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鹿苗苗

[福建工程学院 福州 350118]

清代嘉道时期郭麐与浙西、常州词派关系考论

□鹿苗苗

[福建工程学院 福州 350118]

本文通过对嘉道时期郭麐与后期浙西词派、常州词派的关系梳理，窥视后期浙西词派对郭麐“性灵”词论和白描作词手法的继承，并对郭麐的新变有所调整，融入常州词派比兴寄托的词学主张；郭麐与常州词派的争议主要来自于内容主张“自抒其襟灵”而非“以忠孝立意”，表达方式主张写“胸中所欲言之意”而非“若隐若见，欲露不露”的含蓄。后期浙西词派对郭麐的新变接受和改进在创作和实践中与常州词派的融合起着一定的过渡作用。

郭麐；后期浙西词派；常州词派；过渡；融合

郭麐（1767～1831），字祥伯，号频伽，清代乾嘉道时期文人，工诗词，著有《灵芬馆词》、《灵芬馆词话》，在清词史中占有一定地位。然在派别林立的清词史中，郭麐的流派归属却众说纷纭。清代浙派中人很少提及郭麐及其词，毋庸说对郭麐进行流派内部的定位。派外人士蒋敦复曾将郭麐与浙派开宗朱彝尊、大宗厉鹗并而论之[1]。常州词派谭献称频伽词的“清疏”使“浙派为之一变”[2]，不同于浙派后学追随朱、厉二人而流于寒乞的状况，将郭麐作为浙派发展史中的重要一员看待。今人如黄保真等便认为郭麐在词学理论上是对阐扬浙派宗风贡献较大的主要四人之一[3]，严迪昌称郭麐为浙派“殿军”，皆将郭麐看作浙派后期的代表人物，并以词风嬗变评之[4]，延续清人对郭麐在浙派定位的传统。针对这一问题，亦有提出异议者，曹明升认为郭麐虽被尊为浙派三宗之一，但在创作、理论、生平和师承方面皆无强烈的浙派印迹，而是由于常州词派出于流派纷争，将郭麐上升至浙派三宗的地位，由对郭麐的批判发端波及对整个浙西词派的批判，导致了郭麐词史地位在晚清词坛一落千丈。他将郭麐定位为力图以“性灵”思想扭转词坛风尚的布衣词人，不归属任何流派[5]。可以看出，郭麐的流派归属及相应的词史地位具有不确定性，因此本文试从嘉道时期郭麐与清代浙西、常州两大词派的关系进行梳理，窥视郭麐对两大词派之间相互关系可能具有的推动作用。

一、郭麐与常州词派

（一）郭麐与常州词派成员的交游

嘉庆七年（1802），张惠言卒。浙西词派殿军郭麐与常州词派开宗之人张惠言生前并无任何交游，亦未见其所著。后得见皋文文稿，皆因其同门生张青选之故。郭麐乾隆乙卯（1795）参加京兆试与张青选订交，后张青选官于郭麐移居之地嘉善，因此二人过往甚密。郭麐又与英山金光悌一门为善多年，张惠言为金公弟子，曾见郭麐与金家一门的书信，称郭麐为“能为古文”之人。张惠言去世后，张青选将其文稿示麐，“属厘正而去取之。三日卒业，为删去者七篇，可存而不欲刻者二篇，是正其误舛仅十余字，掩卷而叹曰：‘其人能自树立之人，其文能自树立之文也。’”[6]郭麐对张惠言的古文创作颇多赞赏，不仅仅是从二人相似的乞食游学经历，更在于二人卓然自立的文学观念[7]。有评论者称郭麐因囿于浙派门户只对张惠言的文稿进行不痛不痒的赞誉，而未对皋文之词、词论进行评价，实则不然。郭麐青年时期学文于姚鼐，在散文和骈文方面虽不及当时名家，但也被人列为足与清代骈文八大家并美之一家[8]。同时，郭麐对于姚鼐为代表的桐城文法多有质疑，其对桐城后学的批判显然有矫正桐城末流之意[9]。而张惠言“出于桐城，而又别于桐城，自为门户”为阳湖文派[10]，出发点显然也在于对桐城流弊的综合考察。二人也许在最终的作文之法认知上有所差别，但郭麐对于张惠言文稿的评价完全是在考察当时文坛环境下和根据自身文章之道所进行的理性考评。再则，郭麐自言张惠言“他文盖未见也”，可见，因张青选之故才得见其文，“他术”如诗歌、词、经学之作都未曾相见，实在无从评论。其实，就这一点也可从侧面反映在嘉庆期间，起码在张惠言去世前后的嘉庆前中期，其“意内而言外”的词论并未得到普及。

郭麐与常州词派成员陆继辂亦有短暂交游。继辂字祈孙，阳湖人。少孤，与张琦、恽敬诸人交游。嘉庆五年（1800）举人，选合肥训导，并修安徽省志。继张、恽之后与董士锡并起，推为阳湖派。著《崇百药斋集》《合肥学舍札记》等。嘉庆六年（1801），郭麐与陆继辂诸人一同始客于“题襟馆”[11]。在扬州题襟馆座客之时，二人应有一定交游。《灵芬馆诗三集》卷二中郭麐有题为《甘亭见赠五言诗五章，感离念旧，悲往伤来，友朋之重情，见乎词。累叹不足，辄走笔如数答之。其卒章兼题余灵芬馆图故仆，亦有结邻之约，并示莲裳芙初手山陆祁生继辂》五首，诗题中即有陆继辂，其四中有言“陆弟情绸缪”。道光三年（1823），二人别后二十余年，郭麐于盛大士处读陆继辂所作《崇百药诗文集》，作一律寄之。诗云：

蚤应宫禁称才子，老向烟波号钓徒。人世升沈原尔尔，毕生着述亦区区。青毡未必豪情有，红蜡能知旧泪无？嵇阮漂零应刘逝，西园何似酒家垆？谓题襟馆[12]。

陆继辂得诗之后，亦作诗次韵：

我交三郭一郭死厚菴舍人，兰池近者疏吾徒。感君寄书语款款，触我怀旧心区区。狂踪传世杂真伪，微志耿胸今有无。且当快意吐冰雪，此物未至销洪炉[13]。

郭麐亦与宋翔凤相识。翔凤字于庭，江苏长洲人，嘉庆五年（1800）举人，官湖南新宁县知县。通训诂名物，著《论语说义》等。亦工诗词，业师张惠言，然多接受汪全德“平其气以和其疾，是以填词之道，补诗境之穷”的主张[14]，著有《香草词》、《洞箫词》《碧云庵词》等。据宋氏所言，“余十许岁时曾见频伽于虎邱”，可见在郭麐二十余岁之时二人便相识。嘉庆二十年（1815）春，郭麐客淮安汪敬所，遇宋翔凤，于庭赠诗：

垫角一巾吟两肩，虎邱塔下剑池边余十许岁时曾见频伽于虎邱。山川限我八千里，魂梦牵人三十年。可许客中添骨肉，颇闻海内有诗篇。深情更识汪伦重，知向多生结此缘[15]。

郭麐则为其《燕台别意图》题诗两首。题诗中亦知于庭同频伽般“劳劳各羁旅，落落同气谊”[16]。

由此可见，郭麐与常州词派成员之间的交游局限于少数的几个人中，而且即便有诗词唱和亦属偶遇应景之作，这样的交游是蜻蜓点水式的，毋庸言及更深层次的文学交流和相互间的影响。

（二）郭麐对常州词派词学观的认识

嘉庆十三年（1808）之后郭麐极少作词。嘉庆十六年（1811）他为李堂词集《梅边笛谱集》序中道：

倚声之学，今莫盛于浙西，亦始衰于浙西。何也？自竹垞诸人标举清华，别裁浮艳，于是学者莫不知祧《草堂》而宗雅词矣。樊榭从而祖述之，以清空微婉之旨，为幼眇绵邈之音，其体厘然一归于正。乃后之学者徒仿佛其音节，刻画其规模，浮游惝怳，貌若元远，试为切而按之，性灵不存，寄托无有。若（犭员）吟于峡，蝉嘒于柳，凄楚抑扬，疑若可听，问其何语，卒不能明。好异自喜之士又欲起而矫之，以北宋为解，而集矢于白石、玉田，以是相胜则可矣，识曲听真之谓何善乎？竹垞之言曰：“盖有诗所不能言者，委曲倚之于声。”所谓委曲者，言其所不能言也，而世顾以口吟舌言，若梦若呓者当之，反是则滑稽调笑，不亦病乎？余病是久矣[17]。

郭麐在这篇词序中详解浙派弊病的同时，也在审视自身受其影响而创作的“病”词，同时他也注意到当时词坛的一股词学力量——常州词派对浙西词派的冲击。如前所言，张惠言去世前后的嘉庆前中期，张的词学理论并未受到词坛的关注，然而嘉庆十七年（1812）常州词派周济将自编的词学教材《词辩》，并附《介存斋论词杂著》刊刻出版，发掘张惠言“意内而言外”之说，并对浙派所推崇的姜夔、张炎等人多有指责。虽然郭麐对浙西词派诸多不满，但对于常州词派另辟蹊径的做法亦不认同。可见，郭麐虽然站在体察文学盛衰规律性的高度上，即认识到浙派弊端的产生是在所难免的，却将弊端产生的原因究于浙派内部学者的不“自得之要之于正”，而不是浙派本身理论的缺失，因此他希望救弊者不是简单程式化地做表面文章，而是希望救弊者通过自身学养的提高来实现浙派词的长盛，也可以说，郭麐希望自己便是那样的人，因此在词论中多有救弊之言。而对于彼时日渐兴盛的常州词派，郭麐更多的是反对其诗词同源的尊体观[7]。

张惠言在《词选序》中道：“词者，盖出于唐之诗人……盖诗之比兴，变风之义，骚人之歌，则近之矣。”张惠言为推尊词体，将诗词同源而论。同时，在内容上则要求“极命风谣里巷男女哀乐，以道贤人君子幽约怨悱不能自言之情”[18]，他所指之“情”多是忠君爱国、感士不遇等类似于诗之言志的内容，因此将温庭筠写闺情的《菩萨蛮》解读为“感士不遇也”，将欧阳修、苏轼诸人词皆附会政治等等。有现代评论者说：

张惠言如此用心地解读宋词作品，实际上是针对传统的“词为艳科”的诠释观进行彻底的解构。在他的全新诠释下，那些描写男欢女爱的宋词，都被赋予了一层层新的意义。而这些意义的最终指向，则为贤人之志[19]。

当然，皋文以此标准进行宋词的解读无非对于提高词体地位颇具重要性，但也因此受人质疑，王国维道：

固哉，皋文之为词也！飞卿《菩萨蛮》、永叔《蝶恋花》、子瞻《卜算子》，皆兴到之作，有何命意？皆被皋文深文罗织。阮亭《花草蒙拾》谓：“坡公命宫磨蝎，生前为王珪、舒亶辈所苦，身后又硬受此差排。”由今观之，受差排者，独一坡公已耶[20]？

王国维就皋文对“兴到之作”的宋词进行所谓“命意”的“深文罗织”的做法表示不满。谢章铤曾批判鲖阳居士对苏轼词的解读苏轼词，云：“字笺句解，果谁语而谁知之。虽作者未必无此意，而作者亦未必定有此意。”[21]皋文所作，何尝不是“字笺句解”、“断章取义” ？纵观常州词派的尊体观，无非如谢章铤所言将“词与诗同体”[21]：张惠言重视词的比兴寄托和“贤人之志”，周济则于“诗有史”的基础上提出“词亦有史”[22]，谭献、陈廷焯以止庵“从有寄托入，以无寄托出”评词并提出沉郁顿挫的作词评词标准，将诗词同源一以贯之。

相对于常州词派将诗词同源作为尊体的重要指标，浙西词派在尊体观中以“雅”论词，虽然亦推尊词体，但多数将乐府作为词之起源。简言之，浙西词派侧重外在形式的雅正，仍区别诗词，而常州词派重视内容上最大限度地接近诗体。郭麐对于常州词派诗词同源主张颇不赞成。

第一，内容上主张“自抒其襟灵”而非“以忠孝立意”。郭麐于道光年间为汪子泉《桃花潭水词集》序言时便对常州词派“以忠孝立意而流连光景”[23]的做法表示不满。郭麐写词论词评词注重“自抒其襟灵”，“写其心之所欲出，而取其性之所近”[24]，将词作为抒发个人情感的载体。当然，郭麐也讲求“寄托”，但与常州词派所言寄托又有区别。郭麐曾针对浙西词派因过度看重声律而批评为“性灵不存，寄托无有”，因此阐发“读者晓然知其性灵寄托所在”的重要性[25]。郭麐所言之“寄托”，指称性多在于个体化的情感和思想，诸如对花伤逝、羁愁离绪、爱情闺情、伤今怀古等，而非关乎忠君爱国、关乎贤人之志，保持着相对传统的“词为艳科”所表达的内容范畴。第二，表达方式上主张写“胸中所欲言之意”而非“若隐若见，欲露不露”的含蓄。常州词派将含蓄忠厚作为作词的其中一条标准，因此，“要皆以忠厚为主”。而词是展现人之性情的文体，如将性情以表现忠厚、忠孝为主，即使表达爱情、艳情，“发之又必若隐若见，欲露不露，反复缠绵，终不许一语道破”[26]，必须含蓄而忠厚。郭麐则认为即使词是表达诗中所不能表达的感情，必是胸中所欲发之而后快，然而这些感情又是不能用言语道尽，因此也讲究“缠绵委折，如往而复”[27]，合乎词“一唱三叹”音乐性的特征。但总体还是似曲实直，感情的基调和浓度都从这“一唱三叹”中委曲表达出来，不需要内容上进行不同层次的转换，因此频伽词在内容的理解方面较明晰，这与“词尚艰涩”[2]的常州词派主张背道而驰。

至道光年间，土地兼并、统治奢靡、阶级矛盾严重，社会危机逐渐加深，最终演变为外国列强的入侵。由于社会状况的巨变，“由纯学术走向致用之学，是乾嘉到道咸的一种带有趋势性的学术转向”[28]。反映在词中，风雨飘摇的世道中，阐述寄托比兴之旨、“敢拈大题目”的常州词派更能适合环境的需求。在这样“孤枕闻鸡，遥空唳鹤，兵气涨乎云霄，刀瘢留于草木”的外界环境中[32]，郭麐基于对词体传统的保守性而对“以忠孝立意而流连光景”的常州词派和“必其声调合乎大晟之谱”浙派吴中词人皆不认同，仍在阐发“自抒其襟灵”、“深情幽思出自胸臆”的词体言自我之情的论调[23]，因此在社会的大熔炉中而被时人、后人责难。

（三）常州词派对郭麐的态度和评价

在浙西词派风靡词坛之时，常州词派成员也受到一定影响，并非初始便体认常州词派的词学理论。周济曾言“吾十年来服膺白石，而以稼轩为外道”，后接受皋文的词学主张之后，认为当初服膺白石之举为“谓瞽人扪籥”，认为白石“惟《暗香》、《疏影》二词，寄意题外，包藴无穷，可与稼轩伯仲。余俱据事直书，不过手意近辣耳”[22]。陈廷焯在《词坛丛话》中表现出对浙西词派朱彝尊、厉鹗等人的崇拜，“古今词家众矣，余以为圣于词者有五家。北宋之贺方回、周美成，南宋之姜白石，国朝之朱竹垞、陈其年也”[29]，将朱彝尊尊为词史中最佳五家之一，“譬之唐诗，朱、陈犹李、杜，太鸿犹昌黎”[29]，以唐诗相比，将朱彝尊比作李白，将浙派大宗厉鹗比之于韩愈。可见，常州词派的重要成员在对待浙西词派的态度问题上皆出现了由接受到批判的过程，这样的态度亦反映在对待郭麐的态度和评价上。

陈廷焯早年受浙派影响较大，这段时期编选《云韶集》。后受庄棫影响转入常州词派，又编选了《词则》，并著《白雨斋词话》。《云韶集》卷二十三卷首列郭麐，选词13首[30]。《词则》在《闲情集》卷六中选频伽词8首，《别调集》卷六选频伽词1首[31]。现取两本所选词一致者观其态度变化。

《云韶集》卷二十三总评郭麐为：“频伽词，曲折深婉，古今罕有此笔致。尤工于小令，别有天地。”《词则》之《闲情集》卷六总评郭麐为：“字祥伯，号频伽，吴江人。诸生。有《蘅梦楼词》。频伽词骨不高，而情胜。”

1．《好事近》

《云韶集》：“婉约。语极清脆，意极芊绵。”

《词则》：“措辞甚雅，频伽词之最正者。”

《白雨斋词话》卷四同《词则》语。

2．《卜算子》

《云韶集》：“凄切芊绵。婉转凄凉，其妙令人不可思议。”

《词则》：“语太尖而气不厚。”

《白雨斋词话》卷四为“尤多恶劣语”之例。

3．《忆少年》

《云韶集》：“亦有别致。凄绝警绝，晏小山不得专美于前。”

《词则》：“小有别致。”“一结颇似竹垞笔致，频伽词中不可多得。”

《白雨斋词话》卷四：“频伽艳体，惟《忆少年》结句云当时已依约，

况梦中寻路”，颇似竹垞手笔，集中不可多得。”

4．《清平乐》

《云韶集》：“绝有风致。凄婉。”

《词则》：“‘命短’句恶劣不堪，语亦尖旧。”

《白雨斋词话》卷四为“尤多恶劣语”之例。

5．《卖花声》

《云韶集》：“凄凉况味，有心人何以为情。真情至语。”

《词则》：“笔意总嫌尖味，便不永。”“结真情至语。录杨、郭、黄、袁等词，只可截取，全璧甚少也。”

6．《卖花声》

《云韶集》：“情系乎词。凄切缠绵，读之既久，其味愈出。”

《词则》：“轻倩语。”

7．《喝火令》

《云韶集》：“楚楚可怜。此调最易悦目。”

《词则》：“只写景而情在其中，但笔意总嫌尖旧。”

8．《江城梅花引》

《云韶集》：“梁绍壬谓词中《江城梅花引》一调最难措手，长句转接处易俚，一病也；短句重迭处易滑，二病也；两段结处易涩，三病也；措语类曲，四病也。似此音节和缓，情景迷离，永推合作。”

《词则》：“亦有笔意，然总不免俚浅。”“此数语尚佳。”

《白雨斋词话》卷四为“尤多恶劣语”之例。

9．《十二时》

《云韶集》：“冷绝隽绝。凄切。”

《词则》：“隽语总是小品。”

陈廷焯对于郭麐前后评价的态度变化是十分明显的，当然与其早年瓣香浙西而后崇尚常派的词学观的转变有关，但有一点却一以贯之，便是肯定频伽擅长写情。但是以陈廷焯“本诸风骚，正其性情，温厚以为体，沈郁以为用”的观点[26]，词意词旨的“沉郁顿挫”终究盖过相形之下单薄地言己情的内容。因此频伽词被他称作“卑靡”，列入“质亡而并无文者”中的一员，“并不得谓之词也”[26]。

同样，常州词派主将谭献于浙西词派朱彝尊、厉鹗皆有批评之论，他说：

太鸿思力可到清真，苦为玉田所累。填词至太鸿，真可分中仙、梦窗之席，世人争赏其饾饤窳弱之作，所谓微之识碔砆也。乐府补题，别有怀抱。后来巧构形似之言，渐忘古意，竹垞、樊榭不得辞其过。浙派为人诟病，由其以姜张为止境，而又不能如白石之涩，玉田之润[2]。

对于学习朱、厉二人的浙派后学，谭献认为已“流为寒乞”，但他于后学中却对郭麐另眼相待，将频伽词的“清疏”作为“浙派为之一变”的重要一环[2]。可见，在谭献看来，频伽对于浙派词所做的一些改变和努力是非常重要的，改变了浙派词典故堆积形成“饾饤”等弊端，因此，“予初事倚声，颇以频伽名隽，乐于风咏”[2]。但是后来接受常州词派的理论，为之前对频伽词的称赞进行重新辨析：“继而微窥柔厚之旨，乃觉频伽之薄。又以词尚深涩，而频伽滑矣[2]。”语评甚严。不过对于“所谓山抹微云女婿”的夏宝晋词学习频伽，评为“高秀之致，欲度冰清”[2]，对许增“传频伽、蒹塘本师衣钵”[2]并无责言，可见谭献对于郭麐的评论语虽严厉，但亦有宽容包容之处。

纵观常州词派陈廷焯、谭献对郭麐的态度和评价，集中在以下内容和语言两个方面：一，词的内容写情动人，然而过于狭隘，失之于“薄”。二，风格清疏，然而语言偏之于“浅”、“滑”。实则还是郭麐词学观与常州词派重视“意”厚的词学主张有所冲突。

二、郭麐与后期浙西词派

对于郭麐而言，他坚持自己的观念和理想，却不合时宜于世风。郭麐去世后，众友皆作诗词挽之，其中陈文述有云：“骚雅灵芬竟若何，白眉才调羡君多。海鲜味俊江珧柱，佛国花香优钵罗。词客飘零怅烟水，酒垆寂寞渺山河。少微堕后晨星少，岩壑无人共哮歌。”[32]这首挽诗不仅道出频伽文学的总体特征，还写出一位飘零寂寞于世的文人形象。但郭麐去世后，虽然他的词成为常州词派攻击浙派的对象，浙西词派也让位于常州词派然退居词坛次位，但浙西词派并非绝迹于此。谢章铤有言“近日词风，浙派盛行”，“词至今日，浙派盛行，专以咏物为能事”[21]，甚至于常州词派干将谭献曾劝其友陶方琦学习浙派主要取径对象姜、张词来改变陶词的“碎涩”[33]，可见在道、咸、同年间浙派仍在词坛活跃。

（一）后期浙西词派的主要文学活动

关于后期浙西词派的界定需进行说明。在清词研究中，因嘉、道之际常州词派兴起，浙西词派屈居次位而关注度有所下降，对于嘉、道之后的词坛多集中于常州词派以及清末四大家的研究。笔者依照一个流派发展演变的过程将浙西词派分为形成期（朱彝尊及“浙西六家”为代表）、全盛期（厉鹗及“前吴中七子”为代表）、新变期（吴锡麒、郭麐为代表）、衍变期（“后吴中七子”为代表）和余响期（吴翌凤、黄燮清等为代表）五个阶段，学界对于浙西词派的研究，亦多止于新变期的郭麐或衍变期的“后吴中七子”，而对道光之后的余响期即后期浙西词派的关注和研究甚少。如黄拔荆《中国词史》列《朱彝尊和浙西词派前后期主要词人》一节，其后期主要词人亦多指郭麐，并无他人。《常州词派和嘉、道、咸衰世其他主要词人》一节多以常州词派词人为主，最后只提及后期浙派词人如吴翌凤、黄燮清，仅一笔带过[34]。《明清词研究史稿》写到对浙西词派的研究多集中于浙派宗主朱彝尊和浙派大宗厉鹗，同时从朱彝尊入手“把词人个体的创作走向同词派的发生、发展结合起来看问题”也成为浙派研究的一个新方向，但仍将关注点侧重于浙派前中期[35]。严迪昌将朱彝尊、厉鹗、吴锡麒和郭麐作为各个时期的代表，亦对后期浙西词派少有涉及[4]。可见现有研究对后期浙西词派多语焉不详，因此对于道光年间及之后时期浙西词派的文学活动进行一定的梳理和归纳，对于完善浙西词派发展轨迹具有重要的意义。

后期浙西词派的文学活动主要有以下两点：首先是对编选综合性词集的热衷。继朱彝尊、汪森编选《词综》彰显浙西词派词学主张以来，编选词集可以说是浙西词派的主要文学活动之一。继浙西词派前中期朱彝尊《词综》、王昶《明词综》、《国朝词综》的出版之后，光绪年间丁绍仪辑《国朝词综补》五十八卷、《国朝词综续编》十八卷，道光十四年（1834）陶樑编《词综补遗》二十二卷，黄安涛编选《国朝词综续编》十卷，同治十二年（1873）黄燮清辑《国朝词综续编》二十四卷，可见，浙派词人在以编选词集这一方面来体现浙派骚雅风格的主张上面具有一贯的传统，也成为其词派发展至后期在常州词派弥漫大江南北之时仍在词集的编选上保持着强劲的势头。同时孙麟趾编《国朝七家词选》一卷，选浙派词家厉鹗、林蕃钟、吴翌凤、吴锡麒、郭麐、汪全德、周之琦七家词以彰显浙派词学主张。其后张鸣珂辑《国朝词续选》一卷，亦以浙派主张为编选标准。

其次便是在创作和理论上对浙西词派主张的实践，多体现在清空骚雅上面。常州词派谭献称张鸣珂词“婉丽”，叹“绮密隐秀，南宋正宗”乃叶衍兰词的长处，赞张景祁词“早饮香名，填词刻意姜张，研声刌律”，许增词“传频伽、蒹塘本师衣钵”等等诸如此类[2]，皆从常派的角度来看诸位词人实践浙派清空骚雅的词学主张，并表现出了赞许的态度。在理论上如孙麟趾提出“论词十六要诀”，认为作词须遵循“清、轻、新、雅、灵、脆、婉、转、留、托、淡、空、皱、韵、超、浑”的标准[36]，则多是浙派清空骚雅说的衍伸。沈祥龙在《论词随笔》中认为词“全赖一清字”、“骚雅之旨，即词旨也”[37]，其词学标准的反复重申可见对浙西词派主张的推崇。

后期浙西词派不仅在词的创作和理论上对浙派传统词学主张的继承，在词集编选方面更显出色，因此后期浙西词派亦有丰富的文学活动。

（二）后期浙西词派对郭麐词学创作和理论的继承与改进

在浙西词派的发展进程中，大多后学对朱彝尊与厉鹗的学步可谓达到一定规模，而对于新变期的郭麐，后学亦有意无意间对其创作和理论有所继承并改进，也符合文学的发展脉络与流派的变化轨迹。

第一，在郭麐以性灵为雅基础上多有词学理论上的取舍阐发，重视“自然”、“性灵”、“写情”[24]道光年间，他又提出将学养、才力作为“以性灵为雅”的标准之一，他说：“是在学者之心思才力，足以与古相深而能自抒其襟灵，方为作者。”[23]郭麐将学养和自然并而论之，只有两者兼具“方为作者”，才是真正的“性灵”。关于此点，李佳提出作词之式为“不须雕琢”，且“最宜清空，一气转折，方能陶冶性灵”；同时认为“词以写情，须意致缠绵，方为合作。无清灵之笔致，焉得缠绵”，以此来批评浙派典丽堆砌的缺憾；“清奇浓淡，各视性情所近”，因此词的风格与词人感情密不可分[38]。沈祥龙以为“词以自然为尚，自然者，不雕琢、不假借、不著色相、不落言诠也”，“句中有余味，篇中有余意”，“词不能堆垛书卷，以夸典博，然须有书卷之气味。胸无书卷，襟怀必不高妙，意趣必不古雅，其词非俗即腐,非粗即纤”[37]，可见沈氏重视自然的同时，亦对学问多所偏执。甚至常州词派况周颐将作词之要归纳为“必欲得之，其道有二。曰性灵流露，曰书卷酝酿。性灵关天分，书卷关学力”[39]，倒与郭麐以性灵为雅内涵颇为相似。

第二，郭麐作词中的白描手法在后期浙西词派创作实践中受到重视。杨夔生便是频伽白描手法作词的积极响应者[40]。夔生字伯夔，江苏金匮人。杨芳灿子，以雄县丞累擢知蓟州，亦有才藻，尤长于填词。有《续词品》《真松阁诗词集》。《清名家词》言夔生“时郭麐盛有词名，夔生复从游，故作风与之相近，奉姜、张为圭杲”[40]，可见二人师徒关系与其相近风格有着莫大关系。《真松阁词》于道光十四年（1834）刊刻，方廷瑚序云：“余窃谓北宋词人，不袭南唐之貌，而或失之过刚。南宋则力矫刚劲险率之弊，而常流于纤腻，过犹不及。君子疑之。真松阁词六卷，譬之于文，殆合江、鲍、徐、庾为一炉之冶，古艳以树骨，悱恻以寓情，秾郁以铸词，抑扬感慨以寄意，揜群雅而成专家。”[41]如《酷相思》一阕道：

嫩寒似水清溪渡。是谁种、垂杨树。早絮影、花痕无觅处。离恨写、旗亭路。心事画、垆边句。谢家帘幕无重数。总一样、伤迟暮。看棹入、红桥愁万缕。恰隐隐、闻歌住。又悄悄、牵舟去。

其表达多白描，直言眼中所见景物来表达离愁别绪，亦具频伽词的缠绵悱恻之致。陈山寿词亦被人称为“瓣香频伽，可称逼肖”[42]。山寿字子玉，江苏长洲人，陈秋史子，著《众香庵词》。如《清平乐》：“雨斜风细，先作秋来意。一只鹭鸶飞不起，天水冥冥无际。蓼花的的新妆，菱花点点方塘。要问菂甘薏苦，莲台稽首空王。”词境清爽淡雅，婉约凄清，无怪乎郭麐亦称赞其词“芊眠婉转”[27]。学习郭麐白描手法的还有钱恩棨。恩棨字芝门，江苏镇洋人，曾官知府，著《襺云词》，其中《风蝶令》云：

空忆销魂处，愁多酒不浓。乱鸦啼断月明中。枯柳荒湾，独自倚疏篷。惜别秋无据，相思梦欲空。年来我亦惯飘蓬，江阔云低，夜夜听孤鸿。

他的词被蒋敦复评为“以白描本色语见长，自然妍雅”[1]，其词话中所选录之词大多此类，可见其对白描的看重。而纵观其词，“年来我亦惯飘蓬”诸句多与频伽“天涯我是飘零惯”相类，同具芳香悱恻之致，在景物的罗列铺写中寄予了天涯漂泊的艰辛和无奈。李佳更提出作词须以“白描为妙手”来救弊“徒事堆砌”的弊端[38]。而许增则篆刻“灵芬馆私淑弟子”以示瓣香频伽。增字益斋，号迈孙，浙江仁和人，安徽太平县知县，藏书甚丰，“所涉猎而肄习之者不能恝然于情，遂刊为是编，尤注意赵宋及昭代诸家之词。……于诸家词，尤嗜郭麐”[43]。其中所言“是编”指许增所编《榆园丛刻》三十一种一百九十七卷，其中《灵芬馆全集》亦在其中，而《爨余词》的刊刻则与许增有功。据沈景修序言，高袭甫出所藏《爨余词》，“迈孙得之如获拱宝，亟为补刊，以成完璧”[44]。可见许增对郭麐的推崇和喜爱，因此谭献言许增词“传频伽、蒹塘本师衣钵”[2]。

在继承郭麐“性灵”的词论以及白描的作词手法之外，后期浙西词派在常州词派的影响下对郭麐的新变又有所调整，融入了常州词派的词学主张，主要表现在比兴寄托上。李佳对于语意清新、含冲澹之致的词作深表喜爱，但并不被其所缚而兼具词之“深味”，“词意贵远”中的“远”已表明追求词在深层次上的内涵[38]。沈祥龙在词论中阐述清空、雅正的同时，对常州词派的比兴寄托说亦有发挥。他说：“词贵意藏于内，而迷离其言以出之，令读者郁伊怆怏，于言外有所感触。”[37]因此，他认为词需含蓄，“辞简而余意悠然不尽也”[37]，“语不穷尽，句中有余味，篇中有余意，其妙不外寄言而已”[37]，“用笔曲”可能对达到“用意深”的效果。可见，在沈氏的词论中，使词能达到意之深厚也成为写词的一个标准，虽然他所说的比兴寄托更注重感时思古讽谏，但是情真且自然是作词的前提，与常州词派相比，多了一份天真与转寰。在创作中亦融合常州词派的主张，如姚燮、黄燮清、张鸣珂诸人词中对家国身世的注入，无疑这样的改进既适应了社会的巨变与词坛的整体风气，又能区别于常州词派而自立。可以说，后期浙西词派有意无意间对郭麐的新变接受和改进无疑在创作和实践中与常州词派的融合起着一定的过渡的作用。

综上，郭麐与常州词派在词的感情内容和表达方式上存在显著差异，而与浙西词派在创作和理论不可避免有不合之处，但在学习南宋词的创作实践和体认朱彝尊的词学理论这两个方面不能不说其与浙派有着莫大之联系。同时，虽然郭麐在浙派内部无多关于他的评价和定位，但从嘉道时期后期浙西词派承传并改进郭麐的词论和创作来看，其浙西词派的重要地位仍显而易见。而后期浙西词派对郭麐词学理论的改进渐渐贴近于常派，无意间将郭麐置于承担后期浙西词派向常州词派过渡与融合的特殊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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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邓 婧

Relationship between Guo Lin and Zhexi Group and Changzhou Group in the Jiaqing Daoguang Period of Qing Dynasty

LU Miao-miao
(FuJi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Fuzhou 350108 China)

Based on summariz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uo Lin and the Late Zhexi Group and Changzhou Group, this paper researches on Guo Lin’s “Xingling Theory” and “Baimiao Technique” that the Late Zhexi Group succeeded from Guolin, and based on which the Late Zhexi Group made some adjustment by integrating the Changzhou Group’s opinion of “Bixingjituo”. The dispute between Guo Lin and the Changzhou Group mainly came from the aspects of contents and ways of expressions. The Late Zhexi Group’s accept and improvement to Guolin’s theory played a role of transition in creating and practice when integrating with the Changzhou Group.

Guo Lin; the Late Zhexi Group; Changzhou Group; transition, integration

F062

A [DOI]10.14071/j.1008-8105(2016)06-0083-08

2016 - 04 - 17

2015年福建省社科规划项目“‘题襟馆’文人群体文学及其文化生态研究”（FJ2015B138）；2015年度福建省财政厅科研项目“清代中期‘江湖诗人群体’研究”（闽财指〔2015〕1297号GY-S15119）；2015年福建工程学院科研发展基金项目“清代词人郭麐及其文学研究”成果（GY-S15090）.

鹿苗苗（1985- ）女，文学博士，福建工程学院人文学院教师，福建省社会科学研究基地“地方文献整理研究中心”研究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