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 欣

(吉林社会科学院，吉林 长春 130000)



试析《李顿报告书》的出台过程及其影响

赵 欣

(吉林社会科学院，吉林 长春 130000)

“九一八”事变后，国联组成了以英国人李顿伯爵为首的调查团赴东北亚调查“九一八”事变真相及伪满洲国状况。李顿调查团经过数月缜密的实地调查，完成了相对客观的《李顿报告书》，上呈国联并公开发表，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九一八”事变；《李顿报告书》；国联；中国东北

《李顿报告书》(LyttonReport)是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简称国联)*国联是一战后为防止国际争端再起而成立的国际维和组织。1920年1月10日《凡尔赛条约》生效时，美国总统威尔逊主持成立国联，约定凡是在大战中对同盟国宣战的国家和新成立的国家都是国际联盟的创始会员国。威尔逊虽是力促国联成立的功臣，但却在与英、法争夺国联的领导权中败北。1920年1月19日，美国参议院拒绝批准《凡尔赛条约》及《国际联盟盟约》，并拒绝加入国联。日本也是国联的成员国之一，并且在国联成立之初就受到了恩泽。日本在巴黎和会中除获得承接德国在山东之一切特权外，又受国联委托统治德国在太平洋赤道以北之旧属各岛。派出的调查团在实地调查“九一八”事变后所形成的报告。实际上，《李顿报告书》是国际上约定俗成的简称，并不准确，该报告书的原标题为《中国政府的诉求》(AppealbytheChineseGovernment)。正如有学者所言，“《李顿报告书》的标题不仅误导读者，甚至模糊了该报告最有意义的、1931年12月10日由国联理事会授权的调查团集体所为的基本特征。从目前流行的标题看，这似乎只是一个英国人的作品，而事实上它是由英、法、美、德、意等5个不同国籍的人共同书写的。这5个身份不同的人协力完成的这样深刻的、综合的、精准的报告是一份非常值得关注的文件”[1]1148。

一、李顿调查团的背景及其对中国东北的调研

“九一八”事变次日，中国驻国际联盟全权代表施肇基就向国联报告了该事件，并请国联主持公道。1931年9月21日，中国正式向国联递交投诉书。然而，国联在1931年10月至11月期间没有采取任何实质性行动。为了先发制人，屡受国联眷顾的日本代表于11月21日提议国联应派出调查团赴现场调查真相。12月10日，国联与会成员国一致同意派调查团奔赴东北亚实地取证[2]。1932年1月14日，经选拔确定了由英国人李顿担任团长，美国麦考益少将(Major-General Frank R.McCoy)、法国克劳德将军(General Henri Claudel)、意大利马柯迪伯爵(H.E.Count Aldrovandi)和德国希尼博士(H.E.Dr.Heinrich Schnee)为团员的调查团。此外，以国联秘书厅股长哈斯为秘书长，民国政府外交部长顾维钧和日本吉田伊三郎任顾问。国联赋予了调查团以广泛的调查权，“对任何影响国际关系、威胁甚至妨碍中日和平的事件进行调研，或在有利于两国相互谅解的情况下进行现场研究，之后上报理事会”[3]。

为了左右调查团的视听，日本力邀国联调查团先行赴日，且赶在调查团启程之前的3月1日宣告伪满洲国成立，造成“满洲”独立于中国领土之外的既成事实[4]。李顿调查团于1932年2月3日从巴黎启程赴美，到达美国后麦考益将军加入。29日抵达东京，日本代表吉田善吾加入。3月14日抵上海，中国代表顾维钧加入。3月27日到南京，4月4日抵汉口，4月9日至北平。所到之处，调查团分别听取了中日双方政要的汇报并做了记录。至4月中旬，完成了对中国东北外围地区的调查。

为了深入了解调查团的调查过程及其成果——《李顿报告书》的主要观点、价值取向和社会影响力，有必要了解一下国联调查团主要成员的背景。团长乔治·罗伯特·布尔沃·李顿(Victor Alexander George Robert Bulwer-Lytton，2ndEarl of Lytton，1876—1947)是一位熟悉亚洲事务的军政要员。*英国人担任团长这一事实说明英国在国联中的地位是举足轻重的。李顿伯爵是英国德比郡的一个贵族头衔，1880年为其父设立。其父曾任印度总督和英国驻法大使。李顿自幼接受了良好的教育，曾就读于伊顿公学和剑桥三一学院。1916年，加入英国海军，从此走向了军政一体的职业生涯。1920年至1922年，任印度次长，1922至1927年任孟加拉执政长官。1926年任印度执行总督[5]。李顿被选为团长(调查团因之被简称为李顿调查团)与其熟悉亚洲事务并有着良好的军政背景不无关系。这一作法沿袭了英国作为近代远东事务牵头者的传统，也显示了英国在国联的特殊地位。

美国虽未加入国联，却为国联的成立立下了汗马功劳。国联对地位冉冉上升的美国不敢怠慢，且美国名义上仍是国联的5个常任理事国之一，因而不得不向美国发出邀请。且美国与东北亚有着密切的经济联系，当然不希望在处理这场重要的国际纠纷中扮演旁观者。基于此，美国派出了具有丰富作战经验且声名卓著的军人弗兰克·麦考益(1874—1954)入团。麦考益生于宾夕法尼亚的利斯文顿市。1897年毕业于美国陆军军官学校，后被任命为第8骑兵营的二等中尉。在古巴和菲律宾服役期间任伍德(General Wood)将军的副官，提拔为少将之前还曾任总统罗斯福的副官。后来就职于总参谋部、欧洲远征军总参谋部。1918年曾指挥第165步兵团对德作战。1938年退役。

1926年，德国加入国联，并成为常任理事国成员。德国急于借“九一八”事变挽回自己在远东的声誉，因而对遴选调查团成员极其重视。派出了文武全能的外交官亨利·悉尼(1871—1949)。悉尼生于德国哈尔登斯莱本，父亲是地方法院议员。悉尼曾在海德堡大学、基尔大学和柏林大学学习法律。1897年开始在德国外交部任职，1898年为德属新几内亚的法官和副总督。1900年出任区政府长官和德属萨摩亚副总督。1904年任德国外交部殖民部的公使馆委员。1905年任德国驻伦敦大使殖民咨询委员。1911年任柏林帝国殖民办公室部长级主管和行政区负责人。1912-1919年任德属东非最后一届政府总督。一战暴发后，悉尼掌控了绝对的军事指挥权。1926-1933年任德国海外联盟主席。他主张积极的殖民政策，屡屡受邀赴美国和欧洲等地宣讲，国际知名度颇高。悉尼著述丰富，计有十余部问世。加入李顿调查团后，他据亲身经历再出专著《远东的人民和列强：满洲调查团旅行之印象》(PeoplesandpowersintheFarEast.ImpressionsfromavoyagewiththeManchuriaCommission，Berlin，1933)。该著出版后广受欢迎，被译成多种文字再版。

法国从成立伊始就是国联常任理事国成员，派出了具有雄厚军事背景的亨利·克劳德(1871—1956)加入调查团。克劳德1911年9月晋为陆军中校。1913年2月服役于塞内加尔第三狙击团，被授予法国军团荣誉勋章。1914年，晋为陆军上校，同时出任第3殖民步兵团司令。一战期间任东部军团总参谋长。战后就职于法国第17军团。1919年3月出任法国东部军团司令，1920年卸职。克劳德曾三次获得法国军团荣誉勋章。1922年再度出山，任法国西非军团司令。1925年至1936年任法国殖民军团司令。

马柯迪伯爵是意大利外交官，有着与其他4人相似的军政背景。

综上可知，调查团成员几乎都有过作战经验和殖民地工作经历，教育背景良好，在本国军政界很有名望，在国际上也颇具影响力。而这5位国籍不同、经历相似的军政要员在调查团中的职务和角色直接反射出了其国家在国联中的地位和企图。正是因为这5个常任理事国成员各怀其志，且皆有维护本国和自身良好声誉的主观诉求，从而在客观上增加了调查团的公正性和权威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对调查对象(日本)的震慑力度。

李顿调查团从4月19日起进入中国东北进行了为期6周的实地调研。为了确保调查的客观性，调察团以多种形式展开了田野调查：(一)分头进行实地调查，广泛搜集直接证据和相关信息。调查团至沈阳、长春、大连、哈尔滨、齐齐哈尔、鞍山、锦州以及万宝山事件发生地、沈阳北大营、柳条沟等重要的日军侵华地进行调查取证。此外，调查团广开言路，大范围走访，得到了中国民众的全力配合。仅在调查民众对伪满洲国的态度时就收到1 548份书信[6]。(二)通过与中日双方军政要人的多次谈话和交往获得间接证据。调查团会见了日方军政界要员日本关东军司令本庄繁，驻沈阳领事森岛、土肥原少将，联同志会主席石井子爵、新渡部博士(Dr.Nitobe)、段男爵(Baron Dan)、幸丸伯爵(Count Komaru)，横滨正金银行的儿玉圆太郞(Kodama)，以及外务省次长官永井。中国方面以官方会见和私人访谈的形式会见了溥仪、蒋介石、汪精卫、冯玉祥、张学良、吴佩孚、胡适、丁文江，还有许多蒙古亲王和东北将军。(三)走访在华的西方历史地理、国际关系专家以及传教士获得第三方评价和信息。李顿在沈阳调查时会见了英国驻沈阳总领事，并与美国学者沃尔特·扬(Walter Young)畅谈了一下午。沃尔特向李顿讲述了许多旅途见闻和东北时事，还亲自陪同马柯迪和麦考益乘火车从山海关出发，途径锦州等地考察[3]。沃尔特·扬是不折不扣的东北亚专家，其关于中国东北问题的著述颇为丰富。通过比对可以发现，《李顿报告书》对中国东北史地和局势的介绍，更多地采信了沃尔特等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沃尔特当时著有《满洲的国际关系》(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Manchuria，1929)，《日本在满洲之殊地位》(Japan’s special position in Manchuria，1931)，《中国殖民与满洲的开发》(Chinese coloniz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Manchuria，1929)等多部颇有影响的著述。李顿在日记中记述了英国军人洛瓦特·弗雷泽(Lovat Fraser)对“九一八”事变当晚日本所谓的中国军人炸毁南满铁路一事的考证。“弗雷泽以军人的机敏和果敢于事变后立即赶到沈阳。他亲自质问日本军官，‘如果铁路被炸毁，为什么当天晚上从大连驶来的火车能准时到达沈阳?’他们最初的答复是火车越过了那段炸坏的铁轨。当他反驳说这不可能时，他们又声称火车到达前毁坏的铁路就修好了。然后他又追问为什么次日早上毁坏的铁路仍被拍照，他们哑口无言!”[3]弗雷泽的证词和推理十分重要，奠定了《李顿报告书》的基调。四、通过搜集和整理地方媒体的时政要闻、出版物等多种方式获得有价值信息。李顿调查团摘录了《满洲日日新闻》、《顺天时报》、《盛京时报》等报刊的评论和报道，并将其进行整理和汇总。

实地调查结束后，李顿调查团于6月5日回到北平，28日赴日本，8月20日再回北平，起草报告书。9月1日，国联调查团总报告书(《李顿报告书》)整理完成，3日在北平签字，5日调查团离开北平返欧。

二、《李顿报告书》的出台与日本的抗争

《李顿报告书》于10月2日在日内瓦以两种语言首发。《李顿报告书》的出台距离中国政府向国联递交投诉书(1931年9月21日)已逾1年，这无疑是一份迟到的国际纠纷裁决书。然而，《李顿报告书》是国联调查团倾力协作所成的调研成果，其内容和结论引起了全世界的瞩目。在报告书发行的当天早上(星期日)，就有一大群记者和学者在日内瓦国联秘书处的走廊里等候。《李顿报告书》定于当天13时出笼。记者和各国政府的秘书直到发行的前几秒才拿到了报告书的拷贝，之后迅速四散开来对报告书的内容进行摘编，并向本国媒体和政府部门回传，以便赶在星期一见报。

基于广泛细致的田野调查和文献整理，《李顿报告书》全面地审视了“九一八”事变的前因后果。对于“九一八”事变的前因，调查团认为这与事变前发生的中村被杀事件有直接的关联，虽然中日双方对于中村事件的真相各执一词，互相抱怨，但的确该事件诱发了“九一八”事变[6]。“万宝山事件、朝鲜排华暴乱、日军跨过图们江的中朝前线、青岛暴民抵制日货等行为已使中日关系变得十分紧张，中村事件内在的严重性使中日关系进一步恶化。”[6]对于“九一八”事变，调查团如是定性：“9月18日当晚10至10点30分之间，的确在铁路附近发生了爆炸，但是事实上损失并没阻碍从长春开来的南向机车的正点到达，爆炸本身并不足以定性为军事行动。日军在该晚的军事行动不能被视为一种合法的自卫行为。”[7]97对于事变后日本全面入侵及伪满洲国的成立，调查团认为：“各方证据使调查团能够明确满洲国的创建有诸多因素，据我们判断，其中两个最有影响力的是，满洲国的新政体如果没有日军的存在和日本官员的活动是不可能建立起来的。因此，当前的政体不能被认定为是通过真正的、自发的独立运动所建立的。”[8]71

《李顿报告书》虽然姗姗来迟，但报告书所涵盖的大量的有关东北亚时政、历史、地理的介绍为国际社会了解东北亚局势和地理提供了权威性的解读。《李顿报告书》共有148页，10万余个单词，里面附有14幅系列地图。*华盛顿官方印刷的40美分一份的报告中没有地图和索引。全文共分十章，分别是：第一章为中国最近的发展概框；第二章为满洲；第三章为中国与日本之间的满洲问题；第四章为九一八事变之后满洲事件记述；第五章为上海；第六章为满洲国；第七章为日本的经济利益与中国的抵制；第八章为满洲的经济利益；第九章为解决争端的原则与条件；第十章为给国联理事会的意见和建议。其中第一至第八章是中国东北和中日之间冲突和麻烦以及其他特殊困难的历史记录。最后两章则是调查团出台的有待商榷的解决意见和建议。《李顿报告书》中附录的地图展示了日本军队和中国军队在国联调查团选出的几个调查点的位置。单从这些地图来看，有一张无疑显示了日军无视国联的警告，甚至于1931年至1932年冬季仍在采取军事行动。有一张彩色的铁路地图可与日本白皮书的B文件比较，该地图早《李顿报告书》几周出版。事实上，日本的两份白皮书《中国当前的状况——文件A》、《日本与满洲和蒙古的关系——文件B》都是抢手的手册性文件。虽然出版了，但没有版本说明，据说修订版于1932年7月出版。这两份小册子很可能就是日本事先专门为李顿调查团准备的，其中报告常常被说成是基于事实的、有效的令人信服的答复。有学者指出，“据说《李顿报告》就是一个从日本两份白皮书上拓展而成的文件。全文明晰易读，带有几乎可以与索引相媲美的注释和边注。《李顿报告书》所指控的罪行是以保守的事实性陈述(甚至是不太充分的陈述)导出的，引人入胜。多年以后，该文仍可能是导致日本1931年及其以后军事‘Excursion’的最好的事实概述。事实上，《李顿报告书》及其附录，假如后者是精心准备的，将会成为大学课程里远东当前政治问题的一个基础范本”[9]1148。而一位记者记述了其直观的读后感，“我以一种批判的、开放的心态来读，我对作者们的钦佩之情直到我发现这个报告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令人震撼的杰作时才开始增长。次日，我和一些通阅过的人交流了一下笔记，他们无一例外地认为这是一部精品。这(该报告)关乎国联的生死存亡，它增加了国联转而向生的可能”[19]。媒体记者的高度评价使《李顿报告书》一时洛阳纸贵。为了满足公众需求，一位美国学者还编辑了概要本[10]1。同时，国联加大了对《李顿报告书》的再版数量，仅在1932年当年就再版了6次之多[11]。世界各大媒体也对此进行了系列的报道，相关的学术文章相继发表，民众和学者展开了对中国东北史地和现势的大讨论，中国东北涌进了更多西方人来实地调查。

《李顿报告书》一出，日本当局立即反击，这明显证实该报告有悖于日本意图。其举动有：其一，在“新京”强迫群众签名承认伪满洲国是通过群众自发的独立运动成立的，并召开蒙旗会议申请国联支持。被强迫签名的有识之士向英国驻哈尔滨总领事康斯定(C.F.Garstin)上书陈情，康斯定立即上报英国外交部[12]。伪满洲国首任外交部长谢介石则再向国联申诉，“满洲国的独立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本国的基石已牢固且作为一个独立国家开始全方位运转……本国的外交政策就是全力实施王道，结好友邦，保证远东地区的持久和平……李顿调查团宣称满洲国没有得到公众的支持，这等同于否认满洲国。李顿报告的结论太过荒谬根本不是我国民众意愿的真实表达”[13]。其二，以退出国联相要挟。对于国联可能采取的行动，日本媒体不无嚣张地说：“日本当局没有那么大的胸襟去听那些充满敌意的争论。日本应以一种大国应有的风范直面国联，在日内瓦的代表们应该果断地站在日本的立场上打败那些对日本在满洲的行动有所怀疑的国家。所谓的解决，特别是当日本承认了满洲国之举一出就意味着已经解决了所有的问题”[14]。其三，递交详细的反驳书，试图再次左右国联成员的视听。日本外交部在李顿报告出台后立即向国联递交了长达76页的申诉书，逐一解释和驳斥报告书中的每章内容[6]。以上行为足见其仔细研究了该报告，并试图干预国联下一步的行动。

面对日本的反驳和威胁，国联内部产生了诸多分歧，主要争议在于是否接受《李顿报告书》的观点*详见英国外交部档案，Manchuria，The Lytton Report，DO35/141//2.。国联主要成员国都认为“日本本身并不重视《李顿报告书》，而是关注国联基于此书所做的决定。如果国联的决定有违其愿，日本一定会有所反击……造成如果日本撤出国联就是国联的责任而非日本责任的既成事实”[15]。基于此，一些国家出于远东战略防御考虑，建议以和为贵，尽量将日本留在国联*新西兰、英国等国认为日本在中国东北的行动可以抵制中国出现的共产主义倾向。，而加拿大、瑞士等国则坚持批评日本的越权行为，并指出国联有义务阻止日本的侵略行为[16]。从另一个方面讲，“九一八”事变是国联自成立以来首次接手调查的具有重大争议的国际纠纷案例，其所派出的调查团能否做到客观、公正、科学和有效关乎国联的存亡*如果国联的调查报告不顾事实真相明显地偏袒日本，那么国联就会失去全世界人民的信任和支持，自然也就无法再出面维持世界和平秩序，因而即使日本一再以退出国联相威胁，但国联仍坚持采信报告书。。再进一步，调查团完成的相对客观的《李顿报告书》能否为国联所采纳更是检验国联公信力的试金石。1932年12月12日，英、法、美、意、瑞士、西班牙、比利时等19国委员会举行秘密会议，讨论《李顿报告书》前8章关于“满洲”状况的事实陈述和解决中日冲突应遵循的原则决议，以及邀请美、苏代表参加可能成立的中立交涉委员会等问题。经过综合考量，国联决定不顾日本威胁，支持《李顿报告书》[2]，提出中日双方在中国东北都存在着重要的经济利益，应该实行门户开放政策，和平解决中日武力争端，共同发展。而东北的管理最好实行东三省自治，同时雇佣一定量的包括日本在内的外国顾问及行政长官进行共管[16]。会议通过决议草案：根据国联盟约第15条，国联的职责是努力促成中日解决争端，国联解决冲突的原则体现在1932年3月11日通过的决议中。国联要求必须遵守国联盟约、凯洛格公约和九国公约的条款，决定设立由19国委员会代表组成的交涉委员会，邀请美、苏参加交涉委员会，要求交涉委员会于1933年3月1日前汇报调解的进展情况。

三、李顿调查团及其报告书的影响

客观而言，李顿调查团及其报告书虽未从根本上遏制日本侵华的脚步，但在许多方面仍具有重要的开拓性意义和作用，具体而言：

一是李顿调查团对中国东北历史地理和现状的全面的、客观的调查引起了全世界的瞩目，产生了深远的国际影响。由于日本采取先发制人的手段，向国联报告说中国东北一直是一块特殊的领土，在地理和历史上与中国本土有着显著的差别，早已形成了一个独立的王国，并大力鼓吹建立满洲国是实现“满人治理满洲”的王朝复辟，并解释说其在中国东北的军事行动是“保境安民”[17]46。而李顿一行的调查和报告可以说是一个对日本论调进行辨伪的过程。针对日本言论，李顿调查团专门对中国东北的历史地理做了深入调查，重点采集了中国东北的地理信息，搜集并翻译了大量的中外学者所绘的中国东北地图，并结合地图考察了一些关键区域，最后综合实地考察和原图的信息重新制做了14幅有关中国东北的地形地貌、军事、重工业、农副业、铁路分布等内容的详图，并概述了自满清灭亡后中国东北的发展状况，俄国、日本、张氏父子经略中国东北以及三者之间的冲突与协作历程。基于此，调查团认为“满洲”的确如日本所说“存在军政统治混乱，经济利益受损，国际贸易受挫以及土匪横行”等不安全因素，但又认为“中国的重建过程一直是错综复杂的，主要因素在于缺乏交流，军阀和土匪盛行……虽然在华所有的国家都受到了动荡的政局影响，但日本遭受的影响最大……但是，满洲与中国其他地区的关系在张氏父子统治期间从未成为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满洲的军备更多地是依靠自己的军队而不是他与中国政府的联和。事实证明，满洲80%的公众消费都用于军队。裙带关系、腐败和管理不善导致该地发生不可避免的系列事件，但是这些条件并非满洲所独有，中国其他地方也同样存在”[18]17-31，从而否定了日方提出的“满洲”在最近3个世纪一直非中国领土的断言。调查团还清晰地阐述了“九一八”事变前中日之间发生的万宝山事件、中村事件、朝鲜人与中国人的冲突、朝鲜排华问题等多重矛盾，推定“九一八”事变是矛盾郁积暴发的结果，日本的行为是有预谋的军事行为[6]，进而将伪满洲国定性为傀儡政权，最终迫使日本退出国联，使之丧失了国际信任和继续开展国际协作的机会。

二是《李顿报告书》以多渠道获得的信息和多角度的调研为立足点，以全新的国际视角订正了中日铁路纠纷，1915年中日条约、照会，以及朝鲜居民等问题，为世界了解东北亚经济地理格局及成因做出了重要贡献。对于中国东北的铁路纠纷问题，调查团遍查中日条约，发现除了1905年12月4日，北京会议第11天的便笺上有所记载以外没有任何条约有禁止中国建设南满铁路平行线的约定。会议记录上写道：“中国政府致力于保护南满铁路的利益，不在南满铁路恢复之前建设任何邻近地区的主线和平行线，或是任何可能影响上述铁路利益的支线。”[7]6-7由此，国联对于日本不许中国政府建设平行线提出质疑，“首先没有明确的条约支持，仅凭一份会议记录难以界定。退一步讲，就算这份会议记录是条约的从属性文件，那么中国政府所建的‘主线’在多大范围内，多长时期内建设新的铁路干线不算是满铁的‘平行线’”？[7]6-7关于日本在铁路沿线的驻军问题，日方指出是据1896年《中俄条约》所定，“铁路公司对该地有绝对的专署管理权”。国联对此予以驳斥，“1905年12月22日的中日条约特别附加协议说明‘当满洲恢复平静，中国有能力承担起保卫外国人的生命财产安全，日本将与俄国一同撤离护路卫兵。’然而，1924年俄国撤军后，日本反而增加了铁路沿线的驻军数量”[7]6-7。调查团一针见血地指出主要原因在于中国东北对日本经济发展极端重要，日本指望的进一步工业化已有效处置了其农业危机和人口问题，这样的工业化更长远地保证“日本人能找到的唯一相对可靠的大市场是中国”[7]6-7。在深入了解了中国东北的经济形势后，调查团展示了其高度的预见性，指出日本所要的不仅仅是“满洲”，而是整个中国市场。由此推断，如果日本不紧握他所在“满洲”获得的一切，那么他可能仍会失去更有价值的与中国贸易所获得的资产[19]142。基于此，有学者评价报告书的“日本的经济利益和中国的联合抵制”一章是(国际组织)公正调查和精确陈述的范本[19]142。

三是《李顿报告书》中严谨的、中性的措辞为国际仲裁书树立了标杆，成为国际组织在处理国际纷争中走向规范和成熟的标志。仔细阅读报告书就会发现，文中出现了许多新的国际法词汇，开创了一些国际纠纷仲裁的新规：其一，不宣而战的冲突不能称为“战争”，避免对事件盲目定性。对于“九一八”事变，李顿调查团认为中日双方彼此没有宣战，一方采取军事行动，另一方以和平手段进行抵制并不能如中国所宣称的那样发生了战争，“调查团获得的证据没有证实这一点”[18]70-71。而针对日本屡次强调的“九一八”事变是“自卫行为”，国联在经过充分调查后，认为应尽量避免对“九一八”事变定性，但可以就事论事，“日军在该晚上的军事行为……不能被认定是一种合法的自卫行为，”然而，“在作出如上判断时，调查团并不排除现场的日军军官可能认为其有实施自卫行为的想法”[18]70-71。可见其措辞十分谨慎。其二，回避争议，尽量使用中性词语。《李顿报告书》对于中日双方争议颇大的“主权”一词鲜有提及，也没有使用中方一直期待的“侵略”、“战争”等词汇，特别是将日军的军事行动称为“Excursion(调遣)”更显中性。对于双方争议较大的中国对日方的抵制，给出了“我们所追踪的联合抵制，总体而言，是在一个合法的范围内”[18]70-71。再如，关于中国东北与中日的关系一章，报告书更彰显了国联的中庸之道，标题用的是“中日之间的满洲问题”(Manchurian Issues Between Japan and China)，从标题上看是按日方的意愿将“满洲”独立于中国之外。内容原则上支持日本所宣称的其在中国东北有“特殊地位”(Special Position)，并追溯了日本在中国东北的发展史[20]。这个“Special Position”同样成为新国际法中需要界定的词汇。报告书也指出，无论日本的“特殊地位”如何定性都显现出已与中国主权发生了冲突，但却不认为日本“想建立一个稳定的政府(该政府能够维持满洲必要的经济发展)属不合理要求”[21]155。可见，报告书的用词和达意都是经过反复推敲的，表面上不排斥日本的主张，却在事实陈述上否定了其行为。其三，调查团提出的解决方案充满了国际色彩，为国联日后处理其他国际争议提供了样本。调查团主张主日本可以自由参与“满洲”的经济开发，但是能在政治或经济上进行控制；彻底开放“满洲”的居住权和租借权，但不能改变治外法权的规则；把日本铁路转化成纯粹的商业铁路；大量使用调和与仲裁规则，广泛聘用外国顾问，这样所有的权利可充分保留。操作步骤为：1.国联理事会应邀约中日两国讨论针对报告书的10条解决争端的办法。2.如果双方接受邀请，下一步将尽快召集成立一个咨询会，讨论所推介的建立一个特殊政体以管理东三省的细节性议案[22]4-5。这样的国际共管的处理方式为国联乃至后来的联合国处理国际争端提供了范例。

综上，国联既没有对中国申诉的“侵略”定性，也没有为日本软硬兼施的手段所左右。当国联意识到继续以调和的方式解决中日争端是无用功的时候，日内瓦的行动就进行得快了起来。1933年2月14日，国联委员会同意将起草的报告递交会场，最终决定日本再提出任何提议国联将不再接受，2月17日，报告出版。同时附有一封来自国联主席致总秘书长的一封信，信的内容主要是让秘书长把报告的草稿分发给所有参加21日会议的国联委员。24日，国联委员召开会议研究该报告。经过委员会的研究讨论，通过列队投票的方式，共有42个国家同意采纳该报告，只有一票反对，反对者系日本。日本在正式报告书发表后不久即宣布退出国联，一意孤行，不再受国际和约约束，走上了侵略的不归路。

[1] Tyler Dennett.The Lytton Report[J].TheAmericanPoliticalScienceReview，1932，26(6).

[2] Manchuria，The Lytton Report[Z].December，1932，DO35/141/2，National Archives.

[3] 李顿.满洲下一步.王启华，译.李顿赴华调查中国事件期间日记[J].民国档案，2002(4).

[4] 张北根.英国对国联会议审议李顿报告书的态度[J].抗日战争研究，2001(2).

[5] Bulwer-Lytton.Victor Alexander George Robert，Earl of Lytton(BLWR895VA)[Z].A Cambridge Alumni Database.University of Cambridge.

[6] Observations on the Report of the Commission of Enquiry，Appointed by the Resolution of December10，1931，of the Council，of the League of Nations，p.54.FO262/1802，National Archives.

[7] The Lytton Report[M].BulletinofInternationalNews，1932，9(8).

[8] 上海申报社编.国联调查团报告书[M].上海《申报》社，1932.

[9] Tyler Dennett.The Lytton Report[J].TheAmericanPoliticalScienceReview，1932，26(6).

[10] Memorandum on the Report of the Lytton Commission[J].Memorandum(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American Council)，1932，1(19).

[11] Lytton Repont.https：//openlibrary.org/search?q=Lytton+Report[EB/OL].2015-10-12.

[12] Consulate-General，Harbin，Copies to Foreign Office，No.27[Z].18th Nov.1932，FO.262/1802

[13] Office of the Manchoukuo Representative inJapan[Z].Tokyo，25th Nov.1932，FO262/1802.

[14] Summary of Leading articles from the vernacular press in regard to the proceedings at Geneva.[Z].FO262/1802.

[15] Memorandum，Comment on the Lytton Report[Z].FO262/1802.

[16] The League andManchuria，A Settlement by Conciliation[N].TheTimes，Dec.8，1932.

[17] Civil Affairs Dep.HistoricalSignificanceofEstablishmentofManchoukuo[M].1932.

[18]LyttonReport[Z].United Nations Archives，Geneva，1932.

[19] Steed，Wickham，After the Lytton Report[J].TheContemporaryReview，July1，1932

[20] 张万杰.九一八事变前张学良对日抵制政策探析——兼论九一八事变爆发的背景[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5).

[21] The Lytton Report [J].WorldAffairs，1932，95(3).

[22] After the Lytton Report Memorandum on the Report of the Lytton Commission[J]Memorandum(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American Council)，1932，1(19).

[责任编辑：赵 红]

The Analysis of the Process ofLyttonReportand Its Influence

ZHAO Xin

(Academy of Jilin Social Sciences，Changchun 130000，China)

After Mukden Incidents，the League Nation dispatched Lytton Mission to investigate the truth and situation meticulously on spot in Manchuria and other areas for several months.After that，Lytton mission finished the objectiveLyttonReport，and presented it to the League Nation and published it，which caused widespread influences in the world.However，the Chinese scholars’ studies on this problem are not sufficient，and even with some misunderstandings，it is necessary to correct it based on archives.

Mukden Incident；LyttonReport；League Nations；Manchuria

2016-10-20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15FZS020)。

赵欣(1975-)，女，吉林通榆人，吉林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博士后。

K264.2

A

1001-6201(2016)06-0165-07

[DOI]10.16164/j.cnki.22-1062/c.2016.06.0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