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语有言：郡县治，天下安。此言不虚。不过，对于当今中国而言，乡镇一级政府是更为基层的社会柱石，那里直接牵连着八九亿农民丝丝缕缕的命运，那里凸显着高度一体化的权力体制和乡土中国的前尘后世对接的硕大节点，那里传导着国家机器的终端震动，那里回响着现代化大潮的巨大轰鸣。因此，基层乡镇是一个有故事的地方，是一个人性波澜回旋的地方，是一个能够较好地透视当今中国社会生态的切入口，是一个有待重视的小说的生长点。刘醒龙的《政治课》、贾平凹的《带灯》等长篇小说都是近年文坛出现的描绘乡镇基层政治生态的颇有影响的佳作。对于郑局廷而言，关注乡镇基层政治生态，讲述乡镇基层干部的人生故事，透视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变迁，理解当前国人的人性波动，是他小说创作的核心追求。他的中篇小说《顶包》就通过一个乡镇镇长三次为镇党委书记顶包受过的戏剧性经历，鲜活地描绘了乡镇基层政治的脉动，呼唤着国人对权力体制的积极反思。

小说开篇就写到宁阳县城关镇汪河村有近百人到县信访局上访，要求镇里按照合同兑现六年前关于食品工业园的征地补偿款。此时，正当镇党委书记江良平有可能高升，进入县委领导班子，而镇长赵启明又有可能当上书记的微妙时机。如果任由事态扩展，江良平的升迁肯定会受影响，赵启明也将被波及。此前，赵启明已经两次给镇党委书记顶包受处分，错过升任书记之机，一直在镇长位置上待了破纪录的近十年，只能当“老二”，以至于被人嘲笑为“中国好老二”。在处理汪河村信访事件的过程中，赵启明发现了其中藏有更大的政治阴谋。原来，河口镇书记吴远扬也想趁机调入县委领导班子，面临着和江良平的竞争，他便利用江良平的失误，发动汪河村亲朋好友以信访名义去闹事，从而坐收渔利。最终吴远扬和他的妻子周亚倩都没有说动赵启明站在他们一边;出于一时义愤，赵启明再次给江良平书记顶包受处分，让江良平顺利升入县委领导班子，自己则再次留任镇长。不过，最后县委领导了解了事情真相，破例让赵启明进入援疆团，到新疆某地去挂职副县长。他终于迎来了仕途上的云开日出、春暖花开。

赵启明当镇长，三次给镇党委书记顶包受处分，这样的戏剧性经历也许在现实社会中并不多见，但由此折射出的当前中国乡镇基层的政治生态却具有相当的典型性、普遍性。要理解赵启明的三次顶包，首先就要理解他所置身的乡镇基层的政治生态。

那么，这是怎样的政治生态呢？首先，乡镇基层的权力机制是典型的最高领导权力体制。党委书记才是老大，他才拥有大事小情最后的决策权、拍板权;而镇长及其他领导，都只能围绕着党委书记转，例如小说中曾写到江良平书记当初决策搞食品工业园，遭到汪河村人的逼债后又独自决定分期付款等等，都是最高领导独断的表现。赵启明就有这样的感受，“江书记的这一点令赵启明深感佩服。什么事情在他那儿，总是由繁变简，干脆利落。旁人的意见，别人的想法，他一概不听，果敢得如刀切豆腐，利索得如天马行空。佩服之余，他的心里瞬时涌过一阵悲哀，这种体制下的决策，就是一把手说了算，无须请示汇报，不用征求民意。一千五百六十万，就是他的口一张一合的事，那么轻松，那么任性，那么随意。幸喜这笔钱是补给了农民，要是投向了别的地方呢？与会的几位核心成员，无人提出异议，没人表示反对，好像习惯成自然一样。”其实，江良平的这种表现和他个人的性格没有直接关系，更关键的是他背后那种权力运作体制使然。而乡镇的这种权力体制复制的正是上级的权力体制，例如小说中写到的县委里面，往往也是县委书记的权力天下。

其次，乡镇基层领导最主要的精力就放在如何获得及时的升迁、如何获得最高的权力之上。正因为权力体制的在场，拥有最高权力者就拥有一切，而没有最高权力者往往只能卑躬屈膝，所以才会激起那些乡镇权力场的官员纷纷想方设法去追求最高权力。赵启明当了十年镇长，就是想要当镇书记，无非是想获得最高权力，独当一面。对于这些基层官员而言，获取个人的权力才是最重要的，而个人的权力往往来自上级，因此揣摩上级的意图就迫不及待，至于民众的利益和意见完全被置之不理。因此小说曾写到当前乡镇基层的现状，“现在的乡镇，流行着‘两年不提拔，心里有想法、‘三年不挪动，到处去活动、‘四年不进步，就找组织部的说法，在一个职位上能够坚守一届坚持五年就实属不易，何况十年左右。在一个岗位上待久了，被人取笑为‘差生留级，被人讥笑为‘死头憨脑，还有的被人误为‘能力不济，或是‘后台不硬等等。由于挪窝太快流动太频繁，很多人变得心浮气躁急功近利，出现许多短期行为，往往屁股没热窝，人就走了。社会上流传着书记镇长的‘时间表：三分之一在外跑招商，三分之一四处堵上访，三分之一县里请客忙。人都浮在面上，在镇里待的时间就很短，更抽不出工夫沉下心来沉下身子为老百姓做点实事了。”这无疑是非常悲哀的现实。

再次，乡镇基层领导为了升迁，只能不断盲目地追求政绩，和资本无缝对接，肆意扩张，轻视甚至忽视底层人民的基本权益。当前的乡镇基层领导的政绩考核往往看的就是经济发展，因此对于他们而言，招商引资就是最重要的政治任务。权力和资本握手言欢，共同营造GDP的盛世景观。赵启明三次代替镇党委书记顶包受处分，都和招商引资造成的后果有关。第一次在黄林镇，是因为当地书记引入外地老板兴办菜籽油厂，最终老板因为赌博输掉了钱，溜之大吉，欠了当地农民的巨额债务，从而引来民众闹事。第二次在河口镇，也是因为镇书记违法占有基本农田，兴办“马路经济”，结果引来主管部门的稽查。第三次在城关镇，也是因为江良平书记征地建了食品工业园，没有处理好农民的补偿问题。由此可知，乡镇最高官员盲目地追求经济发展的政绩，才是矛盾的集中点。至于河口镇书记吴远扬大搞所谓投资两亿元的机械项目，江良平让“诚凯”老板修改投资额度为两亿元，都是基层官员的浮夸风，最终损害的也是底层人民的基本权益。当赵启明向县委组织部蒋副部长提到他对“诚凯”项目的怀疑时，蒋副部长居然还为江良平辩护，由此可见，上级领导也知道基层的浮夸风，不过为了各自的利益还是能遮掩就遮掩。

理解了小说所展示的乡镇基层的政治生态，我们才可以透彻地理解赵启明的三次顶包。其一，就表层而言，赵启明的三次顶包鲜明地体现出，在既有的乡镇权力体制中，最高权力的拥有者往往只想享受权力的快感，但是不愿承担权力的责任和用错权力的后果。最高权力的拥有者用错权力的后果，往往是让那些权力更小的人，或者无权无势者去承担。无论是在黄林镇，还是在河口镇，抑或是城关镇，赵启明代替三个镇党委书记顶包受过，都是为了让他们能够顺利高升，由他来承担一把手用错权力的后果。导致这种有权者无责、权小者或无权者倒要承担后果的结局，根源恰恰是那种蛮横的权力体制。就权力体制而言，权力拥有者只对上级负责，不对下级负责;寄身其中，拥有最高权力的人自然可以轻而易举地逃避权力的责任或用错权力的后果。颇有意味的是，赵启明三次顶包，最终都是由当地的县委书记、纪委书记最终拍板决定的。也就是说，对于他们而言，让权力小的人承担权力大的人用错权力的后果简直是水到渠成、自然而然之事。这无疑是极大的悲哀。

其二，若从小说所展示的乡镇领导的价值观看来，赵启明的三次顶包暗示出来的是一种极为可悲的价值观。那就是，对于他们而言，拥有权力、追求权力，才是人生的终极价值。他们在乡镇当领导，想的不是如何做好本职工作，不是如何不卑不亢地履行好职责，不是如何服务于当地的广大人民，不是想着如何改善当地的经济、民生等，促使人民能够更好地安居乐业。他们当乡镇领导，首要的就是谋求权力、私欲的满足，因此谋权升职，几乎成为他们职业的唯一动力，成为他们人生的终极目的。他们汲汲于招商引资，最终目的也不是促进当地经济发展、惠及民生，而是谋求自身的升迁政绩。这种价值观、人生观无疑是可悲的功利主义价值观、人生观。这才是小说所展示的乡镇政治生态雾霾化的观念根源所在。如果说像江良平书记、赵启明镇长等汲汲于谋权升职的话，那么对于汪河村、杜湾村村民而言，想要的也无非是从镇政府手中多谋求一点儿征地补偿款而已。这就是整个社会的金钱崇拜、权力崇拜的弥漫性雾霾。

其三，从权力体制导致的道德伦理后果来看，赵启明的三次顶包事件显示了善恶颠倒的混沌状态。虽然小说是以轻喜剧的方式展示赵启明的三次顶包事件，没有呈现出鲜明的社会批判、道德批判色彩。但读者还是可以从中看出，在乡镇、县级基层的权力政治中，那些更富有扩张性的、更野心勃勃的、私欲更泛滥的、拥有更大权力的领导人在开创更大的善的同时，往往也会造成更大的恶，例如黄林镇谢书记间接导致许多农民的血汗钱被骗，河口镇蒋书记直接违法占用基本农田，城关镇江良平书记好大喜功盲目征地扩大食品工业园导致农民失地等等都是显著例子。相对而言，像赵启明这样较为谨慎的乡镇干部，却屡屡被排斥于权力的顶端。赵启明三次顶包中，无论是作为当事人的镇党委书记，还是主管的县委领导，明明都知道事情的原委，但还是让赵启明当了替罪羊。对于他们而言，所谓的是非曲直并不重要，事实真相也不重要，原则也可以弃若敝屣，重要的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摸着石头过河，是与时俱进，是人情考量，是现实利益得失的算计。无论是那些顶包的受益者，还是赵启明这样的顶包受损者，都认可这种是非不分的、高度人情化、高度功利化的权宜之计。这才是最大的悲哀。

因此，赵启明的三次顶包事件，只能发生在权力集中人情化社会里。如果换在民主法制更为健全的社会，这种顶包事件就是不可想象的违法违纪行为。要避免这种顶包事件，也只能建立健全民主与法治，把人治社会变成法治社会，让当前现代的人情化社会蜕变成现代性的契约社会。

理解了赵启明的顶包事件，我们可以再看看赵启明这个人物形象。该小说中，作为乡镇基层干部的赵启明形象塑造得还是比较生动的。相对于那些刚愎自用、大肆集权、浮夸吹嘘的镇党委书记，如江良平等人而言，赵启明这个镇长还是比较具有反思精神的。例如他对江良平的独断专行及一把手的权力体制，就颇有微词。而且他还不是那种表里不一的伪君子式人物，他对上级领导就非常信任。他第一次给黄林镇谢林仿书记顶包受处分后，“他坚信：县委书记能够坐上那个宝座，对于干部不会偏心到哪去。他那么做，肯定有他的政治考量和全盘运筹。何况，自己三十出头，吃点亏受点屈在升迁上打下盹儿算不得什么，今后有的是赶本追击的时间。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吃亏能养德，忍耐能养心。再说啦，上天是公平的，你吃了亏，他会瞅准机会想方设法为你抹平。”由此可以看出，赵启明还是比较忠厚正直的人。后来当他得知原来是吴远扬为了击败竞争对手江良平，才发动他在汪河村的亲戚去大规模信访的，他就非常反感，他认为要升职也应该阳光操作，公平竞争，不能背后搞些小动作。当老同学周亚倩要拉拢他，甚至许诺他升任镇党委书记，他居然慨然拒绝，他说：“不是我绝情绝意，而是我向来只帮光明正大行事磊落之人。如果我助纣为虐，帮那些专在背后搞阴谋诡计之流，岂不污没了我的善良？”这也表明赵启明的人格立场。

不过，说实话，赵启明在本质上和江良平、吴远扬等人没有差别，都是把升职谋求权力当作人生的终极目的的功利之人，只不过是江良平、吴远扬等人可以撕开脸面、大搞阴谋诡计以达到目的，而赵启明却认为应该“阳光操作，公平竞争”而已。最后，当县委领导决定让他到新疆去挂职副县长时，他就说“谢谢领导还记得我。”他眼前发雾，眼角潮湿，有些喜极而泣。这实在还是可悲的表现。因此，说到底，赵启明是不可能对既有的权力体制做出真正有力的反思的，也不可能理解他自身莫名其妙的三次顶包经历。小说曾写到他三次顶包后被人误解、嘲笑时的自我辩解：“当别人都认为你做得不对时，你对你自认为‘正确的决定该打一个大大的问号了。回首自己的三次‘顶包，第一次是无可奈何地顶替，第二次是心甘情愿地接受，第三次是义不容辞地承担。一切似乎是天意注定，让你无法回避难以逃脱。难道我错了吗？我何错之有？”是啊，赵启明三次顶包，何错之有？他三次顶包，让三位书记顺利晋升，只不过自己当了近十年的镇长，没有升职，受了损失，这不是损己利人的奉献精神吗？这不是应该歌颂的美好善行吗？其实，赵启明是看不到自己顶包行为错误的。因为赵启明的顶包行为，表面上看是损己利人，实质上却是在为权力体制中胆大妄为的决策者的失误承担后果，从而使得他们不需要反思自己言行的失误，进而真正损害的是广大人民百姓的合法利益。因此，赵启明的顶包行为，表面上看是一种善行，其实却是权力体制顺利运行的一种润滑剂。如果换个角度看，赵启明的顶包行为，也无非是一种官官相护而已，并不具有多少伦理学意义上善的价值，而且真正损害的必然是绝大多数的人民群众。当然，该小说最终曲终奏雅，写赵启明终于被县委领导看中，到新疆去挂职副县长，也许表明作家本人对既有权力体制和赵启明一样缺乏积极的反思。

最后再简要谈谈该小说的艺术特色。该小说主要围绕着赵启明的第三次顶包事件展开，把他第一次、第二次顶包事件以插叙的方式简要回顾，线索分明，叙事曲折，冲突鲜明，一环紧扣一环，极富阅读的趣味性。而且几个主要人物，如赵启明、江良平、黄秋生等人性格都比较鲜明，富有生活气息。整体上看，《顶包》是一部富有强烈的现实关怀精神、富有艺术魅力和阅读趣味的轻喜剧式的好小说。

作者简介：汪树东，1974年出生，江西上饶人，文学博士，现为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出版学术专著《中国现代文学中的自然精神研究》《生态意识与中国当代文学》《超越的追寻：中国现代文学的价值分析》《黑土文学的人性风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