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丽娅



清末民初天主教在江南教区的传教策略——以安徽为例

吴丽娅

（合肥市包河区委党校，安徽 合肥 230011）

清末民初天主教在安徽的传教事业非常艰难，天主教江南教区传教士根据安徽社会情况对传教策略进行了调整。天主教弛禁后，耶稣会士重返江南教区，主要工作是对传教事业的重建与恢复。通过发展慈善事业、重建老会口以及利用政治外交来促进传教事业的发展。太平天国运动结束以后，社会环境相对安定，安徽成为重点传教区域，一些传教士通过政治外交等手段来强势推进天主教的传教事业，同时利用科学和教育间接传教扩大天主教的影响力，重点培养传教先生和神职人员来推动天主教的传教事业，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清末民初；天主教；江南教区；传教策略

从宏观上看，以19世纪末20世纪初为分界点，近代天主教在华传教策略有两种，一种是较为强硬的整体置换策略，一种是较为温和的间接调和策略。虽然两种策略的目的都是为了传播天主教，但产生了皆然不同的效果，很显然后一种更加适合中国社会的发展形势。安徽省在独立建省之前是和江苏、上海一起称为江南省，明朝南直隶就开始管辖江苏、安徽地区，清初时改为江南行省，天主教江南教区也是沿用了江南行省这个区域名称得来的，管辖江苏、安徽两省教务。最早进入安徽的天主教修会即为方济各会，其次是耶稣会，清末民初的安徽各传教区大部分归耶稣会管理。但在太平天国运动结束前，安徽的天主教发展尤为缓慢，直至1864年郎怀仁主教（Adrianus Languillat）任南京宗座代牧，传教事业才开始逐渐恢复。天主教在清末安徽的传教事业非常艰难，连年的战争、残酷的自然灾害以及思想文化的差异使清末安徽民教冲突异常严重，根据社会情况，天主教传教士不断调整传教策略，以减少冲突的发生，适应安徽社会的发展，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一传教事业的重建与恢复

近代的安徽属于天主教江南教区管辖，天主教弛禁后，耶稣会士重返江南。直到1850年，在耶稣会管辖的范围内，信徒人数达到七万人，除了一些新受洗的孩童之外，大部分都是以前散落在各地的忠实信徒。太平天国运动时期，连年的战争和频发的自然灾害，瘟疫盛行，百姓流离失所，“大部分的圣堂被拆毁，将近一万名教友死于战争或疾病……教士们的死亡率非常高，在他们返华后的最初二十年中，平均寿命不超过四十岁”[1]91。因此教区的重建与恢复成为了首要任务。

首先是以慈善事业来促进传教事业的发展。1849年，江南教区连日大雨造成洪涝灾害，灾害之后出现“西方基督教国家从未见过的饥荒”[2]170，据当时的神父回忆：“一连六个星期，倾盆大雨下个不停。人们说整个帝国的江河齐泛滥了，这大概是指我们周围的几个省而言；农村淹水两三尺深，人们在田地里撑船行走；粮食淹在水里都腐烂了。加上小偷，更确切的说，一些为饥寒所迫铤而走险的本地人充塞在地方上……这些可怜的饥民，更是成千上万地死去。”（卜亦奥1849年7月4日信，见《通讯》，第2卷第288页。）[2]170被派往江南教区传教的耶稣会士，一进入教区，就遇上了这种情况，他们立刻投入到了救灾工作中，并从救灾过程中找到事半功倍的传教方法。由于经济上的原因，救济只针对于教内信徒，这无形中吸引一部分饥民入教；懂医的传教士和贞女到当地医院义务工作，付洗了无数临死孩童。当然这种成果远远达不到传教士们开展传教事业的目标，但是他们从慈善事业中看到希望。传教士卜亦奥（Poissemeux Auguste）对这种传教方法做了一个详细的计划：“如果我们有权组织管理慈善事业，继续已开始的仁爱工作，在上海，我们定能收获无数的救灵成果……有几处本堂区，由于神父们的关怀，已开办了一些小学。假如我们有足够的资金与有能力的教师，这美好的事业就可以得到迅速的发展。这是我们准备大力推行的。”（卜亦奥1850年4月23日信，见《通讯》，第2卷第331页起。）[2]176-177这个“美好的计划”即是早期来华天主教传教士在江南教区所奉行的传教方法，希望用一些慈善事业来促进传教事业的发展，通过学校教育来培养一批有能力的神职人员，这种理想成为了天主教发展传教事业的传统方法。而体现在这一时期的具体做法就是通过创办孤儿院和教会学校来发展江南教区的传教事业。

天主教在江南教区创办的第一个孤儿院即江南圣婴善会。圣婴善会最初是在1842年至1843年由传教士在法国创建，而1949年江南教区圣婴善会建立后，江南教区就理所当然的得到了来自教会的更多的援助，其救助资金被用来“帮助一些收养、寄养或过继被遗弃孩子的教友人家。”[2]178于是，开办孤儿院成为了传教士们主要的慈善工作之一，是天主教慈善事业的基础事业。而天主教创办的第一所学校即是1850年依附于徐家汇会院而开办的徐汇公学。创办徐汇公学的初衷很简单，就是为了收留一些贫苦人士无力抚养的孩子或孤儿，传教士们从这些孩子里挑选一些聪明的孩子，让时任教师先生的信徒来带领，教他们读书识字，朗读经文。“1850年，有十二名孩子被录取为寄宿生；其中六名是教外孩童，不久也领了洗。这就是徐汇公学的开端。当时，校舍附属于徐家汇会院，几经变迁和发展，最后在教区工作中形成了一个独立的单位。”[2]170

当时江南教区的社会环境，很适合天主教推行慈善事业。当耶稣会士重新被召回江南教区时，江南地区就遇到罕见的自然灾害，灾荒和瘟疫并行，百姓流离失所，大量的流氓涌向城市，使得传教士不用奔波就能够开展救济工作。失去父母的孤儿和一些父母为了生存送给教会的孩子成为了天主教发展传教事业的后备力量，这些孩子被付洗后留在教会，一些人通过教育成为“传教先生”，补充了天主教神职人员的缺乏。传教士施于民说：“我希望这些活下来的孩子能成为好教友，成为教区有用的人，这一线之希望倍增了我们的活力。”（施于民1850年5月9日信，见《通讯》第2卷第340页。）[2]170

其次是通过巡视老会口来发展开展传教工作。“在开始的几年，教区因缺少传教士，神父无法常驻在较远的地区，那里负责的神父每年只能巡视各堂口一至两次，巡视一圈约需十个月，教友们就是这样完满四规神工的。”[2]252从1847年到1856年有五位西方传教士来到安徽巡视探访教徒，其中包括一位主教。他们在探访教徒的过程中，通过这些老会口的教徒们做神工，不仅使一些因多年没有接触教会而放弃信仰的人重新归正，同时还因对这些地区进行的慈善救济工作发展了一些新的教徒。

对于安徽来说，那时还是一个被称为“尚未开教”的地区，古老的会口只有两个，一个是五河，另一个是徽州的东门，传教士通过对这两个地区的巡视，取得了很大的成果，其中最让传教士们感到欣慰的是一位翰林学士文雅各的归正，其次就是每次到会口巡视都会在当地培养一部分老教徒为传教先生以发展新教徒。1852年，传教士马再新在巡视五河会口时，五河的教友告诉他，安庆有位年老的官员信徒，因为公务的繁忙，已经多年不从事宗教生活了。马再新立刻就给文雅各写信，劝慰“他多关心自己的灵魂，每天至少念几遍‘圣物玛利亚’”[2]255，并亲自拜访。通过马再新的努力，“文雅各被彻底争取过来了，他做了三天的僻静神工，办过告解，领了两次圣体。他为了表示悔改的决心，在众教友面前向那位给他送信的传教先生口头致谢。他在众妾中选定一个为正妻，并叫她受训领洗入教；其余各妾，则拨给相当的生活费，在自己宅外各自分居”[2]256。

在几年内，有7位传教士8次到达五河会口，五河周围的传教事业发展较快，即便是在太平天国运动时期，作为主战场的安徽，遭遇了战争的巨大迫害，五河会口仍然完好的保存下来，并且得到了很好的发展。史式微对这时期的传教工作很是满意，他说：“安徽北部算是教区中教外人归化的最令人快慰的地区了。”[2]259

第三是传教士利用参与政治外交来促进传教事业。1859年，英法等国家对于从《天津条约》中获得的权利不满，利用到北京换约时机引发争端，进攻大沽要塞，遭遇失败。战后很多官绅惧怕英法联军实施报复，极力主张和解。由上海道台出面邀请时任耶稣会会长的梅德尔（Lemaitre Mathurin）出面调解，他们“希望至少在上海地区能免除战事的灾祸”[3]11。梅德尔接受了上海道台的邀请，同意从中斡旋，在1859年的7月22日，梅德尔会见了法国公使布尔布隆，递交了江南总督要求调和的公文。(此处记载在梅德尔的信件以及布尔布隆在1859年7月30日的报告中内容完全符合；同时又见高田所著《征华史（1860年）》，第93页记载。)[3]11-12此次调解虽然没有如上海道台之愿，但赢得了江南省一些地方官员的好感。之后的梅德尔又因法国运输轮船上的华工暴动事件应邀出面调停，结果是“布尔布隆便令人放二百十七名华工离船回家”[3]13。梅德尔的这两次调解，得到了江南省一些地方官员的回报，对江南教区的传教事业有所帮助。梅德尔说：“半个月以来，我们常处于困难危险之中，中国官员极表关怀，贴出告示，并派校级官员武装宿在董家渡大堂附近，以资保护。”（梅德尔1859年10月2日信，见《通讯》，第3卷第100页；又薛孔昭：《徐家汇会院年刊》，第163页。）[3]13梅德尔在担任耶稣会会长期间，“频繁地同军官们、外交人员、中国官员们接触、协商、研究种种困难而又敏感的事务”[3]76，以致于“教区中叶有人担心他这样搞政治，对他的传教士身份似欠适合”[3]67-68。梅德尔以传教士身份参与到外交政治活动中，以其擅长的交际手腕来发展江南教区的传教事业，虽然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也为之后的传教士们相继效仿，为了传教事业，肆意参与中国的内政外交，干预地方词讼，引起民教纠纷。

因此，天主教在江南教区传教初始阶段，由于社会环境动荡不安，传教士人手欠缺，其传教事业并没有一个相对明确的传教策略，主要工作都在教区的恢复和重建上，利用慈善事业来发展传教事业，适应江南教区的传教方法也在不断的摸索之中。

二传教事业强势推进

太平天国运动结束以后，社会环境相对稳定，经过一段时间的重建和恢复后，西方传教士将传教方向定在教区内教会事业较为薄弱的地区，只有两三个小会口的安徽成为了重点传教区域。对于这些基督教空白区域，传教士首先利用《博尔德密协定》中允许传教士在各地自行购置田地建堂传教的条文，以地方官绅为突破口，在安徽各地强势推进天主教的传教事业。

1865年中法《博尔德密协定》中的一则“任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的条文使得天主教能够在各地建堂传教的权利。总理衙门也对此发表公函：“嗣后法国传教士，如入内地买置田地房屋，其契据内写明立文契人某某（此系卖产人姓名）卖为本处天主堂公产字样，不必专列传教士及奉教人之名。”[3]136但是在江南教区传教士们充满信心的准备大干一场时，才发现《博尔德密协定》在地方官那里不过是一纸空文，置办田产建堂传教的计划进展缓慢。

《博尔德密协定》是在法国的武力威胁下签订的，并且“任传教士在各省租田买地建造自便”的条文是后来的法国翻译人员另加上的[3]20,注释①，虽然清政府没有对此提出过抗议，但也是不被很多中国官吏所承认的，尤其是时任两江总督的李鸿章。事实上在此协定下达到各省大官员的同时另附有密令，暗示‘必须调查地方民众对这买卖是赞成或是反对’。”[3]136-137因此，当传教士每到一个地方，同当地地方官协商此事时，常会引起激烈的争吵，“其成功与否，要看官吏权力大小以及传教士能力的高低而定”[3]137，当然更重要的是此地方官吏对天主教的态度。

以协商的方式来推进传教事业在当时的社会环境所起到的作用很小，传教事业的发展非常艰难。为此，传教士们便开始借助西方国家的坚船利炮，以武力威胁为传教事业披荆斩棘，但这种强硬的传教方法带来了一个更大的负面影响，即传教士代表的是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即便在地方上得到建堂传教的权利，同时也付出了被称为“侵略者”和“洋鬼子”的代价，其天主教的教义精神与外部形象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民教矛盾也越来越明显。

被称为“勇士中的勇士”的法国耶稣会传教士雷遹骏（Carrière Adrien de），在江南教区负责长江与运河流域各城市的传教工作，其中包括安庆、南京、镇江和扬州等城市。雷遹骏便是利用法国海军司令帕吕的军事权力，为其传教事业保驾护航。他们乘坐“布尔代”号炮舰首先来到通州和镇江，不费力气便得到了当地地方官员的保证，接受条约的中条款；在扬州时，帕吕同雷遹骏等人带领几名海军，带着长枪刺刀拜访知府、知县等地方官吏，也得到了同样的承诺；在收回18世纪旧耶稣会在南京时的神父住院时，雷遹骏和帕吕让“布尔代”的代理舰长带领两位军官和十二名武装海军护送他们进城协商；在安庆，江南教区主教郎怀仁在拜访安庆地方官时遭到了拒绝，帕吕直接派一小队水兵荷枪实弹地到府台的私邸拜访，最后得以见到府台。雷遹骏的传教事业很“成功”，基本上实现了他的预定计划，以致于他自己都有些担心：“希望‘贺撒纳’（快乐欢呼）呼声之后，接着而来的不是教难，使今日开创的事业能够持久第继续下去。”[3]142但这种传教方式是建立在侵略者的武力威胁之下，很容易激起了地方官绅的反教情绪，从1869年安庆教案开始，整个皖南地区以及江西各地都陆续爆发了民教冲突，有些教案引起国际争端，雷遹骏的担心最终变成了现实。

另外，由于官绅阶层的反教态度异常强烈，传教士在上层士绅阶层传教的传教方法受到质疑。根据西方传教士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他们认为士绅阶层在地方社会有着一定的社会地位，在进入地方传教时首先应该考虑当地士绅的态度，如若能够劝化这些具有社会地位和号召力的人皈依入教，取得他们对天主教的支持，那么士绅阶层入教在当地会有一定的表率作用，有利于当地传教事业的发展。主教赵方济曾经“计划为一些对中国语言和文学有研究的神父专门设立一门课程，以备将来接近士大夫时能起一定作用”[3]216。传教士金式玉说“为了同官府结交，式玉甚至开办一所教英语或法语的学堂，专收官家子弟”[4]154。但是在经过一段时间努力，传教士们渐渐发现，士绅受传统文化的影响最为浓厚，对基督教义有着很强烈的抵触作用，那么“现在不得不改变策略，去归化那些不属于或不想属于统治阶级的人”[1]84。社会下层贫苦百姓成为传教士发展的目标，他们不仅开办学校，创办医院，进行慈善救济来促进传教，为了吸引人们入教更是干预地方词讼，袒护教民。多管齐下的传教方式带来了双重影响，不仅使得天主教的传教事业快速发展，更是激发了天主教与近代安徽社会的冲突，天主教传教士不仅收获了赞美，也受到了责难。

三对科学传教的再次尝试

耶稣会从被召重来江南时，一直都希望能够继续旧耶稣从事的科学与传教同时进行的传教方法。所以在选择第一批来江南教区的传教士时，耶稣会总会长物色了三位传教士，艾方济（Francois Estere）和李秀芳（Brueyre Benjamin）两位传教士主要负债传教工作，南格禄（Claude Gotteland）作为江南教区会长，“则努力设法深入北京，准备重操17、18世纪伟大先辈的事业，用科学和教育来间接地传教，可能也是比较有效的，也是接近上层社会的唯一方法”[2]39，并且耶稣会总会长罗当当时也明确“指示新会长，在准备一切远航必要手续时，同时还命令他在巴黎学完管理天文台的主要学识”[2]39。而南格禄在来到上海之后，就一直计划着准备科学传教，1946年时他说：“当我们在上海布置就绪之后，我想建立一座小型的天文台。如果人们未必要我们编一本历书，我们也可以另搞一本，在准确性方面一定可以超过第一本。”[2]57事实上，科学传教一直都是江南教区传教士心中的一个愿望。

西方传教士的传教经验告诉他们，在中国“是无法再与学术界有多大接触了，因为做官是一条朝向卓越影响的路，那阶级的人士只有极少数归奉圣教；因为教友不准参加被教会视为迷信的公开的礼俗，故此很多有权势者不愿接受教会的感化。”[1]93但是在鸦片战争以后，中西方文化交流开始逐渐成为常态，西方的科学技术在中国越来越受到重视。所以江南教区的主教郎怀仁看到这一契机，准备改革传教策略，再次尝试科学传教。南格禄认为，利玛窦当初就是利用数学和天文学的力量，在徐家汇建立了气象台，赢得了中国皇帝乃至大部分士绅人士的肯定，为传教事业奠定了基础，“难道在这19世纪，科学就不能帮助发展基督教了吗？”[1]94南格禄的想法得到了耶稣总会的肯定，给中国派来了罗礼思（Flelot Louis）、高龙鞶（Colombe Auguste）和韩伯禄（Hcude Pierre）等富有学识的传教士。高龙鞶和刘德耀精通数学和天文，而韩伯禄是动植物学界。高龙鞶和刘德耀两位传教士一直在为创建天文台努力，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实现，但他们用带来的先进仪器在董家渡修道院进行科学教育；而传教士韩伯禄则在1868年被派往安徽的安庆、宁国等地传教，在传教期间韩伯禄坚持搞科学研究，并收集了很多标本，在徐家汇创办博物院。

1872年，徐家汇召开了一项关于科学传教的会议，会议由韩伯禄主持，建立“江南科学委员会”进行科学与文化研究：“（一）在高龙鞶神父领导下成立气象台和出版科学杂志，在徐家汇建造一座‘与耶稣会相称’的天文台，将气象记录和观察所得编成杂志，在上海出版并寄往欧洲。（二）在韩伯禄神父领导下研究自然科学工作，在徐家汇珍藏并展览他陆续收集的材料，逐步形成一个博物院；将其主要记录、论文编辑成册，在上海出版，并寄往欧洲。（三）在费赖之神父领导下研究中国的史地工作，其中包括江南新郊区的历史概况、老传教士们的传记；陆续收集感人的信件，重印教区的常年报告书，编写出版与欧洲及各堂口通讯的双月刊，确定绘制江南教区的详细地图。（四）用中文出版一本讲科学的与护教的杂志。”[3]2071873年，精通天文的传教士能恩来到上海，开始建造天文台，面积不大，仪器也不是很完备。由于经费原因，工作进展缓慢。天文台的主要工作一直是由刘德耀负责，直至1876年他到外地传教，在这之后由能恩负责。1873年，由高龙鞶负责的《天文月刊》也正式出版，并且从1874年开始，每天都有气象观察报告在上海英文报纸上刊登出来。由于教区主教的重视，开头几年的工作进展的很顺利。直至郎怀仁生命的最后，还不忘他开创的科学研究事业，“我把科学委员会托付给耶稣会，要求耶稣会坚持办下去，采取它认为合适有效的措施，保证其成功”。（郎怀仁1875年12月17日致省会长信，见《法信》2669。）[3]208-209

四 对传教先生的训练和对神职人员的培养

那些被召回的传教士来到江南教区的主要工作并不是传教，而是负责处理一些宗教事务，对古老会口进行巡视，处理教区的宗教事务以及负责教徒的宗教生活。那么日常的传教工作由谁来做呢？他们会培训一些教徒作为传道员或者传教先生来帮助他们进行外出传教。因此很多传教士感叹说：“向教外人传教之前，最迫切的工作还是给老教友们以再教育。”[2]124当然，这些传教士“更关心当地的助手们，即传教先生和贞女们的宗教培养和进修问题”[2]133。因为这些人作为传教士与教徒和群众之间的中间人，对传教事业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1851年，在上海召开的部分地区宗座代牧会，会议讨论了传信部提出的一些问题，其中最主要的是关于对本地神职人员的培训问题。他们认为“一个教区的好坏和传教先生有着密切关系”[2]200，因此对本土神职人员的培养同对传教先生的培训在当时环境下同等重要。江南教区的传教士们对本地神职人员的培养有两种方式，一种是通过修道院培养修生；另一种是通过教会学校选选择优秀学员送入神学院学习。

耶稣会士们在江南教区重建之时就开始建立修院，培养本地神职人员。江南教区的第一个修院即是1843年传教士李秀芳在佘山脚下张朴桥创办的教区修道院，有23名修生，最小的13岁，最大的18岁。1845年在横塘创也办了修院，张朴桥修道院的修生和老师就迁到了横塘修院。由于江南教区的主教对修院尤为重视，希望能够直接辅导他们，于是横塘修院在1850年迁至时任江南教区主教徐类思（Spelta Louis-Célestin）的驻地浦东张家楼。张家楼修院的必修课是非常难学的，既要学好中文，又要学好哲学和神学，但“张家楼的修道院使用了我们会里的两个神父和两个读书修士，却赢得了来访的主教、传教士和俗界人士的一致好评，认为是全中国唯一的、不愧为名副其实的一所修道院”[2]228。张家楼修院的成功很好的证明了江南教区传教士们对于修院的重视程度。

一些从董家渡大修院读完神学的修士，大部分都被分派在各堂口作为传教先生或者去教会学校当教员。由修道院输送到教区的首批神父有三位，他们是在1843年第一批仅修道院学习，1858年被授予司铎之品。很多人都认为这些神父晋升司铎时间太久，但他们觉得多读书，多受教育的修士更好。至1865年，江南教区的本土神父已经增加到了12名，即便是战乱动荡的年代，传教士们仍不放松对本土神职人员的培养。

由于太平天国运动的阻碍，直至1865年以后，天主教才得以在安徽内地自由传播。但“大概在1882年安徽省地区最需要神职人员，于是加紧鼓励法国传教士促进圣召的培养工作。据他们看来，为完成这项任务，没有比宁国府（宣城）更为适宜的地方。因为在那里有最多的公所（分堂）和很多信德坚固的老教友”[5]104。于是1884年在宁国府总堂的中心学校开始给备修生教授拉丁文，直到1886年，有十名备修生成为了修生，但由于师资条件的不足，他们被送往上海大修院学习。“可惜这十人中，后来只有两位（河沥溪的刘伯多禄和广德月湾街的张老楞佐）晋升了铎品。”[5]104

1893年，这所中学学校中有一部分学生被选送到芜湖教会学校，中心学校曾一度转为备修院，但是由于师资力量的不足，始终达不到预期的效果。很多传教士都认为在安徽创办一所修院来培植本土神职人员，是整个安徽省刻不容缓的头等大事。由于安徽的社会环境一直都是动荡不安，民教冲突严重，但教区的传教士们一直在努力，直至安徽教区从江南教区分离出来以后，创办小修院的愿望才得以实现。

1926年1月6日，宣城小修院举行落成典礼。3月份就有在培英中学读拉丁文的7位小修生进入小修院学习，几天之后，小修院就有了12名小修生了。这些小修生在开始的5年内研读中文，毕业后学1年拉丁文，以便进入大修院攻读哲学和神学。直至1938年为止，宣城圣心小修院的小修生都是到上海徐家汇大修院读哲学和神学。在这期间，安徽教区的主教与传教士们都在协调策划建立大修院，于是在1939年9月1日，第一所圣心大修院顺利建成，并开始正常授课。

由于安徽教区在1922年才从江南教区分离出来成为独立教区，所以在此之前都是安徽都是属于江南教区，主要由耶稣会士管理，在安徽的传教士们也是秉承江南教区的传教策略在安徽传教。

[1]赖诒恩(陶为翼译).耶稣会士在中国[M].台北:光启文化事业出版社,2007.

[2]史式微.江南传教史:第一卷[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

[3]史式微.江南传教史:第二卷[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

[4]杨堤.安庆教区的起源及其发展概述[A].杨堤.安徽省天主教传教史资料汇编[C].台北:辅仁大学出版社,2007.

[5]张凤藻.芜湖教区传教史[A].杨堤.安徽省天主教传教史资料汇编[C].台北:辅仁大学出版社，2007.

B979

A

1673-2219（2016）09-0049-05

2016－07－21

吴丽娅（1979－），女，合肥市包河区委党校讲师，上海大学历史学博士，研究方向为基督教与近代中国。

（责任编校：张京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