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静珣（湖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湖南湘潭411201）



从“英雄传说”的追寻到“文化命脉”的接续
——叶蔚林《九嶷传说》的深度意蕴

孙静珣
（湖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湖南湘潭411201）

摘 要：叶蔚林可以说是上个世纪80年代最早的寻根作家之一，他的中篇小说《九嶷传说》就是一篇寻根作品。作品以追寻红军女英雄的传说为明线，以娥皇、女英的传说为暗线，以“战乱”和“文革”时代社会秩序的失范为背景，通过“英雄传说”的破灭和“爱情传说”的蜕变等故事情节，不仅深刻剖析了“十年文革”浩劫所带来的深重灾难和严峻问题，更重要、也是更深层次的则是要追寻和接续中国人赖以生存的那一缕文化命脉。

关键词：追寻；英雄传说；爱情传说；文化命脉；接续

发轫于上个世纪80年代的“寻根文学”，乃是因为“文革”“浩劫过后人们心目中普遍存在的要求追回被‘十年文革'所割断了的传统文化的强烈愿望，才是其赖以生存的真正的广袤土壤”[1]。李阳春先生的这一断语，对“寻根文学”所产生的背景或原因分析，应该说是切中肯綮的。从这一意义出发来分析叶蔚林的作品，他可以算得上是最早的寻根作家之一，譬如他的《九嶷传说》，以寻找红军女英雄的传说为明线，以娥皇、女英的传说为暗线，双线配合，不仅深刻剖析了“十年文革”浩劫所带来的深重灾难和严峻问题，更重要的是要追寻和接续中国人赖以生存的那一缕文化命脉。

一 “英雄传说”的追寻

关于红军女英雄传说的追寻，作者是“旧话重提”，原来是写在《在没航标的河流上》这篇中篇小说里的，说的是红军长征经过九嶷山，为了突围求生，不得不把一批伤病员留下来隐藏在山洞里，并留下一对双胞胎女卫生员照顾他们，敌人搜山接近山洞时，两姐妹恰好出外寻找食物和药物回来，为了救伤病员，她们开枪引开了敌人，自己则被追杀，姐姐背着受伤的妹妹逃向另一个山头，敌人放火烧山，火光中两只小鸟冲天而起……从此，九嶷山区便多了一种很特别的“姐妹鸟”，它们总是成双成对飞翔，永不分离。这个传说很美丽，化悲剧为喜剧，为的是“化悲痛为力量”，很显然是革命浪漫主义精神的体现。但作者之所以要在《九嶷传说》中对这个传说进行重新改写，其原因是收到一封读者来信，信中指出：“九嶷山根本就没有什么姐妹鸟，那两位女红军并没有死在大火之中……她俩当中一个活下来了，隐姓埋名，历尽了痛苦和屈辱，最后却是死于非命。”[2]320作者把这样一封“读者来信”作为“引言”放在小说的开头，当然是为了“旧话重提”的行文方便，更重要的恐怕是为了让传说回到现实，让那一段历史真实地再现在读者面前，用血淋林的事实来揭示那一场浩劫所带来的深重灾难，从而引发人们思考：灾难过后，我们该如何自救？

《九嶷传说》就情节线索的安排来说，实际上是将古代舜帝与娥皇、女英的传说和现代两位红军女英雄的传说交织在一起，作者的这种安排，其目的自然是为了说明两种传统的断绝：红军优良传统的断绝和中国传统文化优良传统的断绝。正因为优良传统断绝了，所以才需要“接续”，正因为文化根脉失去了，所以才需要“寻根”。

我们先来看一看红军的优良传统是如何断绝的，这个断绝过程其实也就是作品中的“我”追寻红军女英雄传说的破灭过程。

在“我”追寻红军女英雄的过程中，作者似乎是刻意营造了一个相反相成的环境：大众化的正常生活中似乎一切都是不正常的，非大众化的正常生活之外反而是正常的；或者说，体制内的都是非正常的，体制外的都是正常的。

红军革命，目的就是要砸碎旧世界，建设一个新世界，在目的尚未达到，革命尚未成功之前，两位脱离红军队伍的女战士，游离于体制内的大众生活之外，这应该是正常的。因此，她们能够交往，能够得到帮助的人，一般也是体制外的。例如，妹妹的伤口能够得到救治，是因为偶然遇到了远离人群“独自在深山里伐木烧炭，日子过得劳累而寂寞”[2]327的看林人。看林人不仅治好了妹妹的伤，还让她们的名字流传下来了：“姐姐叫娥皇，妹妹叫女英”，“除了她们还会有谁呢？姐妹俩来九嶷山找舜帝爷，满山乱跑找不到，找到我头上来了”[2]328。在看林人这个封闭的世界里，除了九嶷山传说中的舜帝和娥皇、女英，就再也没有听说过其他的有名人物，他游离于大众生活之外，对大众化的朝代和历史一无所知，那么在他的世界里，这些朝代和历史也就可以不存在，因而他一句话可以跨越数千年。这究竟是他的“无知”抑或是“先知”？

帮助过娥皇的还有外乡人长工花头以及同样是外乡人的草药郎中，但体制外的力量毕竟很有限，远不是体制内力量的对手。娥皇、女英最终在“历尽了痛苦和屈辱”之后，“死于非命”。

女英是如何“死于非命”的，其过程在作品中没有交待，放排的矮老头曾见过她的尸体漂浮在潇水河上，他“动手将女尸搬到排上，这是一具完整的女尸，既无伤痕，也不肿胀腐败，肌肤似乎还有弹性”[2]338。这说明她并不是淹死的，而是死了之后被抛尸河中。那么死之前遭受了怎样的“痛苦和屈辱”？联想到娥皇是以“婊子”的身份被大栅塘村“乡长老爷一胡‘满贯'赢来的”[2]330实情，她死前的“痛苦和屈辱”也就可想而知了。

娥皇比女英活得更长久一些，经历的“痛苦和屈辱”也就更多一些。她先是经历了旧体制的“痛苦和屈辱”。她被乡长老爷带到大栅塘村以后，全村人都排斥她，所有不祥之事都怪罪到她头上；她同长工花头一起想要逃离这个是非之地，却“被乡长派人绑回来了，长工花头被打断四根肋骨，两只脚板被利刀剖开，就像剖开两条鱼。乡长老爷恼羞成怒，忍无可忍，决定将娥皇沉潭处置。人剥得一丝不挂，绑到一块门板上，四角坠上旧磨盘，然后抛进大荆河”，但因“四扇磨盘同时脱落其三”，所以她又“奇迹般活下来了”[2]331。旧体制被打碎之后新体制建立，他本可以苦尽甘来了。然而，也仅仅是刚解放时娥皇“兴高采烈”了几天，“土改时斗她斗得最惨，当时贫农团积极分子黑妹打她最下得手，一根碗口粗的竹杠打得开花成了刷把”，“土改后，娥皇就宣布改嫁花头，搬进花头的小屋去住了”[2]342，但长工出身的花头并没有成为她的保护伞，她仍然是“痛苦和屈辱”不断，一直到“扫‘牛鬼蛇神'扫掉——被吊死在大栅塘村里头那棵大杨梅树上”[2]328。旧体制的乡长老爷要将她沉潭，是她确实要与长工花头私奔；新体制的黑妹支书要将她吊死，却仅仅是因为“母女俩商量杀鸭子”[2]346而被黑妹支书的儿子——癫子谎报军情说要“杀人”，癫子之所以要谎报军情报复母女俩，又是因为偷看女儿浅草洗澡而没有看见。一场如此血腥的杀戮——母亲被吊死、女儿被活埋，其起因是如此荒唐、如此下作，对死者而言，哪里还有半点“英勇壮烈”可言，哪里还有丁点“英雄色彩”可寻？！

尤为可怕的是，娥皇的惨死对大栅塘村的村民似乎并没有产生丝毫影响。当“我”初到大栅塘村调查红军女英雄的传说时，“尽管我有意一遍遍向村里人说起关于两位女红军，关于‘姐妹鸟'的传说，但无论年老的或年轻的，全都反应冷淡，神情漠然，搞不清他们到底是听说过还是没听说过。他们之所以还有耐心听，仅仅是为了等候我分发香烟”[2]330。或许，在村民们看来，两条生命还不如一支香烟来得有价值，红军女英雄对他们来说又有什么意义？因此，英雄传说在大栅塘村这里彻底破灭了。

二 “爱情传说”的蜕变

与英雄传说的破灭相联系的，是爱情传说的蜕变。两位女红军既然被九嶷山人认定为娥皇、女英，数千年前的娥皇、女英是为爱情而来九嶷山的，那么在当代的娥皇、女英身上，也应该寄寓着爱情传说的故事。

诚然，当代的娥皇、女英来到九嶷山，确实也曾有过一段短暂的爱情。譬如女英与看林人就曾有过一夜情，虽然在女英一方也包含有感恩的成分，但在看林人一方，则是真真切切的爱情，当女英决意要离开时，“他绝望地哭出声来，顿足捶胸，拿脑壳去撞树干”[2]327，当看到娥皇再次在大栅塘村出现时，他急切地跑上去叫：“女英女英，你叫我想得好苦啊！”当得知女英死去之后，他没有移情别恋，而是孤独地渡过了自己的余生，应该说，他在坚守着那一份忠贞的爱情。但对女英来说，这一份爱情实在是过于短暂，短暂得可以忽略不计。

姐姐娥皇的那一段爱情更长一点，而且还有了爱情的结晶：女儿浅草。但娥皇的爱情却是畸形的，从婚姻关系说，她是乡长老爷“一胡满贯”赢回来的妾，婚姻本就很畸形，爱情更是无从谈起；她与长工花头私奔，应该是有爱情的，但“她和长工花头相好，目的就是为了让这无牵无挂的外乡人与她同行”[2]331，这就说明他们的私奔也有非爱情因素；同时，她与外乡来的草药郎中似乎也有着一份说不清道不明的感情，以至于草药郎中的弟弟也弄不清“浅草究竟是不是我哥哥和娥皇生的女儿，如果是，浅草就该是我的亲侄女”[2]343。在草药郎中的弟弟看来，他们三人之间，是有着共同的爱情的：“她依然来看望我们，有时花头也一块来。他们三人之间好像有一种默契，不说话心里也相通似的……后来我哥哥和花头一起压死在塌方下面，挖出来的时候，两人紧紧抱成一团。”[2]343俗话说“患难见真情”，娥皇、花头和草药郎中三个外乡人相逢于患难之时，他们之间产生了真实的友情是可以理解的，但如果是“一女侍二夫”的爱情，那就是畸形的了，甚或可以说是爱情的蜕变。

与爱情蜕变相联系的是肉欲的狂欢，最为典型的人物就是黑妹父子。“黑妹从小就是大栅塘的一条恶棍，人们说他是公狗投胎的。自从懂得一点男女之间的事之后，他心思和行动都放在妇女们身上了。”“黑妹十七岁那年，还干出一件惊世骇俗的‘壮举'。这年他姐姐准备出嫁，黑妹把姐姐叫到菜园，对姐姐说：‘你早晚给人家干，先给我干干！'姐姐吐他一脸口水。黑妹恼了，不管三七二十一，狠狠揍姐姐两拳，用蛮力按倒，把姐姐强奸了。”[2]344但就是这样一条恶棍，居然当上了大栅塘村的支部书记，可以掌握娥皇、浅草、花头和草药郎中等人的生杀大权。当“娥皇出现在大栅塘，以她的风采惹得黑妹垂涎是很自然的事，然而黑妹万万没想到，娥皇对她的反抗竟如此坚决，一把鬼头刀差点没把他胯下的杂碎剜下来”[2]344，黑妹“对渴望而不可得的东西怀恨在心，蓄意破坏它、毁灭它”[2]345，于是，先是制造事故，使得“花头和草药郎中一起被塌方压死”[2]345，后来又趁机吊死娥皇，活埋浅草。

至于黑妹的儿子——癫子，则是另一形式——也是更加畸形的肉欲狂欢：“他从小就无师自通使用一个世界性的猥亵手势——将大拇指夹在食指和中指之间。他与乃父不同，他的淫邪属于臆想型，最勇敢的行动限于偷看妇女小便和洗澡。当浅草还是很小的小女孩时，他就痴恋于她。他每每像蛤蟆一样趴在地上观看浅草小便，并用一根长长的草茎去拨弄小便的部位；于是便无限满足，乐得手舞足蹈。”[2]345后来浅草大了，不允许他看了，他便有了“强烈的失落感，困惑的眼神里混杂着恼恨”[2]345。当某一年的端午节前，他偷看浅草洗澡而不得，又听见浅草娘俩商量要杀黑鸭子过节，为了“报复一下浅草”，于是谎报他爹：“浅草和她妈要杀你……杀黑妹，黑妹肥些……嘻嘻。”[2]345于是，一场残酷而荒唐的杀戮，就在这“嘻嘻”的玩笑之后开始了。这似乎是一个偶然，然而却又是肉欲狂欢所带来的必然。在这种肉欲狂欢的大背景下，任何爱情故事都将黯然失色。

三 “文化命脉”的接续

在大栅塘村这样的地方，为什么会由着黑妹这样的恶棍胡作非为？作者的批判矛头，从浅层次看是指向政治的——是“文革”的政治失序，给黑妹“以革命名义”的胡作非为提供了现实基础；但从更深层次看，作者所要批判的则是文化的断绝与畸变，并进而引发大栅塘人的生物学退化和蜕变。

本来，“大栅塘正坐落在舜源峰脚下，夹在娥皇、女英二峰的怀抱里，正处于九嶷山神话世界的中心点”[2]330，生活在这种环境中的人，受舜帝精神和娥皇、女英爱情故事的感染，应该是热情大方、富有活力和想象力并富有同情心才对，然而，“实际上大栅塘却是一个缺乏热情，丧失了好奇心和想象力的村庄”[2]330。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是什么？关键就在于大栅塘人把自己封闭起来了。

“大栅塘是个超大的村庄，二百四十几户人家，上千口人。当年建村的时候必定被四周的某种危险和阴谋所压迫，为了互相依托确保安全，于是所有的房屋高度集中，好像五指收拢握成拳头。狭窄的村巷只容一人通过……以过分的密集、紧缩创造安全感的同时，不可避免也派生封闭、固守和敏锐的排他性。”[2]329也正因为这种“敏锐的排他性”，所以他们对外来的一切都进行抵制，当“几十年间流落到大栅塘的唯一外乡女人”“娥皇来到大栅塘的第一刻起，全村便对她产生了莫名的关注、恐惧和憎恨。人们断定这妖冶的女人必定会给村子招来无穷的灾祸。仅仅由于碍着乡长老爷的面子，才隐忍不发”[2]330-331。因此，娥皇之死决不仅仅是黑妹一人肉欲狂欢的结果，更是大栅塘人集体无意识中排他心态的必然显现；这种显现，因为“隐忍不发”的时间越长，一旦爆发出来就会越激烈。“文革”的政治失序为这种爆发提供了机会，所以娥皇的死才那样残酷而惨烈。这种排他心态的揭示，无疑是文化层面的原因。

大栅塘的封闭、固守，还带来了生物性蜕变：“大栅塘历来提倡本村男女嫁娶，迫不得已嫁娶外村男女，也力求沾亲带故，……近亲繁殖的结果，使大栅塘人种明显退化。几乎没有一个男女算得上周正魁梧，鸡胸、兔唇、多指者屡见不鲜。”“可悲的是大栅塘人不懂得自惭形秽，反而侧目外乡男女的高大健壮、风姿绰约。我在村里多住几天和村里人相熟之后，他们就不无揶揄地对我说：‘叶同志，你是哪么长起的，蠢大的一坯！'”[2]329-330作品中的“我”自然有叶蔚林自己的影子，作者将自己化身其中，并直接出面发议论，这一是为了强化作品的真实性，给读者以身临其境之感；二是为了深化作品的主题，引发读者深入地思考：似这种环境封闭、文化断绝、人性泯灭、人种退化的地方，一切外来事物均被扼杀，一切美好的事物均无法生存，他们是否还能自救？作者的这种描述，确实给人以绝望之感。

当然，让人绝望决不是作者的本意，作者的目的还是要让人从绝望处警醒，从无望中产生希望。这种希望，首先是大栅塘村周边的清新空气，例如“南边二十里外有个牛轭岭，很大的一个瑶家山寨……那里的景致极好，那里妇女的歌唱迷人”[2]332。尤为重要的是，妇女中歌唱得最好的七姑，还是娥皇教给她的技巧：“她说声音要从胸口深深涌出来，不要从嘴皮上浅浅吐出来，我到底悟到一些，所以后来就比姐妹们唱得好些。”娥皇不仅教了她唱歌的技巧，还教了她一首红军歌曲：“一送那个红军，哎呀吱下了山，秋风那个细雨，哎呀吱缠绵绵……”[2]336这说明，红军的精神已经在这里生根，而且与瑶族传统文化、生命文化的接续形式“坐歌堂”很好地结合了起来：“山中泉水山外流，土里竹笋连竹兜；出门不忘娘教女，点点滴滴记心头。”[2]335在这里，泉水让山里与山外相连，竹根让竹笋与竹兜相连，“教”让娘与女相连，而那记在心头的，无疑是“点点滴滴”的文化。因此，作者之所以要从“住得闷气”的大栅塘村“荡开一笔”，用一个专章来写牛轭岭的坐歌堂，其目的无非是要建一个参照平台，揭示开放心态、人性善良、文化传统等因素相互连接、相互依赖的重要性。

那么，作者的这种对比，是不是为了说明大栅塘已经无可救药？当然也不是。虽说作者的批判重点不是“文革”，但“文革”无疑起了推泼助澜的作用，所以政治秩序一旦恢复正常，畸变的人性也在慢慢回归：“有一天夜里我不觉踱步到村中那棵杨梅树下……我看见杨梅树下有一团橘黄色的火光，原来是一位老妇人在为亡灵焚烧纸钱”；“我的心在感到悲凉的同时也伴生一掬安慰”[2]346。这“一掬安慰”，或许就是作者的希望所在，那“一团橘黄色的火光”，或许会成为照亮大栅塘夜空的火炬，因为它表现了对亡灵的尊重——其实质是对生命的尊重；有了这种对生命的尊重，才能从根子上救赎大栅塘。

“我凝望舜庙前那棵千年古杉——‘天灯树'，果然看见树顶有绿色的幽光隐约游动。我知道这是磷光，由动物的骨质所形成的。于是我领悟到美丽的神话全是生命的消殒后升华的结晶。”[2]346这棵“天灯树”之所以数千年传承不灭，是因为有舜帝、娥皇、女英等先辈用生命幻化出来的“磷光”养护，这也是中国文化那一缕连绵不绝的命脉所系，也是作家叶蔚林所力图要接续的。

参考文献：

[1]李阳春.由奇峰突起到平落沉寂的寻根文学[J].中国文学研究,1996,(1).

[2]叶蔚林.叶蔚林作品全集:九嶷传说[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2.

（责任编校：张京华）

中图分类号：I2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219（2016）04-0038-03

收稿日期：2016－03－11

作者简介：孙静珣（1988－），女，湖南零陵人，湖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