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 林

(清华大学 人文学院，北京 100083)



儒家礼治思想的缘起、学理与文化功用*

彭 林

(清华大学 人文学院，北京 100083)

人类社会的发展，归根到底是人自身的发展，只有人人都成为身心健全的君子，人类的进化才告完成。儒家文化以人为中心展开，将礼乐教化作为培养君子的主要途径。周人总结历史教训后，选择礼治的道路。中国文化中的“礼”，范围广大，几乎无所不包，相当于西方人的“文化”。从学理上而言，礼以治身，乐以化性，礼乐双修，是完人教育的最高层次。礼的社会功能，是为社会提供符合道德理性的规范，加强民众的文化认同，是移风易俗的最好“抓手”。

礼治;德治;完人教育;礼乐教化;移风易俗

儒家文化是以人为中心展开的。人类社会的发展，归根到底是人自身的发展，物质生活的发展在其次。只有当所有的人都成为身心健全的君子，社会进步才是良性的，各行各业才会有充分的发展，社会才真正进入理想境界。而实现这一目标的主要途径，则是礼乐教化。梁启超将中国文化的特点归结为“重礼治”、将西方文化归结为“重法治”，钱穆深为赞同，“此可谓深得文化分别之大旨所在”*钱穆:《中国知识分子》。。时过境迁，世事沧桑，今人对于礼何以能治国理民、中国人为何“重礼治”，乃至“礼是什么”等原本属于常识的问题，多已疑信参半。因此，回答上述问题，对于正确认识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

一 礼乐教化的缘起

在世界诸古文明中，中国是唯一一个标榜礼治的国家，中国先哲为何选择这样一条发展道路？这是首先要说清楚的。

如何治国？中国人经历过长时期的摸索，最初曾以刑罚、暴力治国，《尚书·吕刑》说到与尧大致同时代、生活在南方的三苗的情况：“苗民弗用灵，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杀戮无辜，爰始淫为劓、刵、椓、黥。”孔传解释说：三苗之君“不用善化民，而制以重刑。惟为五虐之刑，自谓得法”*《尚书正义》卷十九，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535页。，劓，割鼻之刑。刵，割耳之刑。椓，男子割去生殖器，女子幽闭之刑。黥，刺面塗墨之刑。三苗之君“作五虐之刑曰法”，以为治国之法，加于无辜之民。此法酷虐恐怖，能收一时之效，故“自谓得法”。但后续的效应是，“民兴胥渐，泯泯棼棼，罔中于信，以覆诅盟”，孔传说，民众在此乱政之下，“泯泯为乱，棼棼同恶，皆无中于信义，以反背诅盟之约”*《尚书正义》卷十九，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536页。。三苗之君最终为尧所灭。

但是，历史的教训并非轻易就可以为后人所汲取，而往往需要多次反复，重蹈三苗之君的覆辙依然有之。夏桀治国无道，理民无方，《史记》说“桀不务德而武伤百姓，百姓弗堪”*《史记》卷二，《夏本纪》，中华书局，1959年，第88页。，结果，商汤顺应天意，吊民伐罪，桀逃往鸣条而死。商纣王也是迷信暴力可以平定天下的统治者，横征暴敛，荒淫无耻，“百姓怨望而诸侯有叛者，于是纣乃重刑辟，有炮格之法”*《史记》卷三，《殷本纪》，中华书局，1959年，第106页。，希冀以酷刑钳民之口，引起天怒人怨，牧野一战，纣自焚于鹿台。

真正把历史当作教科书来学习与研究的是殷周之际的政治家文王、武王、周公、召公等王室精英。他们对夏、商两朝的历史做过深入的分析，认定存亡兴替的关键在德。在洛邑建成，周人行将东迁之际，召公谆谆告诫成王：

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尚书正义》卷十五，《召诰》，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399页。。

召公以夏、商两朝的历史为鉴，它们执政多有历年，夏朝四百年、商朝六百年，为何“不其延”，没能继续统治下去？根本原因是“不敬厥德”，所以“早坠厥命”。结论很清楚，周人要想长治久安，就必须从“王其疾敬德”做起，迅速树立敬畏道德的理念，“惟王位在德元”*《尚书正义》卷十五，《召诰》，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400页。，从王自身立德肇端，要树立“徽柔懿恭，怀保小民，惠鲜鳏寡”，“不遑暇食，用咸和万民”、“不敢盘于游田，以庶邦惟正之供*《尚书正义》卷十六，《无逸》》，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433页。”的勤政形象。与此同时，周公制礼作乐，通过一系列的礼乐制度，为社会提供各种礼治的规范，彰显政府以民为本的德治理念，周人八百年的基业，乃至中华两千年文明的礼治底色由此奠定。王国维说“殷周之兴亡，乃有德与无德之兴亡”*《殷周制度论》，《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王国维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第143页。，乃“旧制度废而新制度兴，旧文化废而新文化兴”*《殷周制度论》，《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王国维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第133页。；周公制作，“其旨则在纳上下于道德，而合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民以成一道德之团体”*《殷周制度论》，《中国近代思想界文库·王国维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第133页。，至确。

周公殁后，其礼治思想相传不绝。平王东迁以后，王纲解纽，天下大乱，尽管如此，“风雨如磐，鸡鸣不已”*《诗·郑风·风雨》。，春秋诸贤犹秉周礼，利用各种场合阐发礼治之道，斥责非礼之徒，仅记载于《左传》的，可谓触目皆是。如：“凡侯伯，救患、分灾、讨罪，礼也。”(僖公元年)“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隐公十一年)“礼，国之干也；敬，礼之舆也。不敬，则礼不行；礼不行，则上下昏，何以长世？”(僖公十一年)“说《礼》、《乐》而敦《诗》、《书》。《诗》、《书》，义之府也；《礼》、《乐》，德之则也；德、义，利之本也。”(僖公二十七年)“礼以行义，信以守礼，刑以正邪。”(僖公二十八年)“忠、信，卑让之道也。忠，德之正也；信，德之固也；卑让，德之基也。”(文公元年)“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礼，礼以行义，义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节也。”(成公二年)“礼，身之干也；敬，身之基也。”(成公十三年)“凡诸侯即位，小国朝之，大国聘焉，以继好、结信、谋事、补阙，礼之大者也。”(襄公元年)“礼，政之舆也；政，身之守也”(襄公二十一年)如此等等，不胜枚举，这些言论从不同角度丰富和完善了周公的礼治思想。

二 礼治思想的理论化

从春秋末年开始，思想界进一步活跃，各种学说的理论研究蓬勃兴起，其核心议题之一，乃是如何定义“人”，以及人如何成为完人。

数百年的春秋乱世，历史在此出现巨大的回流与旋涡。为了做诸侯，儿子可以篡杀亲生父亲，弟弟可以杀死同胞兄弟连禽兽都做不到的事情，居然人可以做到。司马迁非常感慨地说：

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六，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中华书局，1959年，第3297页。。

司马贞《索隐》说，“失其本”是“失仁义之道本”*《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中华书局，1959年，第3299页。。失去仁义之道者，即是禽兽。孔子有感于此，提出“鸟兽不可与同群*《论语·微子》。”的命题，人必须自觉地与禽兽划清界限，与之相揖别。那么，人与鸟兽的区别究竟何在？若找不出两者的本质区别，人就依然会与之若即若离。一个似乎不假思索就可以给出的定义是，人有语言能力，而禽兽不能。儒家断然否认此说，因为鹦鹉、猩猩也有一定的语言能力，而“鹦鹉能言，不离飞鸟，猩猩能言，不离禽兽”，它们依然是禽兽。儒家将人与禽兽最本质的差别定位在“礼”上，按照礼的要求生活的才是人，禽兽显然做不到：“今人而无礼，虽能言，不亦禽兽之心乎？*《礼记·曲礼上》。”如今，长着一副人的皮囊，而言谈举止、举手投足，丝毫无礼，即使再能说会道，证明他的心还停留在禽兽的阶段。《礼记》说：“凡人之所以为人者，礼义也。*《礼记·冠义》。”以懂得礼义者为人，以礼为人的最本质的特性，人与礼不可分割，反映了中国文化的独特性。

随之而来的问题是，人何以必须准守礼？礼的性质、起源、范畴、学理、价值等分别如何？这些问题亟需作出学术论述。孔子倡导周公之礼，在许多重要问题上做了论述。七十子后学则撰写了上百篇礼学研究论文，进行多角度、多层次的阐发与拓展。礼是规范，是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所必备的规矩，所谓“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说的正是此理。无论哪国，治国的都离不开规范。问题在于，它们是依据什么原则制定的？中国之礼，是依据道德理性制订的，所以《礼记·乐记》说：“礼也者，理也。”所以，中国语言中的“非礼”与“非理”，几乎是等同的，这种表述在《左传》中就已存在。

道德理性是宇宙真理在人类社会的体现。道德理性无处不在，故礼亦无处不在。儒家之礼，内容博大浩瀚，远非西方之礼可比。作为礼学经典之一的《周礼》一书，即展现出中国之礼经天纬地、宏纤毕贯的巨大格局，以天地春夏秋冬六官构建国家职官体系，显而易见，它是一涵盖天地四方、宇宙六合的结构，暗含着“以人法天”的哲学理念。故《周礼》的内容笼罩社会生活的一切，宫廷、民政、教育、农田、交通、商贸、赋税、宗庙、祭祀、音乐、军事、司法、营造、匠作等等，没有什么不在这部礼典的范畴之内。如果阅读儒家的另一部礼学经典《礼记》，可知中国之礼的范围远不止于此：《礼运》篇论述的是儒家的政治理想、终极目标；《月令》篇记载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如何把握时令节气的变化，以及如何保护生态环境等；《曲礼》上下篇、《内则》等篇讲解人际交往中言谈举止的守则等；《儒行》历举儒者的高贵品质；《乐记》是中国现存年代最早的音乐理论著作；《学记》则是中国现存最早的阐述教育理论的著作；《大学》则是中国人修身、齐家的宝典，传诵千年而不衰。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文化中的“礼”，类似于西方人所说的“文化”。西方人什么都是文化，而中国人则什么都是礼。这是熟悉古代中国文化史者的常识。如果不明于此，就是没有真正把中国传统文化看懂。

礼有礼法与礼义两大要素，两者犹车之两轮、鸟之两翼，相辅相成，不可或缺。故儒家对于礼的贡献，也体现在这两方面，在礼节的记载上要做到尽善尽美，在内涵的说解上则要做到透彻明快，使文本真正成为内外兼明的礼典手册。例如，《仪礼》有《士冠礼》一篇，记载士举行冠礼的全部仪式，所有的细节都曲尽其详，无一遗漏，足以成为千家万户行礼的台本。另外，《礼记》有《冠义》一篇，专门讲解每一仪节背后的礼义，如“冠者，礼之始也。是故古者圣王重冠。古者冠礼筮日、筮宾，所以敬冠事。敬冠事所以重礼，重礼所以为国本也。”两者结合，便是生动鲜活的成人仪式。其余的《士昏礼》、《士相见礼》、《乡饮酒礼》等无不如此。儒家尤其看重礼的内涵，对于诸如《丧服》、《士丧礼》等难以卒读，或者仪节太过繁冗的礼仪，则有多篇论文从多个角度解读，如《礼记》中的《丧服小记》、《丧大记》、《奔丧》、《问丧》、《服问》、《三年问》、《丧服四制》等篇，都是围绕丧服、丧礼而展开的疏解之文。

七十子发展礼学的最重要的贡献，是将礼引向心性的层面，使之理论化。《礼记》的《中庸》以及郭店楚简中的《性自命出》篇，将礼与儒家的性情论贯通，浑然一体。人是情感极为丰富的动物，有复杂的喜怒哀乐之情，此为上天所赋予，有天然合理的一面。在外物的影响下，人的情绪极易起伏与波动，难以把控。在某些特定的条件下，有些人大喜大悲，情绪失控，以致酿成悲剧，这不仅不利于人的健康，而且会成为引发社会不安的隐患。这种结局，谁都不希望出现。因此，人生修为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学会用道德理性制约自己冲动或者颓靡的性情，做到“发而皆中节”*《中庸》。，时时处在“中”的境界。儒家认为礼缘情而作，“道始于情，情生于性”*《郭店楚简·尊德义》。，“礼者，因人之情而为之节文”*《礼记·坊记》。。礼的作用，是让人情达到“中”的规范，一言以蔽之，“始者近情，终者近义”*《郭店楚简·性自命出》。。《中庸》的心性学说，在宋代得到充分发展，成为宋明理学的内核，朱熹将礼定义为“天理之节文，人事之仪则”*《中庸章句》。，是按照天理制订的仪则，旨在使人的情感发出时有度有节，勿过勿不及，可谓深契礼之大旨。

此外，《三礼》的成书，也是这一时期的重大事件。春秋鲁哀公末年，由孔子口述的《士丧礼》、《士虞礼》、《既夕(礼)》、《丧服》等四篇被记录成文*《礼记·杂记》云：“恤由之丧，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学士丧礼，《士丧礼》于是乎书”，此为《仪礼》中关于丧礼的四篇于此被记录成文的证据。。其后的一百多年中，孔门弟子陆续记载其它各种礼仪，到鲁共公之世，《仪礼》十七篇全部完成*相关的论证，请参阅沈文倬：《略伦礼典的实行和仪礼书本的撰作》，载《宗周礼乐文明考论》，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西汉景帝、武帝之际，《周官》(后易名为《周礼》)一书面世，刘歆时此书获得经的地位。七十子关于礼的论文，也在汉代被戴胜编辑为《礼记》一书，到唐代，此书亦取得经的地位，《仪礼》、《周礼》、《礼记》，统称《三礼》，以礼法、礼义为核心，是儒家礼学的理论形态，对后世礼学研究影响极大。

三 礼乐教化是走向“成人”的不二法门

从最宏观的角度而言，人类的进化分为两大阶段：体质的进化与精神的进化。古人类学研究的结果表明，人类是从某种古猿进化来的，目前所知的年代最早的古人类的头骨，是在东非的肯尼亚发现的，其测年大约距今两百万年。从人类进化的发轫之初，一直到距今一万年左右，在这漫长的岁月里，人类完成了体质上的进化，变成了“直立人”。此前的人类都不过是“半人”，一半像猿，一半像人，既有猿的旧质，又有人的新质，故称“猿人”。旧质与新质，此消彼长，直到新质完全替代旧质，才成为体质人类学意义上的“人”。北京周口店的“山顶洞人”已经是“新人”，体质与今天的我们完全一样。

意味深长的是，至此，体质的进化仅仅是完成了第一步，第二步是精神(或者说灵魂、心灵)的进化。人是万物的灵长，有高级的思维活动以及广阔的精神家园，除了所有动物都具有的食与色的需求之外，还有精神需求。人的所有活动，包括思维与行为，均受心灵的支配。遗憾的是，人的心灵的进化与体质的进化并不同步，前者明显缓慢、滞后。由于人是从兽类进化而来，这就决定了人的内心或多或少地残留着动物的野性，它们时隐时现，只要条件适宜就会令人失去理性，形同禽兽。毋庸讳言，今天的我们，身上既有人的新质，又有禽兽的旧质，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还处在另一个“半人”时代。社会的种种弊端，乃至动荡，根本原因是在人心的不完美。因此，如何用道德理性战胜人自身的野性，成为“完人”，是人类面对的又一个进化目标。社会的发展千头万绪，但归根结底是人自身的发展。人类在改造物质世界的同时，必须改造主观世界，只有当所有的人成为高尚的人、纯粹的人、大写的人，人类社会的进化才算是真正完成了。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进入农业文明的国家之一。众所周知，两河流域的先民最早培育成功了小麦与大麦，中国人最早培育成功了小米和大米，印第安人则最早培育成功了玉米。古代中国幅员之辽阔，远非其它文明古国可比，它实际上是由北方的旱作农业(小米)与南方的水田文明两大农业文明区所构成，至迟在距今七千年，两地的农业文明都已达到堪称发达的程度。之后又经过几千年的交流，最后交汇成为夏商周的青铜文明。

农业的发达，社会的富庶，使贵族过着“酒池肉林”的奢靡生活，贫富分化严重。事实证明，社会经济欠发达，势必引发社会动荡。反之，社会经济发达，而缺乏人文精神的引领，社会同样会出现严重问题。至迟从孔子开始，先贤就对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应该同步发展的道理，有了清醒的共识。“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周易·贲·彖》。”王弼注：“止物不以威武而以文明，人之文也。”“观之人文，则化为可知也。”反对以威武之力止民，主张以文德之教化民。此处的“化”字很有讲究，犹如一块糖放入温水中，不必使用外在强力，天长日久，自然化尽，此即古人治民讲究的最高境界。孔颖达解释说：“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者，言圣人观察人文，则《诗》、《书》、礼、乐之谓，当法此教而化成天下也。*《周易正义》卷三，北京大学出版社《十三经注疏》(标点本)，1999年，第105页。”《诗》、《书》是文本教育，礼、乐是规范与心理教育。圣人认为，以此四者为法，方可达到天下大化。人文是指文德之教，中国的先哲很早就意识到了这一问题，他们对社会发展的评价，并不专注于物质财富层面，而是强调物质与精神的平衡发展。《管子》说“仓廪实而知礼仪，衣食足而知荣辱”，已经聚焦于物质与精神同步发展的问题。

《大学》云：“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在中国文化中，没有天生的圣人，也没有救世主，人无论贵贱，都需要修身进德，才能成长进步，勉为君子。古人将完成了道德修为之人成为“成人”，意为成德之人，视之为人生的终极目标，而礼就是通向这一目标的不二法门。

上古二十岁成年、行冠礼，此礼称成人礼，而不称成年礼。称成年礼，重心在已到生理成熟之年，可以谈婚论嫁，此为尽人皆有之事，并无特别之处。称成人礼，则重在人生的身心成长，《礼记·冠义》说是“责成人之礼”：

成人之者，将责成人礼焉也。责成人礼焉者，将责为人子、为人弟、为人臣、为人少者之礼行焉。将责四者之行于人，其礼可不重与？故孝弟忠顺之行立，而后可以为人。可以为人，而后可以治人也，故圣王重礼。故曰：冠者礼之始也，嘉事之重者也。是故古者重冠，重冠，故行之于庙。

在孔子之前，先贤已在讨论“成人”的问题。《左传》昭公二十四年，子大叔云：“人之能自曲直以赴礼者，谓之成人。”人能分辨曲直是非而达于礼的境界，方可谓之成人，此亦有注重身心成熟之意。

北运河流域面积涉及东城、西城、昌平、海淀、朝阳、顺义、通州、石景山、丰台、大兴、门头沟、延庆和怀柔等13个区县，承担着全市81%以上的人口、80%的经济总量和中心城区90%的排水任务，是北京市人口最集中、产业最聚集、城市化水平最高的流域。

《论语·宪问》如下一段话，乃是孔子谈“礼乐”与“成人”关系，意味深长：

子路问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

子路向孔子请教怎样才是“成人”？朱子《集注》：“成人，犹言全人。”乃身心内外完美之人。孔子提及各擅胜场的四位名人：臧武仲，即臧文仲之子、鲁大夫臧孙纥，似有大智；公绰，生平不详，何晏注引马曰为“孟公绰”，孔子称其“不欲”，即没有私欲，以廉洁奉公而闻名；卞庄子，乃鲁国卞邑大夫，《荀子·大略》：“齐人欲伐鲁，忌卞庄子，不敢过卞。”足见以勇闻名。冉求，即冉有，为孔子亲口历数的十哲之一，以政事见长，夫子此处又以“艺”赞之，当是孔门中通“六艺”者。此四子，各以其独特之处而闻名于世。但孔子“成人”的标准远高于子大叔之辈。在孔子而言，四子都偏有一长，尚不能为“成人”，即使集四子之长于一身，犹不能称“成人”，还必须“文之以礼乐”方可。朱子解释道：

言兼此四子之长，则知足以穷理，廉足以养心，勇足以力行，艺足以泛应，而又节之以礼，和之以乐，使德成于内，而文见乎外。则材全德备，浑然不见一善成名之迹；中正和乐，粹然无复偏倚驳杂之蔽，而其为人也亦成矣。

礼要有合理的思想内核，但仅此还不够，还需要通过严谨的仪节来强化礼义。钱穆非常赞同孔子的“成人”说：

孔子理想中之完人，则须于技能、智慧、德行之上，更有礼乐一项。惟有礼乐人生，始是经过文化教育文化陶冶的人生中之最高境界。礼乐，非技能，非智慧，亦非品德。乃在三者之上，而亦在三者之内。若使人类日常生活没有了礼乐，纵使各人都具备才艺、智慧与品德，仍不理想。未经礼乐陶冶的个人，不得为成人。无礼乐的社会，将是一个不安的社会。无礼乐的天下，将是一个不安的天下*《第三期新校舍落成典礼讲演词》，载《新亚遗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第512页。。

为何说“未经礼乐陶冶的个人，不得为成人”？这是由礼乐的性质决定，礼旨在规范人的外在行为，乐旨在和谐人的心性。礼的作用，前面已经说的很多，在此介绍乐的作用。儒家音乐理论的基本观点是“声、音、乐三分”。

音乐的起源是与人的心理活动、人的情感分不开的。《礼记·乐记》说“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乐由心生，“情动于中”，一件事物把人心打动了，情感在心里动起来，就会“形于声”。《毛诗序》说“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 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一个人的心被打动，仅仅“形于言”，往往还不够，就会“嗟叹之”，如果还不足，就“永歌之”，如果“永歌之”仍不足，就“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投足而歌。

《礼记·乐记》说“君子乐得其道，小人乐得其欲。以道制欲，则乐而不乱；以欲忘道，则惑而不乐。”君子感兴趣的，是要在文娱活动中把握住它的道；“小人乐得其欲”，小人只是追求感官的发泄，没有思想。如果能用道来制约，就是乐而不乱。如果“以欲忘道，则惑而不乐”，只想着感官刺激，而忘记了人的言行应受到理性的指导，就会迷失方向，就不会有真正的快乐。“以道制欲”，倡导健康、高雅的歌曲，社会风气才会端正。

“德者，性之端也”，人心显露在外的，是德。人心的仁、义、理、智四端都是德的体现。“乐”是“德之华”。“金石丝竹，乐之器也。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三者本于心，然后乐气从之。是故情深而文明，气盛而化神，和顺积中而英华发外。”这是健康的、表达道德的音乐。金、石、丝、竹，是表达情感的器具。

《乐记》又说：“凡音者，生于人心者也；乐者，通伦理者也。是故，知声而不知音者，禽兽是也；知音而不知乐者，众庶是也。唯君子为能知乐。……是故，不知声者不可与言音，不知音者不可与言乐。知乐，则几于知礼矣。礼乐皆得，谓之有德。德者，得也。” “音”，是人的心声。“乐者，通伦理者也”，从“音”分出来的“乐”，是通伦理的，人有伦理，而动物没有伦理。“知声而不知音者，禽兽是也”，禽兽只懂得“声”，只听到各种声音。“知音而不知乐者，众庶是也”，只懂“音”而达不到“乐”的层次，是众庶，因为众庶没有机会接受这种教育，没法选择，所以只能在“音”的层次上，而不知还有更高层次的“乐”。“唯君子为能知乐”，君子是有学问的精英分子，他们懂乐。 “知乐，则几于知礼矣。”懂得“乐”，就一定懂得“礼”。

儒家把礼乐作为修身养性的工具，《乐记》说：“乐由中出，礼自外作。”“礼乐皆得，谓之有德。德者，得也。”类似的表述也见于郭店楚简：“仁，内也。义，外也。礼乐,共也。*《郭店楚简·六德》。”古代有道君子按照礼乐来生活，故其心性是温润典雅；人人如此，则社会和谐平顺。

四 礼乐教化是移风易俗的最好“抓手”

作为一个幅员辽阔的大国，建立民众的社会生活准则，对于加强举国的文化认同，提升大众的整体素质，增进社会的有序化，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儒家制定的礼，正是为此而设计的，《礼记》说：

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辨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莅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祷祠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诚不庄*《礼记·曲礼上》。。

礼是道德仁义的体现，是教训正俗的标准，是判断争讼的标准，是确定君臣上下、父子兄弟的依据。没有礼，师生不亲，班朝治军、莅官行法没有威严，祷祠祭祀庄敬不起来。礼之所以可以治国，首先是将治国理念生活化、体系化，贯穿社会活动的所有方面，尤其是日常起居的细节中，便于将治国理民的观念渗透到民间；其次，礼属于柔性化的条例，着意调动每位民众遵纪守法的积极性，加之没有强制性的色彩，民众反而愿意服从，久而久之，可以培养民众的自觉自律的意识；三是礼的内容高雅文明，文化气息强，民众喜闻乐见，广泛推行礼乐教化，有利于提升社会的文明程度。

中国社会的礼治思想极有合理性，至今仍有生命力。不管社会如何发展，人的身心的进步问题永远无法回避。孔子说：“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孝经》。”礼乐治国，绝非虚言。事实证明，以礼修身，以乐陶冶心性，是行之有效的途径，是提振社会风气最有效的“抓手”，希望有关部门领导能很好认识中国传统的礼乐文化，并下决心付诸实践，社会风气的好转，一定是指日可待的。

The Origin, Academic Theory and Culture Function of the Confucian Political Theory of “Rule by Propriety”

PENG Lin

(School of Humanities,Tsinghua University,Beijing 100083,China)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society, in the final analysis, is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beings. Only when everyone becomes a man with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will the evolution of mankind complete. Confucian culture begins from human centered viewpoint and cultivates a gentleman by educating and influencing through propriety and music as a main way. The people from Zhou Dynasty summarized the lessons of history and chose rules by propriety. The “Propriety” in Chinese civilization was equivalent to “culture” in the Western，which has a wide range and almost contains everything. From the academic point of view，the highest level of holistic education is self-cultivation by propriety，nature-cultivation by music, and both etiquette and music are valued. The function of property is to provide a standard of moral rationality to the society, strengthen the cultural identity to the people, and change existing habits and customs.

rule by propriety； rule of virtue； holistic education； educate and influence through etiquette and music； change existing habits and customs

2015-12-16

2014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仪礼》复原与当代日常礼仪重建研究"(14ZDB009)

彭 林(1949—)，男，江苏无锡人，博士，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三礼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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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8—1763(2016)06—004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