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洲

（湖北文理学院管理学院，湖北襄阳441053）



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障碍厘清及破解对策分析

□张文洲

（湖北文理学院管理学院，湖北襄阳441053）

［摘要］无论是中央要求还是民生所需，京津冀区域协作发展已成为中国当前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模式之一。作为中国北方的经济增长极之一，京津冀地区已经进入了区域合作的深入发展阶段。但是随着当今全球化发展不断深入，该地区的协调发展仍然存在着众多问题和困难。本文对当前的京津冀区域合作基础进行了分析，并在多层次探究了京津冀协同发展所遇到的障碍和问题，从理论和实践的基础上探讨协同合作发展模式和实现渠道，进而促进该区域高效、科学、持续的一体化发展。

［关键词］京津冀；核心城市网；协同发展；障碍；对策

［DOI编号］10.14180/j.cnki.1004-0544.2016.03.020

习近平主席曾在京津冀协同发展工作会议中指出：“京津冀地缘相接、人缘相亲，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历史渊源深厚、交往半径相宜，完全能够相互融合、协同发展。”随后，李克强总理也进一步提出了“加强京津冀地区经济协作”的要求。无论是中央要求还是民生所需，京津冀区域协作发展已成为中国当前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模式之一。

1　京津冀服务贸易协同发展所具备的现实条件分析

京津冀作为北方地区的发展增长极，协同发展已成为三地求发展、谋共赢的题中之义。本文主要借鉴了社会经济发展学中的增长极理论、梯度开发理论和区域分工理论对京津冀地区发展的理论基础进行了探讨，对京津冀如何充分利用区域内资源、人力、交通等资源提供了理论支持和启示。

1.1增长极理论：北京的极化效应影响京津冀整体发展

“增长极理论”由物理学“磁极”概念引申而来，是由法国经济学家弗朗索瓦·佩鲁于20世纪50年代提出的经济发展概念，指特定城市影响周边聚集的社会经济客体。此类特定城市作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极点和中心点，能够产生经济发展的向心力，在辐射周边地区的同时，还能够有效地带动区域整体经济的高速发展。与此同时，周边城市也将产生离心力，与中心城市相互排斥，从而引发回流效应。向心力和离心力的产生都会在区域范围内构成磁场，从而影响该地区的整体经济发展能力和水平。

佩鲁的“增长极理论”恰好成为京津冀区域成员之间协同发展过程中共同适用的理论原则。无论是经济发展水平还是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北京相对于同区域的其他城市和省份都有着明显的优势，并构成了极化效应。［1］从整体上来看，天津市作为京津冀地区成员之一，其发展质量和发展水平都仅次于北京，但是对河北省的带动、扩散和辐射力量仍然相对薄弱。因而，河北省要实现与京津地区的协同发展，就必须要充分运用“增长极理论”，有效利用北京和天津的资金、人力、科技等资源，带动自身落后地区经济的发展。

1.2比较优势理论和区域分工理论：京津冀成员的自身定位

作为国际贸易理论的重要内容之一，比较优势理论主要指天生条件差异对贸易的影响。比较优势理论可有效地推演出区域分工理论对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合理依据。所谓“区域分工”指的是区域分工通过外部和内部等不同因素来确认经济主体的定位方法。在实现经济利益实现的过程中，区域经济合作的成员应当明确自身定位，发挥自身优势，采用相互支持、合理分工的协同合作方式。通过对经济行为产生的根源和地区之间基础条件等的区分，区域分工理论能够为京津冀地区协同发展找到有效的理论支持。

北京作为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集中了金融、地产、通讯等大量的高新技术产业。与此同时，在传统服务行业方面，天津市与河北省都在劳动力、自然资源等方面有着鲜明优势，为北京地区提供了良好的人力支持和资源保障。京津冀三地为了谋求协同发展，就必须形成有效的合作与分工，取长补短、扬长避短，增强京津冀协同发展观念，充分发挥自身优势，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提供有力支持。

1.3梯度发展理论：促进京津冀地区协调发展

以美国哈佛大学弗农教授为代表的经济学家最早提出了梯度开发理论。该理论在结合区域发展的实践经验之后，逐步衍生出了对区域经济合理的开发次序等研究。梯度开发理论主要指的是以经济发展次序为主要研究对象，在促进高梯度地区发展的过程中，将高梯度地区的优势进行输出和转发，推动该地区的其他区域也能够获得经济发展的高度支持，从而带动整体区域的快速发展。在经济梯度中，产业梯度已经成为国家、地区发展梯度决定性的关键因素之一。

由于技术差距、历史条件、产业分工等原因，京津冀地区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因此，梯度发展理论也适用于该地区的经济发展模式。由于河北省的产业梯度明显低于北京市和天津市，因此，北京市和天津市在发展过程中把握自身产业层次的特点，抓住自身区域的内在要求，循序渐进、逐步辐射，共同带动河北省的产业结构升级，促进地区内产业的经济水平的提升。［2］根据以上协同合作的理论分析，我们对如何促进京津冀地区协调发展、如何建立有序竞争、互利共赢的经济发展模式有着明确的认识，并从总体上对建立协调发展机制有了较为健全的理论认知。

2　京津冀区域产业结构发展的现状及障碍

京津冀地区协同发展的话题由来已久。随着信息经济的发展和交通基础设施的完善，京津冀一体化模式愈发成为了人们关注的焦点。2014年两会期间，习近平主席就将“京津冀协同发展”作为重要的议题，并就如何认识和推动“三地协同发展”进行了交流和研讨。拥有1亿多人口的京津冀地区地缘相近、文化一脉、历史悠久，为协同发展和相互融合奠定了良好基础。［3］但是受到政策条件、历史原因、财政困境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京津冀协同发展也面临着众多的障碍和困境。

2.1北京市经济发展现状和障碍厘清

近年来，通过不断地产业结构升级和优化，京津冀地区已经进入了区域发展的崭新阶段，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已成为了当前北方经济发展的标杆区域，推动京津冀地区的经济实力得到了显著提高。

北京市作为我国的政治和文化中心，在京津冀地区的核心地位是毋庸置疑的。例如，北京市地区的生产总值在2000年——2010年之间共增长了11 310.4亿元，其增长比例较2000年年初提升了近5倍。在带动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的同时，北京还有效地促进了自身产业结构的升级，极大地发挥了本地的资源优势，提升了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水平。

然而，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产业层次多元化的产生，各类“大城市病”也在北京市逐步蔓延。并成为了阻碍北京城市发展的重要障碍。从2000年到2010年，北京在这十一年的时间内吸收了大量的外来人口，其城市净增人口达到近1 000万。与此同时，城市人口的迅速攀升也带来了当地房价快速攀升、交通拥堵状况日趋严重、环境质量急剧下降、重工业污染日渐加剧等。如果北京市民生支出、公共资源分配、城市各阶层和谐相处等方面存在问题，最终将影响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因此，京津冀地区协同发展则成为了北京市谋求自身发展的重要战略之一。

2.2天津市经济发展现状和障碍厘清

作为京津冀地区主要力量之一，天津市属于第二经济中心，拥有着优良的客观发展条件。从2000年到2010年，天津市经济总额增长了8 000多亿、比2010年年初提升了近5倍。天津不仅仅拥有着与北京相近的地缘条件和历史优势，更有着得天独厚的现代化港口。天津滨海新区目前已成为了全国经济发展的模范地区，在京津冀地区协同发展的过程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天津利用自身地理优势采用“区港联动”的发展模式，建立国际配送、采购、中转、贸易等现代物流模式，极大地促进了当地产业结构的优化。另外，天津拥有东西交融的历史文化，有着良好的休闲旅游资源，为旅游、文化、教育等新兴产业的发展提供了优良的条件。由此可见，当前天津已形成了新型服务业与传统产业齐头并进的发展模式。

然而，与北京相比，天津的经济发展模式仍然略显不足。第二产业仍是天津目前的主要发展产业，年均增长能够高达50％以上，是该地区生产贡献最多的产业。天津市的第三产业比重相对较低，产业结构优化不彻底、资源整合水平相对降低，将极大地影响天津市的可持续发展。

2.3河北省经济发展现状和障碍厘清

河北省是京津冀地区自然资源最为丰富的成员之一，坐拥丰富的资源和良好的地域条件，拥有大批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的产业，以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为主。自2000年至2010年，河北省的国民生产总值每年提升约36％，十年间经济总额翻了近3倍，对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尽管在经济生产总额增长方面获得了骄人的成就，但是其第二产业的生产技术水平有待提高，与北京市和天津市仍然存在着十分明显的差距。［4］

自2011年以来，河北省已对省内城市进行了有效地规划，部署了“两区一带”的发展模式，培育了五个升级示范园、两个升级服务贸易示范城市，有效地提升了当地产业结构的优化和调整。但囿于历史条件、科技水平、人才引进等原因，粗放式的经济增长方式、不合理的产业结构目前仍然存在，成为河北省经济发展的主要问题，并对其省内的产业升级、区域合作等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2.4京津冀区域产业协同发展现状和障碍厘清

当前，京津冀区域主要指的是首都经济圈内的“2+ 8城市体系”，即北京市、天津市以及河北主要中心城市所共同组成的城市圈层。其中，河北省主要包括秦皇岛、保定、承德、廊坊、张家口、沧州、唐山、石家庄等8个城市。3个区域、10个城市之间相互协作、功能互补，共生共赢，共同发展。但是，由于关乎多方的利益诉求，京津冀地区很多深层次的合作和协助仍然没有高效地进行，众多问题尚未有效的解决。［5］

首先，财政问题是影响京津冀地区协同发展的核心问题。早在2008年奥运会期间，北京的首钢集团就整体搬往了河北省唐山市的曹妃甸，然而这在很大程度上都影响到北京经济功能的剥离。在财政税收主体剥离之后，如何保证北京地区的财政收入、避免影响民生支出，成为了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中的核心问题。

其次，交通网络是影响京津冀地区协同发展的必要条件。由于北京与周边地区的交通网络尚未完善，联系能力相对薄弱，未能对周边地区起到充分的带动作用。京津冀地区的铁路与公路网络是以中心城市为核心，呈放射状分布。这样就会导致铁路运输等的内外交流都必须要经过天津或北京，造成该路段压力过大，影响协作效率。另外，由于分工和协作等问题，京津冀地区的网络建设和交通路线不能够充分满足该地区的经济需求，许多重要的城市和交通枢纽之间仍然存在着联系不便等问题。

再者，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存在明显差异。河北省尽管在经济总量上明显超过了北京和天津，但是其经济发展仍以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为主。其中，河北省的第二产业仍以粗放式的运营模式为主，导致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等现象的产生，极大地影响该地区经济持续、健康地发展。

3　国外区域发展的借鉴意义：日本东京圈产业协同发展经验

日本东京圈是以东京市区为中心，以八十公里为半径，与神奈川县、东京都、崎玉县、千叶县等四县共同组成的都市圈。东京都市圈的辐射面积高达13 400平方公里，都市圈内的人口占据全国近30％，GDP产量占据全国的1/2以上，城市化水平高达90％。

日本东京圈的布局属于分散型互联网结构，其围绕着日本东京都，建立了功能互补、定位独特的城市圈层；各个城市圈层通过便捷的交通和网络连接在一起，强化环状交流模式，最终达到整个区域圈层的协调统一。［6］

3.1建立协调统一的区域管理机构

成立于1950年的统一区域管理机构（后改名为“都市圈整备委员会”）已成为了日本东京圈的决策和协商平台，在规划过程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东京圈区域管理机构委员会主要由学术界代表、东京都议会议员、东京都知事、参议院议员、众议院议员、建设大臣以及下部的事务局等共同组成。在协调管理的过程中，管理机构主要负责制定区域项目规划、提供政策性意见、联合地方团体、中央政府等职责，促进了东京都市圈区域内的统一协调管理，使得区域内成员之间有了统一的领导机构，有效地促进日本都市圈区域内部经济的有序发展。

3.2建立完善发达的城市交互网

为了有效解决区域内成员发展不均衡的问题，日本政府出台了一系列针对交通、通讯、居住等项目的系统规划。日本政府于1986年推出了《第四次都市圈基本规划》，致力于将东京打造成多元化、多圈层、多中心的区域，其中大阪、横滨等14个城市被设定为业务核心城市。东京圈内的业务核心城市不仅仅能够吸收周边优质的资源，而且能够将自身的城市功能向周边城市扩散，引导区域快速发展。随后，日本政府又提出了大量的都市规划提案，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交通体系和通讯基础设施建设，构成了发达的城市交互网，实现了东京圈内的区域空间智能重组。

3.3建立完善的法律保障体系

与时俱进、不断完善的法律保障体系是日本都市圈规划及发展成功的重要保证之一。1950年，日本政府制订了有关东京圈发展的第一部立法——《都市建设法》，该法律在保证都市圈发展措施顺利实施等方面提供了重要保证。另外，日本政府之后还相继制定了《都市圈整备法》（1956年）、《都市圈市街地开发区域整备法》（1958年）等法律条文，在整个日本都市圈规划中奠定的良好基础。

4　京津冀服务贸易协同发展的实现路径

通过对京津冀地区的发展现状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其在协调发展的进程中仍然存在着一系列的问题。因此，京津冀区域的成员之间应当对自身有着明确的定位，充分发挥自身的产业优势，优化整合资源，实现多方的互利共赢。与此同时，国家应当加强对该区域的法律、行政和财政支持。

4.1京津冀区域成员定位，完善核心城市网建设

明确区域成员的产业定位是保证区域内产业协调发展的重要保证。然而每个城市的定位并不是随意划分的，它都是根据自身的历史条件和物质基础来决定的。

北京市作为最重要的政治文化中心和高新产业聚集地，其经济功能方面在全国都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北京应当重点发展新型房地产产业、信息技术、金融信贷等附加值较高的产业，并让此类第三产业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占据支柱性的地位。而对于重工业等第二产业，北京则应当进行有计划地迁移，逐渐改变传统的重工业基地地位，进一步加强民生基础建设和环境污染整顿。［7］

作为华北地区重要的现代化制造业基地和港口，天津市的第二产业等制造业仍然在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起着中流砥柱的作用，并且对周边城市的辐射和扩撒效果相当明显。一方面，天津应当有序的吸纳北京地区的制造业工厂，如2008年搬迁的首钢等。其次，天津还应当充分利用河北省的自然资源，带动河北地区制造业在技术提升、人力管理等方面的迅速提升。

与京津二市地缘相近的河北省是产粮大省，第一产业在其经济发展过程中仍然占据着相当大的比例。因此，河北省可以作为京津地区的供粮产地，为天津和北京的发展提供坚实的物质保障。与此同时，河北省必须吸收京津二地的优势资源，提升自身产业结构，运用自身的自然资源、历史文化等发展旅游业、新型环保农业等。

随着信息技术革命的深入发展和民众观念的提升，城市区域发展的主导方向主要以“集约智慧”、“绿色环保”为主，从而打破原有的高能耗、重污染等传统发展模式。京津冀地区发展也不例外。在谋求区域全面发展的过程中，应着力打造“都市整体区域化”和“都市核心紧凑化”，在以北京为中心的过程中，将天津、唐山等城市设定为多业务功能城市。同时，也可以将承德等城市作为主要的生态城市，将其作为生态农业的集中地、京津地区的水源供应地等。

4.2不断完善法律体系，增强协同发展理念

要保证区域发展的相关政策能够得到有效地落实，那么完善的法律体系则必不可少。一方面，完善的区域法律体系有助于打破行政方面带来的限制，保证具备指导功能的统一行政机构能够快速推进政策。另一方面，完善的法律体系还有利于加强政策落实的监督，促进我国法律体系在总体上得以完善，打破地域保护、行业垄断，激活市场经济，建立公平公正的竞争体系。

“肥水不流外人田”、“一亩三分地”、“我的地盘我做主”等思想障碍是阻碍京津冀地区协同发展的因素之一。产生这些障碍主要是由于思想障碍、利益牵绊、行政壁垒等固有问题。目前，京津冀的主要成员仍然是独立的行政区域。虽然，我们暂时不能够像日本一样建立统一的管理机构，但是在制定发展战略的过程中，我们首先要把区域整体利益作为主要的发展目标，处理好区域整体与成员自身之间的利益关系。

另外，加强自身物流交通等硬件设施建设已经成为了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物质基础。近年来，以北京和天津为主轴，以石家庄、秦皇岛为两翼的综合发展运输体系已经基本完成；陆路、水运、航空等多种运输方式已经在京津冀运输体系中基本形成。在未来的协同发展过程中，京津冀地区应当对各类交通体系进行合理衔接、综合布局，促进各地成员之间协同发展。

综上所述，以服务业等第三产业为主的中国城市群在经济全球化、信息化、城市化交织的当代社会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并成为了中国主要的经济发展拉动增长方式之一，并有效地促进了全球化背景下经济社会的蓬勃发展。但是，由于城市之间规模、等级和发展水平各不相同，从总体看来京津冀地区仍然存在着发展失衡和分工匮乏等问题。在新的国际经济背景之下，京津冀要积极寻找密切合作的切入点和结合点，抓住社会发展的机遇，促使地区区域合作进入快速、健康、持续的实质性发展阶段。

参考文献：

［1］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课题组.支持中原经济区建设的财税政策研究［J］.经济研究参考，2011，43，2-11.

［2］曾鹏，陈芬.我国十大城市群等级规模结构特征比较研究［J］.科技进步与对策，2013，（2）：1-5.

［3］习近平.弘扬丝路精神深化中阿合作——在中阿合作论坛第六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4-06-06（2）.

［4］马春梅.河北服务贸易发展的重点与实现方式研究［J］.经济论坛，2008，（22）:19-22.

［5］张爱珠.京津冀联合发展对外贸易及国际经济合作的对策建议［J］.理论与现代化，1995，（12）:18-20.

［6］赵儒煜，冯建超，邵昱晔.日本都市圈城市功能分类与空间组织结构［J］.现代日本经济，2009，（4）:28-31.

［7］夏维力，李博.群效应——从产业集群到区域［M］.西安：西北工业大学出版社，2007.48-63.

责任编辑许巍

作者简介：张文洲（1972—），男，湖北竹山人，湖北文理学院管理学院副教授。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16）03-0112-04