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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30年代女界的指路明灯
——黄心勉及其《女子月刊》

2016-03-07徐峰

河北开放大学学报 2016年6期
关键词:智识月刊常识

徐峰

(贵州财经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贵州 贵阳 550025)

20世纪30年代女界的指路明灯
——黄心勉及其《女子月刊》

徐峰

(贵州财经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贵州 贵阳 550025)

20世纪30年代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在实践上开始与民族解放运动紧密相联,但在现实中国民政府加强了对思想界的控制,并不利于妇女解放运动的开展。黄心勉基于个人生活经历及其对中国妇女问题的理解和思考创办了《女子月刊》,以期刊为阵地开展唤醒妇女、改善社会环境、解放妇女和复兴民族的工作。《女子月刊》在版面设计、题材选定、文章内容、语言风格等方面都尽量切合妇女同胞的阅读习惯和审美趣味,一直坚持为近代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服务,充当旗手和鼓手,成为20世纪30年代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指路明灯。

黄心勉;《女子月刊》;妇女运动;女界

近代中国,妇女的解放运动与民族解放运动汇为一流。抗战时期,民族危机加深,因缘际会之下妇女解放运动也趋于高涨。但此时的国民政府却加强了对思想界的控制,这并不利于妇女解放运动的开展。女界翘楚黄心勉基于个人生活体验,及其对中国妇女前途命运的忧思与展望在20世纪30年代创办了《女子月刊》,以此期刊为阵地开展唤醒妇女、改善社会环境、解放妇女和复兴民族的工作。《女子月刊》以智识妇女为读者群,其出版与发行都尽量切合当时妇女的阅读习惯和审美趣味,一直坚持为妇女解放运动服务,充当旗手和鼓手,成为20世纪30年代中国妇女解放的指路明灯。

一、《女子月刊》的创办缘起

《女子月刊》的创办人是黄心勉女士。黄心勉,原名黄邦瑞,字慕琰,1903年出生于江西兴国县一个破落地主家庭。民国成立后,教育开风气之先,兴国也创设了县立小学和县立女子小学,在这种新潮中黄心勉成为首批入学的女子,是当时最早的高小女毕业生之一。很遗憾,因为家道中落,加上父亲的离世,还有世俗对女子接受教育的偏见,黄心勉的求学之路就此中断,但好学向学之心历久弥坚。1920年在旧式礼仪下,与同县才子姚名达成婚,婚后姚名达继续在外求学,黄心勉在操持家务、赡养公婆之余刻苦自勉曾通过自学先后考上赣县省立女子师范、江西省立第二女子中学,但都因家庭之累而辍止。1929年春姚名达从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顺利毕业,供职于上海商务印书馆,自此结束了夫妻长达9年的分离生活,家庭环境开始逐渐得以改善。从僻壤之地入住繁华的都会,黄心勉并没有改变其勤勉节俭的生活作风,“一切的物质生活,丝毫不改其素”,“闺房中除书橱床桌外,别无长物,甚至梳妆台,照影镜也没有。”[1](P4433)家庭费用开支极少,除了买书外,一概储蓄,在上海的几年黄心勉如饥似渴地读书,除了补习学校的功课外,尤喜读妇女问题的书籍,曾想组织一个女子图书馆,但因故作罢。在读书之余,黄心勉也练习写文章,并在姚名达的支持和鼓励下向各报副刊投稿,时有小文见诸报刊。在创办《女子月刊》前黄心勉曾在当时最著名的妇女期刊《妇女杂志》发表过一篇长文《中国妇女的过去和将来》,在这篇文章中黄心勉认为中国妇女痛苦的根源在于智力、体力、经济力的丧失,主张妇女解放要从获取这三大权力开始,虽然其思想略显稚嫩,但也可见她已经注意到经济和智识对妇女的重要性。后来她所以创办女子书店和《女子月刊》,其根苗已在此时孕育而出。

“一·二八事变”中,兵燹之祸绵及黄心勉与姚名达在宝山路祥瑞里13号的小家庭,家具藏书还有十数部手稿,悉变成灰烬。在逃难的时候,黄心勉“眼见得闸北成千成万的小脚妇人,携儿背物,三步两跌,啼声泪面,实在深动心弦。再看租界里的剧院舞场乐园菜馆,依然清歌艳舞,花天酒地,知有国破家亡之祸的,实在没有几个”。[2](P94)这给黄心勉以极大的刺激,她开始思考一些问题:要如何才可觉醒昏迷?如何才可振兴国家?要如何才可开发愚鲁?要如何才可安定社会?最后,她和弟弟黄邦俊商定要创办一个《女子月刊》,从言论上唤醒同胞,从智识上开发女性。后来因为没有书店,则杂志不能行销各地,所以又决定先办女子书店,就在1932年3月20日发起成立了女子书店,“为妇女作智识上的服务”。

1932年9月10日,黄邦俊因为在逃难中感染伤寒不幸辞世,家仇国恨引导黄心勉开始思索国家社会与个人的宏大问题,将国家的运势与妇女的命数结合起来,开始明白“国家不强,则贻祸人民;人民不智,则贻祸国家,如欲强国,必自充实人民的智识始”,个人的痛苦皆因社会不好所致,要减少痛苦,就应该努力改善社会的环境,就需要自己把精神贡献给社会,为妇女作智识上的服务,痛定思痛后黄心勉在姚名达的劝勉下于1933年3月8日正式创办了《女子月刊》。在发刊词中她说:“我们的目的,只是想替天下女子制造一座发表言论的播音机,建筑一所获得智识的材料库,开辟一个休息精神的大公园,我们希望这小小的月刊,能无穷的、无量的,供给一切女性的需要,能把最好的、最新的、最有趣味的思想智识文艺和图书贡献给读者。”[3]

二、《女子月刊》的主要内容与特色

黄心勉声明《女子月刊》的办刊宗旨是:“发表女子作品,供给女子读物。漂亮点说,就是辅佐女子教育,促进妇女运动,开发妇女智识,提高人类文化。详细点说,就是讨论妇女问题,研究妇女历史,发挥妇女能力,提倡妇女职业,矫正社会陋俗,改良家庭生活,简单点说,就是为妇女作智识上的服务,如此而已。”[2](P99-100)

《女子月刊》用最经济的印刷术,将最适合的知识,传递给广大的妇女,读者对象包括一般家庭妇女、职业妇女及女学师生,针对不同层次和年龄段的妇女,刊发的知识包括启发意识的、处世及治家技能型的、提高生活兴趣的、增加独立谋生本领的、传授卫生和育儿方法的等五个类别,相应月刊有六个板块,具体说来如下。

第一,妇女问题。举凡妇女可能会面临的一些问题都在讨论范围之列,例如教育问题、职业问题、参政问题、经济问题、家庭问题、婚姻问题、恋爱问题、儿童问题、节育问题、礼交问题、娼妓问题、性道德问题等逐一展开讨论和研究。

第二,妇女生活。把国内各省各县的妇女生活状态、痛苦情形以及世界各国的妇女运动、妇女生活,都逐一的介绍,使广大妇女在内外比较中更加清楚地认识自身,知道什么应该破除摒弃,什么应该仿效学习。这部分还刊载一些介绍女学生学习和生活的文章。

第三,妇女常识。在这部分用浅显的文字告诉妇女一些基本的生活常识,例如家政常识、卫生常识、怀孕常识、育儿常识、恋爱常识、社交常识、社会常识、政治常识、文艺常识、科学常识、实业常识、工艺常识、法律常识、医药常识、历史常识,等等。

第四,妇女文艺。包括小说、剧本、小品、诗歌、日记,作者并不限于妇女,但必须以妇女作文艺的中心人物,或描写她们的痛苦,或抒发她们的渴望。妇女文艺栏要求或者描写妇女的苦难,或者激昂向上,思想积极,对一味描写颓丧、偏执、无聊,乃至麻醉污蔑鄙视妇女的文艺作品坚决不予刊登。要求写妇女切身所感,但多少必须带点社会意识,不仅陶冶性情,还增长知识,并能够启发读者,加深妇女对自身问题的认识。

第五,读者园地。鼓励读者来信,每期都辟专栏选登读者来信,并由编辑与之进行回复。读者来信有对办刊的建议,有对社会问题的看法,有对自身处境的介绍以期寻求帮助,还有纯粹是表达对《女子月刊》的喜欢之情。

第六,图片。每期不仅正文中有插图,还专门开辟二三页的版面刊载图片,包括人物照片、中西绘画。因为是妇女杂志,所以有关中外女作家、女实业家、女学者、古代妇女、各国妇女肖像及生活状态的照片都予以刊载。其中还包括各地名胜风景、各种新奇时事、各种美术作品,都有收入。

《女子月刊》编撰特色也很明显,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编辑体例灵活,栏目设置比较自由。该刊成立编委会,分栏编辑,陈白冰、张国瑛、赵清阁、陈国英、荫萱、凤子等女士都曾做过分栏编辑,主编黄心勉只是统摄总览,并不干预分栏编辑,这就使得每期栏目并不固定,但都围绕“为妇女作智识上的服务”而展开。最开始固定为10万字,每期只出120页,分4个栏目:妇女问题、妇女生活、妇女常识、妇女文艺。后来因为投稿的作者和来信的读者越来越多,增设了“读者园地”栏目,并对原有栏目在容量上进行扩充,每期从最开始的160多页,扩充到200多页,每年一月、三月、六月、九月出特大号,有时页码近300页。为了使贫寒的读者有机会阅读该刊,售价并没有随着容量的扩充而增加。例如第一期原本计划120页,五六万字,定价一角八分,但最后出刊的时候页码增加了44页,定价只增加了两分,成本和售价几乎相等,再加上需要托各书局分销,需对之进行适当折扣,基本属于亏本状态。[4]刊物的经费主要由姚名达个人每月资助数百元,以弥补营业的损失,因为成本高、售价廉,所以读者越多,亏本越大。加上没有接受任何团体的津贴,有的只是订户的定费,永久社友的会费,收入总是不够支出,办刊经费经常处于捉襟见肘状态。

第二,择稿兼容并蓄,坚持思想自由,秉持政治中立。黄心勉在办刊宗旨中说:“我们对于政治没有什么主张,对于宗教没有什么信仰。我们只是平常的、切实的、虚心的、诚恳的,相对于同性有点贡献而已。所以,不会专作某种主义的选号,但读者投稿作理论上的研究或事实上的描写,多少总不能免除政治上的意味,这是无法避免,也毋庸忌讳的。遇到这种情节时,我们绝不偏袒一方。我们只知道拥护大多数民众,尤其是大多数妇女的福利,不愿过分左倾,亦不愿过分右倾,我们不愿多谈政治,虽然有时不能不谈。”[5]虽然,编辑同仁尽可能在办刊上持中立立场,但因为对外来投稿兼容并包,只要是认为有益于妇女而无害于人类的文章都一律采用刊登,还是使得该刊在宣扬女权主义的同时,犯了政府新闻审查机关的忌讳。该刊第一卷第八期、第二卷第四期都曾因为被“认为作者情绪有不满于现代社会之处”,[6]或者被查禁,或者被扣留。

第三,紧扣时代脉搏,为妇运提供帮助和指导。黄心勉没受过系统的教育,思想尚不成熟也不系统,也缺乏编辑、营销方面的才能,但却把《女子月刊》办成20世纪30年代“中国妇女唯一的良师益友”。她自身的经历,既具有旧社会的德行,也具有新社会的才情,但同时也饱尝了新旧式妇女的痛苦,加上国破家亡的惨痛,求知的不可得,社会对妇女的歧视,生育的痛苦等,使得“她所说的,尽是一般妇女所要说的话,而且尽是一般妇女所愿听的话。她能暴露旧式妇女痛苦,她能抉出新式妇女的毛病,她能指示妇女的出路。她说的话没有一句不引起读者的共鸣”。[1](P4447-4449)她主张妇女人人都要参加生产事业,与男子共同努力,把中国从贫困状态中拯救出来。她主张妇女必先从男子手中夺回经济权利,然后才可达到与男子平等的目的。她主张妇女应努力求得智识,方才可以解决一切难题。她主张妇女必须摒除装饰品及享乐主义,方才可以脱离奴隶生活。虽然,她的这些思想有时并不成熟,有时也没有条理,也不曾详细指示几条出路给妇女,但是却说出了那个时代妇女的心声。

三、《女子月刊》与20世纪30年代的妇女运动

20世纪30年代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正处于一个历史的节点。在黄心勉创办《女子月刊》之前,中国的妇女运动刚刚经历了一个从辛亥革命以来的小高潮。辛亥革命激发了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在北京、上海、广州、武汉等大都市,一般智识妇女与女学生,在革命的鼓荡之下起来作民族解放与自身解放的斗争,她们英勇地反对旧礼教、旧道德的压迫和束缚。她们坚决地提出了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等要求,虽然这时的妇女运动只有少数资产阶级的智识妇女参加,没有广大的下层妇女参加,她们所提出的要求,也仅限于不彻底的女权主义,但这时的妇女运动,随着民族解放运动的深入而蓬勃发展起来。特别是在大革命时期,原先在妇女运动中冷寂的下层妇女也被动员起来,加入妇女解放运动的阵营。在农村里成千上万的妇女,冲破了几千年来的一些旧道德和传统习惯,剪发放足,组织妇女协会,同男子一样勇敢地做打土豪劣绅的革命工作。在城市无数智识妇女、女学生、女工等都积极地走上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的战线,在这时妇女运动与民族解放运动已经打成一片,它们汇合的洪流,动摇了国际帝国主义和国内的封建势力筑成的反动联合堡垒。但是很遗憾,大革命因为蒋汪的先后叛变而归于失败。在日本帝国主义咄咄逼人的情势下,特别是先后发动“九·一八事变”与“一·二八事变”后国民政府在不抵抗政策下压抑着国内的民族革命运动,并在思想上加强了对民众的钳制,束缚妇女,压迫妇女的旧礼教和陈腐道德戒律逐渐复活起来。妇女解放运动一度归于消沉。这一时期的《妇女杂志》因为在“一·二八事变”中商务印书馆遭日寇焚毁而休刊,而在抗战时期有深远影响的《妇女生活》还没有创刊,一时间中国的妇女运动陷于思想和精神低迷的状态。

在这一背景下,《女子月刊》适时出刊,在中华民族解放运动的背景下讨论妇女问题,研究妇女历史,发挥妇女能力,提倡妇女职业,矫正社会陋俗,改良家庭生活。黄心勉认为,在国家正受外敌入侵时,妇女的解放要与民族解放结合在一起,如果民族不解放,妇女运动难以在现实条件下达到目的。虽然民族解放并不能同时保证妇女也跟着解放,但民族解放是妇女解放的先决条件,民族不解放妇女的解放就如同无本之木。所以,黄心勉根据个人的经历,大力在《女子月刊》上主张妇女解放运动必须与民族解放运动合流前进,妇女解放运动只有通过民族解放的阶梯,才能到达真正自由平等的殿堂。20世纪30年代黄心勉的这种认识直接影响了《女子月刊》的办刊风格与思想倾向,由该刊充当了20世纪30年代妇女的心声,成为当时妇女的指路明灯。这是黄心勉及其所创办的《女子月刊》在近代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史上最重要的意义。

[1]姚名达.黄心勉女士传[J].女子月刊,1935,3(6).

[2]黄心勉.女子书店的第一年[M]//黄心勉.心勉偶存.上海:女子书店印行,1935.

[3]黄心勉.《女子月刊》发刊词[M]//黄心勉.心勉偶存.上海:女子书店印行,1935:1-2.

[4]黄心勉.年终致辞[M]//黄心勉.心勉偶存.上海:女子书店印行,1935:56.

[5]黄心勉.我们的态度[M]//黄心勉.心勉偶存.上海:女子书店印行,1935:5.

[6]心勉.夹攻中的自由[J].女子月刊,1933,2(4):2375.

The Guide Light to Women in the 1930s ——Huang Xin-mian and the Women’s Monthly

XU Feng

(School of Marxism, Guizhou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Guiyang, Guizhou 550025, China)

The Chinese women’s liberation movement began to closely link with the national liberation movement in practice in the 1930s. But in reality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strengthened the ideological control, which was not conducive to the development of women’s liberation movement.Based on his personal life experiences and his understanding of Chinese women’s issues, Huang Xin-mian founded the magazineWomen’sMonthlyas the position aiming to awaken women, improve the social environment, liberate women and revive the Chinese nation.Women’sMonthlymade efforts to meet women’s reading habits and aesthetic taste in the aspects of the layout design, theme selection, content, language style as far as possible, always adhering to the service for women’s liberation movement in modern China, acting as the standard-bearer and the drummer in the women’s movement, which became the guiding light of women’s movement in the 1930s.

Huang Xin-mian;Women’sMonthly; women’s movement; female community

2016-10-27

徐峰(1980-),男,湖北江陵人,历史学博士,副教授,主要从事城市史及区域社会史研究。

K263

A

1008-469X(2016)06-010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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