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红，倪策平

(安徽大学 中国哲学与安徽思想家研究中心，合肥 230039)



【哲政阐赜】

孔子哲学咨询思想探讨

陈 红，倪策平

(安徽大学 中国哲学与安徽思想家研究中心，合肥 230039)

摘要：“哲学咨询”的兴起是对“苏格拉底对话”的传承，而孔子的哲学咨询思想体现在《论语》的对话中。孔子的哲学咨询主要有问“仁”、问“政”、问“君子”等。“仁”是孔子哲学中最重要的哲学思想，孔子认为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孔子主张“德政”，认为选拔贤才就是让合适的人在合适的位置做合适的事；问“君子”则提出君子必须具备“仁、智、勇”三个方面的品德。个人交友之道、家庭伦理问题也在《论语》的对话中出现；孔子根据弟子的不同个性而给予不同的咨询目标。孔子哲学咨询在现实生活中同样有指导意义。

关键词：孔子；《论语》；哲学咨询；对话

“哲学咨询”起源于20世纪80年代，90年代在北美洲开始发展壮大。其创始人是德国的阿肯巴哈[1]。“哲学咨询”一直宣称是对古老哲学实践传统的复兴，是对“苏格拉底对话”的传承，而苏格拉底式的哲学咨询通过对话来帮助来访者澄清并解决问题[2]。就中国而言，《论语》中记载了孔子与弟子之间的对话，充满了对个人人格、日常事务和公共事务的实践智慧。《论语》就是“哲学咨询”的一个过程。孔子最主要的哲学咨询方法就是“对话”。对话用于哲学咨询中，就是咨询师与咨询者的“双向思想交流”。从这个角度来说，对话是一种非常有效的咨询方式。

一、以“仁”为主的哲学咨询

“仁”是孔子哲学中最重要的哲学思想，也是其认可的为政、为人的首要目标。《论语》中有关“仁”的对话大部分都是孔子的弟子提出来的，其中有直接“问仁”的，也有直问哪些人可称之为“仁”的。孔子对于弟子的提问，根据弟子的不同特性，设定不同的咨询目标，因此，才会有同样问“仁”，答案却不同的情况。

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论语·阳货》)

子张问仁，孔子提出了“恭、宽、信、敏、惠”五个具体的德行，只要子张这样做就可以为仁。这种咨询的目标在于通过认知的自我觉察，从而在实际行为上有所改变。

子贡问“为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贤者，友其士之仁者。”(《论语·卫灵公》)

子贡问仁，孔子采取的是针对性极强的语言。实行“仁”没有定规和成法，是随时随地的事情，提出“工以利器为用，人以贤友为助”。这种咨询的目标在于改变认知，选择品德高尚的人交往，与他们做朋友，受他们的影响熏陶，潜移默化，自己的思想境界和品德修养就会在无形中得到提高。

司马牛问“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讱。”曰：“其言也讱，斯谓之仁已乎？”子曰：“为之难，言之得无讱乎？”(《论语·颜渊》)

司马牛问仁，孔子提到“其言也讱”(意为说话要慎重)，司马牛不理解，孔子以反问的方式回答：“(凡事)做起来都是困难的，说话能不慎重吗?”这种咨询目标重点在于改变认知，至于司马牛是否能够行仁，则不是孔子的咨询目标。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曰：“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论语·颜渊》)

颜渊问仁，孔子提出“克己复礼为仁”，即通过道德修养自觉地遵守礼的规定，以礼来规定仁，礼以仁为基础，以仁来维护。这种咨询的目标在于明确什么是“仁”、什么是“礼”，从而澄清问题的关键所在。

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仲弓曰：“雍虽不敏，请事斯语矣。”(《论语·颜渊》)

孔子对仲弓问仁的回答，提出“出门如见大宾”是待人接物方面的仁；“使民如承大祭”是行政方面的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德行方面的仁；“在邦无怨，在家无怨”是就行为的效果而言，讲的是仁的效用。如果做到这些，就向仁德迈进了一大步。这种咨询的目标从不同的层面回答了什么是“仁”，以及如何行“仁”。

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论语·颜渊》)

孔子对樊迟问仁的解释与别处不同。“爱人”就是广泛意义上的“仁”，仁就是爱，所谓仁者爱人，就是对别人有同情心，有关心他人的真实感情。这种咨询的目标在于指出“仁者爱人”，也就是“仁、义、礼、智、信”。

仁是一个系统的概念，不仅仅是爱人，还包括自己的健全人格、宽厚包容之心以及适应现实的能力等。孔子会根据弟子自身的特点来解释仁，弟子身上缺少什么，他就会对那个弟子说什么。

《论语》中问“仁”的语段很多，孔子在这些对话中，提供的答案均不同，因颜渊学养高深，故答以“仁”学纲领，而对仲弓和司马牛则答以细目。有人从教育的观点认为这是孔子因材施教。但是从咨询的观点而言，则可归为孔子根据不同的个案而设定不同的咨询目标。孔子依据来访者的不同特点与对“仁”的不同理解，对咨询的问题进行全面而透彻的分析，采取灵活性和针对性的咨询方法进行了深入简出的回答，使来访者明确何为“仁”，澄清问题的实质，帮助来访者进行内心的反省。因颜渊具有较高的道德修养，孔子以高标准来要求他，强化自身的道德修养，使一切行为都要符合礼的要求。仲弓不够谦恭与体谅别人，孔子明确告诉他仁的效果与实践的方式，即以诚待人、将心比心，这样就能不断向仁迈进。司马牛具有“多言而躁”的性格特点，孔子就以反问的形式告诫他应慎言，不要急于发表自己的意见，目的在于使司马牛改变对仁的认知，思想上实现升华。樊迟资质较愚钝，孔子便直接告诉他该如何去实现仁。孔子对弟子的咨询采取区别对待的方式，帮助其思维进行转化，实现一种主体上的互换，明确自己对仁的理解并积极行动。

二、以“政”为主的哲学咨询

《论语》中有关政治的对话最多，不仅包括孔子与弟子之间的对话咨询，也包括当时政治人物对孔子的提问。一般而言，这些诸侯大夫和孔子论政，一方面想借孔子之口来佐证自己的政治主张是对的，另一方面是真诚向孔子咨询为政之道。

(一)孔子与政治人物的对话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

季康子问政，孔子主张施行“德政”，反对杀人，指出在上位的人只要善理政事，百姓就不会犯上作乱；指出“人治”是有仁德者的所为，那些暴虐的统治者滥行无道，必然会引起百姓的反对。这种咨询的目标在于明确指出什么是德政、什么是人治，澄清问题的关键所在。孔子依据季康子作为执政者的特点，采取引导性的咨询方式，积极引导季康子对“德治”与“人治”进行正反两方面的尝试性思考，进而使其在思想上认识到自己的不足，明晰实行“德治”的正确政治主张与做法。也就是说，这次咨询的根本目的就是使季康子认识到何为正确的“德政”与“人治”，从而更好地引导其在政治上积极实行“仁德”。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

孔子对季康子问政的答复，采取的是针对性极强的语言。指出“政者，正也”，实行“政”，就得正人先正己，意思是你带头正派，谁敢不正派？这种咨询的目标在于改变认知，让季康子以身作则，无论为人还是为官，首在一个“正”字。

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论语·颜渊》)

齐景公问政是唯一的国君问政，孔子的回答也是针对国君而言的。提出了治理国家的八字方针“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意思就是要求君臣父子各自按照应有之道去做，都要符合角色要求和规范，以维持一个和谐的社会形态。这种咨询的目标在于改变认知，恢复君臣父子这样的等级秩序，国家就可以得到治理。

叶公问政。子曰：“近者说，远者来。”(《论语·子路》)

叶公问政，孔子指出只要做到“近者说，远者来”就是最大的成功。这种咨询的目标也是改变认知，做到使国内的人心悦诚服，使国外的人来投奔，这样的治国之道才是成功的。

定公问：“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对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

鲁定公向孔子咨询如何处理君臣关系，孔子答以“君礼臣忠”，也就是君要像君，臣要像臣，各司其职，各尽本分。君臣关系应该是君主指使臣下能合乎礼，臣下服事君主能尽其忠。咨询目标也是改变认知，做到“君礼臣忠”，就能处理好君臣之间的关系。鲁定公在君臣关系的认知上存在的偏差很容易在具体实践中显现。孔子通过对话，引导鲁定公认知到“君臣关系”中蕴含的正确做法，帮助鲁定公认识到自己所咨询的问题始初设立的立场和自己所处的世界，从而实现自身认知的改变，达到咨询的目的。

(二)孔子与弟子有关政治的对话

子张问政。子曰：“居之无倦，行之以忠。”(《论语·颜渊》)

子张问政，孔子采取的是迂回策略，借回答问题改变认知，指出“居之无倦，行之以忠”就能管理好政事。也就是说居于官位就要勤政爱民，以仁德要求自己，以礼治理国家和百姓，推行政令要忠诚有信用，这样才能做一个好官。

子路问政。子曰：“先之，劳之。”请益。曰：“无倦。”(《论语·子路》)

子路问政，孔子答曰“先之，劳之”，意思是自己先要以身作则，然后激励老百姓勤奋工作。子路有些不满足，请求多说一些，孔子告知“无倦”，意思是永远不要懈怠。这种咨询的目标在于告知子路，要想管理好政事，就得做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哲学咨询的关键在于咨询师的循循善诱与咨询者的不断思考相统一。孔子与子路的对话是一个由表及里的咨询过程。通过对话，子路在思想上对如何管理好政事有了清晰的认知并理清了自己的思路，明确了惟有以身作则、身先士卒才能管理好政事。通过进一步思考与交流，孔子深化了子路的认知，告知他惟有永远不懈怠才能最终做好。

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

孔子对子贡问政所连续提出的三个问题，采取直截了当的方法说出了为政的三个条件:粮食充足、军备充足、老百姓信任统治者。三者当中，民信是最重要的。如果只有足兵和足食，老百姓对统治者不信任的话，那么国家也就不能存在了。通过这种对话形式，子贡明白了如何治理一个国家，如何取得民信，从而达到咨询目的。人类的认知就是由感性到理性逐步深化的过程，这也是哲学咨询所要追求的目标。孔子运用开放式的对话形式，对子贡进行渐进式的咨询与解释，通过这种开放递进式的对话，使子贡对治理国家原本有些模糊的问题有了明确的认知，认识到治理国家的核心在于取信于民。

子夏为莒父宰，问政。子曰：“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论语·子路》)

子夏做了莒父的总管，问孔子怎样办理政事。孔子从三个角度辨证作答:一是要求子夏“无欲速，无见小利”。也就是从政不要急功近利，否则就无法达到目的。二是提出了“欲速则不达”。三是指出“见小利则大事不成”。意思是说做任何事情不要贪求小利，否则就做不成大事。这种咨询的目标就是告诉子贡，做任何事情都不能急功近利，要循序渐进，否则对立着的事物就可以相互转化。

仲弓为季氏宰，问政。子曰：“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曰：“焉知贤才而举之？”曰：“举尔所知。尔所不知，人其舍诸？”(《论语·子路》)

仲弓做了季氏的家臣，问怎样管理政事，孔子从三个方面回答：第一，“先有司”，使人人各司其职，各得其所；第二，“赦小过”有利于调动工作积极性；第三，“举贤才”则是不拘一格降人才，是“先有司”必需的。通过这种对话，仲弓明白了做一个好的领导者必须选拔贤才、明确各职能部门的责任，让合适的人在合适的位置做合适的事，而不必事必躬亲。从而达到了解惑、理清思路的目标。

三、以“修身”为主的哲学咨询

《论语》中有关“修身”的咨询问题，主要与“君子”、“士”以及“成人”有关。君子与小人之辨，是人格与非人格的区分。孔子所提示的人格是君子人格，其最高境界是“圣”即“圣人”境界，第二重境界是仁人的境界，最后才是君子的境界。

孔子所谈的君子，大概可分为“修己”和“安人”两大类。“修己”是君子的本质。君子与小人各有所达，分别在于内心趋向不同。小人内心趋向于追求个人物欲，如衣食住行之满足；君子则不然，内心趋向于自身之修养，期望达到完美人格。由于内心趋向不同，所追求的目标不同，相对地便有了上达与下达之别。

司马牛问君子。子曰：“君子不忧不惧。”曰：“不忧不惧，斯谓之君子已乎？”子曰：“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论语·颜渊》)

孔子对司马牛问君子的回答，采取了针对性极强的语言，指出“君子不忧不惧”，但是司马牛没有明白，孔子进一步指出“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这种咨询的目标在于改变认知，明确了“不忧不惧、问心无愧”就是君子。哲学咨询也是相互交流的过程，孔子在司马牛没能明白其以针对性的话语告知如何成为君子之时，采取了启发式的、举例反问式的交流方式，使咨询者澄清了自己模糊的认知，发现自身问题所在，清晰地明白不做愧心之事、不去担忧就是修养成君子的关键，从而自觉改变原有认知，努力加强自身修养成为君子。

子贡问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后从之。”(《论语·为政》)

对于子贡问君子，孔子明确指出“先行其言，而后从之”。意思是作为君子，不能只说不做，而应先做后说。只有先做后说，才可以取信于人。这种咨询目标是改变认知从而澄清问题。孔子依据子贡心性直率的特点，采取了直接突出重点的交流方式，明确指出了君子修成之道应强调自身内在修养，对自己严格要求，惟有做到了再说才能使人信服。这种言简意赅的对话，既符合子贡的性格特点，也使他更容易受到启发，以此为依据不断对自己的言行进行反思，修成君子的认知得到深化。

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论语·宪问》)

子路问君子，孔子采取了循循善诱的方法，指出“修己以敬”是谓君子。子路认为这样做不够，孔子进一步指出“修己以安人”，子路依旧反问，孔子最后指出“修己以安百姓”，直言连尧舜也难以达到这种高度。前面所述为君子“修己”之道，接下来为“安人”之道。“解释是咨询师适当表达自己的意见和思想以直接影响来访者”。[3]孔子善于运用循序渐进的交流方式，使弟子的认识由表及里地得到深化。这段对话，通过与来访者(子路)渐进式的问答，明确了君子的标准问题与相应做法，解除了咨询者的思想困惑，也指出了为之努力的方向，即关键在于修养自己的品德，要做到敬人敬事。使咨询者更好地对自身进行定位，明确自身的处境，并在认知上与孔子达到共识，由此也找到了更为合适的发展路径。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子贡曰：“夫子自道也。”(《论语·宪问》)

孔子与子贡对话，认为君子必须具备“仁、智、勇”三个方面的品德，即仁德的人不忧愁，聪明的人不迷惑，勇敢的人不畏惧。这种对话模式澄清了“仁、智、勇”的深层含义，说明具备这方面品德的才是君子。孔子以自身经验，运用一种自我表述的方式与弟子进行平等交流，提出了成为君子所应具备的品格。这种咨询方式是开放式的而不是绝对性的，给咨询者的只是一种参考与启发，能更好地让对方接受自身的意见，并从这种启发性的对话中，深刻认知“仁、智、勇”的重要性。

子贡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子曰：“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曰：“敢问其次。”曰：“宗族称孝焉，乡党称弟焉。”曰：“敢问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抑亦可以为次矣。”曰：“今之从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子路篇·第十三》)

孔子对子贡问士采取直截了当的方法，指出了“士”的几层含义。首先，“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就可称之为“士”；其次，“宗族称孝焉，乡党称弟焉”可称之为“士”；第三，“言必信，行必果”也可称之为“士”；第四，至于执政者则不算“士”。通过这种对话方式，子贡明白了怎样才可以叫做“士”，懂得了对自己的行为要有知耻之心，在家要孝顺父母、尊重兄长，做个“言必信，行必果”的人，这样就会具有“士”的修养和品德。

子张问：“士何如斯可谓之达矣？”子曰：“何哉，尔所谓达者？”子张对曰：“在邦必闻，在家必闻。”子曰：“是闻也，非达也。夫达也者，质直而好义，察言而观色，虑以下人。在邦必达，在家必达。夫闻也者，色取仁而行违，居之不疑。在邦必闻，在家必闻。”(《论语·颜渊》)

子张向孔子咨询士如何才能做到“达”。孔子采用反诘法澄清了“闻”与“达”的概念。“夫达也者，质直而好义，察言而观色，虑以下人。在邦必达，在家必达”，这是“达”；“夫闻也者，色取仁而行违，居之不疑。在邦必闻，在家必闻”，这是“闻”。通过这种对话方式，子张明白了“闻”是虚假的名声，并不是显达；而“达”则要求士从内心深处具备仁、义、礼的德性，注重自身的道德修养，而不仅是追求虚名。

子路问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以之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为成人矣。”(《论语·宪问》)

子路问怎样成为一个完美的人，孔子用具体的人物为例，说拥有“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这些品格的就是完美的人；提出“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这样也可以成为一个完美的人。这种咨询的目标在于通过认知的自我觉察，使之在实际行为上有所改变，从而具体回答了人格完善的问题，即智慧、克制、勇敢、多才多艺和礼乐修饰。同时指出一个完美的人应该具有“见利思义”的品格，即遇到有利可图的事情，要考虑是否符合义，不义则不为。

四、其他有关的哲学咨询

孔子弟子除了问“仁”、问“政”以及问“君子”之外，个人交友之道、家庭伦理问题也在《论语》的对话中出现。孔子依旧是根据弟子的不同个性而对这些问题给予不同的咨询目标。

(一)问行

子张问行。子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立，则见其参于前也；在舆，则见其倚于衡也。夫然后行。”子张书诸绅。(《论语·卫灵公》)

子张问如何使自己的主张行得通，孔子辨证性地回答了“言忠信，行笃敬”与“言不忠信，行不笃敬”之间的关系，指出说话要忠诚守信，行为要忠厚恭敬，这样到任何地方都会行得通；如果说话不忠信，行为不忠厚恭敬，就是在本乡本土也行不通。只有做到“忠信笃敬”，主张才会畅行无阻。通过这种对话方式，子张明白了“忠信笃敬”是处世为人的基本品行，离开了忠信与笃敬寸步难行。因此，他把孔子的话语写在腰带上，随时警醒自己，指导自己的言行，从而加强自身修养。

(二)问友

子贡问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则止，毋自辱焉。”(《论语·颜渊》)

子贡问如何对待朋友，孔子采取层层递进的方法训导他：如果朋友有过失，就要尽心尽力劝告他，恰当地引导他向善，如果朋友不接受劝导就算了，否则就会自讨没趣。这种咨询方法在于改变认知，理解交友的基本准则，劝善规过是朋友的道义和责任，也是对朋友的一种承认和尊重。孔子依据子贡的性格，以循循善诱的方法，告诉子贡对待朋友也应有准则。让子贡明白对朋友负责也是应有的道义，朋友之间应相互尊重，劝导朋友向善，自身尽力就好，这也是对待朋友的基本方式。

(三)问耻

宪问耻。子曰：“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论语·宪问》)

孔子对宪问耻的答复，采取的是针对性极强的语言，明确指出“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意思是国家政治清平时做官领俸禄，国家政治黑暗时也做官领俸禄，这是可耻的。哲学咨询既是相互交流的过程，更是使咨询者通过交流澄清概念、明确是非的过程，它能够使咨询者的心灵得到感染与熏陶，明确人生践行方向，“咨询师和来访者双方通过平等的、真诚的对话，逐渐澄清了存在的意义，扩展了生活的视野”[4]。孔子与宪之间进行了真诚而平等的交流，逐渐澄清了对“耻”这个概念的定义，并明确说出何种行为是可耻的，以清晰的例子进行论证，阐明了无论国家有道还是无道都照样拿俸禄的人就是耻，从而进一步深化了在生活中对耻的认知，扩展了生活的视野，指出了正确的生活方向。

(四)问善人之道

子张问善人之道。子曰：“不践迹，亦不入于室。”(《论语·先进》)

子张问善人之道，孔子明确指出“不践迹，亦不入于室”就可以自我完善，进一步成为贤人、圣人。意思是指要按照圣贤走过的路子走，这样才能入室，达到一个高的境界。如果不沿着前人的脚印走，其学问和修养就不到家。思想观念支配着人的行为，我们行为中的许多观念是相对的，个人产生的困惑甚至心理问题也因行为在社会中受阻导致，可以通过辩证的方法找出疑惑所产生的根源。孔子以一种封闭式的方式，对如何实现自我完善成为圣人进行了肯定性的回答，咨询者依据这种回答找到答案，按照社会中正确的行为方式不断进行自我修养，就可以成为圣贤之人。

(五)问孝

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樊迟御，子告之曰：“孟孙问孝于我，我对曰：‘无违。’”樊迟曰：“何谓也？”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论语·为政》)

孟懿子问孝，孔子指出“孝就是不要违背礼”，樊迟不明白孔子的话，孔子继续说：“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这种咨询的目标在于指出什么是真正的孝，孝必须受礼的规定，依礼而行就是孝，从而解释清楚了什么是孝，怎样做才算是孝，从而达到了咨询的目标。再如：

孟武伯问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忧。”(《论语·为政》)

孔子对孟武伯问孝则直接告知“父母唯其疾之忧”。这一方面是说父母的疾病最令孝子担忧，另一方面是说把自己的身体养好，不让父母担忧就是孝。这种咨询目标在于改变认知，明确指出如何尽孝。人的行为反映人的心理体验，思想行为都具备两方面，只过度地强调一方都是有害的，应两方面协调发展。孔子通过肯定式举例的方式，明确说明了尽孝的方法，将答案告知咨询者，尽孝既要把父母照顾好，也要把自身身体养好，两方面是统一的，从而使咨询者改变了自己偏颇的认知，从两方面入手努力践行孝道。

子游和子夏也曾问孝于孔子，孔子的回答都是针对两人对孝的偏颇认识而发：

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论语·为政》)

子游问孝，孔子直接告知“今之孝者，是谓能养，不敬，何以别乎？”意思是能养活父母是为孝，如果对父母没有敬重之心，就不算是孝。孔子通过犬马类比说明养和孝的区别在于是否有诚敬之心，从而达到咨询目标。孔子运用启发式教学，实现举一反三的效果。在对弟子经过长时间的思考仍有偏颇的情况下，孔子通过举例类比的方式对如何区别养和孝进行了简单而又明确的说明，通俗易懂，使咨询者进一步深入思考，获得更为深入的领悟。

子夏问孝。子曰：“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论语·为政》)

子夏问孝，孔子指出“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意思是对父母始终和颜悦色最难做到。有事情，年轻人去做；有酒饭，年长者先尝。说完这些，孔子以反问的方式，直说“曾是以为孝乎？”咨询目标在于改变认知，至于子夏是否能够尽孝，则不是孔子的咨询目标。

五、孔子哲学咨询思想的现实价值

科技文明带来的自我认知、人际冲突、伦理问题、价值问题成为人的最大问题。哲学咨询正是为了帮助人们寻求这些问题的解释。《论语》其实是一种一问一答的哲学咨询过程，也是一门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我之间关系的学问。这种咨询特别符合中国儒家思想，尤其是《论语》所倡导的“忠孝”“仁义”“学问”等修身养性方法。

孔子的哲学核心是人生哲学，而其人生哲学的核心是“仁”。“仁”具有丰富的内涵，如何达到“仁”的境界，如何实现“仁”的方式方法，如何进行个人理想人格的培养，如何治理国家，等等。因此，“仁”是一个包括个体与群体生活在内的思想和行为各方面的理想人格修养体系。因此，孔子的哲学思想也具有很强的实践价值。

第一，在“仁”的核心思想方面，孔子指出“仁者,爱人也”。也就是说只有实现人与人之间互敬互爱,才能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统一,才有人类的存在与发展。这也符合人与自然的和谐。

第二，在“仁”的精神价值方面，其重要体现就是“己立立人，己达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实现理想人格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东西。

第三，在“仁”的实践价值方面，孔子认为，“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为了崇高“仁”的境界，决不做违背最高道德准则的事，必要的时候要不惜牺牲自己来成就这一事业。

第四，在“仁”与“礼”的关系方面，孔子提出“仁”的目的是为了实现“礼”，而“礼”指的是一种社会制度和道德规范。即人与人之间实现了“仁”，就会把社会的约束和制度的强制力转化成人的道德自律，把社会的要求变成人自身的内在要求，实现人与社会的和谐统一，从而维持社会稳定和发展。“克己复礼”就是强调人的道德自觉与自律，主动适应社会的要求。

可以看出，孔子哲学咨询是一种明确可行的哲学实践方式，可以为人生的困境找寻出路。在价值引领过程中，通过价值定位，明确自己的处境，审视自己的改变或发展方向，并以积极的态度规划未来可行的方法或方向。孔子在和弟子们的对话中，澄清了概念，提升了弟子们的精神境界，塑造了健康的人格，并且使用了各种能增强咨询效果的语言技巧。正如欧阳谦教授所言：“哲学咨询首先面临的任务就是要去挖掘古老哲学的思想资源，从哲学史中吸取自身发展的必要养分。”[5]

同样，哲学咨询回应了哲学发展的时代问题，面对日常生活中的“人的问题”，哲学咨询实践活动得到了迅速发展。孔子的这些理论与对话方法，在哲学咨询实践活动中也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1]潘小慧.哲学咨询的意义与价值：以“对话”为核心的探讨[J].哲学与文化，2004(1)：24-32.

[2]陈红.哲学咨询的兴起与发展[J].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4)：26-31.

[3]卫春梅.柏拉图《斐多篇》中的哲学咨询[J].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4)：32-38.

[4]刘将，葛鲁嘉.哲学心理咨询的兴起与展望[J].心理研究，2011(4)：8-13.

[5]欧阳谦.哲学咨询：一种返本开新的实践哲学[J].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4)：20-25.

Confucian Thoughts of Philosophical Counseling

CHEN Hong ， NI Ce-ping

(ChinesePhilosophyandResearchCenterofThinkersinAnhuiProvince,Anhui

University,Hefei230039,China)

Abstract:The rise of philosophical counseling is the inheritance of “Socratic Dialogues”， and Confucius thoughts of philosophical counseling are reflected in the dialogues of “Analects of Confucius”. His philosophical counseling mainly involves in the disciples’ inquiries into “benevolence”, “politics”, “man of honor” etc. “Benevolence” is the most important idea in Confucianism, Confucius advocated governing country morally and thought selecting talented people meant the right man for the suitable job in proper place. Inquiries into politics put forward that a real man of honor must possess virtue of benevolence, wisdom and courage. The way of making friends and family ethic problems also appear in the dialogues of “Analects of Confucius”. Confucius gave different goals of consultation according to different individuality of his disciples, whose philosophical consultation has practical guiding significance in real life.

Key words：Confucius; “Analects of Confucius”; philosophical counseling; dialogues

文章编号：1672-3910(2016)02-0047-07

中图分类号：B222.2

文献标志码：A

作者简介：陈红(1967— )，女，新疆石河子人，副教授，博士，中国哲学与安徽思想家研究中心成员，主要从事科学技术哲学研究。

基金项目：安徽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SK2015A018)

收稿日期：2015-10-10

DOI:10.15926/j.cnki.hkdsk.2016.0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