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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峡古文化衰退、调适及转型的原因分析*

2016-03-06史威朱诚

自然杂志 2016年3期
关键词:古文化渔猎遗址

史威, 朱诚

①江苏第二师范学院城市与资源环境学院,南京 210013;②南京大学地理与海洋科学学院,南京 210093

三峡古文化衰退、调适及转型的原因分析*

史威①†, 朱诚②

①江苏第二师范学院城市与资源环境学院,南京 210013;②南京大学地理与海洋科学学院,南京 210093

长江三峡地区的古文化经历了大溪文化高潮后,于5 000 BP(BP为距今年代)前后开始衰退(东部显著),且在4 000 BP后发生全面衰退,该衰退现象恰好对应区域气候由稳定向不稳定的转型过程。气候转型中,其不稳定性增强,大溪文化期表现突出的原始种植业成分基本从经济构成中退出,渔猎经济成分在这一时期占据了绝对优势,生业经济表现出与自然条件的高度依存关系。总体而言,在6 000~2 000 BP,三峡地区生业经济构成存在着由“渔猎-农耕”转型为“渔猎”,继而再转型为“渔猎-盐业”的演变特点,古文化内涵显现出“退中有进”“退中有转”的特征现象。这一方面反映出古文化环境感知和调适能力的提高,另一方面则仍烙有极为鲜明的地方自然环境适应性特征。

长江三峡地区; 气候环境变化;古文化及生业经济;衰退与调适

本文的研究区为重庆至湖北宜昌约600 km沿江两岸的长江三峡地区(图1)。该区处于中国东、西部不同地理单元的结合部位,是东亚季风与西南季风接触、交绥的过渡地带,具有地理环境上的复杂过渡且不失相对独立性的特征。该区以丘陵山地为主,平地狭小,峡谷地貌发育。考古部门调查结果[1-2]显示,研究区新石器以来的文化遗址主要坐落在沿江干支流的山前台地、缓坡、坝、坪、嘴和岛上(大多数遗址在三峡大坝蓄水后被淹没)。该区新石器以来古文化或类型中往往除自身文化因素的传承演变外,都或多或少包含邻近文化因素的影响或改造特点[3]。进入历史时期,该区夏商周各期文化或类型的构成都不是单一的,反映的正是文化传播及其影响的结果[4],不同文化或类型之间的冲突、涵化、融合或替代也是常见的现象[5]。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域内古文化或类型对自然环境变化的感受性或响应会由此弱化,实际上,三峡地区存在的文化滞后现象,就与包括自然环境因素在内的“中间环节”的影响有关[6]。

朱诚等[7-13]曾对长江三峡地区全新世典型遗址与自然沉积剖面做过深入研究。在此基础上,我们结合泥炭层高分辨率的环境代用指标,对研究区遗址的类型及其数量的变化,代表遗址出土工具的类型组合及其数量变化,典型遗址地层动物骨头类型、数量及其组合变化等进行了补充调查和进一步分析研究,发现上述数据信息间存在以往没有注意到的关联性,认为这些关联信息所揭示的古文化及其生业经济与气候、环境之间的关系,对于探讨古代文化的形成、发展与演替的驱动机制有一定的意义。

图1 研究区范围、主要研究对象以及样品采集点分布图

1 材料和数据来源

1.1 遗址数据和文化指数曲线

古文化遗址数据引自史威等统计结果[14],按考古地层文化分期共计有遗址数207个,以文化发展指数表达区域古文化盛衰变化情况。所谓文化发展指数[15]是通过区域遗址相对变化情况,来反映区域古文化兴衰趋势的代用指标。文化发展指数(DT)定义为DT=(NT-NT-1)/NT,其中NT为后一个文化期遗址的个数,NT-1为前一个文化期的遗址个数。本文为直观反映研究区古文化兴衰的变化趋势,依据该207个按考古文化分期统计的遗址数据转换绘制成文化发展指数曲线,如图2-A和4-A所示。其中曲线波峰代表古文化高潮期,曲线波谷代表古文化低潮期。

1.2 遗址出土工具及统计数据

本文采用朱光耀等[12]对双堰塘、官庄坪、柳林溪、窝棚墩、中堡岛、西寺坪和桅杆坪等遗址(图1)出土工具的分类和统计数据,经改动绘制成曲线(图4-B)。根据工具的用途,将各工具组合归类为砍伐、渔猎、农业和基础四大类。因一种工具有可能具备多种功能,所以有几种工具会重复出现在不同大类的组合中。作者等在朱光耀分类的基础上,将其中代表性不明确或难以确定的出土器物剔除,所统计出的工具如下:种类按砍伐、渔猎、农业和基础依次是7种、19种、4种和6种;总数依次为4 547件、1 931件、780件和494件;时代划分为新石器早期、中期、晚期、夏商和西周—战国等5个阶段。所绘制成的曲线(图4-B)主要考察遗址各类型工具的数量及百分含量在上述5个阶段的构成变化。

1.3 遗址动物骨骼数据

研究区中坝遗址(图1)T0202探方出土近20万件动物骨骼碎片,均是将探方中所有土过6 mm孔径的铜筛后得到[8]。经对其中129 165块骨骼标本归类分析后发现:这些骨骼碎片可归为哺乳类、鱼类、鸟类、两栖类和爬行类5大类,共有13目28科42属;除个别种类可能存在驯化现象外,其余皆为野生物种[8]。中坝遗址T0202探方地层考古时代划分、日历校正年龄/BP(cal)以及上述4大类(因两栖类数量极少,未统计)动物骨骼碎片的数量及其百分比含量随不同时期地层而变化的统计数据如表1所示,依其统计结果绘制成的曲线如图4-C和图4-D所示。

1.4 其他材料和数据

年代数据引自朱诚等[16]对大九湖泥炭样品的测试结果,并经CALIB5.0程序校正(表2)。大九湖泥炭层孢粉-气温转换函数曲线引自陈星等[10]和朱诚等[7]的研究结果,本文图2-B(图3-B)、2-C、2-D、2-E(图3-A)依次为转绘的孢粉总浓度曲线、乔本孢粉转换函数重建的温度曲线、草本-蕨类孢粉转换函数重建的温度曲线和依EOF方法选取的10个孢粉种类建立的温度曲线(大九湖泥炭层样品采集点如图1所示)。

表1 中坝遗址T0202探方各阶段动物骨骼碎片数量及百分比含量[8]

表2 大九湖AMS14C测年结果及校正[16]

2 分析与讨论

2.1 气候转型中的文化衰退现象

如图2-A所示,三峡地区古文化在持续了2 000多年的文化发展高潮后,于5 000 BP前后开始明显衰退,此后近3 000年中研究区古文化经历了3次大波动,3次跌入低谷。其中,5 000 BP前后的文化低谷以区域东部显著,但影响范围小,持续时间短。从研究区整体看,4 000 BP前后的文化低谷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大,在经历一个商周期文化小高潮后迎来了一个相对较弱的战国期文化低谷。对比图2-A、2-B两条曲线可以看出,研究区新石器中期(6 900~5 100 BP)文化高潮期与全新世大暖期孢粉浓度高值域有很好的对应关系:孢粉浓度急速下降阶段对应古文化由盛而衰的转折期;4 000 BP前后孢粉浓度下降到最低谷,此时恰好是4 000 BP前后区域古文化衰退的低谷,反映出古文化对生态变化的敏感性。实际上,5 000 BP前后的古文化低谷也有一个孢粉浓度低值与之对应。从图2-C、2-D和2-E曲线可以看出,气候真正转型发生在4 000 BP前后,此时降温事件最为显著,其后温度曲线的波动频率明显加快,显示气候不稳定性增强。在此气候背景下,孢粉浓度明显降低,反映当时不仅生物生产量下降,其生态状况也较之前明显退化。对于发生在5 000 BP前后研究区东部的文化衰退现象,2-D和2-E曲线都有一个明显低谷。尽管降温远不如4 000 BP前后,为时也不长,但孢粉浓度曲线可能反映生态受到了影响。研究区东部古文化的表现可能与此有关,它应是4 000 BP前后气候真正开始转型的前奏。

图2 长江三峡地区新石器时期以来古文化发展指数、大九湖泥炭层孢粉总浓度曲线以及依据孢粉转换函数重建的温度曲线(A.文化发展指数曲线;B.孢粉总浓度曲线;C.乔本孢粉转换函数重建的温度曲线;D.草本-蕨类孢粉转换函数重建的温度曲线;E.EOF方法选取的10个孢粉种类建立的温度转换函数重建的温度曲线;上述各温度曲线中粗线条为拟合曲线)

2.2 经济构成与自然条件的依存关系

图3 大九湖泥炭层EOF方法选取的10个孢粉种类建立的温度转换函数重建的温度曲线(A)、大九湖泥炭层孢粉总浓度曲线(B)与中坝遗址地层主要动物骨骼占动物总数比例在不同阶段的变化曲线(C)

在5 000~2 000 BP,温度曲线、泥炭层孢粉总浓度曲线与典型遗址地层动物骨骼百分含量变化曲线有很好的对应关系(图3)。由于中坝遗址在此期间的生业经济,野生渔猎占据主导地位[8,17],同时考虑到中坝遗址文化层的连续性[18-19],我们不能排除生物营养源的变化可能造成不同时期地层动物骨骼类型及其组合变化的情况,因此可以遗址地层动物骨骼百分含量的数值变化作为区域动物群规模变化的近似代用指标(关键是与气候、生态指标对比是否有很好的相关性,显然图3-A、3-B和3-C的对比已说明问题),以泥炭层孢粉总浓度的数值变化作为区域生物生产量变化的代用指标(近似反映生态状况)。三条曲线的对应关系,即研究区气候变化、生物生产量变化(生态状况)以及动物群规模变化之间的高度相关性,是该时段研究区古文化生业经济对自然条件高度依存的真实反映,生态状况成为生业经济与气候之间联系的纽带。

如图4-A和4-B两曲线所示,以大溪文化为代表的三峡地区古文化发展高潮期,代表遗址出土工具,无论是总数还是各类型工具数量都呈现显著的峰值域。主要是砍伐和木材加工工具,其次是渔猎取食工具,甚至农业工具也呈现出一个小的峰值。古文化高潮与出土工具数量高峰值匹配,表明这一时段研究区处于人类活动的活跃期和古文化创造力的上升阶段,从考古遗址器物内涵上也证明了这一点[20-23]。如大溪遗址[20,24]、中堡岛遗址[25-26]等,其出土农业工具不仅类型多,数量大,材料多样,而且器形规整,趋向定型,充分说明生业经济构成中种植业所占据的重要地位。然而,自5 000 BP前后古文化开始衰落时起,代表遗址出土工具总数及各类型工具数量随文化衰落同时出现大幅度减少。其中出土农业工具直到3 000 BP前数量上不增反减,即使从百分含量上看,也几乎没有什么变化,显示农业活动呈现出停滞状态。从出土工具构成的百分含量曲线上看,变化大的是砍伐和木材加工工具以及渔猎取食工具,但两者变化趋势呈现出一定的反相关特征。砍伐和木材加工工具在新石器晚期至夏商早期的较长过渡期内处于高值范围,即4 000 BP前后的一段较长时期,商代后期才出现明显下降;而同期渔猎取食工具的百分含量则在经历了一个微弱下降趋势后于商代后期出现明显反弹,反映渔猎(图5-C反映渔的分量更重于猎)愈加成为重要的生业经济类型。这从另一个侧面也似乎说明陆地生态较前期更趋于退化,再次证实研究区古文化在经历了距今4 000 年前后的降温事件及随后发生的气候快速波动,致使古文化整体上处于长期难以摆脱的衰退境地(不复回到大溪高潮期那种古文化呈现的创造力上升态势)。

图4 长江三峡地区新石器时期以来古文化发展指数曲线(A)、主要遗址出土工具类型构成以及不同工具数量和百分比含量曲线(B)、中坝遗址地层主要动物骨骼在同期地层中所占比例变化曲线(C)和主要动物骨骼占动物总数比例在不同阶段的变化曲线(D)

2.3 古文化及生业经济因应自然变化的调适

上述温度曲线和文化指数曲线的对应关系,反映研究区古文化衰退现象发生在区域气候由稳定向不稳定的转型过程中(图2)。研究区原先经济结构中具有明显农业构成特征的古文化因此衰退到低谷,以致对大溪文化有一定继承性的早期屈家岭文化全面退出本区,使研究区东部(巫山以东)在距今5 000年后的一段时间里几乎形成文化“真空”现象[27]。相较而言,研究区西部(巫山以西)始终以渔猎-采集占据绝对优势[28-31]的古文化因气候转型所受到的打击则远不如东部地区明显,这不能不说区域古文化经济构成的差异在面对同样的气候转型时确实产生了不同的适应状态及后果。图3中作为生态状况代用指标的孢粉浓度变化,随气温波动而同步变化。令人惊奇的是,作为生业经济代用指标的遗址地层主要动物骨骼百分含量的对应变化,几乎完全随气温及生态变化(生物资源的丰度变化)而变化,揭示出古文化依赖野生渔猎经济的真实状况。也就是说,自5 000 BP前后研究区东部古文化首先衰退以来,及至4 000 BP后研究区发生全面衰退,原本虽不占优但明显含农业经济成分的区域古文化经此衰退,其农业经济成分几乎彻底消退且长期不见起色,反而其渔猎经济至3 500 BP前后却似乎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图4-B和4-C)。可以认为,在衰退后的很长时间里,研究区古文化始终没有再次回到如大溪文化期那样的兴盛状态,出土器物中从事农业耕作的石器极为少见,而以渔猎为主的生业经济构成模式长期居于主导地位,这种状况甚至从历史时期的商周一直延续到明代[32]。

为探究区域古文化衰退过程的内在关系,我们有必要对其衰退的绝对性和相对性进行分析讨论。首先,衰退的绝对性或“绝对性衰退”,是指伴随气候转型过程,研究区同时出现下列现象:遗址数量显著减少(人口下降)、遗址分布范围缩小或退到区域外、区域经济构成模式中农业成分近乎消失(渔猎成分占据绝对优势)等。其次,关于衰退的相对性或“相对性衰退”,应从两个方面来理解:①研究区古文化与同期东部各主要区域古文化相比,那种大暖期背景下大溪文化鼎盛阶段所表现出的不逊于东部同期古文化的发展水平,在气候转型过程中却发生了文化内涵上的退化现象,具体表现如耕作业从经济结构中淡出,大量使用非农业性的石器和骨器工具,对石器工具的加工粗糙且改进缓慢等[28-31],但说到底,这种横向比较性衰退实则是由绝对性衰退造成的。②从纵向演变过程看,古文化绝对性衰退中伴随着局部文化内涵的进步意义,即包含着进步成分的文化衰退现象,具有研究区古文化演变的独特意义。例如:研究区3 500 BP后渔猎经济在古文化经济构成中的凸显地位一方面与古文化的直接衰退有关,另一方面则通过改进渔猎工具质量及发明新的渔猎方法等[29-30],古文化通过主动调适以适应气候转型状况下的区域生境和资源状况,其进步意义又是显而易见的。但终究因三峡地区整体自然综合条件对早期人类活动的束缚,限制了本区古文化不能遵循一如东部平原区古文化相似的发展轨迹。然而,研究区几乎同时出现并发展起来的盐业活动及其逐渐兴起的具有贸易意义的盐业经济现象[3,33-36],却出人意料地几乎完全具备了绝对进步的意义,但它显然与本区特殊地质盐矿条件相联系,其古文化调适的主动性和对环境的感知水平显著高于上述“改进渔猎工具质量及发明新的渔猎方法”。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盐业开发利用中,古先民逐步认识到根据汛期水位变化来安排季节性的盐业生产活动(如中坝遗址反映的盐业活动[37-38]的认知和应对能力,是置于特定时空背景下的古文化通过深化环境感知能力并进而主动调适自我以适应特定区域自然环境及其变化的直接证据)。就研究区而言,上述表现与其说是古文化的调适进步现象,还不如说是古文化为适应环境而采取的主动转型现象,即由含一定农业成分的渔猎-农耕经济模式转型为以渔猎占绝对优势的经济模式,再转型为具有特定区域意义的渔猎-盐业经济模式的演变过程。

长江三峡地区这一时段的古文化环境感知和调适能力,是当时人类认知能力与自然环境调和的产物。经济构成模式随气候变化而转型反映出当时古文化具备了选择能力,经济活动方式的变化和拓展反映古文化演变的道路选择。这种古文化演变的退中有进、退中有转,总体上依然体现的是人的能动性的发展,但文化上显然烙有鲜明的对地方自然环境的适应性特征。至于古文化最初衰退那致命一击(或许并不存在),究竟是因为一次异常洪水(洪灾期),还是由于气候波动频率加快或显著降温摧毁了脆弱的原始农业?谁更关键?对此作出明确判断并非易事。我们知道,季风不稳定性增强可能直接导致我国季风区水旱灾害事件频度提高和量级增大,东亚季风转型是季风不稳定性的成因背景,季风不稳定性则是东亚季风转型的标志或体现,异常洪水本身就是气候转型下的产物。有证据表明本区早期农业受到严重冲击,洪水是影响因素之一[15,39]。然而,如以本区早期古文化对古洪水和自然资源的感知能力看,与气候转型所带来的影响相比,洪水事件尤其大洪水事件显得比较孤立。它是否能使农业成分从经济构成中清除(尽管可暂时淹没耕作土地甚至居住面,但区域内山川比邻,通常规避洪水不至伤害性命是容易办到的;且洪水高水位维持时间短暂,水位下降后的落淤或两侧山坡被坡面流水带下的碎屑物未必不是更好的原始耕作土),使古文化长期处于衰退过程(这与泛滥平原发生异常洪水带来的后果截然不同[39-40]),实在令人怀疑。然而,气候不稳定或降温事件直接导致耕作土地生产量的严重下降(歉收或绝收)则与异常洪水的暂时性不同,它往往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以当时生产力水平,一旦分配在土地耕作上的劳力所获得的食物供应量明显低于他们通过渔猎等其他渠道获取的食物供应量(必然存在边际食物供应量),即无法像以往那样维持人群基本食物来源,则先民们必然会放弃耕作,劳动力会不断转向其他经济形式,而渔猎方式是其最便捷也是最传统的选择。

3 结论

本文通过对三峡地区气候、环境背景变化与区域遗址统计数据、典型遗址动物骨骼、出土工具类型和数量等统计数据的综合对比分析,得出以下几点认识:①三峡地区古文化在大溪文化高潮后,于5 000 BP前后开始衰退(东部显著),4 000 BP后全面衰退,该衰退现象发生在区域气候由稳定向不稳定的转型过程中。古文化分别于4 800 BP(东部)、3 800 BP和2 300 BP前后陷入低谷,其中前两次低谷明显受到区域气候-生态因素的影响。②研究区5 000~4 000 BP间表现为气候环境变化的转型过渡期,气候转型中的不稳定性增强,大溪文化期表现突出的原始种植业成分基本从经济构成中退出,渔猎成分在这一过程中占据了绝对优势,生业经济表现出与自然条件的高度依存关系。③在6 000~2 000 BP,研究区生业经济构成由“渔猎-农耕”转型为“渔猎”,继而再转型为“渔猎-盐业”,其古文化内涵总体上有“退中有进”“退中有转”的特征现象。一方面反映古文化环境感知和调适能力的提高,另一方面则仍烙有极为鲜明的地方自然环境适应性特征。

(2015年4月7日收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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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段艳芳)

Reasons of recession, adapt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the ancient culture in the Yangtze Gorges region

SHI Wei①, ZHU Cheng②
①Institute of Urban & Research and Environment, Jiangsu Second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13, China; ②Institute of Oceanology & Geography Sciences,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3, China

After Daxi culture fl owering, the ancient culture in the Yangtze Gorges region showed the recession around 5 kaBP, and full recession around 4 kaBP, which corresponds exactly to the transformation process of regional climate from stability to instability. The instability of climate increased evidently in the process of its transformation. The original planting was essentially out of the regional economy. The composition of fi shing and hunting always occupied the absolute advantage in this period. The subsistence economy showed highly dependent relationship with natural conditions. In general, during 6~2 kaBP, the subsistence economy in the Yangtze Gorges region showed the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from “ fi shing and hunting-farming economic” to “ fi shing and hunting economic”, and to “fishing and hunting-salt industry economic” again. The ancient culture connotation showed the special phenomenon of“progress during recession” and “transition during recession”. All above, on the one hand, re fl ect the progressive of the environmental perception and active adjustment of ancient culture; on the other hand, they also reflect distinctly the cultural identities of local environmental adaptability.

Yangtze Gorges region, climate and environmental change, ancient culture and subsistence economic, recession and adaption

10.3969/j.issn.0253-9608.2016.03.007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371204)、国家科技基础性专项重点项目(2013FY111900)和国家社科重大基金项目(11&ZD183)资助

†通信作者,E-mail: geo_shiwei@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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