出现。复杂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相互交错。至明朝末年，外敌不断侵边，为抵御外敌，国家不断增加赋税，加重了劳动人民的重担，这样一来农民阶级的反抗更加严重以至于发生起义暴动。各地农民起义和关外游牧民族的侵扰带来连年的战争，弄得国库亏空，民不聊生。基于民众这种情形，顾炎武对民生之疾苦表达了深深的忧虑。

第一，忧“民力之竭”。明末时期，农民的土地以更快的速度、更大规模的集中到地主阶级手中，土地高度集中，而丧失土地的农民只能沦为受地主剥削的佃农，赋税缴纳也繁重不均。依靠掠夺农民土地而发家致富的地主豪绅们，不仅兼并了大量土地，而且逃避应尽的纳税义务，将沉重的田赋负担转嫁到贫苦农民的身上，这些人也成了重赋的实际缴纳者。顾炎武就曾通过实际的数字和相关的比较，说明了清朝初期的苏州、松江诸府农民赋税之繁重，最后更是忧叹道“其科征之重，民力之竭，可知也已”[3]。由此可见，当时社会农民生活之艰辛困苦，这同时也给社会带来了很多不安定的因素。

第二，忧“物日重，钱日轻”。顾炎武在北游期间，曾目睹部分地区经济落后，因白银缺乏而导致的农民生活困苦。在有的地方谷物被称为谷贼，甚至有些地方岁末谷物丰登，而农民竟还会卖妻子，以求白银纳租。农民交税不用粮食而用白银，白银不多但所交赋税不断增加。由于缺银，农民不得不贱卖自己的农产品用来交税，生活苦不堪言。同时，顾炎武历考古制，认为“今之钱则下而不上，伪钱之所以日售，而制钱日壅”[4]，更有甚者制造出地方性的货币。这样一来，市场上货币流通不畅，“币数变而民滋伪”[3]。从而导致“物日重，钱日轻”的局面。因为国库收银不收钱，国家缺少对货币的管制，致使“盗铸云起”，钱不值钱，不利于社会的安定。

第三，忧“富者愈富，贫者愈贫”。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描述了明朝开国到弘治年间，整个社会发家致富的过程。起初，男耕女织者，家庭殷实；嘉靖年间，不重田土商贾者，家庭殷实；嘉靖末至隆庆年间，经商者家庭多殷实，耕织者家庭少殷实。从而社会风气不断变化，人们私欲膨胀。统治者对老百姓进行经济上的掠夺，“自万历中矿税以来，求利之方纷纷者乃数十年，而民生愈贫，国计亦愈窘，然则治乱盈虚之数，从可知矣!”[3]社会财富日益集中到少数人手里，导致“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由此，顾炎武大声疾呼“今天下之患，莫大乎贫”[4]。由于贫富不等，两级分化在所难免，大多数人民处于贫困状态，生活十分艰难。

对于民生困苦这样的严重局面，顾炎武主张，首先要整顿市场秩序，调节贫富差距。他提倡实行稳定统一的货币政策，这样才能使民心安定，社会秩序规范，稳定社会经济。其次，他主张大力发展社会经济。顾炎武认为，要想富国富民，必须大力发展农业、畜牧业等产业，只有这样经济才能发展，人民才能安居乐业。第三，主张以农富国，解决农民问题。他提出“禁限私租”，限制地主对农民的剥削，改善农民生活。改革土地制度，使农民真正拥有土地所有权，从根本上解决农民问题。主张“藏富于民”，提倡满足人民日常最基本的需要，逐步改变百姓穷困的生活。

四 忧学风空疏

宋明至清朝，理学作为正统思想，一直统治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明朝末年，社会学风空疏，世风日下，传统的封建伦理纲常受到严重冲击，宋明理学已至穷途末路。明末清初，剧烈的社会动荡以及明朝的灭亡对学者们是一个很大的打击。而且随着经济的发展，士人们的价值观念也发生着变化。人们受理学、心学末流的影响，远离世务，空谈心性。顾炎武甚至认为正是明末学风直接造成了明朝的灭亡，因而批判空疏学风也是他忧患思想中的重要内容。

第一，忧“文章之病，全在模仿”。顾炎武痛斥文章模仿之弊病，反对文人的拟古、复古风气。他说“近代文章之病，全在模仿”[3]，文章即使模仿的与古人写的一样，也只是结构相似，而没有古人文章的神韵，仅得些皮毛的东西。“盖其意中先有一人在前，既恐失之，而其笔力复不能自遂”[3]，如寿陵少年学步邯郸之况。因此，他认为，模仿是文人之大病，做文章如果都走模仿之路，就会因为缺乏文章的精神而僵化不堪，还会导致做文章流于形式，不能够使文章达到一定的理论和精神高度。顾炎武也清醒的认识到，这和八股取士使得天下文章千篇一律，僵化和制约了人们的思想有着很大的关系。由此可见，当时社会的思想文化领域也是一片沉闷的景象。

第二，忧“著书无非窃盗”。顾炎武对明代学术弄虚作假，抄袭剽窃的不良风气深感忧虑。他把著书比做是采铜铸钱，认为从深山中开采出来的铜矿石应加以冶炼，取其精华，从而提炼出适用于铸钱的铜，然后加以铸造。在他看来，著书亦如此，要找到真实可靠的材料才能做出好文章，以《日知录》而言，“早夜诵读，反复寻究，仅得十余条，然庶几采山之铜也”[4]。由此可见，顾炎武对于著书立说的态度和做法是非常严谨的。他认为在当今的学术中，正是缺少这种踏实而循序渐进的做法，多数人将别人的著作改编成自己的东西，这就像把本就废弃的铜钱重新铸造一样，材质不好的铜自然铸造不出好的东西。这种做法，用顾炎武的话，就是“窃书”，并将剽窃之人称为“钝贼”。

第三，忧“经生之寡术”。顾炎武“感四国之多虞，耻经生之寡术”[4]，强烈批判那种逃避社会责任，“置四海困穷不言”的不良学风，认为学术之风会直接影响国家治乱。他提出，无论是魏晋玄学，还是孔孟心学，名义上追求心性的自由，根本上是舍弃了学问中的精华，“举夫子论学、论政之大端一切不问”[3]。他提出古代圣人删订“六经”，其根本是用此来有效解决当时社会发生的问题，后人著书立说，都应以此为准则，真正的学问要面向社会现实，不能纸上空谈，不然会贻误国家和社会，从而导致动乱。而明末空谈之风甚重，顾炎武批评当时的清谈之风，未得孔孟务实救弊之要道，他认为当时的学术风气忽略了客观实在的行动，不是真正的做学问。

如何改变这种学风现状？顾炎武给出了他的答案：一是提倡严守学术道德，著述贵在创新。顾炎武认为，文人学者要严格遵守学术道德，不应求名图利，批判那种著书时剽窃、模仿的风气。提出圣人之道就是“博学于文”且又“行己有耻”，主张将二者结合起来，才能同时获得学问与人格。二是学以致用，树实学之风。顾炎武主张“务当世之务”，主张应培养真正有学问、有能力的人才，学习对现实社会有用的东西。他还针对当时国家和社会之实际，主张作文要经世致用，强调“文须有益于天下”，强调和实际相结合的“实学”，提出做有益于国家和社会的学问。

综上所述，顾炎武以其独特的思维视角展现其忧国家之殆、忧社会之弊、忧民生困苦、忧学风空疏，不仅对当时的社会思想产生了极大影响，而且积极推动了中国古代思想史的发展，同时更是具有超时空的现实价值。这种超时空的现实价值，就是它能成为当代中国忧患意识的思想来源，能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起到重要的作用，能对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许多理念和思路。

参考文献：

[1]习近平.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4-02-26.

[2]习近平.习近平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4-10-09.

[3]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栾保群,吕宗力点校.日知录集释[M].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0.

[4]顾炎武撰,华忱之点校.顾亭林诗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1959.

（责任编校：张京华）

中图分类号：B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219（2016）04-0052-03

收稿日期：2016－02－10

基金项目：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顾炎武忧患意识与当代大学生责任意识培育研究”（项目编号2015SJD560）成果。

作者简介：李敏（1981－），女，江苏徐州人，苏州科技学院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为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温波（1970－），男，江西九江人，苏州科技学院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