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悦芳，杨晓娟，宋菲，程娟娟

（1.河北经贸大学人文学院，河北石家庄050061；2.菏泽学院文学与传播系，山东菏泽274015）

媒介融合中影视文本的文学性研究

田悦芳1，杨晓娟1，宋菲1，程娟娟2

（1.河北经贸大学人文学院，河北石家庄050061；2.菏泽学院文学与传播系，山东菏泽274015）

在当前媒介融合的大背景下，文学作品的影视化现象日益凸显。兼具文学与传媒双重特性的影视文本与文学文本相比，在文学性上发生了很大改变，这与传播方式、传播要求以及接受方式、接受对象等因素密切相关。影视文本文学性的转变对文学传播的影响是利弊兼具，对此我们应审慎对待，择优引导，促使其良性发展。

影视文本；文学性；媒介融合；传媒技术；文学传播；视觉文化；影视改编

在百余年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史中，文学与传媒之间始终具有互动共生的密切关系。随着传媒技术的逐渐提高，越来越多的文学作品被改编成了影视作品，不仅《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等众多古典文学名著走上了荧屏，《祝福》《骆驼祥子》《家》《寒夜》《雷雨》等现代作品也借助声像技术获得了更为广泛的受众，可以说“现代传媒改变了传统的文化生产和传播方式”。[1]到了当下，媒介融合的发展态势使文学作品的影视改编现象越来越普遍，而影视文本的文学性问题也随之引起了中外学者的密切关注。例如美国学者道格拉斯·凯尔纳认为，媒介文化已经成为当今社会的主流文化形式，在媒介融合的背景下影视文本从作家创作到受众接受等各方面都发生了新变，文学性的内涵已发生泛化；英国学者尼克·史蒂文森则对大众媒介在文化生产和再生产中的方法进行了批评性审视，但也肯定了影视文本在不同媒介间发生形式转换时其文学性呈现方式的变化。国内学者则多在文化研究和传播学理论的双重视域中，从寻找文学真实“面貌”和文学“生态”的角度对传媒因素对文学的传播方式、接受态势等进行梳理和分析，也在一定程度上涉及到不同媒介形式对影视文本文学性的影响问题，指出了影视文本发展中面临的挑战及其蕴含的多种可能性。这些研究都为本文写作提供了启示，但笔者将主要以文学性为切入点，从不同侧面探讨媒介融合背景下的影视文本的文学性特征、变化原因及其对文学传播带来的影响等问题，并针对当前的影视改编现状进行思考。

一、影视文本的文学性内涵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视觉文化成为一种以大众传媒为载体、以媒体表达方式为基本表征的文化现象，它所具有的逐新性、娱乐化、通俗化等传播特征，极大地促动了文学作品影视化的潮流，所以有学者认为，“作为视觉文化代表的影视凭借其商业性、娱乐性、平民性和通俗性等优点迅速占领文化市场，俨然成为消费文化的‘主旋律’”。[2]尤其是在当前媒介融合背景下，由文学作品改编成的影视文本，与传统文学文本相比，在文学性内涵上有了诸多不同。在传统文学理论中，文学性往往是指由文学文本的语言形态、叙事方式、故事架构等文学要素共同呈现出来的独特艺术特征。而影视文本作为大众文化产品，兼具了文学和传媒的双重特征，主要表现在：一是更加注重故事性。“影视艺术的主体应该是讲故事，讲故事是影视艺术的重要美学特征。”[3]影视产生的原动力是娱乐性，在本质上是一种满足受众的需要而出现的消费文化产品，因此故事性是影视文本的文学生命力。在众多影视文本中，虽然讲故事的方式可以有很多种，但无论采用何种方式讲述故事，都会追求故事的精彩、富有吸引力，只有这样才能让这部影视有好的票房或收视率。二是更加注重细节展示。影视剧是视听觉上的一次性完成的艺术，必须凸显画面细节的雕塑感，因此影视文本就必须用影视表现手法打破传统文学叙事的封闭性结构，通过多时空、多线索、多视点的艺术空间来给人以视听觉上的美感或震撼，以细节来展示艺术的内蕴，实现画面的精彩纷呈。三是更加注重人物塑造。在人物形象塑造方面，小说往往运用语言文字所具有的含蓄性、朦胧性，使读者在阅读时根据自己的理解和想象来勾勒自己心目中的人物形象。而影视文本中的主要人物是作为推动故事发展的动力线索，这种人物设置必须具有动力性——正动力或反动力，为受众提供价值判断和审美判断的参照，因此影视文本对中心人物的塑造更加集中、明确。

由上观之，与文学作品相比，影视文本的文学性在以下五个方面具有了新的内涵特征：第一，意象的定型化。在文学作品中，文本的意象往往通过文字的蕴藉性而在读者的想象世界中生成，不同的读者会根据自己的理解生成不同的想象空间，而当它从文字文本向影视文本进行转换时，因为需要通过传媒技术以画面的方式进行传播，这时文学意象自然会因传播介质的转换而出现了定型化倾向。比如小说《红楼梦》中的林黛玉和贾宝玉两个人物形象，在改编成影视作品后，观众面对屏幕就不会再去根据演员形象另行构建新的想象，而是将自己对这两个人物的想象定型在了这一个特定的演员身上。第二，话语的时尚化。文学作品的传播往往是以读者的一定程度的阅读能力为基础的，而当改编成影视作品后，影视文本是倾向于通俗化、大众化的，影视话语的时尚化是影视文本传播过程中实现大众化的必要途径。现今每年都会产生大量的社会流行语，这些流行语很大部分来源于影视文本的台词，在这一现象的形成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影视文本在话语时尚化方面做出的极大追求。第三，叙事的多向化。影视文本的传播是文学文本由主要凭借文字逐步向由文字与声像的结合来实现的，越是到当下，文本的图像化趋势越加明显。同样一个故事，当影视文本调动不同的媒介手段参与到故事叙事中来时，文学性的呈现在叙事上就会出现多向化，接受效应因之亦会不同。例如一部小说作品的叙事媒介就是文字，而当它改编成影视作品后，对话、字幕、演员表情、音乐、美术、道具等等各种声光像技术的组合共同构成了影视文本的叙事媒介，这时影视文本的叙事是多向化的，观众的接受效应也因之丰富而立体。第四，受众的普泛化。传媒技术的发展赋予文学以传播的便捷、广泛等优势，而文学作品影视化后其接受面的拓展也与文学性的迁移甚至是下移密切相关。当前，影视艺术对文学发展产生的大规模冲击现象，有很大的原因就在于影视文本对受众的接纳门槛是非常低的，从而带来受众的普泛化趋势。由于影视文本在以画面方式向观众进行传播时，画面的直观形象、通俗易懂、轻松好看等特征相对于大众的理解力而言难度是不大的，因此影视文本在文学性的追求上就不得不降低标准，而通俗化、娱乐化等则成为影视文本的另一种艺术补偿。

二、影视文本文学性内涵的变化原因

考察中外影视发展史我们会发现，影视与文学之间的密切联系使文学作品经过改编而成为优秀的影视作品可谓不计其数。但文学和影视毕竟是两种不同的艺术表现方式，前者主要是通过语言文字来表达对人与世界的看法，后者则主要诉诸于声光像技术来表现人生世事。在文学作品的影视改编过程中，无论编剧、导演还是影视演员的艺术素养多么高超，文学与影视之间的某些特性始终是无法弥合的，文学作品所具有的文学性在影视转换中总会有所减弱，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影视文本的文学性内涵的变化体现出的是影视艺术追求自身独立性的一种努力。具体说来，与原作相比，影视文本的文学性内涵发生变化的原因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首先，传媒技术的进步带动了影视文本的传播方式的改变，影视文本的文学性也随之改变。从中外影视改编的历程来看，影视文本越来越淡化文学性，文学内涵的丰富性逐渐让位于对画面感的追求。例如，在20世纪80年代标志着第五代导演崛起的电影《黄土地》，它改编于柯蓝的散文《空谷回声》。在这篇散文中，我们在文字间领略到的是深深的回望之情、幽幽的悔恨之意，这份情意的聚散流淌过程正是散文文学性的实现过程，它是那么绵长，那么悠远。而电影《黄土地》以深沉广袤的黄土地、激荡流淌的黄河水以及淳朴愚昧的农民生活、壮观迷信的祈雨仪式、浩荡昂扬的腰鼓表演等画面共同呈现出一个“启蒙与被启蒙”的故事时，首先震撼我们的是自然景观，其次是对传统文化的省思，最后是人物的命运。电影的画面感带给观众的震撼感远远超越了对故事内核与人物形象的感受，这时电影文本的文学性与原作相比，是被淡化了。

其次，受众要求传播内容的更新速度越来越快，这就要求传播者能更迅速、更有效地创造出有价值的剧本，故一些优秀的文学作品被改编成影视剧，影视文本的文学性在随着传播媒介的改变时发生内涵的迁移。例如《红高粱》在当代文坛是一部非常有影响的小说，当拍成电影以后更是享有盛名了。但电影版《红高粱》已经删去或简化了原作的很多情节，而仅是保留了男女主人公相识、相爱、抗日的情节，因此原作中体现小说文学性的诸如故事架构的复杂性、人物性格的丰富性以及作品内涵的含混性等方面被大大减弱，而作为电影艺术的电影文本《红高粱》在观赏性方面则大大增强。

再次，文学接受方式的改变对影视文本提出了特定要求，因而影视文本的文学性内涵也随之变化。与过去的传统生活相比，现今人们的生活方式已发生重大改变，人们在文化接受的方式上也在不断改变，除了文字阅读，人们还热衷于从听广播、看影视、听戏曲、看话剧、上网等方式来接受文学，尤其是影视剧成为应用最广泛的文学接受方式。曾经的带有欣赏、品鉴性质的文学阅读更适合过去的那种慢生活，而今，尤其是年轻人，要面对越来越快的生活节奏，要在紧张的工作之余、超大的心理压力之下、快速的生活脚步里实现娱乐、放松抑或是交流、充电等目的，他们就会选择更便捷、省力的带有文化消费性质的影视剧来完成。这样一来，影视文本的话语方式、叙事手法、形象构造等方面与原作相比必然出现差距，甚至是下移。

最后，因受众的文化层次不同，文字性作品的接受范围是有限的，而借助声光影技术以及说、唱、演等形式而实现的影视文本传播更能吸引不同层次的受众。为了适应更广泛的受众群体，影视文本在媒介转换过程中对自身文学性的要求也会发生变化。例如，根据人民文学出版社统计称，古典小说《红楼梦》是迄今为止该社出版的文学作品中数量最多的一部作品。但这部出版数量最多的小说和它的电视剧版《红楼梦》的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接受状况相比，其传播广度还是远远不及的。也正是因为《红楼梦》电视剧的推出，这部百科全书式的小说才从文人圈子走进大众视野，而反观这一现象又会得知，凡读过小说版《红楼梦》的人都会觉得电视剧版《红楼梦》因为要顾及或迁就大众的欣赏要求而远远没有呈现出小说的丰富内涵，甚至在一些细节和画面方面破坏了小说的文学内蕴，文学性是大打折扣的。

三、影视文本对文学传播产生的利弊影响

张艺谋曾说：“我们研究中国当代电影，首先要研究中国当代文学。因为中国电影永远离不开文学这根拐杖。看中国电影繁荣与否，首先要看中国文学繁荣与否。中国有好电影，首先要感谢作家们的好小说为电影提供了再创造的可能性。如果拿掉这些小说，中国电影的大部分作品都不会存在。……就我个人而言，我离不开小说。”[4]这段话充分反映出影视与文学的密切关系，也说明影视对文学传播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好莱坞电影是世界电影的佼佼者，针对美国电影发展的特点，曾有学者说：“90年代以来，好莱坞名著改编的对象仍然是素来的两个方面：一是对传统经典小说的改编，二是对当代通俗畅销名著的改编”。[5]由此可见，不管中国还是外国，影视改编为文学传播带来了积极的影响。第一，影视改编大大拓展了文学传播的范围。因为网络技术的发达，不同层次的读者都可以通过观看影视改编而成的作品来学习、交流文学，而且移动终端的普及使这种传播更加便捷，可以说文学作品的影视化使自身的传播范围无限扩大。第二，影视改编提高了文学传播的速度。一部纸质的文学作品在传播过程中需要以实物方式实现流通，费时费力，很不方便，而传媒技术以数字方式传播影视作品时则快捷、方便，影视改编为文学传播大大提速。第三，影视改编为文学传播提供了新的理解视角。一部作品可以有多重意蕴，不同的人会读出它不同的侧面，而影视改编的过程就是编剧对文学作品某一内蕴的集中阐释。文学作品的每一次影视改编，都为后来人继续从不同的角度来理解作品、阐释作品提供了示范，客观上加大了文学作品的传播度。例如，以现在影视界正在流行的翻拍现象为例，我们可以说每一次影视翻拍，其实都蕴含着编剧对作品的新的认识，翻拍视角的改变也是作品内蕴的丰富性的体现，在客观上深化了作品内涵，也丰富了作品的阐释空间。

当然，影视文本在提高文学传播效应的同时，也存在着一些弊端，最突出的方面体现为：第一，影视文本对形象的定型化，拘囿了受众的期待视野。影视文本所追求的画面感，使观众在具体可感、定型的画面前，失去了由文学作品以文字构建的想象性空间，受众的期待视野大大受限。第二，影视作品因为要受到放映时间的限制，故不能将影视文本的长度无限拉长，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文学作品美感的呈现深度。例如，文学作品中对人物心理活动的描写可以极尽渲染，甚至有时就直接通过心理活动来刻画人物性格、推动情节发展，而当改编成影视文本时则无法做到这一点，即使影视要表现人物心理，也必须通过人物的语言、动作或者画外音等方式才能呈现出来，否则观众就无法理解。当人物的隐秘心理无法细腻表现时，也就在一定程度上使人物失去了心理深度和心理厚度。又如，小说可以从容地叙述整个事件和人物性格发展过程，而影视却要处处考虑时间的限制，事件的长度或者性格的发展就必须集中、简洁、精要，太短可能让人不知所云，太长又会拖沓，因此如何恰到好处地呈现文本意蕴的深度，对影视文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难题。第三，影视文本改编过程中，有时会因为各种原因而陷入媚俗的泥沼。例如，影视对文学的过分侵入给影视编剧人员、导演或演员带来的消极影响，使影视改编作品的水准下降，甚至一些编剧会为了迎合观众或者因为特定利益的驱使而陷入庸俗化的危险境地。

综上所述，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文学性作为文学的基本属性，在文学作品改编成影视作品后，影视文本传播过程中发生的文学性内涵的偏移、转换都是文学发展中的必然过程，在媒介融合的态势下我们应该呼唤和建立的理念是：无论采用何种媒介形式，影视文本所焕发出来的直抵人心的力量永远是文学性的根本所在。因此，我们应该始终坚守艺术的原则，对文学与影视之间的关系采取对话的态度和开放的立场，引导文学创作者要保持理性的头脑，运用自己的文学才能和艺术灵感大胆创作，同时还要学会吸取和积极利用影视艺术的表现手法和叙事技巧，为社会创造更多具有文学性的精品。另外，还要鼓励影视改编者要认真阅读原作，理解作家所要表达的含义，在尽量尊重原作的前提下进行艺术改编，不要生产那些粗制滥造、平庸无聊的影视廉价品，而要遵循生活、艺术的原则并融合自己的艺术动机和审美追求进行影视艺术再创作，正如匈牙利著名电影理论家巴拉兹所说，“一个真正名副其实的影片制作者在着手改编一部小说时，就会把原著仅仅当成未经加工的素材，从自己的艺术形式的特殊角度来对这段未经加工的现实生活进行观察，而根本不注意素材所已具有的形式”，[6]只有这样，才能为影视艺术园地创造出更多的具有新鲜活力的影视作品。

［1］孟繁华.传媒与文化领导权［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2.

［2］闫红.论当前影视霸权与文学尴尬生存的悖论性处境——以铁凝作品的影视改编为例［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2）.

［3］林吕建.传播学视野中的中国影视艺术［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6：108.

［4］李尔葳.当红巨星——巩俐、张艺谋［M］.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4：121-122.

［5］张宗伟.中外文学名著的影视改编［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2：19.

［6］【匈】贝拉·巴拉兹.电影美学［M］.何力，译．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82：280．

责任编辑、校对：杜莹

Study on the Literariness of Visual Text with Media Convergence

Tian Yuefang1,Yang Xiaojuan1,Song Fei1,Cheng Juanjuan2
（1.School of Humanities,Hebei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Shijiazhuang 050061,China；2.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Communication,Heze University,Heze 274015,China）

More literature works have been seen on screen as the consequence of media convergence.This paper points out that in comparison with literature text,the literariness of visual text which combines literature and communication has changed a lot.And this change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mode and the requirement of communication as well as the way and the object of acceptance.With its two-sidedness,we should treat the change cautiously and guide it to favorable development.

visual text,literariness,media convergence,communication technology,literature communication,visual culture, film adaption

I207.35

A

1673－1573（2016）01－0027-04

2015-05-20

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媒介融合中影视文本的文学性研究”（HB14WX020）；河北经贸大学科研基金项目“巴金与现代传媒”（2013KYY07）

田悦芳（1975-），女，河北保定人，河北经贸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现当代文学与文化；杨晓娟（1976-），女，河北邯郸人，河北经贸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新闻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