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 科

《国际歌》汉译研究现状分析

○邓 科

目前，我国针对《国际歌》的研究不在少数，并在方法论上呈现出三种不同的理路：纪念式研究、版本考正式研究以及翻译与文化批评式研究。本文拟对上述三种情况进行描述分析，并对我国目前的《国际歌》及其汉译研究的现状做出反思。

《国际歌》 汉译 研究现状

一、引言

《国际歌》自1920年代译介到我国后一直受到极大的关注，并与20世纪中国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运动的有效地融合在了一起，对大众的生活产生了深远影响。如果不作专门的提示或介绍，普通中国民众甚至很难将其与中国本土创作的革命歌曲区分开来。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学界针对《国际歌》及其汉译的研究不断增多，并逐渐呈现出三种明显不同的研究理路：纪念式研究、版本考正式研究和翻译与文化批评式研究。梳理和描述这种方法论上的分野，必将有助于我国的《国际歌》及其汉译的研究。

二、以纪念为主的《国际歌》研究

在众多的《国际歌》研究当中，数量较多的一类偏向于探讨鲍狄埃和狄盖特的个人背景、《国际歌》的创作过程、歌曲所传递的思想以及歌曲的艺术形式等，其直接目的就是纪念鲍狄埃和狄盖特。这类研究绝大多数都是基于某一种或几种《国际歌》汉译本，而展开的大量的涉及译本互文性和译作副文本的探讨。

值得注意的是，该类研究的研究者在对待《国际歌》的政治立场上保持了惊人的一致。实际上，这些研究不仅完成了纪念鲍狄埃和狄盖特的任务，而且随着时间流逝，他们还为《国际歌》在中国的传播提供了源源不断的阐释和再阐释，这也在某种程度上为这首外国歌曲在中国的长期生存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此外，自20世纪50年代，这种纪念性研究一直在我国有关《国际歌》的研究中占绝对数量。这正好从侧面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以及新中国所代表的政治正确性对文艺领域的影响。因而，这类研究在向我们呈现有关《国际歌》创作和汉译的各种叙事的同时，也更容易得到主流意识形态的接受，《国际歌》因此才能在中国长久不衰。但是，这类研究存在大量重复研究的现象；而且，由于多数研究者无法摆脱语言限制，我国目前的《国际歌》研究大多都还停留在将译本作为原本探讨的“隐形假设”上，因而很难有更大的突破。

三、《国际歌》汉译的版本考证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国内有不少研究着重对国际歌的汉译本进行了深入的描述、分类和文本研究，并对相关译者进行了详细的探讨。比之前一类研究，这种考据式的探讨在《国际歌》的汉译方面更进了一步。它们将歌曲的译本和译者共同置于时空发展的背景下，更加清晰地描述了《国际歌》各汉译本出现及相关译者出现的顺序，并描述了各译本在文本层面的异同。从而也在学界引发了一场有关《国际歌》的“第一个汉译本”和“第一个汉译者”的长期争论。然而，当大量的人力和学术资源长期集中于《国际歌》的版本考究不禁让人开始质疑这种研究状况会不会阻碍人们对这一歌曲的进一步认知。

四、《国际歌》汉译批评研究

《国际歌》汉译本的批评研究肇始于20世纪80年代，其研究数量在20世纪90年代有一定的下滑，然而本世纪初相关的研究又呈现出上升趋势。这类研究的批评对象主要针对早期的《国际歌》汉译本，而其中又以对1962年官方校译本的批评最为激烈。针对官方译本与法语原文不一致问题，20世纪80年代的《国际歌》汉译批评几乎一致呼吁对官方译本进行重译，并出现了多个宣称“忠实”的译本。这也是为何这一时期的《国际歌》汉译本均出现在相关的翻译批评文章中的原因，而这种“评译结合”的方式也在某种程度上为新译本的产生提供了合法性的依据。

不可否认，20世纪80年开始的《国际歌》重译活动的确在字词层面给予了法语原词足够的重视，从而成功地“保持了译本与法语原本之间的距离，有效地反映了后者的独特性”（Bensimon，1990：ix-x）。就这一层面而言，这些译本的确揭示了“真实”的《国际歌》。但问题是，这一研究倾向在二十年后却开始受到质疑，译评者逐渐开始正视官方译本在语言层面出现的“瑕疵”，并将《国际歌》汉译的讨论置于一百多年来中国社会、文化和政治的变革潮流当中（绿原，2000；李放春，2008）。这种变化反映了《国际歌》汉译的复杂性，同时也说明我们有必要将该歌曲汉译的研究放到更为广阔的历史语境当中，考察当中牵涉到的意识形态、互文性、翻译机构和译者认同等因素。

五、《国际歌》汉译研究现状的反思

上述三种研究方式在揭示《国际歌》本来面目及其在中国的传播情况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也推动了我国《国际歌》研究的进展。然而，仔细分析后，笔者却发现这些研究其实存在诸多事实性的错误。这不禁使人追问《国际歌》汉译过程中究竟发生了什么？《国际歌》汉译研究的过程中又发生了什么？

出于各种政治原因，国外有关《国际歌》的研究材料很少进入我国。由于缺乏足够的参考文献，许多有关《国际歌》及其汉译的实时性问题被部分国内研究者的主观臆断所取代，而这些主观推测很可能与真正的事实并不相符。

其次，《国际歌》汉译研究者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法俄汉三种语言文化影响，同时也与其音乐素养有着密切的联系。但众多《国际歌》研究者也不得不承认，并非所有译者或研究者都完全具备以上能力，尤其是在音乐素养方面（沈宝基，1957；伍铁平，1982；张成柱，1988），这一境况至今仍未有大的改观。这多或少地会限制他们的研究视界可能，阻碍他们对《国际歌》及其汉译的整体认知。因而，《国际歌》及其汉译的研究在我国虽是汗牛充栋，却鲜有触及俄语转译的问题，纵然《国际歌》俄译本对于这一歌曲在中国的传播的重要性已经得到了广泛的认可。此外，众多宣称针对《国际歌》原文的研究，尤其是纪念性研究，其实又大都是基于其汉语官方译本而展开的。这一方面体现了在我国《国际歌》汉译本在其合法性上基本上具有了与法语原本同等的地位，而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学界对该歌曲原本和译本的混淆，从而也不可避免地限制了其解释力。

再次，上述的研究方式大都以原文为中心展开。其结果是，大量的研究集中在《国际歌》歌词汉译的语言或文学特征或文本层面。它们或以《国际歌》法语原本为参照，对早期译本的“误译”展开大量的批评；或止步于对这些译本单纯地描述和文本考究。然而，这些研究却未能有效地将《国际歌》作为一首革命歌曲来考察，关注歌曲翻译的特性以及歌曲翻译过程中译词配曲的问题。虽然诸多研究者详细考察了《国际歌》早期汉译本中的误译情况，也加入相关的争论当中，但却鲜有人关注这些误译和论战背后可能存在的社会政治根源。

六、结语

以上因素都阻碍了大众对《国际歌》的认知，同时也直接造成了大量的重复研究。而且出于各种认知和政治因素，《国际歌》长期在国内译者和研究面前都只能是一个“静默”的文本，展现在公众面前的《国际歌》及其汉译的研究成果通常是以诗歌或普通文学文本的形式的出现的。《国际歌》在这里也就失去了其作为歌曲的音乐和艺术特性，因而无法显现其全貌。正因如此，我们有必要对《国际歌》的汉译和配曲问题进行从新审视，尽可能客观地描述其汉译和传播过程，关注歌曲及其汉译与各种社会政治因素间的复杂关系。

［1］Bensimon，Paul.Présentation［J］.Palimpsestes，1990，（4）：ix-xiii.

［2］李放春.从les damnés到“受苦人”：《国际歌》首句汉译的历史演变［J］.开放时代，2008，（4）：32-47.

［3］绿原.《国际歌》集中文本的比较［J］.随笔，2000，（1）：136-144.

［4］沈宝基.巴黎公社诗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

［5］伍铁平.《国际歌》注释和研究［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2.

［6］张成柱.《国际歌》的汉译问题［J］.外语教学，1982，（4）：82-87.

（邓科 四川绵阳 西南科大学外国语学院 621000）

本文受四川外国语言文学研究中心项目“话语冲突中的《国际歌》汉译”［项目编号SCWY15-06］的资助，在此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